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议会民主制的欧洲各国，尽管政党林立，但在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往往是两个最大的政党，而且在政治倾向上，这两个政党又往往是一左一右，如英国的保守党与工党，德国的基民盟和社会民主党等等。正是这哼哈二将，在很大程度上平衡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2001 年11 月丹麦举行的历史上首次全国议会、州政府和市政府三重大选所产生的左右易位的结果，便又是一个例证。[1]那么，这次非同寻常的大选结果如何？它反映出丹麦民主政治的哪些问题？本文根据作者之一的亲身经历，将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一，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大败

根据丹麦选举法，地方州政府、市政府每4年进行一次换届选举，时间是在该选举年的11月第三周的星期二。所以，2001年的11 月20日是州政府，市政府换届选举的投票日。与此同时，丹麦社会民主党执政的中央政府自1998 年连任以来已满4年，所以，全国议会大选也应在在2002 年3月之前举行，具体在哪一天举行，可由政府首相决定，既不必征求反对党的意见也不用向公众解释为什么。早在.10 月中下旬，媒介传言社会民主党政府有可能在州政府,市政府选举的同一天举行议会换届选举，果然，首相保尔(Poul Nyrup Rasmussen) 10 月31 日下午在谒见女王玛格丽特二世(Margrethe II)之后，便宣布在2001 年11 月20日举行全国议会大选。这便是丹麦全国议会,地方州政府,市政府三个大选在同一天的由来。

这次选举最主要的结果就是执政的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惨败。在宣布议会大选时，它信心十足，好象连选连任稳操胜券，但结果是落花流水般地败下阵来。

在全国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从1998年的35%降到29·1%，议席也由1998年的63个降到52个。由于在议会中不再是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也失去了组阁的资格，从执政的神坛上跌了下来。在地方市政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失败更加惨重。据统计，社会民主党在全国失掉了市政委员101个，失去市长位置30个。 丹麦全国275个市共有4645个市政委员，社会民主党市政委员的总数在选举后减到1547个。[2]在全国的374年州政委员中，社会民主党州政委员的总数则由1998年的136个减到129个。[3]在许多重要城市的市政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也不得不让出长期垄断的市长宝座。

总之，丹麦社会民主党将全国议会、州政府、市政府三重选举放在一起进行，就好象把存家底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筐里, 结果是一破全破，不堪收拾。与此同时，自由党在这三重选举中同时并进，这种风卷残云的势头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还从没出现过。

社会民主党为什么下台？社会民主党在本届大选和地方选举中为什么失败如此惨重？仔细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社会民主党作为执政党在宣布大选时已在位近10年了，民众对它早已没有新鲜感了。该党原来在中央政府的四个重要成员史文(Svend Auken)、弗兰克(Frank Jensen)、莉塔(Ritt Bjerregård)和茂恩(Mogens Lykketoft)都认为， 社会民主党这次失利的主要主因之一，就是选民的喜新厌旧心理。人们似乎已经厌倦了老面孔而希望有些新面孔，即便新面孔不见得比老面孔更好。更新换代的渴望、喜新厌旧的心理导致选民们强烈的思变情绪。这是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们无法左右的趋势。[4]社会民主党在其执政期间的表现也不全尽人意，这就加大了它下台的可能性.

第二，社会民主党在一些政策上的失误。比如，丹麦福利制度规则条款多如牛毛，因而官僚主义作风也十分严重，各个部门条块分割，协调不力。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 大病就医治疗要长时间排队，从诊断到入院治疗有时甚至要等候长达三个月多月。公共医院超负荷运转，无力解决排队问题，而私人医院的发展又受限制。公共福利部门负责照顾孤寡老人，但因财源人力缺乏，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地方时常有对孤寡老人照顾不周的事例发生。人们希望在这些方面能有较大的变化，所以迁怒于社会民主党。再如，社会民主党在移民和难民政策问题上言行不一。 一方面, 它高唱平等人道，在党内限制对移民和难民问题的讨论，使得党内那些有有排外情绪的党员感到压抑，对本党开始不满。另一方面，迫于外部极右翼势力的压力，社会民主党政府又不得不紧缩移民难民政策，多次修改有关移民和难民的政策。不仅如此，社会民主党政府还台过一系列带有种族歧视倾向的政策。所以这些，又使社会民主党失去了大部分来自移民难民的选票。

第三，社会民主党在选举时机上选择不当。去年美国“9·11事件”发生以后，与西欧其它国家一样，丹麦仇恨穆斯林排外情绪也十分严重。首相保尔频频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在与美结盟、推进北约各国反恐怖主义活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及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因而一度上涨。10月中下旬的民意测验表明, 社会民主党在选民中的威信遥遥领先地其它政党。保尔认为这时宣布议会大选，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最好的时机。事实证明，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判断严重失误。美国遭恐怖主义袭击刚刚两个月，丹麦民众中强烈的排外情绪使得移民和难民问题成了竞选辩论主题，限制了对许多社会民主党所关心的问题的讨论。而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社会民主党由于意识形态上的限制，不能像右翼丹麦人民党那样大放獗词，声称把外国人赶出去 以迎合排外情绪。 另一方面, 大部分移民难民选民对社会民主党紧缩移民难民政策又不满。自由党的移民难民政策也并不比社会民主党的好, 但是，这两种倾的选民出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不满和失望,，还是将选票投给自由党。这是社会民主党始料不及的。

第四，社会民主党内部不统一，竞选口径不统一。保尔原是社会民主党副主席,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取代当时的社民党主席史文，出任首相。社会民主党内部从此形成保尔一派, 史文一派。两派之间虽然尚能够和平共处，首相保尔在大选中的一些主张很难求得全党的同意和支持。比如，在移民难民政策问题上, 保尔准备对右翼的压力妥协，同意取消外国人与配偶在丹麦家庭团聚的法律权利，就遭到了史文派抵抗，无法在党内取得一致的支持。社会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暧昧, 口径不一，又使选民产生了迷惑, 无所适从。再如，保持现有税收水平是社会民主党在税收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可是，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合作伙伴激进左派党在竞选中突然独立提出减税时，保尔为争得激进左派党的支持，在大选辩论后期改变初衷，表示可以考虑减税，降低现有税收水平。此举非但没有给社会民主党增加选票，反使选民对社会民主党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

最后，社会民主党竞选策略不当。在奥胡斯的竞选中，自由党市长候选人单刀直入, 直接攻击社会民主党市政府在公共福利服务方面的不足，并许诺当选后要多方改进，把福利事业和服务办得更好。社会民主党市长弗莱明对此不屑一顾，着重强调社会民主党成绩与优点，列举大量数据来说明奥胡斯市在社会民主党手下经济的增长和就业人数的增加，想以此来说服选民并争取他们的选票。结果，在自由党市长候选人创新改革口号的衬托下，弗莱明对成绩的单方面强调给人一种满足现状、不思进取,保守落后的印象。社会民主党的合作伙伴激进左派党因而提出更换市长候选人的要求并以此作为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条件。社会民主党无法接受， 执意坚持弗莱明的候选人资格。结果，激进左派党转而支持自由党市长候选人，与自由党联手将奥胡斯的社会民主党人赶下了台。

二、右翼的自由党大胜

与社会民主党相反，一起在野的自由党[5]却取得全面胜利。

首先，在全国议会选举中，政治倾向偏右的丹麦自由党[2]则大获全胜，得票率由1998年24%上升为31·3%，议席由1998年的42个增加到56个，成为丹麦第一大政党。再加上更右的保守党和人民党所获得的席位,右翼阵营在议会占98席，以绝对多数压倒社会民主党取得了组阁权，该党年仅48岁领袖安纳斯(Anders Fogh Rasmussen)组阁，成为政府新总理。其次，在地方市政选举，自由党除在获得州政委员、市政委员的数目上都超过了社会民主党之外，还在一些重要城市夺得了市长位置。奥胡斯(Aarhus)，是丹麦的第二大城市，长期以来为社会民主党的一统天下, 市长宝座自1919年以来非社会民主党人莫属。在这次大选中，自由党市长候选人路易丝(Louis Gade)是一位年仅29岁的女律师，以个人得票高达36.000张的纪录击败原社会民主党人市长弗莱明(Flemming Knudsen)，成为奥胡斯市自1919年以来的第一个自由党人、 第一个女性和第一个最年轻的市长。临近奥胡斯的阿纳斯市(Randers)，原来也是社会民主党的坚固堡垒。但是，在这次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分裂, 自由党乘势获胜，市长一职也被年仅25岁的自由党候选人迈可尔(Michael Aastrup-Jensen)夺得。

就与社会民主党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一样，自由党获得的全面胜利也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第一，近年来，自由党在意识形态及政策口号方面不断进行更新和调整。自由党原本对公共福利持有抵制态度，强调对市场调节和个人收入能力，反对国家干预和社会民主党的 ”一揽子” 公共福利政策，主张福利服务私有化、个人化。但是，在公共福利根深蒂固的丹麦社会，一味反对和抵制公共福利, 主张有钱买福利,无钱无福利，得不到社会中下阶层的同情和支持。所以，1994年安纳斯接替沃夫(Uffe Ellemann-Jensen)成为领袖后，自由党开始逐渐左转, 由原来的攻击、反对福利转为关心、改进福利。这样一来，它的自由主义不仅不再是对公共福利的威胁，相反成了促使公共福利更新换代的一种手段。在这次选举中，自由党不但把医院、老人、儿童等问题作为竞选纲领的中心，而且许愿修改财政法,为医院,老人、儿童福利部门注入更多资金，鼓励私有福利服务以减缓公共福利事业的负担。结果，自由党的选民基础大大拓宽，既囊括了传统的自由党选民也吸引了一大批社会民主党的 ”铁杆”选民。通过政策上的左转，自由党也由代表一小部分经济实力雄厚选民利益的政党，变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人民性政党。这个转变大大瓦解了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基础,同时也使中间小党在左右两翼之间的桥梁作用失去了意义。[6]

第二，自由党候选人队伍年轻，朝气蓬勃。在这次选举中，从中央到地方,自由党的主要候选人年龄均在50以下，首相候选人只有48岁。几个大城市的市长候选人都不过30岁。如果说自由党的竞选口号为创新改革，那么，而其候选人队伍的年轻更给选民留下了一种精明强干印象，与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队伍多为大权在握、 资历雄厚的政府要人成鲜明对比。在这方面，从总体上说，近些年来自由党的发展势头也比社会民主党要好，目前党员人数8万多人，超过社会民主党成为丹麦全国第一大政党。[7]

第三， 自由党在排外情绪的甚嚣尘上中头脑比较清醒,。一方面，它与极端右翼的丹麦人民党结成竞选联盟，借其激进排外口号吸引了大量具有排外情绪选民。另一方面, 自由党又处处注意与人民党拉开距离，防止因人民党的激进、极端和信口开河而吓跑选民。它们虽然在移民、难民政策问题上也主张紧缩, 但并不对移民、难民进行文化上、人格上的攻击，始终把紧缩移民难民政策的出发点放在如何更有效地消化融合已有移民难民的基础。这样既迎合利用了排外情绪，又避免了极端主义、 种族主义的倾向。

第四，自由党的竞选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 以安纳斯为例，他每次竞选演说辩论或电视采访都事先精心策划，从讲演内容、灯光设计到画面角度都考虑得比较周全。在演说或辩论过程中，他有问必答，不漏掉任何一个反驳攻击、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同时还注意以事实为依据，长话短说,言简意赅，给人留下了干练可信、脚踏实地的良好印象。

自由党在议会大选获胜后，联合更右的保守党、人民党组成新政府。在新政府中，各部的总数由原来的21个减到18个， 其中新增加了一个移民难民部,专门处理外来移民难民融入丹麦社会的各方面事宜。 保守党与自由党联合有功，从自由党那里分得了经济与企业发展部、 外交部、司法部、文化部、交通部、社会与平等地位部。

新政府新政府前景如何？VKO (自由党+保守党+人民党) 政府能维持多久？对此，人们判断不同，猜测不一。 有人认为新政府最多只能维持一年，也有的认为它能维持两年甚至任满一届。新政府成立后一个月，丹麦媒体又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民众对新上台的自由党的信任度不但持续高于下台的左派各党，而且也超过了一个月前自由党得票的百分比，达到了33%。[8]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政府的前景将是一帆风顺。比如，在丹麦议会中，任何一项法律的通过都要以议会中的多数为基础,并且要左右兼顾。新政府的政策和许愿要通过立法才能实现，如果政府的法律提案不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的支持，新政府的政策也就难以实现。

自由党在竞选中提出的改革创新的口号能否实现，能否解决过去社会民主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如此等等，只能让时间来检验了。选民们能将自由党选上去，同样用选票也能将它赶下台

三、大选中暴露出来的丹麦民主政治中的问题

在2001年丹麦三重选举中，除了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得失之外，也还暴露了丹麦民主政治面临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媒介的影响和作用问题。在丹麦，由于电视广播报纸掌握在记者手里，媒介就成了左右竞选题目的权威。电视里出现的是政治家，但辩论的主题与内容却是由主持人一手操纵的。 移民、难民问题成为这次选举中心议题，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据《信息报》12月7 日报道，丹麦电视台新闻栏目在持续三周的竞选运动中，共播出了41条有关移民难民问题的新闻, 其它方面的新闻只有37 条；丹麦电视二台播放了45条移民难民新闻，其它方面的新闻只有,24条。这就人为地制造了一种外来移民难民威胁丹麦文明的虚假事实，进一步煽动了民众中“9·11事件”以后激增的排外情绪。与此同时，丹麦面临着内部福利制度改革，外部调整与欧盟关系方面的迫切问题, 大部分被媒介以公众不感兴趣为理由而删掉。在这个意义上, 媒介实际上已经直接介入了政治, 甚至主宰了竞选运动的主题与走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竞选运动的结果, 其作用远远超出了客观报道的范围。媒体已经成为丹麦政治中的一个过滤层，丹麦民主政治的本来面目也因此而产生了不应有的”折射” 效果。

其次，大众心理的导向作用问题。民主政治本应以理性和理智判断为基础，可是，由于受民众排外情绪的影响和裹挟, 丹麦政治家们在此次竞选中表现得情绪过激, 理智不足。为了迎合大众心理，争取选票, 许多人不惜抛弃以往的宽容大度作风，纷纷拿移民、难民开刀，似乎只要是关于移民、难民问题，说什么都不过分。[9]根据丹麦的反法西斯法, 散布法西斯主义言论的人要承担法律后果。所以，以往政治家们还有所顾及，很少不口出狂言。但在这次竞选中，他们却言大众排外情绪之所言。如果把丹麦政治家们口中的土耳其人、索马里人、巴基斯坦人换成犹太人的话，那么，他们言论中的种族主义倾向绝不比当年的德国纳粹党的逊色。另一方面, 民众排外情绪的高涨也影响了选民在投票时的理智判断。极端右翼的人民党主张彻底冻结家庭团聚，终止外籍公民通过婚姻移居丹麦。本来，这一主张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也违反丹麦社会一贯信守的基本人权观念和一部分丹麦公民本身的权益。但是，出于对穆斯林的恐惧和反感，还是有百分之十二的选民投了人民党的票。丹麦民主政治历来以尊重保护少数弱者阶层的利益为基本准则，但是，排外情绪驱使政治家和一部分选民把少数民族的尊严和权益抛到了九霄云外，无疑给以开明和宽容著称的丹麦民主蒙上了一层灰色的种族歧视阴影。

与排外情绪相关的，丹麦在对外发展援助和履行联合国规定的国际义务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可是，在这次大选后，新政府上台伊始就宣布将对外发展援助削减1.5亿丹麦克郎。此举引起了国内反对党的担忧和不满。美国遭恐怖主义袭击后, 发达国家对外发展援助的重要性更显重要，可作为对外发展援助表率的丹麦却率先削减对外发展援助，引起了人权组织的极大关注和担忧。安徒生的故乡在今后几年中是否会继续保持其人道主义的国际声誉还是一个问号。

作者附记：丹麦大选揭晓后不久，正柏林自由大学作访问学者的孔寒冰来到了奥胡斯，出于对共同的兴趣，与奥胡斯大学政治系的汪琦博士合写了此文。

注释：

[1] 丹麦实行君主立宪制，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为国家最高名义首脑，最高权力机关为议会，最高行政首脑为首相。 丹麦共有大小政党38个, 在议会中占有席位的政党现为8个，就其政治倾向而言，从左至右依次排列为统一名单党、社会主义人民党、 社会民主党、 激进左派党、中间主民党、自由党、基督教人民党、保守党、 丹麦人民党。

[2] 阿斯摩斯：《 自由党超过社会民主党》（Rasmus Nielsen：Vnu storst end S）一文，2001年11月23日丹麦政治新闻大全网页www.Altinget.dk.。

[3] 阿斯摩斯：《 自由党在州政府中是最大的党》（Rasmus Nielsen：Vensre storst I amternere）一文，2001年11月22日丹麦政治新闻大全网页www.Altinget.dk.。

[4] 《信息报》（Information），2001年，11月，21日。

[5] 丹麦自由党始建于1870年，1901年在议会中的多数。1908年以后，社会民主党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并开始在议会中占据多数，自由党则转而处于少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党在全国议会中的席位最高为1957年的45个，最低为1987年的19个。关于自由党二战以来在议会中的席位统计，可参见丹麦议会网页www.folketinget.dk/baggrund。

[6] 有关自由党的详细政策和政纲, 见易卜主编：《丹麦政治手册》，(Ib Garodkin：Håndbog i Dansk

Politik)，哥本哈根kbh: Rosinante出版社2000年丹麦文版。

[7] 参见丹麦议会网：www.folketinget.dk/baggrund。

[8] 《自由党持续在民意测验中领先》(Venstres Fremgang fortsaetter)，载丹麦政治新闻大全网页www.Altinget.dk，2001年12月17日。

[9] 外界最有代表性的批评是瑞典社会心理学家莱思(Lasse Dencik)。2001年11月10日，他在丹麦《政治报》

(Polittken) 上发表的题为”你们的竞选辩论使我感到恶心”(Jeres Debatform Giver mig Kvalme)的长篇采访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