〔作者按：《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于2011年8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发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内容只能割舍。这里，作者将其中涉及“破四旧”的部分内容整理为一篇专题文章予以发表，作为对《心路》一书的一点补充。由于本文属于节录，独立成文难免有内容上的缺失及逻辑上的不周全，特别关于红卫兵们为何会参与其中及其所应承担的责任等没有涉及，请参阅《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敬请读者谅解。〕
破四旧是文革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当前的众多研究和社会上对此事的认识大多是把它归咎于红卫兵们的残暴。这固然是事物的表象，然而将这种震撼社会、惨无人道的“运动”仅仅聚焦于当年13－19岁的中学生，对于我们深入反思这段历史显然是肤浅的，甚至是一种偏差。其道理本文不展开论述，可参见《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的有关章节。
本文认为，对破四旧需要分析一下其为何成为红卫兵运动乃至文革初期的爆发点？以及在一个成年人主导的社会中，它怎么会成为一种现实？
破四旧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十六条”中所说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是所谓四旧的载体——“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者说，破四旧的开端主要是针对前一对象，以砸招牌、剪发型、改路名等为主；但是马上就转向了后者，以抄家、打人、遣返为主要内容。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太多的内在联系和共性，但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转换对象、并以如此之猛烈的程度展开呢？这也是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本文在破四旧后一对象的概念上，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些初步的分析。
一、破四旧是保卫毛主席和净化北京城的延续
文革之前，毛泽东自1965年10月即离开北京，一直以杭州为基地巡视流连，流连于江南而拒绝返回北京。甚至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也并未出席。从表面看，这很不正常，政治局讨论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此重大的问题，主席居然不参加会议。这从程序上和内容上都令人不解。以前的论者大多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欲擒故纵，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布局或者是一种策略。根据现在的资料看来，他更多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毛泽东后来对外国友人说：公开发表改组北京市委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林彪讲话则谈到：这次彭真的问题出来后，毛主席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可以这样说，“文革”发动前夕，毛泽东对党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为确保安全，他进行了缜密的布置。在毛泽东授意下，周恩来成立并亲自主持了密级甚高的“首都工作组”，甚至林彪、江青都未能参予。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下设七个小组：其任务分别是：一、除了调动前面提到的两个步兵师作为北京卫戍部队外，负责其它警卫部队的配置和调动；二、负责社会治安；三、清查民间的枪支弹药；四、清查敌特和私人电台；五、清查清理社会人口；六、加强看守和监督监狱服刑人员和劳教人员；七、外事保卫和清查华侨。〔1〕可以看出，这个工作组的重点是将北京市过滤成一个“纯净”的城市，以保卫毛泽东和文革指挥中心的安全。除第一项外，这个组织的工作载体主要是与各级公安机构和街道委员会相结合。
在这种布局下，文革中北京的第一批遣返是在1966年5月，而非始自于破四旧。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当月，就立即“动员”了一批“四类分子”去新疆等地。周恩来是这样讲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总要把地富反坏弄走。”〔2〕天津市公安局也曾在1966年7月，计划将原籍河北的四类分子4500多人遣返回乡，监督改造。〔3〕北京破四旧中的遣返，现在无从考证最早出现的具体事例及其背景。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红卫兵成立之前，北京的遣返已经启动。遣返的做法并非是红卫兵们想出来的点子，它是与“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方针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对此曾提出意见，于是这一工作在6月中旬告一段落。周恩来也承认“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但是这项工作并未终止。
还有论者指出：遣返地富反坏右的问题，与所谓净化北京城的大政策是相关联的，北京市在彭真主政期间就有过“净化北京城”的计划。〔4〕当然，这是指“文革”前的阶级净化而非环境净化。但是，和红卫兵的抄家遣返直接相关的，是出自于保卫毛主席的需要而产生的“首都工作组”。也就是说，北京对“四类分子”的遣返是文革前就已经确定并正在执行的政策。
根据一位当事人回忆：“对社会人口的清查、清理工作，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不知伤害了多少人，不知使多少人陷入了无边的苦海，甚至遭遇灭顶之灾。这个灾难也不都是‘首都工作组’造成的，按当时规定的政策，第一步是清查，第二步是通过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委员会，说服、动员其迁出北京。但是，这项工作很快就被‘红卫兵’冲乱了，他们根本不讲什么政策，统统先揪出来批斗，然后赶出北京。”〔5〕
可以说，红卫兵兴起后，自然而然地将破四旧与首都工作组的任务衔接起来。这是因为，上述的七项工作，其中的第3、4、7项是属于内部掌控的，在当时法律框架尚未被完全破坏的情况下，政府机构无权随意搜查嫌疑者的住所。而红卫兵们的身份却可以让这三项任务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了。第2、6项任务实际上也转交给了红卫兵去执行，所以出现后来的“打流氓”。而第5项任务更成为了抄家、打人、遣返的依据。
从这个历史逻辑出发来认识破四旧，就接近了历史的真实。当然，现在还看不到有档案文字表述的这一工作上的“衔接”。实际上，红卫兵们的抄家除了一少部分是红卫兵们自发地寻找对象外，多数是在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委员会的引导下发生的。
二、国家机器的怂恿和纵容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在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根正苗红的公安干警特别是那些“片警”们，衡量其工作的第一标准显然是对保卫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和高度责任感。他们也巴不得使自己的辖区“纯之又纯”。谢富治为首的公安系统领导人很快指示他们，要积极配合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因此，大多数公安干警们主观上是欢迎破四旧的，甚至可以说红卫兵们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们的工作。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仅仅是配合了，而是主动地引导着红卫兵们的行动。于是，抄家、打人就大规模地出现于天子脚下的京城了。
一些红卫兵当事人对破四旧的回忆中，大多数人都提到了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的恶劣作用。举几个事例说明：
一位访谈者说：我很熟悉的一个北京的红卫兵，他们到上海串连时，抄家并打死了一个老华侨。这件事当时在上海很轰动。实际上这是当地的一个派出所所长，还有一个里弄的居委会主任，老想整一个老华侨。但华侨的身份特殊，他们整不了，就利用北京红卫兵不了解当地情况，介绍说这个人是老资本家，还死不承认。结果，这些北京的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就抄家打人。老华侨是在东南亚割橡胶的工人，回国用毕生的积蓄买了一个房子，养老来了。他很硬，死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当然他根本就不是。最后，就这么被打死了。后来在江湾体育场斗争了打死人的红卫兵。不过在当时政策下，后来还是把他放出来了。〔6〕
另一位访谈者回忆：大概是9月份，抄家风已经过去了，可当地的派出所找上门来说，有一个很有特务嫌疑的人，你们能否把他家给抄了？那时，我们也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就去抄人家。结果发现这家人好像是华侨，而且和总理的关系非常密切。有很多总理写给他的信和他们写给总理的信的底稿，还有和总理的合影。〔7〕
指挥过多次温和抄家的一位访谈者说：当年抄家这些事情全是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搞的，那帮孙子到处给提供名单，说，我们胡同有一个什么什么人，你们去抄啊。这帮人就去抄去了。那时候抄家全是坏人引道，这些学生知道什么呀？〔8〕
即使在老干部层面，对破四旧的态度也是欣赏的。叶剑英曾讲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16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9〕这表现了党内高层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认识。
另一方面，文革发动后，大多数老干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不仅政治上安全，甚至也是一段时间内，动荡中的各地党政负责干部转移视线、寻求自保的一种做法。他们显然乐于看到红卫兵这股祸水冲向“传统”的阶级敌人，而非《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三、背后的经济动因
在以往对破四旧的研究中，往往还忽略了另一因素，即隐藏很深的经济动因。众多警匪片给人们展现了这样一个破案规律，即一个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其主谋或是主要责任者。在历史研究中，这一思路也许同理。
1966底起，大量破四旧中被遣返的人员开始要求返回北京。于是，中共中央在1967年3月18日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颁布的《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该《办法》共10条，规定了10类不准返回北京、就地接受改造的人员。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第6条中的“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资本家在文革中被扩大化为阶级敌人，还多少可以理解。但把“房产主”列入为阶级敌人的概念，也许是首次出现于中共中央文件。按照常理，解放初期大房产主被视为资本家对待，公私合营时其房产早已被改造过了。因此，这里的概念理应是指小房产主、小房产出租者。但是，这批人在建国初确定阶级成分时应当被定为小业主，并不属于阶级敌人的范畴。中共的阶级路线，从来没有将小房产主、小业主作为敌对势力的政策。但是，在这个《办法》中却将其与“地富反坏右”同等待遇。当然，可能为了避免被误解、引申，前面加上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前缀。不过这当中有一个奇怪的逻辑现象。“坚持”意味着以前就“具有”，否则怎么坚持？但是如果他们以前不是阶级敌人，何来的“反动立场”呢？
根据这样一个逻辑，这些房产主如果以前不是阶级敌人，那么其反动立场只能是来自于文化革命之中了，准确地说，就是对待破四旧、抄家和遣返的态度了。第一个问题是，这批人如果不是“黑五类”，为何又会被抄家遣返？合乎情理的看，显然是与当年的住房紧张有关，从而导致对于收取房租、有剥削行为的房产主强行剥夺。第二个问题是，这批人如果不属于“黑五类”，怎样才能让红卫兵抄他们的家并遣返他们呢？这恐怕就应当归功于北京众多的派出所民警、居民委员会以及街道积极分子了。依据当年的理论，出租房屋的小房产主尽管属于轻微的、但依然是一种剥削行为。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没“渣儿”。其余的一切，都是可以依靠三寸不烂之舌解决的了。什么政治态度了、反动言行了、生活腐败了、攻击红五类了……那个时代这些可以信手拈来的理由，实际构成了所谓的“反动立场”了。
另外，《办法》之所以强调了房产主，就说明它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涉及一个批量级的群体。而他们即使在红卫兵的破四旧名单上，也应当属于错划、错抄更是错误遣返的一部分人。而他们却真实地成为了抄家遣返的对象。至于怎样形成了这一现象，就和它自身的可操作性有关了。关键的一点在于：当年的抄家、遣返是没有组织程序的，也不需要审批的，也不是某一学校的某一个组织可以做而别人不能做的，而是所有学校的所有红卫兵组织都可以做的。说得极端点，甚至是三两个有红卫兵袖章的一吆喝，跟上五六个人，就可以完成从打人、刑讯、批斗、抄家及遣返这样一个过程。说明这一点，也就说明了在当时的政治旗号之下实现某种其它经济利益，完全具有可行性。小房产主们遭到这样的打击，“黑五类”们的命运更可想而知。于是，打击面越宽，某些人的潜在利益就越大，这似乎是一种正比关系。当年土改分房、分地、分浮财的经历，对于很多人来说依然记忆犹新。因此，破四旧时对抄家和遣返热情最高的社会群体，恐怕倒并不一定是那些红卫兵了。
这一中央文件的关键还在于强调了这批人遭到遣返并不准返回。但是不让他们回来在道理上又说不过去，于是给他们加了个“坚持反动立场”的帽子。这纯粹是错了也不认账。为何会这样，不难发现某些潜在利益已经转化成为既得利益，背后有着强大的既得利益的支撑。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红八月”之后不久，那些被遣返的住户的房子，都优先分配给了红五类的积极分子，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而北京城区的所谓红五类，其中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基本不会参与到这种分配之中，市区也没有贫下中农，真正得益的是工人家庭和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其它职业者。众所周知，北京从来不是一个工业城市，解放初期产业工人少得可怜。被划入革命依靠力量的“工人”大多是原来的城市贫民，即马克思阶级分析中的流氓无产阶级阶层。这个阶层是产生街道积极分子的主体，也可以说是从“破四旧”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受益群体。另一部分得益者则是陆续改造公检法而调入的大批外地的复转军人和基层干警。在鹊巢鸠占之后，那些被遣返的家庭就无形增加了返回北京的困难。《办法》的政策取向和表现出的经济背景就不言自明了。
甚至在破四旧中被抄来的家具、衣物等生活用品也多在1967年初前后，以极低的价格、以“抓阄”的形式卖给了出身红五类的市民。可以说，抄家、遣返除了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原因外，内在的利益驱动也是构成破四旧迅速扩大成势不应被忽略的因素。但是，红卫兵们的疯狂、愚蠢，则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棍子和日后承担责任的债主。
四、舆论导向是破四旧迅速发展扩大的重要因素。
从《十六条》提出破四旧，要求人们“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倡导“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捧杀中学生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些，显而易见是要把这些多数未成年的孩子推向邪恶。
到了破四旧、打人以至打死人最为猖獗的8月底，《人民日报》8月29日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题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其煽动性极大。其中说到：“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10〕
那一时期，这样的文章、讲话、广播稿比比皆是。直到1966年9月17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从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舆论对红卫兵那种吹捧和狂热达到了何种地步，主导社会的成年人要把红卫兵们引向何处。其中写道：
“现在，全国革命人民争夸红卫兵。
红卫兵的革命首创精神，震动了全世界。
红卫兵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
红卫兵是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红卫兵们说得好：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我们的红卫兵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爱听毛主席的话，最热爱毛泽东思想，他们随身带着《毛主席语录》，把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最高的职责。
千百万红卫兵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们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扫着几千年来堆积起来的垃圾脏物。
红卫兵干了大量的好事，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的革命行动，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使钻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这样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就不能摧毁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社会基础，就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
红卫兵是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新生事物。革命的青少年是无产阶级的未来和希望的象征。革命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新生的力量是无敌的，它一定会在斗争中获得壮大和发展，最后战胜腐朽的力量。因此，我们就是要赞美新事物，歌颂新事物，为新生事物的发展，擂鼓助威，鸣锣开道，高举双手，欢迎新事物。
我们的红卫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建了不朽的功勋。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地赞扬他们的冲天革命精神，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欢呼他们的革命行动。
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真是好得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绩，将永远载入无产阶级的革命史册。”〔11〕
此外，这篇文章还用了大量的篇幅，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学着当年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口吻，驳斥了那种认为红卫兵运动、“破四旧”糟得很的论调：
“对待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革命的阶级认为好得很，而反革命的阶级则认为糟得很。
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拍手欢呼，向红卫兵致以崇高的敬意。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则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红卫兵。他们污蔑红卫兵是‘少年狂热分子’，攻击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是‘违反人类尊严’，是‘破坏社会传统’，等等。
毛主席教导我们，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红卫兵受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起劲的反对，这真是光荣得很。
‘少年狂热分子’。革命的敌人总是极端仇视群众的革命热情，并诬之为‘狂热’。敌人所恨的，正是我们所爱的。革命小将们，不仅要继续保持充沛的革命热情，并且要进一步发扬这种冲天的革命精神。
‘违反人类尊严’。红卫兵无情地鞭挞、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文化，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于是他们大叫：‘违反人类的尊严’。老实说，我们不仅要违反你们的‘尊严’，而且要把你们打倒在地，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破坏社会传统’吗？你们说对了。红卫兵就是要破坏地主资产阶级的传统。革命的小将们，对于封建主义的余毒，资本主义的病菌，修正主义的祸根，就是要扫清、灭绝、斩断。只有彻底破坏了剥削阶级的种种旧传统，才能够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
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红卫兵小将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挖掉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埋在我国的定时炸弹。因此，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感到震惊、恼火和愤恨，这是很自然的。
反动阶级的代言人罗马教皇保罗六世无可奈何地供认，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对他们来说‘是死亡的象征，而不是生命的象征’。不错，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确确实实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最后灭亡的象征。而我们的红卫兵，则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欣欣向荣，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当年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实际已经把对待红卫兵运动、“破四旧”作为了划分革命与否的态度。这不仅代表着中央高层对破四旧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是指导人们行动的准则和号令。这时全面主持《红旗》杂志工作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我们再看看王力今天是怎样解释这个问题的。
五、评王力关于破四旧的辩解
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认为今天人们对毛泽东的态度产生了误解。
他是这样解释的：“破四旧不是毛主席的思想，同毛主席的思想相违背，不一致，不合拍”。“红卫兵搞得天翻地覆的，首先是破四旧的运动。有些历史学家不知道毛主席对破四旧的作法实际态度是什么。据我和毛主席接触中的了解，他是不赞成破四旧的。我也不赞成。我跟陈伯达提过，我说四旧这提法不科学，根据毛主席的思想，不应这样提。这口号很笼统，没有个界限。林彪的报告也提了四旧，但他也没有叫人们对四旧这样搞法。……林彪讲话有这提法，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论中也这样提了。林彪接见红卫兵的讲话号召破四旧，这讲话稿毛主席也看过，当时也不知道会产生这样大的后果。毛主席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集中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搞破四旧这些东西，毛主席对此并没有欣赏。林彪、陈伯达也没有号召这样去搞。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具体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华社提倡这样搞。红卫兵8月20日第一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日报说好得很，新华社作（做）了详细的歌颂性的报道。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对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不满意。但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也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说不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就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这是毛主席的思想。”〔12〕
王力的这段话，引导人们得出的印象是：毛泽东一不赞成破四旧，二反对打人，三打人现象一出现就开始纠正。而且，王力本人也不赞同破四旧，林彪虽然提了破四旧但并没有让人这样做。所以“文革”出现的破四旧、打人和毛主席的思想无关，责任界限可以说划得很清楚。
看了这段话，你很难说王力谈的不是事实。客观地说，王力的话确实反映了问题的一个侧面，但却并非全部；二是这当中王力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一些明显的史实，但又绝非完全造假。这样读下来，不熟悉当年历史的人多会认为他讲得颇有道理，何况这些话出自于毛泽东身边的王力之口呢，因此必然引导读者得出王力希望人们得出的结论。
在这点上，王力不愧为中央级的“文胆”，他写这段话的目的的确达到了。不仅具有浓厚的为尊者讳的色彩，也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但细究起来，王力这段话的问题甚多。严格意义上，他的这种“春秋笔法”远比那种硬把黑的说成白的高明得多，但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人们的误导却也严重得多。对这种似是而非的“史料”和“反思”，必须严肃待之，否则会误导后人走向历史事实的千里之外。正因此如此，很有必要对王力关于破四旧的“反思”再“正思”一下。
其一，“四旧”一词，首先见于《五一六通知》。这是毛泽东和身边一群秀才千斟酌万修改的纲领性文件，能说它不代表主席的思想？有点离谱。另一事实是，林彪从“八一八”的讲话到国庆节的几次讲话，都是由陈伯达等代为起草、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再交由林彪念的。其目的不言自明，就是要将林彪为首的军事力量挟入支持文革的社会基础之中。所以说，毛泽东不主张、不赞同破四旧是背离历史事实的。
不过，王力的文字表达确实很艺术。他说：“只搞破四旧这些东西，毛主席对此并没有欣赏。”如果人们要表达对此的否定意思，通常会使用简单的句型，如：“毛主席并不喜欢破四旧这些东西”。王力驾驭语言的能力绝非等闲，却为何把话说得这样拗口，还是一个倒装句？反复看了两遍，才看出玄机。请注意这个“只”字，一般读者读起来往往会忽视，但是实际意思完全不一样。此其一，以含混误导。其二，它暗含着另一层逻辑推理，就是如果不是只搞破四旧，而加上斗走资派，毛泽东就会很欣赏了。如果说毛泽东最初并不一定赞同“破四旧”搞得如此天翻地覆，特别是转移了文革的大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王力的话可能是对的。但是说毛泽东不赞成“破四旧”，言过其实了。有文字记载的史料表明：
8月20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反映破四旧的简报上批示：“已阅。（破四旧）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13〕另一件是在破四旧的高潮中，毛泽东把吴德找去汇报情况。吴德写道：“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14〕这也是上面引述的叶剑英讲话的主要意思。
吴德用了“雄才大略”和“超乎常人”两个形容词，话中有话地点到为止。这说明了他作为一方大员对当时混乱的血腥局面的无奈，但是很明确地说明了毛泽东对破四旧的基本态度。从毛泽东这两段话中，退一步说，即使他对破四旧不“欣赏”，也不是因为破四旧的惨无人道，而是因为它干扰了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王力以说“禅”的方式来隐晦历史，但表面上确实并没有犯历史错误。这是其高明之处。
其二，把“破四旧”全面引向社会，固然像王力所言，主管宣传的陶铸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刀笔吏们具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但王力的话又很值得怀疑。文革前宣传口就是因为不贯彻毛泽东的精神，才成为了文革的重灾区。文革后，哪怕是宣传口的新领导和继续留任的工作人员，无法想象他们还有胆量在这种极端敏感的问题上予以自由发挥？即便如此，连篇累牍鼓动破四旧的文章发表，毛泽东的不管不问就是他的态度。特别要指出的，上面大幅引用的《红卫兵赞》，就是王力主持下的《红旗》杂志的重头文章。如果说这种宣传王力是出于迫不得已、是来自最高层的精神，又怎么能说这不是主席思想呢？如果这不是来自最高层的精神，那么王力所言又出现了矛盾：
矛盾一，既然宣传有纪律不能自主，何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自主”地提倡破四旧呢？矛盾二，既然文章的精神不是来自高层，那么这篇文章为何署名“评论员文章”？这样的署名，过来人都知道它的分量。矛盾三，哪怕就是《红旗》杂志自己的主张，王力总不能说这篇文章不代表他这个总编的观点吧？那么他怎么敢说他连“四旧”的提法都不同意，却还在9月中旬还起劲地肯定和鼓吹破四旧呢？王力如果在世，不知他怎么能说圆这些自相矛盾之处？
其三，王力认为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开始纠偏，显然与事实不符。1966年6月北京的批斗会已经出现打人现象。北京大学6月18日打斗干部教师的事件已经很严重，北大工作组连夜向中央上报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但是，正是来自高层的指示将已下发的第9号《简报》撤销。这是哪里来的精神？谁又有这样的权威？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芸被一群女生打死，此事当天被刘进和宋彬彬报告到正在参加中央全会的吴德那里〔15〕。吴德对文革初期这样草菅人命的事情，有无胆量瞒住不向最高层报告？如果说毛泽东真有“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说不行”的那种思想认识和言论，在6月到8月、乃至9月却没有从任何渠道传播出来他的指示，哪怕是某种精神，实在说不过去呀。
恰恰相反，人们看到的则是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讲了“要武嘛！”这三个字的历史作用不可小觑。陈小鲁在受访时对此印象深刻，他说：这句话真是要命啊！在这个“要武”出来之前，我们还可以控制住局势，因为《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这个“要武”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管了。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随口说说而已。但是对于普通学生来讲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就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16〕关于“要武嘛！”三个字，宋彬彬也认为可能是主席随便说说。但是“君无戏言”，这至少反映了他的一种心态。而且经媒体大加渲染，其后果是什么，过来人都清楚。当然，毛泽东确实也说过反对打人的话。8月21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过“提倡文斗，不要武斗”，但最关键的是他同时又说了，“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17〕这两句话在一起听，是该理解为制止打人呢？抑或叫做纵容？
其四，破四旧把打人全面推向社会，大面积的打人是破四旧的孪生兄弟。当时北京破四旧最大也是最核心的是抄家、打人的问题。要制止打人必须制止破四旧，这应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可上引王力的话前面讲的是破四旧、后面讲的是打人，它给人的感觉好像这是两回事，其实是在进行偷换概念。
它给人的另一感觉，是毛泽东、林彪1966年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即在对打人纠偏。而林彪8月31日和9月15日的两次讲话，都对破四旧予以了充分和高度的肯定。他谈到：“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也就是说，到9月中旬，中央高层没有对破四旧正式纠偏，而且认为“做得对，做得好！”。“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红卫兵们通过暴力手段进行的吗？北京市这期间打死了一千多人，难以想象毛泽东等人没有耳闻？他们不了解破四旧和打人的关系吗？一面在大力支持破四旧，一面说是在制止打人，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王力恰恰是通过割裂一对连体双胞胎，来掩饰一些真相。
其五，“文革”中盛传是江青的一句名言，“好人打坏人活该”，对打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段话实际上倒是来自毛泽东的精神，江青不过鹦鹉学舌而已。江青1966年7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说：“人的错误思想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18〕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让人感到它是在制止还是在鼓励打人？
其六，如果说毛泽东是出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像王力解释的那样，是考虑到“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的话，那么当时并不缺乏适宜的可利用物。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写了“十点估计”，西纠的若干通令都包含有制止打人的积极内容。以群众的一种“首创”去化解另一种“首创”也好，理解为“以夷制夷”也好，都是可资利用的手段。不仅完全可以摆脱这种干系，它不也是一种“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吗？但没有见到毛泽东对这些出自部分红卫兵之手的、制止武斗打人的文件予以任何肯定和宣扬。在王任重印发了“十点估计”，希望借此来稳定局势的时候，〔19〕反倒是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说：“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20〕他对“十点估计”提出的制止打人表现出了明显的否定态度。
其七，另一个更说明问题的事实是：破四旧刚刚兴起的1966年8月21日，毛泽东批转下发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次日，又批转下发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报告。后一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这一条比什么都更说明问题的实质。北京市公安局实际上执行的就是“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警察一律不得进入中学”的政策，这政策从哪来的？同月，谢富治在公安系统会议上又讲：“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21〕以谢富治的谨小慎微和紧跟，他的这个“我看”能是他个人的意见吗？实际上这才应当是最高层的态度。
六、从《王力反思录》谈文革反思
如前所述，破四旧的史实其实都是清楚的，王力都是知情的，但他怎么可以把这段历史描写成前引的那段文字呢？真把历史当成“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对此，笔者有三点感触：首先，王力为尊者讳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点即使他的儿子也看得很清楚。王力之子王鲁军在《王力反思录》的“再版后记”中谈到：“其实，就是我父亲写的这部《回忆录》，也没能完全避免‘为尊者讳，为正确者藏’的问题，为维护毛主席和一些革命老前辈的威信，他也回避了一些问题和看法。”〔22〕但是，如果把历史说成：破四旧“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具体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华社提倡这样搞”，就大相径庭了。这不仅是“为尊者讳”这种还能让人理解的感情问题了，而是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歪曲了。其次，文革研究中所反映出的感情色彩太强烈了，王力这篇文章就是一例。因此提示我们在研究中必须学会甄别，去伪存真，否则势必误导后人。再者，实在不敢恭维的是，以当年参与中央高层决策的王力，其水准实在不应当在这短短几行字中，就出现这么多史实乃至逻辑方面的低级错误。以小人之心度之，如果他是有意为之，那么他的目的达到了，堪称佳作，其结果势必误导后人得出与史实相反的结论；如果是信口而言，那么我就对这位被毛泽东欣赏的“顶级文胆”，不仅从能力上甚至从智力上予以怀疑了。
关锋、戚本禹8月26日给江青一份报告，其中谈到，当前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抄家的范围宽了一些；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23〕依据这个报告，那就是中央文革认为：主流依然健康，破四旧是正确的。打人多了一些，但并不是完全不对；抄家范围宽了些，但也不是错误的。这个说法应当比王力的回忆更贴近历史真相，更贴近毛泽东的基本态度。
其实，王力自己并不是不清楚毛泽东的底蕴。他在另一份“申诉书”、而不是“反思录”中，为自己辩解时把“乱”的责任实事求是地都还原给了毛泽东。他说：“至于‘不要怕乱’问题，那是毛主席反复坚持的观点。1966年7月8日，他（注：指毛泽东）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同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24〕王力在向中央厘清自己责任、抱委屈时脑子清楚得很，怎么面对人民和历史谈的却是另外一套说辞呢？真是内外有别呀！可悲的是他面对个人毁誉很在乎，所以畅所欲言；面对历史和人民却虚与委蛇，说禅般的虚无缥缈。他的《反思录》整体上是向着研究历史真实迈进了一步，但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却不是以历史的态度在反思。
在中央领导人层面，当年公开站出来制止打人的，目前看到的史料有两个：一个是周恩来在9月2日制定了一个《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卫兵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等项要求。但这个意见遭到康生反对后，周恩来甚至未敢呈报毛泽东而使其胎死腹中。〔25〕另外一个是出自陈毅之口。不过，他只能在他管辖的外事口提出他的看法。北京外语学院传达陈毅讲话说：“北京目前打人的风气很浓，不能提倡”。“红卫兵中有些东西是封建的东西，如骂人狗崽子”，“抄家没收一定要经过手续”，“无论如何不能排外”，“运动愈是搞得深入愈是要讲政策”，“偏差要及时纠正”。〔26〕
直到9月2日，北京市下发了《关于制止一切打死人现象的紧急通知》，提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从现在起一律禁止提供所谓流氓名单，违者要受纪律处分。除现行犯外，五类分子的名单，也不要向群众提供。〔27〕这个文件表明：一是破四旧当中，的确是由公安系统提供的名单，高层并非不清楚破四旧之所以如此蓬勃发展的根本症结在哪里；二是这个文件是在破四旧已经造成严重后果之后，才出台的一个供内部掌握的政策，表面上，宣传机构仍然在歌颂和鼓动着破四旧。
综上所述，红卫兵的破四旧是中共在文革初已经开始启动的“保卫毛主席”行动的延续，所谓抄家应当是和搜查枪支弹药、电台，清查特嫌等项工作密切相关的，很难说是红卫兵们首创的，相反倒很像是受人指使的活动。遣返则和清查清理社会人口关系密切，只不过对以往的政策加以扩大化而已。在这一过程中，红卫兵的破四旧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希望通过打乱现有政治格局的方式，完成发动群众和“清洗几百万”的目的。破四旧也得到党内老干部和地方党政机关的支持，他们以传统阶级斗争观念的惯性，继续把矛头对准剥削阶级，以转嫁矛盾的方式来力求自保。破四旧更得到了基层国家机器的支持，除了减轻其工作负担外，还通过这种方式消除了种种未知的“隐患”。破四旧也得到了以流氓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拥护和协助，除了所谓“阶级仇恨”外，他们与破四旧的对象们之间，还夹杂着贫富差距、文化格调、个人恩怨等诸方面的矛盾，还有住房、财产等方面的经济利益驱动。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成年人，如果说连起哄、叫好、看热闹的都算在内，可以说京城的多数成年人都在为破四旧呐喊助力，所以才可能使其成为现实。反过来说，在一个成年人掌控的社会中，青少年们的盲动如果成为可能以至现实，那就一定是冲到了成年人为其划定的轨道上。
破四旧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游戏。
原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八二七期--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五九）
（二○一一年十二月六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