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华文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流变
人们对现实道路的选择非常至少，实际上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选择道德主义走协调共处之“道”，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另一条道路是放任纷争和利己主义在社会上广泛引入丛林法则，这是西方文化的根基。按照中国古人的观点，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能够区别于禽兽，所以文化就是文明教化，丛林法则不是文化。根据古人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纷争是不可容忍的，是不必要的精神和物质浪费。
正是由于人们的实际选择极少，所以历史思潮总是在丛林法则和道德主义这两条线之间浮动。道德主义有利于社会上的弱势阶层即大多数，不利于强者实现优势地位；丛林法则主张“强者尊、霸者王”是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在过往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强者实现的优势过分，会损害弱势阶层的生存导致同归于尽的起义；相反，强者认为让步太多社会资源过分分散，就缺乏对强者足够的物质和精神刺激，不利于强者主导的社会文化和技术的进步。因此过分地倾向一个方面的结果必定是社会出现某种错失，会相应地造成另一方面思潮的强烈反弹，出现反复和循环，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
中华文化的主要精神和轮廓在先秦就已经完成底定，虽然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发生过多次大幅度的流变，但是中华文化都没有脱离原来的发展轴心，最终总是有相反的恢复过程继之而起，在背离“道统”一个时期之后，紧接着总是有对“道统”的回归过程，这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自我表现。这也表明了人类并不能真的随心所欲地创造一个世界秩序，正如董仲舒所言“道之大者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最主要的流变有汉代的“法家改正错误”，恢复到以道德主义为基础；宋代的理学开始兼容丛林法则，导致儒学发展为“吃人的礼教”；清代开始出现对“宋学”的反动主张回到“汉学”，最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决定性打击下，宋学从儒学极端化发展出来的纲常名教体系彻底瓦解；在1960年代开始的文革中，发生了对传统的激进批判，实际上却是对道德主义最彻底的回归，名义上号称是批孔，实际上是批朱；1980年代世界思潮发生整体“向右转”，中国精英对中华文化的批判和妖魔化，也相应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中国精英主义思潮在1990年代迅速受到“新左派”的诘难。
尤为明显的是，五四和1980年代开始的对中华文化的批判，是两次西式乐观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批判的理论资源也是直接来自西方，所不同的是五四时期的批判是基于“西方的极端现世主义”，具体表现主要为形形色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八九十年代则骨子里是西方的精英主义，理论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其核心源流都是丛林法则。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实现协调发展。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协调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协调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汉代“独尊儒术”的形式革命
秦始皇笃信法家学说，放弃在社会上进行深入细致的教化工作，在灭六国人心未附的情况之下，迅速激起广泛的对立和对抗情绪，结果在短短的十五年内就丧失统治根基。这在以统一中国的武功为基础建立的王朝中，是最为短命的。
这与法家的理论缺陷紧密相关，法家特别是韩非以驳斥儒家信条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在当时的韩国还有可能取得成功，因为韩国的君臣和士大夫这样的领导阶层，在对抗强秦的吞并这一问题上，无疑是具有共同利益基础的，国家目标认同不成为一个问题。只要是推行韩非的极端政策措施，实现国家战备动员，在抵抗强秦的军事斗争上无疑会有所建树，但是要真正与强秦对抗，在韩非生活的年代事实上已经丧失宝贵时间了。
因为秦自商鞅变法开始，经过六代君王120多年的努力，其实力已经增长到无法挑战的地步。东方六国比强秦在实力上差距甚远，所以后来秦灭六国仅仅花了区区十年时间，根据李斯上疏给秦始皇的说法，可以象扫除灶上灰尘一样容易实现吞并六国。而且王翦率领60万大军“劳师以袭远”去攻楚，与楚将项燕相持，根据云梦卧虎地秦简的记载，结果反而是项燕打不起本土消耗战，由于军资补给困难最后犯冒进错误，被王翦殄灭。
秦代的迅速覆灭，固然有六国旧贵从中取事的原因，但是法家的极端化主张，不仅忽视对社会认同建立的重要性，放弃温和的道德教化采取强硬的严刑峻法，在人心未附的情况下无疑加剧了不满情绪的蔓延。同时经过秦灭六国的战争之后，统一的大业已经完成，即使对秦故地的民众而言，仍然实行国家动员的必要性都已经不存在了。秦始皇不知适当地进行“休养生息”政策，唯以建立功业和大兴土木为务，终于不免于人心尽失导致“天下苦秦久矣”，民众揭竿而起，迅速埋葬了秦王朝。法家政策实行的基础需要有目标认同和很好社会凝聚力，否则结果必定是适得其反。所以头脑清醒的真法家必定是真儒家，只有在儒教教化完成社会认同建设的基础之上，法家的政策措施才能得到贯彻。
汉代建立之后，实施了比较彻底的思想反动，休养生息政策执行也力度很大，所以国家财力欠缺成为一个问题。汉初的贾谊就曾对此忧心忡忡。而且国家的安全政策目标也无法实行，适值匈奴强盛常常寇边，国家无力进行有效的反击。经过这样的必要曲折之后，为汉武帝实施法家政策并改正韩非的错误，创造了认识基础。毛泽东钦点汉武帝是法家，是非常适当的，正是这个汉武帝，除了实施改正法家认识错误以儒家教化作为基础之外，韩非想要做的其他事情，他几乎都尝试过，如实施盐铁官卖和均输平准之法以与“商人争利”，而以“算缗、告缗”对商人的打击尤为沉重。秦始皇反击匈奴的力度和规模，远远不能与汉武帝相比。总之法家在国家管理实践上，所确立的两大基本国家公共政策目标---重视安全与民生问题，经过汉武帝的大力推行以后，从此就在中国生根发芽了。
后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普遍被人作形式上的解读，认为这是对秦始皇的反动和法家治国思路的抛弃，是儒家的复兴并以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吸收道法诸家思想的创制过程。其实正好相反，是法家改正从韩非那里继承而来的认识错误，恢复以道德教化为基础，在建设社会认同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敌推行法家的公共政策目标，儒家的社会功用就是社会教化建立认同。这在本质上就是“外儒内法”，董仲舒本人不仅主张“以教化为大务”，更主张“正法度之宜”。根据后来汉宣帝的总结就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而且是“霸道”在先“王道”在后。
所以汉代的“罢黜百家”仅仅是一个形式革命，本质上是法家改正理论错误，恢复以道德主义为合理基础。而所谓的黄老之学和“与民休息”政策，则是因为中国统一大业已经完成，社会再继续保持在战争动员状态之中，失去了现实必要性而自然放弃。
2、魏晋时期的“来世主义”喧嚣
在汉代末年的“建安之乱”以后，中原残破民不聊生，王粲诗“出门何所见、白骨蔽平原”就反映了当时战后中原的惨况。此后晋的短暂和平，却迅速被“八王之乱”打断，中华民族一直未能及时恢复元气，以至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机会。北方开始进入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社会长期陷入动荡，民众流离失所，中华民族发生了大规模的南迁。
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对于现实人生的绝望，中华文化中“温和的现世主义”传统受到挑战，人们普遍把来世的当作精神寄托。这种社会场景正是宗教产生和流传的理想条件，“来世主义”和宗教极端化思想开始在社会思潮中占据主流位置。正是在这个时期，佛教东来开始在社会上扩展影响，道家在北方的寇谦之和南方陶弘景的努力改造下发展为道教。
3、隋唐的统一和现世主义的兴起
正是因为长期的战乱，不仅民众备受荼毒，而且精英阶层也深以为苦。这样的态势明显有助于实现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根本协调，所以唐代实现深刻的利益调整，“均田制”的实施就是精英阶层痛下决心进行收敛，而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改革，也是过去2000年历史上最重要的改革措施。社会元气因此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来世主义逐渐为人们所扬弃，中华文化中温和的现世主义传统又回到人们的心中。
由于天下承平日久百废俱兴，魏晋时期发展起来的佛教也趁机扩大影响，这与当时的社会思潮走向明显脱节，发生了可以称之为“和尚反中庸”的事件。韩愈奋起“攘斥佛老”，提倡恢复儒学正宗不是偶然的。最后终于在844-845年间，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会昌（唐武宗年号）灭佛”事件。佛门子弟在痛心“会昌法难”之余，如果能够反省“佛家出世”在尘世间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恐怕就能够避免“与世有争”的矛盾激化。
4、宋代理学的兴起是儒学的极端化
实际上极高明者不能道中庸。宋儒把儒学道德伦理绝对化，推演成一切社会规范的总和，实际上已经取消了道德本身。兼容丛林法则的道德主义，最后只能发展成“纲常名教”。儒学本来是一条现实的道路选择，首要的是要实现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协调和社会稳定。先秦儒家要求精英阶层和统治阶级要首先作出表率；汉代在法家改正错误的基础上把儒家作为社会教化手段来使用；宋儒则把儒家理论极端化，成为精英主义者实现自身优势，要求弱势阶层无限退让忍耐的“吃人的礼教”。在宋儒那里，儒家理论已经丧失了原来的根基，也失去了社会合理性和社会统合功能，成为一种说教，而且是针对弱势阶层的说教。
儒学作为一种兼有社会教化功能和整合功能的“道”，被朱熹改造成为“教”，所以“治国平天下”变成为首重“正心诚意”，积极儒学变为消极儒学，“治国平天下”成为在弱势阶层无限忍耐之后的自然结果，先秦儒学的“王道”堕落为宋儒的“治道”。同时原始儒学的“内圣”与“外王”并重，变成偏重于“内圣”，主要成为一种服务于“修身养性”的“内省”工夫，这就不可能不与宗教发生瓜葛，所以被清代学者痛斥为“朱子道、陆子禅”。正是由于宋代理学的极端化倾向，所以几乎在一开始，就要面临挑战。二程的兄弟就有分歧，后来陆九渊“心学”对朱熹“理学”的迅速反动，就是非常好的例证。心学的衣钵最后传到明代的王阳明那里，仍然只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到另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变换，从一种纲常名教到另一种纲常名教，原始儒学的精神仍然缺失。宋明儒学的极端化和长期缺失原始儒学精神，对五四以后儒学地位和信誉的动摇，无疑是充当了“堡垒从内部攻破”的内部破坏角色。
宋代儒学的极端化，首先在士大夫阶层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关注个人内心成为主要时尚。诗词书画更加精致化，文字更见雕琢工夫，但是作品内容已经完全脱离社会实际，趣于“空灵”极富“道心”和“禅机”。唐代有边塞诗，宋代有婉约词，士大夫的情趣和关注的层面，在宋代非常个人中心化。在这种情况之下，文人的派性也不会不突出，宋代文人的“党争”也是达到空前的规模。
唐代能够实现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和阶层利益调整措施，相比较而言，宋代的利益调整就极其困难。无论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没有能够坚持几天，精英和既得利益阶层坚决不让步，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
正是由于精英阶层过分地走向自我中心，过分地不与弱势阶层进行利益协调，所以宋代的社会整合程度奇差。虽然人口突破一亿，而且常备军多在百万以上，但是常常败多胜少，最后亡于异族之手。北宋文豪苏东坡曾经做过“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今天的“黄冈地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是武职，在黄州时期苏文苏词并无一语涉边关，满脑子都是禅机道意再加上一肚子个人幽怨，这难道对后来的“靖康之耻”就没有一点责任吗？陆游后来写了一首诗“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还有南宋士大夫们那股子“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劲头，难道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吗？抗金名将岳飞痛感于士大夫阶层的乐私忘公，说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就能够天下太平，但是要士大夫能够想一想自己的义务和责任，都是十分困难的。
内部各阶层缺乏起码的社会整合，精英阶层极端地自我中心，无力担当领导和动员民族力量的社会角色，宋明之亡于异族之手，难道是偶然的吗？蒙古全盛时期人口估计仅仅200万人左右，后来实际上是由于南宋抵抗缺乏主心骨，民众各自为战一盘散沙。蒙古实际上只有一个骑兵优势，再加上就是以有组织的少数力量对付无组织的多数，最后各个击破并战而胜之。再考虑到后来元末农民起义时期的史实，就可以看到这种力量对比有多么强烈。汉族民众在实现起义动员以后，至少形成了朱元璋、陈有谅和张士诚三支庞大力量，他们都有能力单独倾覆元朝的统治。所以产生了一个新问题，究竟由谁来执行这一替代元朝的历史使命？这个问题最后由火并战争结果回答。实际上直到近代乃至今天，中国精英阶层不与人民大众同甘苦，仍然常常导演着同样的问题---对内不能动员足够的可以依托的力量，对外一味软弱退让。
4、五四时期对“礼教”的批判完成了儒学归真的重要一步
先秦儒学饱含氏族社会时期的平民主义思想，经过汉代和宋代的改造，成为被统治阶级和精英阶层利用来压迫弱势阶层的工具，成为“纲常名教”，成为“吃人的礼教”。这一点是近代以来，妨碍实现中华民族内部整合的主要因素，也是中国近代不能有效抵御外来侵略，不能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原因。在1895年的兴中会宣言中，对这一认识作了充分表述，“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奋发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一撅不兴，如斯之极！”
此后五四时期的认识，趣于西方的极端现世主义。只要是能够实现民族力量动员和促进社会变革，无不希望“拿来”。而且由于五四时期正处在西方第一次乐观主义思潮的顶峰，所以也沿袭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而且由于五四时期前数年，也是西方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民族工业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成为“晚清十年”发展之后的另一个“一战黄金时期”，在这样的思想潮流和现实证据的作用下，对工业化的迷信和对不利于工业化的制度憎恨，也达到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地步。
五四时期的另一个问题是反帝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因为工业发展的“一战黄金时期”的缘故，反帝仅仅停留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在经济方面也仅仅是停留在商业竞争方面。把反帝深入到经济文化层面，深入到民族生存层面，则是后来特别是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以后的事。这一思想认识过程的完成最后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中国安全问题和民生问题极为突出，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共同奋斗。由于近代中国人口密集而且人均资源有限，又没有西方兴起时代那样的外部缓和空间，所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还必须有计划地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向解决国家安全和基本民生需要的方向集中。所以平民主义不仅成为中国一个革命战争年代的社会动员特色，还应该成为一个建设年代的发展战略方向。中国历史已经证明精英主义者（老蒋的败走）无法胜任这样的历史使命，而且西方的丛林法则也是一样无法在中国实现广大民众动员，无论是西方左派思想还是右派思想，都没有这样的能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资源最终来自先秦诸子，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基础的道法兵诸家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一革命和建设过程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和地位，可以参照100%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变化来印证。
以先秦诸子思想为基础的中国革命是这样：以土地革命为基础，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外在条件。中国的解放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民族整合和社会动员的。中国的建设过程，也必定以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为出发点，以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为首要的共同利益，这不仅是原始社会人道主义要求的提醒，也是中国革命的内在依据和逻辑。
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历史地位，在于她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转向平民主义的一个起点和里程碑，是中国实现社会整合实现社会动员、实现阶层协调共同拯救中华民族出水火的第一步，更为可贵的是，她是由精英主义者发起的、并带头作出流血牺牲的、拯救中华民族的成功革命的光辉序幕。五四不仅在理论上批判了破坏中华民族整合的精英自为主义---极端化儒学“吃人的礼教”，而且以实际行动作出了共赴时艰的榜样，此后千百万民众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结果，终于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5、中国毛泽东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印证
中华文化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极度不发达，而且生存条件恶劣丛林密布猛兽横行，先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齐心协力团结奋斗求生存。如果在今天的时代能够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恢复中华文化主张的社会精神，就成为一种危机管理手段，社会实际上就会进入总动员状态。
中国是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才进入毛泽东时代的，这一点常常为精英主义者所有意忽视。老子说过“抗兵相加哀者胜”，当时的中国社会普遍怀有一种哀兵志气，这是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和能够进行“大跃进高积累政策”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同时1959-1961年北方连续三年特大旱灾，全国粮食减产30%，物质极度匮乏，国家不得不在空前大的范围内进行“一平二调”，举国上下共同挨饿共度时艰。而且为了根本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农村得以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顺利转入总动员状态，进行空前规模的土地改良和水利建设，这个动员状态一直沿袭到毛泽东时代的结束。最后在中国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提高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以黄淮海平原的进步尤大，所以从根本上扭转了历史上延续近800年的“南粮北运”局面。这些成就的取得就是把人力资源动员到极限，主要是以人工劳动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
1965年，由于美国在南方的严重挑衅，国家就已经明确宣布进入战争动员状态，宣布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工业布局完全按照战争需要进行安排。1969年为苏联的公开战争叫嚣做准备，开始进行城市人口疏散。在农业和农村于大跃进之后率先进入总动员状态之后，工业和城市也于1960年代中晚期进入战争经济轨道。
在社会经济全面进入战争动员状态的同时，精神方面的动员也紧锣密鼓地进行。最为典型的是文革时期的宣传，除了宣称要埋葬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外，还宣称要在精神领域进行不断革命。对精英主义的追究和清算也空前深刻，这其实就是为了实现举国一致的“上下同欲”，因为这是实现人民战争的基础。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华传统思想资源的援用。笔者在前文指出，韩非所梦想的就是实现国家动员以共抗强敌，文革时期对法家思想的高扬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最后产生了一种精英主义者所声称的“把一部阶级斗争史歪曲为儒法斗争史”的偏颇。与此同时对儒家的激进批判也非常耐人寻味，在最激进的批判语言之下，实现了最彻底的回归。大概不可能有一个时期比当时更加高扬道德主义了，这其实也是法家实现国家动员的真正现实基础，也是实现“上下同欲”的根本手段。
真法家不可能不是真儒家，不管在言语上做何种自我表白。毛泽东的钦定接班人林彪对毛泽东的评价非常深刻“假马列之皮、行孔孟之实、执秦始皇之法”，毛泽东比秦始皇高明，他能够真正混一儒法而且得心应手，能够实现民族力量的总动员，以应付空前严峻的安全形势和解决空前困难的民生问题。在毛泽东辞世的时候，中国的安全问题和民生问题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不仅“南粮北运”局面得以扭转，而且美国已经死心绝望，放弃了继续与中国为敌的政策，中国已经有能力用武力通过主动出击，打破苏联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这为后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果所证明。而且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苏联曾急于与中国达成东部边界协议，而中国则根本不在乎，主动性也比后来更加掌握在中国手里。
许多精英主义者今天仍然对毛泽东怀着刻骨仇恨，他们不明白毛泽东根本不是问题本身，毛泽东逝世都已经四分之一世纪了，他还能造成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毛泽东所选择的道路在许多方面具有唯一性，是无法绕过的。社会要实现协调发展真正“告别革命”，是需要精英们向弱势阶层让步还是相反？现代化和普遍富裕和发达在中国有没有可能？结合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经验和最近二十年改革开发经验，中国发展是应该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还是走依附性发展之路？
迄今为止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所做的选择比他的反对者要高明。今天的关于毛泽东问题的许多争论，其根子在于毛泽东依据中国现实所做的选择无法被突破。
6、八九十年代中国精英主义者对中华文化的贬斥
中国大陆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思想史事件，是平民主义思想和发展战略被无情抛弃。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发的潮流，中国精英主义者又开始了一轮新的精英主义化的努力。这种努力除了袭用五四时期的口号之外，抛弃历史合理性的实质也是相辅相成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历史认识的循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空前加速，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思想史发展事件。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精英主义者，除了紧抱“现代化”和“民主”两根救命稻草之外，并没有没有任何新的理论建树。谁不希望生活在富裕和发达的生活状态之中，谁不希望免于外在权力和制度的侵害，所以民主和现代化难免有这样的群众“心理”基础。诉诸常识和主观愿望，使用道德批判手段和反证法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最常用的理论样式。
至于中国是否有希望实现现代化、或者达到普遍富裕和发达的资源基础，是否具备精英阶层和广大民众的利益充分协调、从而精英是否具有天然的民众利益代言人的现实条件，中国精英主义者一般隐而不论。毫无疑问，实现现代化和民主的结果，一定能够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精英优先”，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根据最近二十年的发展经验，是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因为这无法得到足够的自然资源的支持。
目前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处于资源的硬性制约之下，初级产品的消费无法向农村普及，产业结构无法提升，消费层次无法拉开，密集学习西方的结果是产品的市场寿命空前缩短，投资无法顺利收回。这一切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人口的大多数无法实现消费能力升级，在资源的制约下必须过低水平的生活。中国精英主义者的热中于现代化和民主的结果，不能够在事实上涵盖大多数人的利益，结果只是成为精英主义者追求自身优势地位，扩大社会阶层分化和鸿沟，破坏民族整合和社会协调。实际上精英主义者并非都是天真到对此一无所知的程度，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所持的“逆向种族主义”态度，最集中地体现了他们的深切用心。
目前中国精英主义者越来越走向理论自觉，从宣称“批判传统文化仍然是当务之急”，到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着力鼓吹，以及在实际上的内政外交政策上的表现，无不与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殊阶层的利益挂钩。正是因为中国精英主义者的极端化，导致中国新左派的强势崛起，和社会底层人士从常识出发对精英主义者的激进批判。中国精英主义者也有理由感到冤枉，因为与西方世界兴起的时代新贵所拥有的优势地位相比，他们的优势地位还远远没有落实到位。
中国精英主义者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进程中，不仅是从人口密集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出发，而且中国也永远不可能有外部的拓展和缓和空间，所以中国现实的发展道路必须更加向基本生存需要方向倾斜，否则很容易产生侵害多数人的生存利益，是走上了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这一点也为今天的中国现实所证明，农民负担沉重问题和政府向企业摊派问题，就是优势阶层建立优势地位努力的一部分。虽然这并不比英国的“圈地运动”更血腥残暴，也不比英国圈地运动的规模更大（英国在1714-1820年有600万公顷以上的土地被圈占），但是中国没有美洲大陆可供移民，英国有条件避免同归于尽的起义，但是中国肯定没有这样的条件。
要真正地“告别革命”，唯一的道路是协调发展。不仅要实现人与人利益的协调，而且也要在总体上适当克制人本身的欲望，在技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加工能力急剧膨胀的今天，和自然和谐相处也显得格外重要。正是由于现实不能提供给人们以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所以中华文化的主动协调原则，克己为人的道德主义核心源流就永远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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