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的思想渊源具有非常大的共同性，虽然他们相互之间常常进行貌似水火不容的批判。因为先秦诸子都重视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思想遗产，而且都生活在一个农业占主导的农耕社会，而且都面对一个不太了解但是又决定性地影响人们生存状况的自然，所以儒道法墨诸子的思想颇有相通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如果不能理解其他诸子的思想特别是老子的思想，就无法很好理解儒家的主张。

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是：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思想遗产、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自然笼罩下的宗教情感主义。中华文化的人生态度是温和的现世主义和温和的道德主义，所关注的中心是个人的生存状态，实现道路是在实现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道路上把握个人命运。由于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分化已经发生而且不可逆转，所以整体利益的实现缺乏可以依靠的力量，需要人们的有意识的努力和合作，中华文化从而具有深刻的积极政治理念。

儒家学派主张以道德主义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教化，虽然“大同”不可能但是还应该为实现“小康”而努力，儒家代表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

法家认为道德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无可奈何地过去了，所以引入新的社会管理手段是必须的。但是中国法家思想与西方的法治思想根本不同，西方法治思想的中心是基于物权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中国的法家的目标是维护社会道德的地位。所以中国古代法律中基本上没有民商法的地位，而且刑法也偏于严酷，这也很好理解---对坏人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道家特别是老子对道德主义失落的社会后果认识十分深刻，而且也认识到管理的悖论---要调和不同地位的主体去为共同的目标努力是何其困难，失去了道德自觉，社会管理就没有根本出路。实际上今天世界上最著名的那些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这并非因为美国人特别喜欢标新立异、无病呻吟，而是现实中不停地有新问题需要答案，正如民间谚语所说的“按下葫芦浮起瓢”。正因为老子对此体认深刻，所以他的理论底调也就更加悲观，同时《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言，但已经全面涉及到道德主义如何失落的社会条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社会危害，个人克服欲望制约的困难，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困境，这在一个很大的程度上全面涉及到微观和宏观的差别，短期利益和长期管理的不同，因此反而成为治国治兵的要道。

墨家思想除了来源于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遗产之外，更集中体现了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墨子主张“强本节用”，实际上就是一种审慎的经济决策方式，这种决策方式用今天的语汇来替代，可以称之为“低成本运营方式”，因为农业的收获很少，如果不尽量节省开支和避免风险，足以产生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的困难。

兵家思想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的综合应用。

各家学说都面临一个难以预知和确知的自然界，在农业作为人们生存的主导产业的时代，这个自然界偏偏又无法回避而且对人们的生存状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各家对此无不含糊其词地“任以自然”和言“天道”，并给予高度重视。所以儒家的基本经典中有《易经》，老子的“道”更是无所不在，墨子也一样主张“天志、明鬼”，鬼神和自然也一样关乎人伦道德，人伦社会甚至还是“参天地之化育”，中国的“天人合一”境界全面参杂着道德主义的现世情怀。

1、孔子属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孔子生活的时代对于孔子思想的意义具有决定性，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否则中国也将和欧洲一样无法完成民族融合。奴隶制是一种精英主义（精英主义基于丛林法则）指导下制造出来的制度，正是因为奴隶制的充分发育，西方社会无法完成民族融合，“希腊化”过程终究归于失败，所以后来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欧洲的封建制就是在游牧民族入侵成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希腊奴隶制实际上是欧洲封建制的前提，而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则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条件。

孔子生活的时代，处于“王道衰微”的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曾经在社会上广泛起作用的道德自觉开始丧失，社会迫切需要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这个时代要求就是诸子蜂起和百家争鸣的客观条件。孔子从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希望保留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遗产，实现社会不同阶层的整合和协调，并使用道德主义的精神遗产进行社会教化，用比较低的社会成本实现天下大治。在孔子那里社会整合是一个前提性的步骤，而社会教化是一个最重要的管理手段，目标是实现“事前的主动协调”。

孔子的社会理想实现，需要相当程度的道德自觉，由于氏族社会的解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分化，这个道德自觉在社会上是不容易维持的。所以孔子并非是以为“周礼”是上好的追求目标，而是因为这已经是道德自觉的最后一道防线，孔子的理想是“大同”，而孔子因为认识道“大同”的时代已经难以恢复，所以是在为实现“小康”而努力。而且小康也是不容易实现的，因此孔子实际上自己知道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故孔子相当悲观。

2、孔子的道德主义思想是有现实利害基础的，而不是什么空洞的说教。孔子的道德也不是西方的那种道德—-马克思称之为“社会价值规范总和”的东西，也不是五四之后人们所指称的“吃人的礼教”的那种东西。孔孟的道德是个人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的结合，是决定个人生存状况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的统一。孔孟把家庭人伦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隐喻，道德的深刻意义在于个人获得的物质利益无论膨胀到何种程度，都是无法根本改善个人的生存状况的，所以道德主义所主张的“利群”和“利他”，正是在社会上换取并实现对他人的真诚关怀与帮助的良好互动基础，也是个人把握自己命运追求幸福的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积极政治理念，个人利益的良好实现有赖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实现，个人在物质利益上的主动让步，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而是具有更高回报的交换。所以儒家把家国并称，把修齐治平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而公共秩序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不仅是所有个人生活安定的前提，而且也是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教化得以进行的必要社会条件。毫无疑问一个基于积极政治理念而建立的国家机构是必须的，而共同利益的实现也有赖于大家在国家指导下的共同努力。实际上孔子对此相当悲观，因为由于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分化之后，共同利益的实现已经没有了可以依靠的力量。但是孔子还是坚持努力，即使不能完全实现那么部分实现道德主义也是好的，毕竟主动协调比放任纷争好，投桃报李比以牙还牙好。

孔子的悲观也正是他的深刻之处，实际上到今天，孔子所忧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方案。孔子不幻想道德自觉有自然实现的可能，而是基于放任纷争没有前途的深刻认识，所以坚持不懈地为道德鼓与呼。在春秋所记载的短短的242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频繁的战争和社会动荡，给民众带来的苦痛和精英阶层的罹难，那确实难以尽述，而这样的社会成本并没有换来一丝一毫的真正进步，正如孟子所言“春秋无义战”。所以道德的社会功用是基于所有人利益的，而不是什么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孟子则把它继续向前推演到“仁者无敌”的最高功利境界，都是着眼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这种道德普适性是中华文化中的特点，而西方社会因为阶级分化早所以不可能有这种特点。整体利益虽然清楚地摆在那儿，但是社会并不总是能够把个人利益自动地纳入实现整体利益的轨道，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分化的阴影，无处不在，极大地妨碍了整体利益的实现。

3、道德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执行结果：中国社会整合程度比西方社会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好，所以实现了民族融合，抵制住了游牧民族的毁灭性影响，中华文化的传统能够代代相传。但是大同和小康都没有实现，历史进入一治一乱、一分一合的循环，每当精英阶层忘乎所以地侵耗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之后，就有农民起义对这种极端的精英主义给予实质性的教训，精英们受了教训往往在一个时期里会有所收敛，又能够想起孔孟的教诲，部分地实现与弱势阶层协调，社会往往会进入一个时期的“治世”，时间长了精英们又会忘乎所以。

道德主义的最大缺陷是无法监督，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的道德自觉，这是一个到今天仍然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这个难题能够解决，那么今天所有的国际国内重大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这实际上也是全人类的共同难题。制度崇拜和管理迷信是没有根据的，社会管理终究要归结到个人执行，而个人行为的完全被监督是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的。

民主是无用的，现实的民主都是一种精英阶层的政治分赃，如果能够实现社会良好整合，那么民主没有必要，如果不能够实现社会整合，民主只能是加强精英阶层的精英化努力，更加破坏社会整合目标的实现。今天西方社会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部分程度的整合，是来源于一个比较低层次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来源于建立在垄断利润基础上的外部利益输入，和在利益输入基础上的世界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在这种利益输入基础上产生的弥漫整个西方社会的种族主义情绪，则是西方社会实现社会整合的精神粮食。

利益输入和种族主义是西方社会实现社会整合的两大法宝，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西方民主与第三世界国家相比，才显得比较高明一些，因为他们的精英们和平民阶层有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但是西方社会所实现的协调方式前提是部分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这个前提的实现要求在世界上撮取垄断利润并在资源分配上排除其他国家人民的发展机会，最大限度地占有有限的地球资源。这不仅导致与第三世界国家矛盾深重，而且在自然资源方面也具有不可克服的制约，因为西方今天放任人们的欲望已经达到无法兼顾生态与环境的地步，所以西方的“社会协调方式”是无法学习和推广的。而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官商结合，则是西方民主的经典形式，民主最根本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向商人阶层让渡政治影响力。

正是因为西方基于精英主义的“消极政治理念”没有普遍意义和前途，中华积极政治理念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缺乏足够的自然资源支持而没有现实的可能，那么主动利益协调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

4、孔孟认为实现社会整合的前提是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是精英们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与民众的利益和欲望相协调，孟子反复提到“同乐”就是这个意思。孔孟与后来宋明时期的“理学”在实现社会整合问题上有根本的区别，孔孟言必称君子应该如何如何，而宋明时期已经是特别要求弱势阶层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孔孟所宣扬的重点在“王道”首先针对精英阶层，而理学宣扬的重点在“礼教”首先针对弱势阶层，理学极端化以后成为一种宗法依据，发展为一种本土精英主义，成为压迫弱势阶层的“吃人的礼教”。因此五四以后儒学地位的动摇，实际上程朱陆王做了“堡垒从内部攻破”的内部破坏角色，儒家最重要的社会整合思想被他们抛弃了，社会教化功能单方面无限制地膨胀，最后不可能不被社会优势阶层利用成为“吃人的礼教”，不管程朱陆王他们原来是如何考虑的，最后在社会上落实的结果和五四诸公所批判的相差无几。区分孔孟和程朱陆王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无法认识到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的道德主义，和西方道德观念（作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的根本差别。

5、道德主义的认知和实现手段：道德主义的实现，需要个人的高度自觉；而个人的自觉当然取决于个人抵制自身欲望的能力，抵制追求利益的过分强烈愿望，所以“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是实现道德自觉的最大障碍。孟子提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就是克服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最重要最实用的修炼过程。而老子的“贵柔”“守雌”主张，则是非精英主义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一个人如果经过艰苦的劳动锻炼，经过困苦的洗礼，毫无疑问他的意志就得到一定程度的磨练，他的欲望就能够得到自己相对轻松的克制，他的品行就具备进步的条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理解古人所说的“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因为古代人口稀少服务业和社会商品经济都很不发达，外出不仅是免不了饥餐露宿，而且缺乏理想的代步工具也免不了要“劳其筋骨”，“行千里路”所得到的意志磨练是远远比读书得来的领悟深刻，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知”和“行”的结合需要个人意志的力量大于欲望的强度，古人说“非知之难，是志之难”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这种道德主义修身过程的重要性，在现代科技充分发展之前，对个人的生存状况的改善确实具有第一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不仅修身是“致仕”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寻求个人心灵安逸、获得良好人际关系的不二法门。实际上即使在今天严重西风毒化的台湾，有一个高震东先生大力推行“忠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教育法”，他的“忠信工专”的学生，就远远比台湾大学的毕业生更受资本家的欢迎。人人都知道，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也是难以相处和共事的。

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