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通过本文能够对《回忆与反思》丛书所着眼的这一代人做一个轮廓上的描述，以抛砖引玉）
我们说的这一代人，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同龄人。有人把他们称为“红卫兵一代”；有人把他们称为“老三届一代”；有人把他们称之为“知青一代”；还有人把他们称为共和国的“第三代”。可以说对于这一代人的称谓和概念使用上，十分混乱，即使在学术界从外延的划分到内涵的理解也都存有很大歧义。因此，本文试图对一些概念进行界定，一方面作为立论的依据，另一方面求教于学术界。
谁是“第三代”
“红卫兵一代”作为一种名称和划分代际关系的提法，源于李泽厚先生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他在划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时，首先使用了“红卫兵一代”的概念，同时划分了新中国建立后的三代人。据此，我们把新中国的缔造者称为共和国的第一代人，把与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同龄人称为第三代人，介于二者之间的称为第二代人。这是社会学划分社会代际的一种依据，与所谓第几代领导人不是同一范畴。在李泽厚之后，长期以往，红卫兵作为“代”划分的特征和符号，开始被海内外学术界广为接受。但是，这种称谓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突出了这代人第一个特征性的“代”的经历——红卫兵运动。由于红卫兵三个字在海内外都带有相当的负面含义，以及这代人中的很多人根本没有参加过什么红卫兵甚至是其受害者，因此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什么“红卫兵一代”，更不同意以红卫兵作为这代人的“代”符号。尽管笔者以前也使用了“红卫兵一代”作为“代”符号，不过，以它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概念确实有很大的缺陷。
有人用“老三届一代”作为这代人的统称。“老三届”的狭义概念是指文革期间应于1966、1967和1968年毕业的中学生。但是，今天我们谈到“老三届”，很多时候也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符号，或者是一代人的代表来概括一代人，来揭示一个时代的风貌。但是这个名称毕竟有些特定，因而显得狭隘。
还有人使用“知青一代”作为另一同义词。“知青一代”强调了这一代人普遍的社会经历，它突出的是这代人第二个特征性的“代”的经历——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虽然是这代人的主要社会经历之一，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所以概括一代人也显牵强。
有鉴于此，笔者觉得使用“第三代”作为这一代人的称谓或符号或许比较恰当。作为“代”划分的特征和符号，“第三代”一词不具有政治色彩，比较中性，同代人比较易于接受；而且其范围比较宽泛，不完全依据某一段特殊经历。使用这个符号的另一个依据是，我们的下一代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已经自称为“第四代人”了。
那么，“第三代”的概念涵括什么？
笔者在《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等书中，虽然使用的仍是“红卫兵一代”的称谓，但是作为“代”的定义是一致的。即：这一代人是以 “老三届”为主体的，上面包括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下面包括至文革结束还在上山下乡的各届中学生。宽泛地说，这代人涵盖了整个六十年代正在读书年龄的所有人。这一划分标准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同代人的认可。
社会学上对“代”的划分，并不完全按照生理上、血统上、甚至年龄上的因素，而着重于“代”的特征，细分的话，包括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态度、人生观念、价值尺度、道德标准等等。本文试图把它归纳为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具有共同社会经历、共同思想体验、共同行为模式和共同历史性格四个方面。
“代”是历史纵向的划分。从社会横向来看，由于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户籍制度造成中国社会城乡二元化的特殊结构，如果按照上述划分“代”的依据，虽年龄相仿但是不具有城市户口和不享受吃国家供应粮的这部分农民群体，实质上没有包含在我们所说的“红卫兵”、“老三届”、“知青”一代的概念中。因此，使用“第三代”这样一个最宽泛的概念，才能真正涵盖生活在那个历史阶段的一代人。当然，本文论述的主体依然是生活在城镇的“第三代”人，虽然这本身是一种不公正，但当年的历史事实却是我们今天无法改变的。
“第三代”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也极具特点。
如果把“第三代”这个群体放到同时代的国际社会中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整体经历不仅绝无仅有，而且具有不可复制性。他们是在国际社会向工业化、都市化的发展迈进中，整体经历了一场反历史进化方向的社会大迁徙。他们堪称是当代社会的活化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如果把“第三代”这个群体放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观察，则明显感受到他们的整体命运始终伴随中国现代政治而跌宕起伏。几乎半个世纪以来每次社会大动荡，他们都成为了主要载体，或者说是主要的牺牲品，凸显出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实验班角色。
笔者深知对这代人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理性评判，需要大思想家的哲人睿智，需要大历史学家的春秋之笔，需要若干本专着的文字来定位。本文仅仅希望以简要的篇幅、粗浅的见解，试图从作为一代人的共同社会经历、共同思想体验、共同行为特征和共同历史性格的共性方面做一描述。
“第三代”的共同社会经历可以概括为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三个方面：
难以被人原谅的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是作为文革序幕的，一场以当时的中学生为主体的、自发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青年社会运动，也是一场被毛泽东因势利导、打破共产党各种成规而成为现实的青年运动。
说红卫兵运动是文革的序幕是基于：无论从红卫兵运动的缘起、成势、发展、结局来看，还是从其指导思想、组织结构、行为模式来看，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的社会化表现，是文化大革命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它与文革的关系如同火种与干柴，前者对后者起了催化和助动的作用。但是，说它是序幕就意味着它不是正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个司令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红卫兵运动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而已，远不具备这一政治斗争所需要的那种能量和深度。
红卫兵运动是以当时的中学生为主体的运动，说它是以中学生为主体，是建立在三个因素之上：一是红卫兵运动发端于北京的中学；二是红卫兵的总人数中，中学生远远高于大学生，在全国的比例大约是20：1，在北京的比例大约是3：1。三是作为学生运动，除涉及文革深层的政治活动外，一些标志性的活动和思想流派更多的产生于中学生之中。另外，作为中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它与尔后衍生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则具有了明显界限。二者似乎有一脉相承的形式，实质上却有两个重要差别。一是年龄构成上的不同，红卫兵主要是未成年的青少年所组成，造反派则是成年人的组织；二是两者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也是一种序幕与正戏的关系。
红卫兵运动还具有自发的性质。它起源于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开始只出现于北京为首的几个大城市，至“八•一八”后在全国勃然成势。虽然它有“五•一六”、“八•一八”这样的大背景和前提，但文化大革命以红卫兵运动的形式全面铺开，却是谁也始料未及的。这种偶然性是由当时青年学生的自发举动所造成。自1967年春，全国陆续实行对学生的军训后，这种自发的性质才不复存在，红卫兵开始被纳入中央文革控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正轨”。无论此后各地、各校的红卫兵是否仍然具有自发性质的活动，从这时起，红卫兵作为一个整体已向御用工具转化，红卫兵作为一场自发性的运动，也就大致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红卫兵运动是文革中具有特殊性的阶段。它是在社会上多数成年人处于观望、权衡心态时，便已独立行动起来的青年运动，它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同时，它又是青年群体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企图表现自己，争得自己在这场大革命中的地位的有组织、大规模的尝试。它具有明确的意识性、组织性和持续性等性质。红卫兵运动作为青年群众这样一种有组织的集团行为，无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这种自发性的“争做革命接班人”的尝试是“红卫兵”们整体的独特社会经历。
在定义红卫兵运动的同时，需要划清其与“造反派”组织的区别：红卫兵是学生组织，是以未成年的中学生为主的组织，是文革初起成立并很快名存实亡的组织，它没有参与文革的深层活动。“造反派”相反，它是当年各行各业的成年人的组织，虽然很多组织的名称也同样冠以红卫兵，但其性质已经完全不同。据不完全统计，文革中曾遭到“群众专政”关押的达300多万人，近160万人“非正常死亡”。“造反派”们不仅参与了文革深层的权力和政治斗争，而且是制造绝大多数文革悲剧的责任者。但是，由于对文革研究的滞后，以及被三流影视剧和小说的误导，后人只知有红卫兵而不懂什么是“造反派”，甚至于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再加上很多学者对这两个词汇的穿插交替使用，于是乎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混淆。
一些论着将“造反派”三字作为形容词，加诸于红卫兵之前，称某一派别的红卫兵为“造反派红卫兵”，某一派别的红卫兵为“保守派红卫兵”。而在社会上的称谓，则更加混乱。如一些初期红卫兵认为，后起的“四四派”和“四三派”红卫兵都是造反派红卫兵；而一些“四四派”红卫兵则认为“四三派”是造反派红卫兵，自己则是保守派红卫兵。如此等等，比较混乱。笔者不大赞同把“造反派”三个字作为思想观点划分的标志使用。从字义上，“造反派”的确是与“保守派”互为对立的一组概念，做形容词使用并不错。但是应当考虑这样几点：一是文革中所有群众组织的起家，打的几乎都是“造反”的旗号，无出其右。在这个意义上，造反派是个母概念，红卫兵只是个子概念，而这样使用造反派的概念毫无意义可言。二是人们事实上和习惯上使用“造反派”的概念，是在红卫兵兴起一段时间之后，当时多数人的理解是作为非学生组织的称谓。三是由于社会运动的复杂性，此一时彼一时，此一事彼一事，“造反派”与“保守派”二者经常会互相转化，因此作为思想观点划分的标志使用“造反派”的概念失于严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造反派”还是作为名词使用、作为当时成年人群众组织的统称更恰当一些。
大学红卫兵运动则具有红卫兵和“造反派”边缘化的性质。
一种意见认为：大学红卫兵与中学红卫兵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有着质的差别。比如，它比中学红卫兵产生得晚，却又作用时间长；当时的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相当一批大学红卫兵成为尔后的造反派组织，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层活动。另外，作为一代人所应具有的共同经历，二者之间显然也不相同。如这代人形成其“代”意识的典型社会环境——上山下乡，是文革中的大学生们所没有经历的。虽然许多大学生也到了农村、农场，但是享受着“俸禄”的改造毕竟不同。
另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把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概念进行区分的话，大学红卫兵就它的基本点而言，还是属于红卫兵的范畴，而不属于“造反派”的范畴。因为，红卫兵是各种学生组织的总称，大学生虽然刚刚进入成年，但尚未进入社会。他们在单纯、热情、缺乏政治经验等方面与中学生相差无几。北京中学红卫兵具有相对的特殊性，一是由于红卫兵是中学生发起的，毛主席在“八•一八”接见红卫兵时，几乎还没有大学红卫兵的地位。二是北京中学红卫兵的势力大，人数多，在文革初期的活动中几乎不容大学红卫兵置喙。即使在“一月夺权”后，各种“造反派”组织蜂起、中学红卫兵走向弱势后，依然强调“中学红卫兵自己革命自己干，不要大学的保姆来包办”之类的口号。但是从全国范围看，当时很多城市中学生的政治热情远不如北京这么浓烈，也缺乏北京中学红卫兵的政治敏感性。这些地方的红卫兵首先是大学生组织起来的，那里的红卫兵运动实质上是大学生们的活动。所以，上述这些差别并不构成大学和中学红卫兵在质上的不同。
关于大学红卫兵在学术上究竟应当如何定位，还是留待专家学者们今后讨论，这里仅将此问题提出，本文则采取边缘化处理。
另外，今天在客观认识这代人的红卫兵历史的时候，要把他们放入文革前的社会大背景下去了解。首先要看到，在1960年代严酷的阶级斗争路线下，客观地说，在接受和拥护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上，在被激发的革命热情方面，这代人当年的愚昧狂热与整个社会的成年人其实是一致的，并非独特，仅仅因为他们年轻和不懂事而更加冲动和有过之。其次要看到，这代人的多数、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是参与或追随了红卫兵运动的，即使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在挨整情况下也积极参与了文革运动。再次还要看到，当他们被灌输的“对敌恨”的阶级斗争观念，被领袖、舆论及各种专政机器有意识地指向教师和五类分子等具体对象时，这些狂热的青年人的暴烈是可想而知的。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在抗战期间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引用这句话丝毫没有要为红卫兵们的暴行进行开脱的意思，但要理解文革初期这些一直受着“良好”教育的青少年为什么会扮演起“褐衫党”的角色，需要放在那个历史背景下来透视。限于篇幅，对此不做深入讨论，可参阅本人《聚焦红卫兵》和即将出版的《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的有关章节。
文革可以说是当年全民族和全社会的灾难。无论如何，脱离了文革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就不可能正确理解红卫兵运动。
这场运动中，第三代人开创了造反的先河、暴力的先河。这场运动又给第三代留下了些什么呢？
一是造成了这一代人的群体分裂，如北京的中学生中出现了老红卫兵、四三、四四的三派，大学生中产生了天派、地派的两派；二是这场运动给不同派别的红卫兵都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被伤害程度上的不同，但无一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三是他们被动或主动地荒废了学业，成为不学无术又自以为是的一代；四是他们中极少部分人率先参与了打人以致打死人，从而使得一代人整体背负起弑师叛道的恶名；五是红卫兵和“造反派”不加区分地被作为同义词混淆使用，使众多在文革中犯有罪错的成年人躲到了红卫兵这三个字的后面；六是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被混淆使用，红卫兵在历史上被定位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不为社会所容；七是当天之骄子成为“犯了错误的小将”时，他们便被毫不留情地“引导”和驱赶到广阔天地自生自灭。
背井离乡的上山下乡之旅
上山下乡虽然早已有之，但它之所以能演化成为一场震撼社会的巨大政治运动，红卫兵们也是始作俑者。由其激进分子首发，再由毛泽东倡导而成势。它之所以著名，不仅因为其规模大、时间长和影响巨，更由于它是一场旨在消灭城乡差别、培养革命接班人和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综合性的社会实验。
这场运动规模之大，全国大约有近1700万人被卷入其中。若按家庭计，估计约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城镇家庭受到波及。这场运动时间之长，前前后后延续了十年，正是这种广泛性和持续性，造成了以牺牲一代人青春为代价的诺大社会悲剧。
虽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深厚的经济背景，但是若把它仅仅理解成是为了解决城市失业危机的应急之举，还是显得有所偏颇。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上山下乡运动有着一石三鸟的功效：一整治了红卫兵们在文革中期无法无天的乱象；二减轻了经济压力和变相消除了失业；三是他寄希望于一场“反修防修”的社会实验，来确保他的革命路线千秋万代。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突出显现了毛泽东社会理想中浓厚的浪漫色彩，他在夺取失控的权力、重新确立“正确路线”之余，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探索社会结构的“合理化”。消灭所谓的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以实现向大同世界的过渡，一直是毛泽东多年孜孜以求的目标。上山下乡运动或许就是毛泽东期望藉此来消灭社会差别的途径。据统计，文革十年间，伴随着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一时期，大约又有1300多万非城镇人口反向流入城市。其中虽然包含一部分知青招工返城，但总体上还是反映出了城乡对流的社会大迁徙。因此可以说，上山下乡能形成规模宏大的运动并以燎原之势历时十年，政治背景应当是第一位的。
这场运动对“第三代”意味着：
一是在“扎根一辈子”的口号下，城市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这是一种在心灵上斩断与城市文化的联系。二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他们从被社会热捧的中心沦落到被改造的境地，背负着多重的政治压力，在社会中已经被列入了另册。三是在改天换地的艰苦劳动中，需要付出的不只是汗水，知青们几乎都经历了脱几层皮的磨练。四是在贫穷如洗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也不得不以野菜果腹、糠麸充饥，“三月肉不尝”也是这时期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五是一些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在山高皇帝远的地区遭受到严重的迫害和摧残。六是在社会的底层，一些有志者开始了对文革和国家命运的反思。这些内容所构成的画面，就是我们称之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内涵。
这场独有的社会实验，显然是由“第三代”人承担的，这是一场远比红卫兵运动来得更彻底的社会洗礼。
改革开放的大浪淘沙
十年改革并不是这代人独有的经历，但是由于这个社会群体当时所处的社会状态，十年改革对于这一代人的意义太特殊了。
正是在拨乱反正的改革初期，“第三代”完成了他们从农村返城的漫长之旅。无可置疑，多数知青是抱着追随真理的虔诚上路的，改天换地也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好，总之他们当初是挺起未发育成熟的胸脯，过早地以幼稚的心灵背负起社会加之于他们身上的沉重十字架。十年之后，当他们通过种种途径，带着从头到脚的晦气回到城市时，却发现他们的故乡并不欢迎他们。
他们曾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众多的社会性问题，以至于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不得不为他们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新名词。譬如“知青”、“插队”；又如“扎根”、“返城”；再如“病退”、“困退”等等。回城后，他们立即成为了一批“多余的人”。这种多余感首先来自家庭，在城市数十年不变的居住条件下，他们的插足无疑立马缩小了已然拥挤不堪的人均面积，生存空间骤然紧张。其次，知青返城给就业造成极大困难，“待业青年”这个名词在中国首次出现了。多数缺乏门路的人三年、五年地“待”了下去，只好去做各种各样的临时工以糊口。再次，随着这代人回城造成的众多感情和婚姻纠葛，使得“大龄未婚男女”一度成为社会问题。另一个相关的新名词也随之浮出水面，那就是“第三者”。还有，他们与父母不仅在传统的“信仰”上，甚至在对话上，也似乎出现了困难。所谓的“代沟”，成为这代人返城的又一时髦用语。如此等等，使得很多人对这些当年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而后的毛主席的红卫兵失望了，预期他们将成为“垮掉的一代”。这代人如果真是整体堕落，的确，中国的现代化就难以想象了。事实上，把这代人整体遭受的历史挫折看成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也是太低估了知青们。
他们以近30岁的年龄开始学徒，以徒工的工资来养家活口，他们还要忍受着社会甚至弟妹的白眼，一切从头做起。一位上海知青曾这样说道：“苦难和坎坷携走了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岁月，但它使我们有了生存和应世的能力；从人生历史上我们失去了得以发展的最佳生长段，但逐步适应环境，并能把握自我的意念并站立起来；我们曾被遗忘，但总是在顽强地寻求和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们曾被折磨得痛不欲生，却又不可遏制地获得了复苏与再生。”的确，自从当年短暂的红卫兵运动之后就几乎再没有得到社会青睐的“老三届”们，每一步都是要付出格外的努力。靠着他们十年磨出的一剑，即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很快就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熟悉了环境，开始了新的奋斗。
返城后的知青们相对于社会的其它群体，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极度的动荡中。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当时的写照。试想，如果没有改革，这么一大批人怎么可能被城市平和地容纳？在社会财富的基数和利益关系的结构不改变的前提下，知青们实际上就无法真正在城市站住脚。他们如果要求对社会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来使自己重新进入城市生活，显然就会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而此时启动的改革恰恰提供了通过增加新的利益渠道来满足这种要求的空间。正是这种背景下，这代人立即一往无前地融入了“改革”。他们的命运更加贴近改革，也必然以改革为其归宿。
通过改革，“第三代”人又创造出众多的共和国第一：中国第一批市场经济下的个体工商业者诞生了，他们在政策和市场的夹缝中求得了生存，并演化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他们中的幸运者从近两千万的考生中拼杀出来，成为恢复高考后77、78、79新三级大学生和研究生中的主要成分。他们中产生了建国后第一批取得世界名牌大学博士学位的知名专家；产生了承担着中国文化、教育、科研、建设事业脊梁作用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建国后第一个批量级的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官员和管理者阶层；他们中还诞生了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名导演、名记者等等，可谓群星璀璨，不一而足。而这些成功光环的背后，却是以绝大多数同代人为巨大分母而实现的。而且还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分母之大远远超过上下两代人。
这样的一种现实，将“第三代”整体与改革开放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第三代的这些特殊经历，决定了他们整体的特殊性。这首先表现在他们的思想体验，行为特征和历史性格上。
思想体验：整体的否定之否定
每一代人的成长、成熟、融入社会，就是“代”的社会化过程，或者说是“代”的“成人礼”。“第三代”的这一过程基本是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实现的。这代人被发配到农村之后，从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变成了接受再教育的改造对象，从优越的城市环境进入艰苦的穷乡僻壤，从不愁衣食的安逸生活转入了依靠自己的双手刨土为生。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生活上，他们经历了一个怎么说都不过分的大起大落。
逆境在人生中的地位，本身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一方面，它破坏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和安定感，置人于主观上不得不面对的身心痛苦中；另一方面，恶劣的处境又的确给人们提供了锻炼意志、增长才干的机会，使他们有可能从中得到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素质和精神。“第三代”在文革中是作为一个群体、共同接受了逆境的砥砺，急遽地完成了大起大落的全过程。
自我意识的回归是他们在上山下乡中进行历史思索的结果，也是这代人脱胎换骨走向成熟的第一次自我否定。他们以往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只知道自己是集体的一分子，却往往忽略了个体存在的意义。长年在社会底层的奋斗拼杀，现实逼迫着他们去思考，唤醒他们的自我意识，加快了他们社会化的进程，同时也使他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正由于这样，这代人虽然曾经在文革初期创造了最狂热的个人迷信，但实际也是最早从这种狂迷中觉醒出来的群体。当他们摆脱了现代迷信的桎梏，实际也就否定了自己当年的“红卫兵”历史而向真理迈进了一步。这也是这代人走向成熟的第二次自我否定。
通过极为痛苦的否定之否定，这代人在上山下乡的变异状态中逐渐完成了他们的蜕变。这代人了解了社会，认识了人民，从而把自己逐渐植根于黑色的土地中，更重要的是他们整体建立起了对于社会和人民的责任感和历史承诺。正是一代人社会化过程中具有相当一致的思想体验，所以这个群体对于代的认同感非常强。当年一张知青的标签就几乎可以到全国的知青点蹭饭吃；一见面只要一提是当年的“老插”仿佛就有了一种内在的交流；今天也还有不少性情中人在关注着当年的掉队者，仅仅因为彼此都是“知青”。
行为特征：磨难后的求实和坚毅
“第三代”在上山下乡过程中经受了许许多多过去未曾体验的艰苦，从生活上和劳动上受到磨砺，这似乎已经不需要再用更多的语言去描述。他们在农村中受到的最大锻炼，是培养起终生受用的坚毅和求实精神。
当他们刚刚回城的时候，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和脚踏实地的精神来应对一切，因为他们深知，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等待别人来救不如自己救自己。全国一千多万的返城知青，曾经对社会的安定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是未经多久就被消化殆尽了，与其说是社会消化了这个包袱，不如说是这些待业青年自己消化了自己。
面对回城后又一次的逆境，这些毕竟吃过苦的一代人，有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经历作为参照坐标，最终平静地接受了这种现实。他们所具有的求实精神，在农村修理地球时学来的吃苦耐劳，从几上几下、几多曲折中摸索来的社会经验都派上了用场，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展示了这代人的力量。社会终于发现，这代人已与人们头脑中那个冲呀杀呀的形象大相径庭，他们已成为各方面崭露头角的骨干力量，需要刮目相待了。
当默默的大多数从学徒工、临时工重新开始，好不容易才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后，新一轮的深化改革和社会利益再分配，使他们中的大批人再次沦为失业大军的主要对象，不过这次的名称则由“待业”改为了“下岗”。这是经常会让人感动的一代人。他们不是个别人、而是一个整体；不是一段时间而是用几乎一生经历了上山下乡、回城待业和下岗三次失业大潮，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一辈子都在挣扎着应对基本的生存问题。而我们看到的是，这代人今天再次以宽容的心态，顽强的意志和求实的精神来应对一切，以自我牺牲默默地支撑着改革的大业。
有了青春期的艰苦磨练垫底，没有什么能够击倒他们。这就是这代人的行为特征，拿的起也放得下。
历史性格：怀疑和追求的精神
自幼被培养起来的自强不息的理想主义追求，以及通过跌宕起伏的磨难所锤炼出的怀疑精神，是伴随“第三代”最基本的性格特点。
他们是共和国最早的小主人，出生在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之下。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以全新的思想意识刻意培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从幼年即被灌输了满脑子与其年龄不相称的阶级斗争理论，许多人成为了“政治少年”。虚妄的理想主义使他们在文革初起就充当了急先锋，青年人原本纯洁的理想追求被误导为危害社会的红卫兵运动。
可以说，痛定思痛后的文革反思，是从年纪最轻的“第三代”开始的。他们通过自身的挫折，通过上山下乡造成的社会落差和生产实践，对其原始的理想主义进行了扬弃，并很快地把怀疑的眼光投向了指导整个社会运转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最后投向了他们当年狂热追捧的最高领袖。更重要的是，“第三代”人从此再难重返迷信，而且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大凡一种科学，首先要经得起怀疑。正是这种可贵的怀疑精神，使他们成为最早探索中国前途、并向四人帮发出呐喊的一代人。文革中，当众多老干部依然在向《马恩全集》求解中国未来方程式的时候，“第三代”的精英们已经在油灯下自发地学习着东西两大阵营的各种政治思想、经济理论并探讨着治国方略。怀疑的动力则是追求。在1976年那场中国向何处去的抉择中，这一代人义无反顾地站到了反抗文革路线的第一线。
有句非常精辟的话是：从“八•一八”我们拥向金水桥边，到“四•五”运动我们齐聚纪念碑下，这一箭之遥，我们一代人走了整整十年。
另一句同样精辟的话是：我们是一群残存的、却是不死的，而且是失去了“理想”的理想主义者。
用那句“位卑未敢忘忧国”来形容他们大概最合适不过了。此后，每当共和国面临危机，他们都会一次次汇集起来发出带血的呐喊。为祖国的命运而喜、而忧、而奋搏，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命运和国家整体命运的联系太密切了。被扬弃后的理想主义所转化的这种坚守不弃的追求，和那种经过历史积淀的怀疑精神，成为了“第三代”历史性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历史的错位和缺失
无论如何，“第三代”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如果用代与代之间做比较，他们是受害最深的一代人。这代人中每位佼佼者身后被埋没的同龄人的基数比任何一代都高，也就是说，这是淘汰率最高的一代。而被淘汰者并非完全因为他们无能，很多是出于历史的阴差阳错。
这代人以无数个体无可挽回的损失和被淘汰，换取了这代人整体的一种特性和优势。他们从社会的最底层，来观察理论和实践的脱节，理想和现实的落差，社会和自我的冲突，使他们的足迹留下一串串的问号。现实触动了他们心底改革社会、兴利除弊的萌动，而这种萌动已不再具有当年狂热的幻想色彩。
在“第三代”正面形象的背后，不能不指出的是，同样作为其独特的经历，对这代人历史性格的形成也起到负面的作用。而且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把它们剥离清楚。
这代人还在以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身份被宠爱有加的时候，他们幼小的心灵已经被灌输着大量的阶级斗争毒素，他们心中的“真善美”已然是一种被扭曲的概念。
这代人是文革初起社会上第一批起来造反的群体，他们在革命的旗帜下追随着领袖的号召，以青少年的反叛心理参与了批斗自己的师长，他们的权威人格使他们失去了衡量是非的准则，至今许多人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心理上的阴影。
这代人也是文革中曾整体走向颓废的一代，城市街头的打架斗殴，乡村僻野的偷鸡摸狗，曾是这代人具有相当意义的缩影，他们率先把建国后一度良好的社会风气败坏得如此不堪，从“国骂”的不绝于耳，到把农民最粗糙的语言玩世不恭地搬上大雅之堂。
这代人成长于知识无用的时代，对“臭老九”的批判正好使青少年好玩厌学的本能得到张扬，直到他们深感误人子弟之害后才奋起直追，而时不我予，他们最终因其知识结构的局限而提前退出历史舞台。
这代人也曾经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大面积腐败的亲历亲为者，上山下乡返城风潮中，他们成为了最早行贿、所以也是最早助长腐败风气的群体，当初反修防修的豪言壮语是他们言行不一的鲜明对照。
这代人的文革十年，不仅自身受到极大的摧残，同时这代人也造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承的巨大冲击。
这是一代过早卷入政治，过早进入社会，过早承受精神压力，也过早经历生活磨难的青年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在他们身上往往表现得更加明显；时代骄子和社会弃儿的身份在他们身上交替重演，那个年代的“假、大、空”氛围，塑造了他们一种双重人格和面具文化。
这代人在他们的一生中，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负面载体，从少年失学、青年下乡、回城待业到中年下岗，他们几乎终生在为生存而挣扎。这种艰难的生活固然锻炼了吃苦耐劳的品格，也滋生了向社会索取的心理。
这代人并不是那场浩劫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的群体。近来一些犯有罪错的这代人在凤凰卫视、南方周末等公共媒体上勇敢站出来忏悔道歉，相对于文革中的成年人，“红卫兵”们在这点上又走在了前面，值得人们的敬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作为一代人，他们所做到的依然肤浅。社会急需建立起历史的公正和正义，期冀那些应负法律责任而未负的人们，通过反省和忏悔，使自己以及我们民族的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同时，才能使那些罪大恶极的文革既得利益者们无处遁形。
最后，作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的第一代人，他们在不得不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培养独生子女的过程中，把那种趋利避害的本能、把自己失落的青春理想、把传统望子成龙的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当其独生子女一代开始走上社会的时候，人们发现，第三代人交了一张很不合格的答卷。他们也必将自食其果。
后文革社会的代沟
从1949年算起，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可以算作是共和国的第一代人，他们是老子打天下坐天下的一代。他们具有坚定的信仰，且不论这种信仰是否建立在实证的科学论说上，至少在文革前他们是确信无疑的。他们也将这种信仰和理想主义毫无保留地灌输给了他们在血统上的子女——即在社会学意义上的第三代人。他们的信条是不容怀疑。当第三代人把被灌输的信念第一次运用到社会实践的时候，无论是哪一派别的红卫兵小将，最后都被碰得头破血流。当他们无可避免地被抛到农村的最底层后，他们产生了疑惑，所幸的是，他们这种疑惑并没有像胡绳先生那样：“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如果那样就真成了庄子所云：“大惑者，终身不解”了。大起大落的经历，从底层捅开了社会几乎每一个纸糊的窗口，使他们成为对文革反思最主动和最深刻的一代人。他们多年体会到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实在太尖锐了，冠冕堂皇的下面也许就是尔虞我诈，真理的后面往往掩盖着谬误。同时，他们切身感受到了旧体制的弊病。他们开始从意识形态、从社会制度和体制、从文化和思想全面地对文革进行反思，顺其逻辑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对文革前十七年信仰的反思。
在四五运动中，他们坚定不移地拥戴第一代的革命家执掌朝纲。他们的勇敢坚定使他们博得了第一代的赞许。而社会上全面的拨乱反正展开后，他们又在无论适当还是不适当的场合，在似懂又非懂的各个领域都力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希望用自以为正确的见解去影响社会。他们不仅对文革、甚至对第一代人的理念也进行反思。于是乎，“代沟”名词首次出现在他们和第一代的对话中。第一代对一手培养的、但又靠自己摸索成长起来的第三代曾半是赞许、半是忧患，也势必疑虑重重。随之而来到一场六四风波，被打击的重点并不是那些广场上的第四代学生，反而是被视为“黑手”的第三代知识阶层，结果是第三代的精英们几乎近半夭折。
30后和40后的一部分被称为新中国的第二代人，他们几乎是被第一代人的光环笼罩终生。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的大浪淘沙，缺乏那种坚强的意志和敢做敢为的性格；他们幼年虽受过一些旧时的传统教育和西方的影响，但是其精英与第一代中的知识分子共同经历了“反右”运动的打击，从此这代人失去了朝气，磨掉了棱角，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已然成性。新中国的第二代一直靠着第一代的大树所庇荫，也失去了来自荒野的原始生命力。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思想、年龄、视野等等方面的局限，他们依然缺乏深刻的反思、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对各种西方学说的理解。但是他们的勤勤恳恳和对党的忠诚追随，使他们长期上位于中国社会。他们缺乏第一代的大刀阔斧、敢作敢当，也看不惯第三代的思想开放、革故鼎新。墨守第一代人的成规就是准则，哪怕有丝毫的“离经叛道”，也必将要扼杀于萌芽之中。和第一代不同的是，第二代投向第三代身上更多的是不信任的目光。
60后、70后的第四代人，其实早在八十年代中就已经对第三代人发出不满，1988年出版的《第四代人》是其代表之作。第四代自身的不足是缺乏对中国社会上下左右的全面摸索，特别是其精英群体没有经历过在社会最底层的打拼，也没有经过文革之痛的反思，更没有对自身否定之否定的痛苦和深刻。因此，他们当中，难免出现一些不懂国情而放言“说不”的自大者，出现一些形形色色的“愤青”，出现一些乍富后的暴发心态，表现出一些被宠为时尚的“小资情调”，表现出一些忽略社会责任而及时行乐的“现实主义”。如果就他们整体而言，可能是缺少了一些历史感和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而多了一些民粹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们很奇诡地把对社会的不满指向了第三代。
第四代人的不满来自诸多方面，首先是原本由于上山下乡的历史错位，第三代人丧失了十年的青春，当他们回到城市后发现本该他们按照社会顺序继承的地位已经有很多被第四代人僭越取代。但是第三代人的自强使他们迅速把这种劣势扭转过来，显然侵犯了一些弟弟妹妹的既得权益。于是一些第四代人反过来认为，十年的青黄不接让第三代人得了“便宜”而上位于社会。这实在是一个伪命题。
第四代人的第二波反弹出现于八十年代末，浮躁的年轻一代曾以第三代作为思想解放的导师，这时又迫不及待走向各种前卫的思潮，并对第三代人发出他们的怨言。在他们看来，第三代人“已经油滑到没有原则，世故到牺牲理想”；第三代人的“整体主义和责任感，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第三代人“还没有成为社会的舵手就已然老矣”，缺乏新思维、新观念、新视角、新知识。于是他们急不可待地登上了舞台。1989年的六四风波，可以说是第四代人发起的一场影响深远、但在客观上促使了中国民主进程实质倒退的政治事件。这一过程中，第三代的大多数精英很难说是出于保护弟弟妹妹们的社会责任感，还是认同他们的一些追求社会公平和进步的理想主义，总之在那样一场大势之下，第三代知识分子虽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抱有很大程度的保留，然而却无可选择地对弟弟妹妹们的良好愿望施以了道义的援手。结果证明，两代人中的知识阶层都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当然家长的鞭子注定更多地要落在哥哥姐姐的身上：你们已经帮助家长管家了，居然还与弟弟妹妹们一起胡闹。一些老人甚至固执地认为这场风波就是第三代在后面挑动的。
这次事件对第三代在整体上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无论是所谓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在实质内容上远远超过了第四代人所承受的压力。前面提到的《第四代人》中关于第三代将被无情超越的预言确确实实成为了现实，但是其作者可能没有预见到的是，这个结果很大程度并非是因为第三代的无能，而是得益于第四代人的这份“厚礼”。即便这样，一位第四代人的一篇“向第三代人发动挑战”的文章居然说到：“第三代人本应该告诉第四代人，他们曾怎样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告诉他们中国应该走渐进的道路，等等。但他们偏偏不说这些，而是一味夸奖。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广场上的20万学生几乎就是一代人。我曾流着泪对同学说，这一代人叫谁给毁了。”在他们看来，他们是被第三代人“毁掉”了。[1] 读到这样的文章，让人感到背后深深的寒意，这种指责是那么的别扭和离谱，简直有些错乱的感觉。不过，可悲的是，这就是一些后生们的真实感觉。
他们第三波的非议是针对老三届们的知青情结。《北京青年报》曾划出一个整版，以析辨之名抨击了这一现象。文章称：你们当年闹红卫兵，炒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后又大捞实惠。你们占据着社会上的各个制高点还不知足，今天还在乍乍呼呼，你们的风头怎么老是出不够啊？你们说曾经吃了多少苦，并把自己的苦难夸张到极点，潜台词就是社会欠你们的，你们有权利索要。事隔多年，历史也可验证一下这个伪命题。老三届情结和知青情结，其实是第三代老之将至的一种怀旧情绪，并没有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什么损害，即使一些生活在贫困线上的老三届向社会要求些什么也不过分。事实上改革开放后大捞实惠的究竟是谁？如果总结一下改革开放30年的受惠者，从年龄段的角度看，最大的、最直接的受惠群体应当是第四代。他们得益于受教育程度最高，他们没有像80后面临失业问题，反而在年轻化和文凭化的社会导向中独占鳌头，占据着中国白领阶层和公务员阶层的主力军位置。他们在中国充满机遇的经济崛起中、在市场经济面临空白时激流而上，占据了得天独厚的角色。在对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占有上，可以说第四代具有绝对明显的优势。随便翻翻上市公司的股东和高管名册，就一目了然。举个实际例子，据北京电视台《见证：收藏市场的亿元时代》的节目介绍，2010年嘉德的春季拍卖会上，宋代黄庭坚的书法《砥柱铭》叫拍到了3.8亿人民币，加上手续费等共4.36亿，创下了中国文物市场的天价。而在现场观众猜测神秘竞拍得主的年龄时，几乎80%的观众举起了35-45岁的牌子。这是不是很能说明点什么？面对于几乎超过85%的提前下岗的第三代，对极少数第四代人的心态只能感到无语。
可以说，今天的社会现实，已经为两代人争论中那些预测也好、妄语也好、臆断也好做了最好的注脚。历史还是公正的裁判。
有趣的是，好像几乎每一代都在和第三代过不去，而且这些争论都不是发起于第三代人，但争论中唯一成为被批评受体的只有第三代人。第一、二代对第三代的批评中，思想开放，经常撞击社会改革的底限是其要点。而在下一代的批评中，则是他们过于保守，并且把持了公权力和财富。反常的是，后代人把本来是对社会、甚至是对政权的怨气撒在了第三代的身上。可怜的是，直至今日第三代的精英们都没有进入到中国社会的舞台中央。很难揣测，也许这是一种出自于安全系数的考虑？
用一位学者的话概括一下当代中国的代际关系：“代与代的差别主要是由人们的经历，尤其是青少年时代的经历造成的。第三代人和第一代人是父辈与子辈的关系，第四代人是第二代人的后代。一、三代人都生长于乱世，二、四代人生长于和平岁月、建设时期。这两种环境对青年的塑造肯定不一样。战争时期需要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包括社会责任感、使命感，都是那个时代赋予的。而和平建设时期，需要秩序、勤奋、学历、知识等等，这是二、四代人的共性，但也有差别：一是物质生活环境不同，50年代还要艰苦奋斗，80年代这种意识就淡了许多；二是文化环境，50年代社会上有共同的价值理想，它造就了一代人投身时代洪流，而80年代正处于文化混乱和新旧交替的时期；因此，第四代人除了有别于第二代人外，还与一、三代人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归结起来就是，他们没有自己一代人的精神家园。”[2]这或许是另一种合理的解释。
当然，上面谈及的所谓代际争论，仅是其中极少数激进的言论，并不能真正代表整个一代人的看法。本文也仅仅是指出这些言论在事实和逻辑上的出入而已。
结语：分野、共性和挑战
今天对“第三代”的研究，首先从时间上无法与历史拉开距离，难于做到不带情感色彩的超脱，从而也就难于完全客观。这个命题是研究者们难以逾越的。其次在空间上，“代”和阶级阶层是社会研究中对社会群体的不同划分方法。一是纵向的年龄段，一是横向的社会层次。二者是一种互相垂直的关系，很难做平行对比。从“代”出发就意味着必然会忽略“阶层”的意义。本文的尝试仅从“代”的角度对其共性的东西有所概括，却未能分析展示他们由于所处阶层不同造成的境遇不同，虽经历相同却产生感受的不尽相同。
除此之外，还必须看到的是，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这代人陆续又出现了多重分野。
他们虽然都起步于当年的知青，但今天一些人已经家财万贯，更多的人面临下岗后的贫穷。但现今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不仅仅局限于一代人之内，所以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这里主要指出的是“第三代”在政治和理念上的分野，这在他们自身衍生出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更为突出。他们当年虽然都具有共同的经历，但今天他们哪怕在对自身的认识上也是尖锐对立。一些人在高唱“青春无悔”，另一些人在倡导“集体忏悔”；一些人为身为老三届而自豪，另一些人则提出“丑陋的老三届”的命题……他们当年虽然都齐聚在纪念碑下声讨“四人帮”，但今天一些人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另一些人则成为现体制的坚定捍卫者；一些人在执着地启蒙“普世价值”，另一些人也在如一地坚守“中国模式”……有鉴30年来的大浪淘沙和政治分野，许多人认为，今天再强调这代人共性的东西显然多余。笔者认为，恰恰是“第三代”中人思想认识的尖锐对立和激烈交锋，说明他们今天仍然残留着当年的怀疑精神和追求理念。对于当今的中国与其说是有害，不如说是有益。如曾子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义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恐怕是这代人命定的性格了。
如同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所预见到的那样，新中国第二代人最大的悲哀是在青年期丧失了创造性，在中年期因循守旧，在晚年期缺乏担当。站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高度，第二代人本应、但却没有为民族未来的持续有序发展建立起制度性的保障。如果用红卫兵当年成为罪人的历史时段和今天比较，我们并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发展的制度缺陷被彻底纠正。无可否认，今天经济的大发展、人民得以渐次迈入小康，中国的国力已绝非当年可同日而语。在这些引以为傲的成就面前又不能不看到，无为而治使得历史积累的问题积重难返，未来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譬如中国独特的城镇和农村二元化结构；共和体制的概念；执政法理的依据；宪法权利的兑现；法律尊严的确立；国家所有和全民产权的冲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停留在旧日的格局基础上，鲜有突破和根本解决。特别是腐败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新中国建国后最严重的地步，有些现象甚至超出了封建吏治的底限。在这个意义上，谁能说今天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
时至今日，中国面临的这些重大体制和现实问题，还能够说是由于人们对此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还是人们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智慧？或许是人们的双肩依然柔嫩不足以担当？也许还有……无论如何，这些巨大挑战则必将由下一代人来面对。
今天，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三代”整体已经在渐次退出社会的舞台，另一方面，这代人的精英和中坚在各个领域也已经成为各领风骚的主导性力量。无论他们是身居高位、已经步入最高决策层的领袖人物也好，还是作为体制内、外不同思想政治流派的代表人物也好，如果这些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当年的共同经历所凝炼出的追求和怀疑精神，历经磨难锻造出的求实和坚毅品格，还没有被完全“异化”殆尽，那么这种共性依然会成为“第三代”们奠定中国未来走向的理性基础。因为，真正“追求”的结果只能置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其座标；真正“怀疑”的精神势必成为推进历史的创新动力；真正“求实”的目光是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出发点；真正“坚毅”的品格则是民族崛起和复兴之路的自强保障。身为炎黄子孙，没有人会对“民富国强”抱有疑义；无论何种意识形态，都不能拒绝以“公平正义”作为社会的尺度。
“第三代”人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浓缩了这段历史中的功过毁誉，贯通了社会各层面的酸甜苦辣。他们曾经因为历史造就的幼稚和冲动，成为中华民族那场劫难的始作俑者和随后的牺牲品。但其整体性格也由此获益，使其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架起一座通向彼岸的桥梁，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孔夫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这代人却因为命运的捉弄，被推迟了整整十年。这当中，有十年浩劫的磨难，有六四风波的影响，还有第二代“文景”之治的漫长。他们是四十而立、五十而不惑、六十才算是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中央的一代。历史并没有留给“第三代”更多的时间，然而他们从上一代所继承的遗产却是充满了凶险和挑战。在中国面临新的转轨和抉择面前，企盼“第三代”的精英们能够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民族交上一张尽可能合格的历史答卷。期冀历史的反思使他们勇敢担当，坚毅不拔；希望历史的儆戒使他们谨慎负责，求实进取。
用一句古人的诗作为本文的结语：
“悟已往之不谏，
知来者之可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