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真的进行自我妖魔化,那明显接近于一种美德叫做谦虚。实际上的妖魔化都不是针对自己的,而是针对别人。以前曾经发生过工人农民,偶尔妖魔化地主资本家还有知识精英的时候(如开批判会、忆苦思甜会等),不过世道现在变过来了,就象农民常常说的: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最常见的是后人妖魔化前人,城里人妖魔化乡下人,知识精英和官员资本家一起妖魔化工人农民。
虽然妖魔化非常常见,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样卖力。做妖魔化工夫最起劲的人主要有两种:一是对报纸发行量或者收视率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媒体记者,发行量或者收视率需要煽情新闻的蛊惑力以吸引受众;二是知识精英中的文人,文人是非正式煽情文章作者,通常依附于媒体出名,依附于官府觅食。二者(下称两种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怀有某种文人画士的孤僻之瘾,往往通过煽情写作来论证某些高级洋制度的优越性,以图推动制度进口。
最常见的妖魔化手法也很集中,用片面和没有代表意义的统计数据骗人(主要是欺骗缺乏专业知识的公众)是一种最常见的妖魔化手法;用脱离现实而没有可比性的直观的中外比较来强化受众的深刻印象,则是另一种最常见的妖魔化手法;而用常识和想当然(甚至是倒果为因)的理由,来解释复杂的自然过程,则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妖魔化手法。
两种人经常进行妖魔化的主题也相当集中,主要话题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又主要集中在对自然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和环境污染问题上,在人与人关系上主要是指斥中国人缺乏公德心,没有敬业精神,不主动服从管理等等,呈现非常明显的“一边倒”态势。
由于当前的环境污染主要是城里人造成的,所以舆论较少反映它,即使提到也特指所谓的“十五小”企业(多为乡镇企业);由于对自然开发利用主要是由农民进行的,所以这个话题持久不衰。最常见的是论证中国大西北的环境恶化是由于不合理的开发所致(即妖魔化以前的农民或统治者),常常还有一些非常著名的专业人士耐不住寂寞跳出来赶一把时髦,如史念海、谭其骧等也出面论证秦汉以前,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高达53%,这样的数据不知是何所据而云然。然后列举历代农民和统治者如何大肆掠夺性破坏,终于导致今天的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最为奇特的逻辑是生态破坏导致降雨量减少。根据自然科学家的观点,降雨是由太阳辐射决定,通过大气环流发挥作用,受下垫面状态和海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地表植被分带是由降雨量、光照和积温条件等决定的,森林分布是降雨量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黄秉维,曾经多次撰文驳斥这种森林带来降雨的谬论。
但是记者和文人仍然坚持不懈地告诉我们,地表植被是决定降雨量的原因,总而言之,只要在黄土高原和大漠戈壁栽满树,当地就一定会变成雨量丰沛的江南。笔者倒是很想请教这些高人:黄土高原的土是从那里来的?黄淮海大平原又是如何从沧海变成桑田的?青藏高原的强烈隆起对东亚季风环流的形成和我国大西北地区受偏西北内陆干旱气流控制是什么关系?
另一个话题是关于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围湖造田话题,这是对毛泽东和同时代农民的妖魔化。理由是从1950年代到今天,围湖造田已经导致我国湖泊面积减少12000平方公里,并由此推导出这已经决定性地加重了长江水患,因为湖泊丧失了对洪水的调蓄能力。但是从来不提在毛泽东时代,人工湖(水库)面积增加接近40000平方公里,总容积超过4000亿立方米,人工湖在面积上比减少的自然湖面积增加2.3倍,在容积上比减少的自然湖容积增加10倍以上,而且水库防洪库容可受人为计划控制,在发挥防洪作用方面远远优于自然湖泊的被动调节作用。在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中,就有793座大中型水库参与拦蓄洪峰,拦蓄洪水340亿立方米,远远超过洞庭湖和鄱阳湖曾经拥有的极限调蓄能力。同时也不提对于二十世纪的三大全流域洪水而言,中下游湖泊特别是洞庭湖和鄱阳湖,究竟有没有或者有多少调蓄能力可以发挥作用。
由于农牧民占用的地盘很大,水土流失问题“显然”也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水土流失问题上耸人听闻的话题也不少,如“长江变黄河”“长江成悬河”等等。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从1950年代到今天,长江的输沙量虽然没有明显的减少,但是也没有明显的增加;长江河道也没有明显的冲淤变化,只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荆江河段,进行河道“裁弯取直”(荆江流程因此减少78公里)过程中,发生局部的“上冲下淤”,而且对汛期水位也不构成决定性的影响,受淤积影响最大的长江螺山站,汛期水位因此会上升10-20厘米,非汛期水位抬升约50厘米。
“七五”期间曾经有一个国家基金项目,资助进行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状况研究,研究结果也是长江输沙量与上游植被变化没有明显的关系。项目科学家推测其原因,认为是上游水库淤积减少了泥沙下泄,所以长江输沙量能够保持相对稳定,也明显是出于想当然。因为长江上游修水库的都是小流域,能够影响的输沙量相对较小。而长江宜昌上游的流域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只有不到10%的流域有水库控制,最大的流域控制水库如大渡河上的龚嘴和铜街子水库,都是库容很小的径流水库,而且在土壤侵蚀作用强烈的地区,目前都没有控制水库。
另外夸大森林的水土保持功能多数是出于想当然。1934年美国西部发生特大沙尘暴,1935年美国开始执行《土壤保持法》,进行退耕加植保,至今60多年过去了,美国河流的输沙量并没有明显减少。美国的科罗拉多河河水的含沙量仅次于黄河,阿肯色河的含沙量也很可观,在世界上排位也很“先进”,密西西比河河水的含沙量与长江不相上下。实际上黄河在炎黄踏足这一片土地之前的地质历史时期,年输沙量就接近10亿吨。而且根据1950-1979年资料,黄河的输沙量在减少,龙门、华县、状头、河津四站五十年代平均输沙量为17.8亿吨,六十年代为17亿吨,七十年代为13.5亿吨,2000年黄河通过三门峡水库的泥沙不足4亿吨。专门引用数据和进行简单对比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正如黄河输沙量减少数据不能被乐观看待---认为黄土高原的绿化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进展一样。
那种认为人能够影响一切能够安排一切的谬论,是站不住脚的。地表在自然状态下会受到外营力的作用,使得地表趋于平坦。世界上没有一条江一条河的尾巴上,不是拖着一个冲积平原,而且多数还是在人类走进历史舞台之前完成的。中国目前水土流失严重的国土面积,达62.5万平方公里(年侵蚀模数大于1000吨/平方公里,其中黄土高原占28.9万平方公里,1980年数据),都是外营力易于发生作用的自然山丘地貌和土壤条件易被侵蚀的地区,这样的侵蚀条件不是人力所能改动和造就的。而且在这样的地区降雨状况(如高强度的暴雨过程),明显要远远大于植被保持的影响力,从而对土壤侵蚀结果的具有决定性。
无论是“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直到今天人类仍然是大自然的孩子。目前人类的大多数,就是居住在江河造就的尾巴平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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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