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向社会主义的苏联“一边倒”的重大决策。表面上看，这中国党一方的选择。然而从深层次上看，“一边倒”可以说是三方面选择的结果，即苏联在国共两党之间的选择、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选择、中共在美苏之间的选择。当然，这三种选择的地位和重要性也不是平起平坐的，最关键的无疑是中国党自己做出的选择，而利益、情感取舍上最复杂的则是苏联做出的选择。另外，这些选择并非一蹴而就，其历程大体上是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反映的也正是这一时期极其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外交关系。不管哪种选择对后来的中苏关系、中美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先说苏联在中国的选择。
或许都是共产党、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又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一般人的眼里，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实际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苏联政府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国家关系，另一方面是苏联共产党通过共产国际而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关系。二战结束之后，由于中国的国共两党从共同抗日的盟友转变为争夺江山的对手，苏联面临着在中国应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在国共两党之间做出什么样抉择的现实问题。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影响苏联在这些方面进行决策的是两个联系极为密切的因素，一个是战后初期（1945～1953）苏联的对外政策，第二个是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需要。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并没有起主导作用。
这个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大体上可以1947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一般说来，1947年以前，苏联坚持与西方国家的“共处与合作”；1947年以后，苏联则被迫实行与西方国家的“对立和斗争”。从理论上讲，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肯定会影响到它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取舍，尤其国民党还是由美国支持的。不过，由于此时和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美苏之间的对峙主要在欧洲，如德国的一分为二、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两个军事集团、经互会和欧共体两个经济集团的形成，就是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但是，亚洲却不是美苏争斗的重点，不仅如此，由于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欧洲，美苏在亚洲都不想陷得太深，因而彼此的对峙也就不像在欧洲那样厉害，大体上还能维系着战时结成的同盟关系。也正因为是这样，苏联对外政策上发生的变化在中国政策上反映得并不是特别明显，在国家关系上仍与国民党打交道，与共产党的交道仍旧没有超出党际关系的范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后者需要是服从于前者需要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讲的那样：“苏联对国共斗争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它的远东战略的需要，意识形态因素只起着次要的作用。”
那么，苏联在远东的战略是什么呢？
概括起来，“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例如在远东，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 至于这些权益在中国体现的是什么，上面都已经讲得清楚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在中国所拥有的权益都是从美国、英国和蒋介石政权那里得到的。所以，要维持它们，对苏联来说，最重要的无疑是必须保持与英美以及蒋介石政权的良好关系。由于与中国共产党毕竟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苏联对此又不能不顾及，但前提是不能超出雅尔塔协定所允许的范围。
在这种背景下，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苏联先是力求促成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和平谈判。在这过程中，苏联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取舍问题上实际经历了从“亲蒋疏共”到“两面周旋”，再到“联共弃蒋”三个阶段。 这也就是苏联在中国进行选择的过程。
“亲蒋疏共”大体上发生在日本投降到1948年9月。在这个阶段中，苏联的基本打算是与美国一起促成中国的和平统一，国民党主政，共产党参政。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美苏因分别支持国民党和共产党而对抗，进而维护苏联的在华利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苏联对待共产党的态度是先软后硬，而对国民党的态度是先硬后软。苏联军队出兵中国东北之后，由于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而不能与中共领导的部队直接建立联系并提供帮助，但是对于临时改了名称的中共的东北军队却“不加限制，任其自由行动”。另外，“苏联红军还把日本关东军的武器仓库交给中共军队看管，使新扩编的部队得到了武器。这一切都帮助了中共军队在东北的迅速发展。” 当然，对于苏联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有的学者提出，“对中国共产党，苏联虽然也给予了一定的援助，这一方面作为兄弟党，它不能不提供一些援助，否则就太不像话了，另一方面则是利用这一援助来作为同美蒋交涉的一个法码。” 无论如何，苏联毕竟还是有助于中共的，这一点不应否认。
在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后，苏联奉行了一种内容自相矛盾、态度暧昧不明的对华政策，甚至一度扮演了“不准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不光彩的角色。 据南斯拉夫共产党仅次于铁托的另一个领导人爱德华•卡德尔回忆，1948年2月他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进行过一次会晤。在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对外政策时，斯大林反话正说，竟然讲了这样一段话：“上帝保佑！但愿你们是对的，也许我错了。我已经在一件这样的事情上做错了。这就是中国。当时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全力以赴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我甚至把中国代表团召到莫斯科来。代表团来了，听取了我对他们讲的一切，照中国的习惯，他们都面带笑容，直点头。然后走了。他们回去后，毛便开始发动一场革命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上帝保佑，但愿在希腊问题上也是这样。但是，我得说，我不相信这一点。希腊不是中国。” 从当时对话的情景来看，斯大林所强调的仍是自己正确性。
对于蒋介石，苏联开始时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特别是从海上运送精锐部队在大连登陆，也不允许国民党东北行营人员赴各地视察。当国民党退让决定从营口、和葫芦岛登陆的时候，苏联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事先暗地将这两个重要港口交给了中共的军队。直到蒋介石威胁要将东北行营从长春撤到山海关并请美国出面干预之后，由于担心真地与国民党搞僵不仅会导致美苏之间的对抗而且会危及到自己在东北的利益，苏联的态度才在1945年底发生了变化，保证空运到长春和陆运到沈阳的国民党军队的安全，尽快地解除非国民党的武装，同意在次年2月初将军队从东北完全撤出。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承诺，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限期中共东北局所属的机关和军队撤离，将沈阳交给国民党。几乎与此同时，斯大林直言不讳地对来访的蒋经国说，“只要国民党政府能保证今后美国不在东北得到利益，我们苏联一定可以作必要的让步。” 对苏联来说，只要能保证其在东北的利益，由共产党还是由国民党控制东北实际上都是无所谓的。
“两面周旋”大体上发生在1948年9月到1949年4月。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尽管国民党不断遭到失败，苏联仍然没有放弃对国民党的希望，仍然不相信中共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仍然在竭力促成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化干戈为玉帛。这方面有许多例证。其一，1948年底国民党决定将政府所在地由南京迁往广州，同时也要求所有外国使馆也随之南移。令人惊奇的是，唯有苏联大使罗申率员全部迁到广州，其它国家包括美国的大使馆都按兵不动。美国学者布赖恩•默里认为，“罗申的使命与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米高扬的使命是相似的。当米高扬谋略把中共限制在长江以北的时候，罗申则力图在中国南部维持苏联同国民党的关系。” 对此不论有什么样的解释，都冲淡不了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情有独钟的事实。其二，1949年1月初，节节溃败的国民党向苏、美、英、法四大国发出照会，请求它们一起出面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调停。尽管连美国、英国都不愿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可是苏联还是跃跃欲试，斯大林也以征求意见的口气表达了调停的意思，只是在中共不同意调停的情况下才算作罢。 所以，有的学者提出，“这时，唯一出来挽救国民党政府的，不是别人而是苏联。美国政府大概对此感到奇怪。” 其三，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西方国家和国民党的一部分顽固派曾策划过以长江为界在中国搞南北朝，以阻止解放军渡江。苏联对此也表示赞成。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术界曾有过意见相左的争论。 其原因，一是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某些相关谈话有不同的理解， 二是1949年1月底，也就是三大战役结束之时来到西柏坡的米高扬的真正使命是什么。在有关档案资料没有公布之前，一些学者认为米高扬在西柏坡与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进行会谈时，曾转达了斯大林劝中共不要打过长江而与国民党划江分治的口信。不过，自从俄罗斯公布了米高扬就1949年1～2月中国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以及此前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一些通信之后，谜底实际上已大白于天下了。那就是解放军是否过江此时已不再是什么问题了，米高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详细了解中共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等也就此以及诸如中国东北港口、新疆和外蒙古等问题阐述了中共的立场。 中苏两党的这次高层接触对后来中苏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进一步促进了彼此之间认同和选择。
这样一来，从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了南京之后，苏联对中国的选择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联共弃蒋”。其明显的例证就是，一直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罗申于5月底离开了广州返回莫斯科。再往后发展，苏联才正式进入与中共商谈建立两国关系的阶段。不过，根据新披露的秘密档案，就在当时斯大林还说：“我们不认为现在是了广泛显示苏联和民主中国之间友谊的适当时刻。” 苏联完全断绝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是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当天，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一方面致电周恩来宣布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另一方面又告诉国民党广州政府驻莫斯科代办：“苏联政府认为与广州的外交关系已经断绝，并已决定自广州召回其外交代表”。
有的学者在研究了这段历史后指出：“从1949年1月么1950年2月，中国历史经历了翻天地覆的变化。苏联对华政策也进行了重要调整和转变。从总的趋势上看，这种调整和转变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但是，这种转变是在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政策冲击和‘一边倒’政策促进下，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已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做出的。它只是被动地适应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整个转变过程中，苏联对华政策始终存在着消极因素，面这些消极的因素的根子，在于苏联领导人对我党独立自主立场的偏见和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
二
再看美国在中国的选择。
二战结束以后到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是中外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因而也出现了不少很有份量的成果。 相对而言，一方面在中国直接的利益并不主要，另一方面没有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纠葛，所以，美国在中国的选择倒也简单明了：虽然偏袒蒋介石但对其也不是言行必从，虽然敌视共产党但对其也不是绝不往来。综合起来看，这时期美国在华的选择大体上经过了有偏向的调解、大规模地支持蒋介石、重新与共产党接触不成而最终从中国脱身三个阶段。
开始的时候，美国也面临着一些不同的选择，如直接武力干涉，不介入国共之争，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全部从中国撤出等等。然而，调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力求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民主的政府”成了美国的首选。之所以如此，美国有以下几方面考虑。其一，战后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欧洲，无论是凯南的“遏制理论”，还是杜鲁门主义或马歇尔计划，其重心都针对苏联东欧的，外延再扩大点也不超过近东地区；其二，也正因如此，美国朝野有一种“广泛的、共同的看法，即认为美国的在华利益不值得诉诸武力” ；其三，若是建立起一个以国民党为主但包括共产党的统一政府的话，美国就可能控制它，进而遏制苏联。由于主要使命就是调解国共之间的矛盾，所以，1945年12月来华的马歇尔不仅限制美国军事顾问团在华的活动范围，而且还拒绝了魏德迈将军提出的扩大对国民党军事援助的计划。正因如此，一些学者认为：马歇尔在华调停基本上是站在“比较公允的立场”上。 可是，对美国调停并不领情的就是受美国恩惠最大的国民党，自恃拥有由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400多万军队并在美国帮助下占据着大城市的蒋介石，根本不想在自己一党政府中包容共产党，而是想通过武力消灭后者。结果国共之间的谈判最终还被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所代替。1947年初回国的马歇尔虽然无功而返，但官升国务卿，以后便将主要精力放在西欧了。
在冷战开始、美国与苏联全面对峙后，为了阻止共产党得下天后中国会成为苏联的附庸，美国加大了对国民党援助的力度。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就向参议院提交了《军事援华法案》，经过协商，1948年4月与国会达成一致，即今后一年中向国民党政府提供4•63亿（后减为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3•38亿（后减为2•75亿）为经济援助，1•25亿为军事援助。本来不想介入国共两党之争的美国也因此而陷进了泥潭。正如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费正清所讲的那样，由于所面对的是“长远的将来属于那样其行动被证明是为着中国人民的福利的人们”，美国在中国所支持的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 另一名美籍华人学者邹谠所著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的主要立意也在于此。更不替山姆大叔争气的还是国民党。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自恃军事上的优势，声称一年内、半年内甚至三个月内就彻底消灭共产党，可这些神话随着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的失败而破产。一年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由防御转向反攻。到1948年冬天的时候，美国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救不了它了。” 此后，美国虽仍然向国民党提供援助，但量上少得多了；虽然对前来求援的宋美龄给予的充分的礼遇，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表示。 另外，从这年12月开始，美国驻华顾问团开始从中国撤出。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要离开国民党这艘要沉的“船”，对华政策也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1949年年初，美国一方面应国民党之请求与苏联等国一起力图促成刚刚取代蒋介石的李宗仁提出的“划江分治”，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进行联系。 就后者来说，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活动最引人注目。 他先在南京解放前夕要自己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在香港写信给周恩来夫妇，目的是打探中共今后的对外政策，在解放军渡江之后仍留在南京观望； 然后，他又利用与当时任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的黄华在燕京大学时的师生关系进行接触，但他们实际上是分别代表着中共和美国。就未来的中美关系问题，黄华提出：新中国需要同美国建立商业关系，但前提条件是美国必须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并承认新中国；司徒雷登则告诉黄华：只有在不与苏联结盟的条件下，美国才会考虑与承认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 然而，在这两个关键的问题上，双方谁都不肯甚至也不能做出让步。更为重要的，5月30日罗申离开广州回国后，苏联已经开始实行“联共弃蒋”政策，稍后不久，中共也正式决定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结果，“等待尘落定”的美国人错过了机会，只能采取诸如拒绝承认共产党政权、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以及阻止中国统一等敌对行动。这样一来，美国与新中国建立不仅是擦肩而过，而且处于长期的对峙状态之中。
三
最终的选择当然还是中国党自己的。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面对着来自国民党、苏联和美国三方面的压力，它的选择也经过了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 到向苏联“一边倒”并不轻松的过程。
在一定意义上说，尽管有过两次合作，国民党实际上仍是共产党的天敌。抗战之前以及抗战期间，共产党所受国民党的迫害是众所周知的。“四•一二”大屠杀，五次围剿，红军长征期间的围追堵截，皖南事变等等，无不纪录着国民党对共产党犯下的滔天罪行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刻骨仇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有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共计430多万，占领着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共产党只有120万小米加步枪的军队，所依赖的华北、东北、山东等为数不多并且条件极差的解放区。 对共产党更不利的是，从国家角度说，美国和苏联都与国民党打交道，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它。不同的利益需要将美国、苏联和国民党联在一起。对于美苏而言，中共不过是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蒋介石之间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一来，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只能利用它们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在夹缝中加紧发展自己。所以，在内战爆发之前和内战爆发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周旋于美苏之间，即上面所讲的“既不反苏，也不反美”。也就是说，中共此时还没有在美国与苏联之间做出取舍。
不仅如此，相比之下，或许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或许美国在中国的自由度更大一些，中共似乎更看重美国，与它来往的机会似乎也比与苏联的交往多。除了从上面叙述过的美苏在中国的选择过程中不难看出的之外，还可以举一些例子。先看抗战胜利前夕。1944年7月美国军事观察组（也就是著名的“迪克西使团”）到达延安以后，8月15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中共中央于18日专门做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同美军观察组的包瑞德、谢伟思、戴维思等人举行多次长谈。在谈话中，中共领导人希望美国敦促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把援华物资公平地分给共产党部队，消除内战基础；希望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继续对延安进行考察；也希望美国能够积极支持战后中国的和平建设。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在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和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进行会谈后飞到了延安，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表示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计划，并在中共草拟的国共合作五项协议上签了字。 抗战胜利之后，1945年12月22日周恩来在欢迎马歇尔来华时说：“美国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一）华盛顿时代的民族独立精神；（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的工业化。” 中共“既不反苏，也不反美”的立场，则是在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前夕提出来的。与此同时，正是中共在东北受苏联压制的时候。
内战全面爆发之后，由于美国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中共选择的天秤开始有所倾斜，离美国越来越远，离苏联则越来越近。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很好的例证。如，毛泽东放弃了自己的“中间地带”观点而接受了苏联人提出的“两大阵营”理论。前者是毛泽东1946年8月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谈话时提出来的。他说，“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将世界一分为三，而处于“中间地带”国家则是“一支直接站在反帝斗争前线的民主势力，它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一种相互同情、相互声援的关系”。 后者最早是苏共领导之一日丹诺夫1947年9月在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提出来的，即战后世界分裂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3个月以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说：“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没有危机的、向上发展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爱护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力量，现在就已经超过了被危机严重威胁着的、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帝国主义的美国。” 对比一下，就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感情上的远近。又如，1948年6月情报局错误地将敢于同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南斯拉夫开除 后，本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中共也立即表态，在《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中赞成情报局的作法。缘何如此，也不难想像。再如，1948年11月，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利用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之际撰写文章，除了盛赞苏联之外，都明确提出，要么站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要么站在美国的帝国主义阵营一边，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毛泽东还特别提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不新了。”
必须指出，中共虽然逐渐走近苏联并且也越来越强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但这决不意味着双方真地“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眠恩仇”了。毛泽东为1949年元旦写的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写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实际既是写给跟着共产党走的人民，也是写给蒋介石，还是写给美国，更是写给苏联的。它们所表明的也只是一个意思，即将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决不会养痈贻患，再搞任何妥协的。
不过，由于蒋家王朝行将灭亡，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在程度不同上抛弃国民党的同时，也都程度不同地向中共伸出的橄榄枝，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与中共领导进行会谈，司徒雷登在南京与中共代表秘密接触均属于此类。由于蒋家王朝行将灭亡，很快就要掌权的中共也就越来越接近国家政权，因而有了就未来国家对外关系进行选择的可能和机会。吃够在大国势力夹缝中受气苦头的中共十分清楚，尽管自己走到这一步主要是独立自主、自力更力的结果，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再不偏不倚地介乎于美苏之间，特别是如果与它们的关系都搞僵了的话，中共的新政权就不会被承认，更谈不上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中共也十分清楚，国际上对新中国的承认和支持意味着什么，所以必须在美苏之间做出选择。选择谁呢？俄国对中国而言曾经意味着什么，中国人刻骨铭心；苏联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人也不会忘记。然而，苏联毕竟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中国人心中也明镜似的，更何况它一直支持着自己的死对头蒋介石。总地来看，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俄国、苏联对自己的伤害呈递减态势，美国对自己的伤害则呈递增态势。当然，关键还在于选择者本身。一方面与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不共戴天，另一方面自己也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因此，中共的最终选择也就不言而喻了。
1949年６月30日毛泽东宣布，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全方位地站在苏联一边，实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