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中苏关系整整持续了43年，其基本特点就是高开低走最后到正常化。因此，一部中苏关系史，应当是以两国关系为纵轴展现中苏两党超越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之争并对与此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分析与评判，揭示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和两党在意识形态上争论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另外，还要注重如此复杂的中苏关系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从一个特殊角度来说明中国建国后头30年曲折发展的重要原因。

[关 键 词] 中苏关系 中国 苏联 研究

一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不过，即便是这句流传已久的古训，若作为真理，也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面镜子本身必须是平整的。如果凸凹不平，那它就成了一面哈哈镜。在它面前，歪曲的必定是照镜子者自己。胖子一照就成了瘦子，瘦子一照就成了胖子。于是，胖子忙不迭地大吃特吃来增重，瘦子则慌慌张张地不吃不喝来减肥，其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20世纪后半期的中苏关系差不多就是这样一面哈哈镜。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非同一般的大喜大悲的关系整整持续了43年。

所谓大喜，是指两国关系刚一确立时定位极高，好得至少在表面上几乎已经无可复加。建国前夕，1949年６月30日，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写的《论人民主专政》一文中专门论证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全方位地站在苏联一边，即所谓的“一边倒”政策。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所以，“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此后不久，斯大林7月27日在欢迎秘密访问莫斯科的刘少奇的宴会上也动情地讲：“我们（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正是彼此认作兄弟当成一家人，新中国刚刚建立，毛泽东就不远万里亲赴莫斯科，将他认为最能体现兄弟之情的大黄芽、白菜、萝卜、大葱和梨等中国北方的土特产作为斯大林70诞辰的贺礼。 也是在这次访问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诞生了，两国之间的“蜜月”关系开始了并且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

所谓大悲，则是指50年代中期以后，先是中苏两党就一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理论问题发生分歧，后是中苏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并导致双方兵戎相见。中国党认为：1956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走向修正主义的第一步，因为在那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提出所谓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错误。此后到1960年4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已经系统化了。 苏联党则认为，“如果说民族主义分子从前把自己的观点伪装起来，并不得不按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任务行事的话，那么中国人民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帮助下在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中共内部的民族主义分子就决定公开实现他们的大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观点。” 分歧进一步发展便波及到了国家关系，苏联中断与中国的一切经济合作项目，接着两国边境接连发生小规模冲突，最后双方军队1969年在珍宝岛交火，中苏关系也随之到了最低点。两国在经济上毫不往来，在政治上相互攻击，在军事上重兵对峙，在外交上各自为政，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

无论是大喜还是大悲都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地反映相应时期中苏关系的现实。前者掩盖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起作用的两国、两党的历史恩怨以及两大民族不同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后者则是双方老帐新帐明白帐糊涂帐一起算，文攻武围互不留余地。其实，综合已有的和新公布的历史资料和历史档案不难看出，即使在“蜜月”时期，中苏关系里也潜伏着非常多非常大的危机。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中国学者杨奎松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背景，探讨了中苏之间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 国外学者哈罗德．C．辛顿在探讨中苏争论的起源时也说：在中苏关系发展中，民族政治文化传统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唐纳德．S．扎果里亚认为：中苏两党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的高低，两党在革命经验上的多少，两国政治环境上的不同，两国经济发展、军事力量以及各自利益上的差别等等，是造成中苏关系危机的主要因素；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语重心长地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造成中苏关系的现状与现实严重背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探讨这些原因也是本书的重点之一，在这儿就不多论及了。但有一点必须指出，那就是这样的中苏关系是严重扭曲了的，因而对中国和苏联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非同小可的负面影响。

就中国而言，在几十年与苏联的交往过程中，中国党一直把苏联当作一面镜子，原意是想校正自己，走正道或不走歪道。可是，由于不恰当甚至反向地总结了苏联党和国家的经验教训，中苏关系就成了哈哈镜并且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在关系极好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足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在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结果基本上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军事体制、文化体制、意识形态体制等等并不完全适合或完全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这不仅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社会发展，而且还带来了许许多多体制上的弊端。美国学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总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时说了这样一句话：“社会主义70年尝试的最大教训就在于它们放弃了探索其他的道路。” 这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来说，也差不多有同样的教训。苏联模式的许多弊端，如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农轻重比例失调、严重的个人迷信以及大量的冤假错案等等无一例外地在中国重演。也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如今，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向前发展的一面旗帜，不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另一方面，在关系极坏的时候，在中国的人中，苏联党和国家都成了不可救药的“修正主义”。1962年秋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赫鲁晓夫在苏联搞的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上是反革命。因此，中国党要搞一万年阶级斗争，以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 这样一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就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相并列，成为中国头号敌人。不断恶化的中苏关系“促进和发展了一种‘和苏修对着干’为特征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扼杀了任何敢于提出怀疑和否定意见的创造性的批判思维。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的这段语录被绝对化，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维定式。任何人稍有不同观点的表示，哪怕是十分合理的意见，也会被视为异端，遭到岐视、批判和打击，甚至被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遭到残酷折磨。这种状况只能鼓励盲从而扼杀独立思考，使整个民族在错误的指引下陷入灾难的深渊。” 甚至可以这样讲，新中国前30年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比如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三线建设、文化大革命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苏关系的走向联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新中国前30年社会曲折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了解中苏关系，也就不可能很好地认识新中国的头30年，更不可能正确估价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

二

这40多年的中苏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在中外关系方面，中国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关系都不像中苏关系有那样多的内涵、那样多的层次。实际上，这个时期的中苏关系是集国家关系、党际关系和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交往于一体，牵扯到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相同的意识形态、一样的社会制度本应使中苏两党、两国建立并且维系更加亲密、更加持久的友谊，却不料增添了许多不应有的麻烦。所以，中苏关系更像一个加了密的软件，需要人们慢慢地、细致地去解读。也正是由于如此复杂，中苏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政治界和外交界研究和关注的重点。

中国大陆以外对中苏关系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主要出自西方（美、英、德等国）、苏联（俄罗斯）和台湾。

西方国家对中苏关系的研究除了散见于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苏联史、当代世界史、国际关系史方面的著作中和大量的学术论文之外，还出版了许多有关中苏关系方面的著作。 就著作而言，大体可以分为按时间写的通史和按事件写的专史两大类。

在通史方面的代表著作主要有：迪特•海茵茨希的《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桑特•巴巴拉的《中苏冲突》，威廉•E．格里菲斯的《1945～1950年的中苏关系》、《1964~1965年的中苏关系》，彼得•迈耶的《斯大林去世以来的中苏关系》，唐纳德•S．扎果里亚的《中苏冲突：1956～1961》，克劳斯•梅内尔特的《北京和莫斯科》，R．K．I．奎斯特的《中苏关系简史》，卡尔•G．雅各布森的《毛以后的中苏关系：毛主席的遗产》，G．塞格尔的《毛以后的中苏关系》，彼得•琼斯和西安•凯维尔的《1949～1985年的中苏关系》，托马斯•G．哈特的《中苏关系：对其正常化前景的考察》，L．迪特默的《中苏关系正常化及其国际影响》等。

在专史方面还可以进一步分成几个专题：

一是中苏边界与军事关系，主要代表著作有：丹尼斯•J．杜林的《中苏冲突中的领土要求》，乔治．金斯伯格斯的《1949~1964年中苏领土争端》，雷蒙德•L．加尔特霍夫的《中苏军事关系》，哈里•格尔曼的《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反华冒险》，诺顿•H．哈尔派林的《中苏关系与裁军》，瓦尔特•C．克莱门斯的《军备竞赛与中苏关系》。

二是中苏矛盾与冲突，主要代表著作有：威廉•E．格里菲斯的《中苏冲突：文件与分析》、《中苏的分裂》，吉奥弗雷•哈德森的《中苏争论：文件与分析》，里查德•维希的《中苏危机政治学：对政治变化和交往的考察》，克劳丁•门嫩斯的《中苏冲突中的苏联的观点》，G．F．赫鲁森等人的《中苏争端》，威姆拉•萨兰的《中苏分裂》，哈罗德•C．辛顿的《中苏对抗》，乔纳森•D．波拉克的《中苏竞争和中国安全争论》，赫伯特•J．埃利森的：《中苏冲突》，库特•伦敦的《结盟与冲突》，赫伯特•J．艾利森的《中苏冲突：全球性的考察》，约翰．吉丁斯的《对中苏争论的考察：最近争论的评论与文选》，杰西卡．布朗的《中苏冲突》，戴维•弗洛伊德的《毛对赫鲁晓夫主义》，阿尔弗莱德•D．洛乌的《毛泽东以来的中苏矛盾：争论、缓和与冲突》。

三是中苏关系与第三世界，主要代表著作有：阿尔文•Z．鲁宾斯坦的《苏联和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赫门•瑞的《中苏在印度问题上的冲突——1949年以来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在印度问题上冲突的原因分析》，罗格尔•皮尔森的《中苏对非洲的干预》，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的《中苏在非洲的竞争》，劳伦斯•普拉特的《北越与中苏的紧张关系》，罗伯特•A．鲁彭的《越南与中苏争端》，道格拉斯•T．斯图加特的《中国、苏联和西方》，查尔斯•麦克吉格尔的《中越关系与苏联》，威廉•格里菲斯的《阿尔巴尼亚与中苏分裂》，罗伯特•R．西蒙斯的《紧张的联盟：北京、平壤、莫斯科和朝鲜内战的政策》，戴维•高的：《中苏在印度尼西亚的冲突》，托马斯．E．斯托尔泊的《中国、台湾和海岛：对外蒙古和中苏关系的影响》。

四是中苏美三大国关系，主要代表著作有：肯尼思•G．利伯撒尔的《70年代的中苏冲突：演变及其对战略三角的影响》，帕萨•S．高什的《1949～1959年中苏关系：美国的看法和政治反应》，戴维•A．迈耶斯的《击碎柱石——美国反对中苏联盟的政策，1949~1955年》，乔纳森•D．波拉克的《中苏冲突和美国安全考虑》。

另外，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写有中苏关系方面的著作，如韩国学者著的《俄国对抗中国，下一步是什么？》，《中苏关系（1972~1988）：美国精英对中国的看法和政策》，《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平壤，《中苏争论与北朝鲜》，《北朝鲜卷入中苏争论（1958~1975）》，《中苏领土争端》等；日本学者著的《中苏关于日本共产党的争论（1961~1968）》，《高岗事件与中苏关系》，《从兵要看中苏战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等；印度学者著的《作为1975~1984年间中苏冲突的一个因素的柬埔寨》等等。

总的看来，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还是比较全面和比较细致的，因而出的成果也比较多。然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其中一些学者是站在反共、反苏和反华的立场上，因此在对事件的描述和评判方面特别突出其负面效应，特别强调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及其根源。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作为当事国的一方，苏联无疑十分重视对中苏关系的研究。就专门的著作而言，比较重要的有：E．卡巴列夫著的《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M．卡比恰 著的《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米•约•斯拉德图夫斯基著的《苏联同中国经济关系概论》，《苏中关系：1917～1957（文件集）》，米•安•苏斯洛夫著的《苏共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O．伊万诺夫著的《苏中关系的一些事实》，米•A．克洛奇科著的《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O．M．拉马年科著的：《毛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实质》，米•斯•卡皮查著的《左得不顾理智—论毛主义的对外政策》，奥•鲍里索夫著的《苏联和南满革命根据地》，奥•鲍•鲍里索夫和鲍•特•科洛斯科夫合著的《苏中关系1945～1980》，普罗霍罗夫著的《关于中苏边界问题》，伊•格•洛博达的《莫斯科——北京：下一步是什么？》，勃•T．库里克的《苏中分裂：原因与后果》，尢•米•加列诺维奇的《两大领袖：斯大林与毛泽东》、《两个一把手：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两大元帅：斯大林与蒋介石》、《勃列日涅夫与毛泽东 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与中国》、《1917~1991年苏中关系中的“空白点”和“痛处”》、《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台北：新的起点》、《20世纪俄罗斯与中国的边界》，A．M．多列夫斯基的《斯大林与中国》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也是最能反映出苏联观点的是《苏中关系1945～1980》。关于该书和该书的作者，1982年中文版的出版说明这样写道，“本书的主要作者奥•鲍•鲍里索夫是苏共中央联络部第一副部长和中国问题专家奥•鲍•拉赫马宁的化名，亦即人们熟知的所谓苏中问题专家、反华干将罗满宁。他与鲍．特．科洛斯科夫合写的这部著作集中了苏联当局对苏中两党、两国关系和对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基本观点。作者从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立场出发，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全部推卸在中国党和政府身上，对我国的内外政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恣意歪曲；篡改历史，捏造事实，攻击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本书出版之后一直是苏联官方和学术界经常援引的权威性反华专著。1975年美国根据原著第一版出版了英译本；西方把本书视为研究苏中关系的‘难得的文献’。1980年苏联又出版了增订第三版。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国际上，这部著作都有很大影响。由于这一特点，本书无疑对我国外交、宣传、学术研究等有关方面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种评价和鲍里索夫的著作一样，都反映出中苏关系具有很浓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色彩。

另外，近些年来，苏联时期一些曾在华工作过的外交官撰写的回忆录也陆续出版，其中有齐赫文斯基的《我的一生与中国的30~90年代》，贾丕才的《在不同的地平线线上：外交官回忆录》，费德林的《我所接触过的中苏领导人》，奥•特罗扬诺夫斯基的《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A．A．勃列日涅夫的《中国——通向睦邻的艰难之路：回忆与思考》等等。

主要是出于政治上反共的需要，台湾也有大量的关于中苏关系方面的著述。不过，台湾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中苏关系方面的文章带有很强的情报性质， 事实上许多作者就是台湾的军情人员。若抛开政治倾向和特点不论，台湾有关文献所涉及的问题却也是中苏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台湾出版的中苏关系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许昌武著的《赫毛理论斗争之研究》，彭士谔著的《匪俄关系的演变》，章孝严著的《“珍宝岛事件”及匪俄关系》，张少书著的《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王聿均著的《中苏外交的序幕》。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以前台湾出版的著作或者发表的文章及其作者对中共和苏联是持敌视态度的，这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因此没有也不可能对中苏关系做真正科学、客观的研究和论述。但是，这种情况在80年代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而大有改变，如伊庆耀的《中苏关系：回顾与展望》，潘锡堂的《中共“十二大”后对苏联外交政策——“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对苏联运用之研究》等等。

三

中国大陆无疑更为重视对中苏关系的研究。然而，历史地看，中苏关系在中国更多的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往往服从于政治上的需要，甚至就是当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就像大起大落的中苏关系一样，对它的研究也是热一阵冷一阵。当时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时期，所有的文章著述都充满赞美和颂扬之辞；当中苏关系处于“离异”状态时，所有的文章著述又都用尽谴责和攻击之语。总之，纯学术意义上的著述并不多，以至于评述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文章不得不将评述的重点放在1917年至1949年这一段。 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以后才有比较大的改观。

综观近半个世纪中国大陆对中苏关系的研究，从出版物上看，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下面用已经出版的有关著述来说明各个阶段的特点。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50年代是第一阶段，特点就是高度赞美中苏关系。这时期出版的著作有三类：一是各地中苏友好协会编辑的，数量最多，如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编的《中苏大事日志》、《中苏友好空前发展一年》，上海中苏友好协会编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协定学习资料》，重庆中苏友好协会编的《苏联经验硬是好》、上海中苏友好协会《苏联对我国工业化的援助》等等；另一类是出版社编辑的文集，如新华时事丛刊社编的《中苏关系史料》，人民出版社编的《中苏团结万古长青》，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人民出版社编印的《中苏友好文献》，新华时事丛刊社编的《中苏友好新条约》，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的《中苏两国站在保卫和平的最前线》东北人民出版社编辑的《苏联专家在东北》、《斯大林派来帮助我们的人》，新华通讯社编辑部编的《拥护苏联，学习苏联》，劳动出版社编审部编的《中苏友好合作万岁》，工人日报文艺组编辑的《苏联专家到了我们工厂》等；第三类是个人写的书，如彭明著的《中苏人民友谊史》，郭沫若著的《中苏文化之交流》，方堃著的《中苏友好史》，廖盖隆著的《中苏友好一年来的成就》，王火编的《苏联专家在中国》，海父编著的《为什么一边到》，廉风编著的《苏联怎样帮助中国》，凝远编著的《苏联怎样帮助中国建设》，汪敏之编著《中苏同盟无敌天下》，廖经天著的《中苏友好讲话》，星火等编著《中苏友谊史话》，杨英杰著的《苏联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援助》，胡明俊著的《我们的良师益友》，黄陈明等编著的《从中苏合作看中苏人民伟大友谊》等。

60～70年代是第二阶段，特点是以批评和批判苏共和苏联为主。这时期中苏关系方面的文献几乎都是政治性的，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单行本方式出版的中共中央的重要文章或这些文章的汇集，主要有：《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来往的七封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苏共领导同我们分岐的由来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峡谷条路线》、《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苏共领导是宣言和声明的背叛者》、《驳苏工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评莫斯科三月会议》、《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论文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有关文件》等等。另外有少数由研究者撰写的著作，如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写组编写的《沙俄侵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沙俄侵华史》、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皇俄国扩张史》，《苏修的谎言和历史的真相》（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沙皇的的丑恶面目》，柯雄著的《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实》，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联》、《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樊肖等著的《苏修超级大国的帽子是摘不掉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看，今天的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等等。单从书名上看，这些著作都带有非常明显的时效性和非常强烈的政治性。

80年代以后是第三阶段，特点是逐渐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开始转向学术性。与前一阶段不同，这时期的有关文献不再只是中共中央的声音，而是出自学者之手，因而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淡化，相应的学术性越来越强。 不过，从内容和写作方式上看，这一时期关于中苏关系的文献也不尽相同，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学术著作，主要有林军的《中苏关系1689～1989》，胡礼忠等人的《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沈志华的《朝鲜战争揭秘》、《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同盟到朝鲜战争研究》、《中苏结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崔建华的《七十年代中苏边界争端》（英文），张树德的《蜜月的结束——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决裂前后》，王琦的《二战后中苏（中俄）关系的演变与发展》，蒲国良的《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夏林根编的《中苏关系辞典》，李连庆的《冷暖岁月－一波三折的中苏关系》，李真的《动荡中的同盟》，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的《战后中苏关系走向》，刘志清的《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孙其明的《中苏关系始末》，苏联问题编写组的《冰封岁月——中苏冲突实录》，沈志华著的《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等等。

第二类是回忆录，主要有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师哲著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刘晓著的《出使苏联八年》，伍修权的《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等。

第三类是记实性的著作，主要有王铁著的《珍宝岛未曾陷落》，李健编著的《台湾与前苏联交往秘录》，叶永烈著的《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黄纪莲的《中苏关系史话》，徐晓天等的《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交往》，曹志为的《走出国门的毛泽东》，罗时叙的《由蜜月到反目——苏联专家在中国》，刘杰诚著的《毛泽东与斯大林》等。

第四类是论文集，主要有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的《战后中苏关系走向》，倪孝铨等主编的《美中苏三角关系》，章百家等主编的《冷战与中国》等。

值得提及的是，近些年来中国大陆也有一些学者潜心研究中苏关系，他们不仅搜集、翻译大量俄罗斯和美国新解密的中苏关系方面的档案文献，而且还发表了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不过，总的看来，中国大陆对中苏关系的研究比起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研究来，仍显得有比较大的差距，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中苏关系方面的专著还不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苏关系的政治性太强，牵扯到中国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领导人的评价问题；另一方面，苏联已经解体、不存在了，因此似乎中苏关系也就无所谓、可有可无了。其实，这些虽然是中苏关系研究状况比较落后的原因，但并不能说明不加强对中苏关系研究就是正确的。

四

大量的文献资料的公开和研究成果的问世，比较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和中苏关系研究方面禁区的逐渐解除，都为系统地和真正科学地研究中苏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如何写中苏关系史，经过长期的思考，我认为：一是不能单纯从历史角度来描述40多年的中苏关系，必定要涉及许多重大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二是不能单纯就事论事只讲中苏关系的过程，而应当从中苏关系角度来提示中国社会曲折发展的重要原因。我有这样一种的或者狭隘或是极端的看法：研究社会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甚至研究中外关系，如果脱离了中国，不仅会变成曲高和寡的东西，而且无补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还会造成空洞的理论与我们身处其境的现实相悖离。这也是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研究越来越不吸引人的原因之一。

就前一点而言，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中苏关系是集两国关系、两党关系和两国、两党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于一体，而将两国、两党及其领导人连结在一起的最重要纽带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制度。正因如此，单从一般国际关系角度和单靠历史文献是无法解释清楚中苏关系中的许多事件。比如，中国批判苏联是修正主义而苏联批判中国是教条主义。这主要所牵扯的就是中苏两党如何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意识形态以及由此引起的中苏之间的聚合与分离甚至又是超越各自国家利益的，当它与以苏联的大国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为载体的各自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共同起作用时，中苏关系才会出现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历史局面。也正是由于这样，中苏关系才绝不同于中美关系，也不同于苏美关系，显得十分独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关系也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曲折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就后一点来说，中苏关系的阴晴圆缺无疑对中国和苏联都产生了影响，但程度上却有很大的差别。苏联的重心毕竟在欧洲，尽管西方将它视为东方“蛮夷”，它自己却始终把自己当成是欧洲国家，不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抑或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都将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放在首位，因此，中苏关系在苏联人心目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对苏联社会发展虽然也产生了的影响，但程度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相比还是小得多。然而，中苏关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可就非同小可了。虽然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留学在法国，可是，马克思主义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从苏维埃俄国（苏联的前称）送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也是由俄共（布）（苏联共产党的前称）帮助创建的。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岁月中，通过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中共和苏共两党又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以苏联为样板，称之为“老大哥”；自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又逐渐成为中国反对的主要对象，被称作“现代修正主义”和“新沙皇”。总之，不论好也罢，坏也罢，苏联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重千钧”，中苏关系至少在70年代之前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中国的头30年里发生的重大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苏关系的曲折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在研究中苏关系时对此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成果更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我认为，一部中苏关系史，应当是以两国关系为纵轴展现中苏两党超越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之争并对与此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分析与评判，揭示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和两党在意识形态上争论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另外，还要注重如此复杂的中苏关系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从一个特殊角度来说明中国建国后头30年曲折发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