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海外学者询问我，中国的知识界是否已经分化，出现了明显的左派和右派？我的回答是，中国的知识界从来都没有团结过，也不存在所谓的左派或者右派。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眼睛毫无例外地都看着庙堂，是典型的奏折派。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入世情怀，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满腹经纶，贩卖帝王。尽管一些知识分子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独立自由知识分子的模样，希望以自己的特立独行，引起世人关注。但由于缺乏独立的人格，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快销声匿迹。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不能实现财产独立，脱离了现有的体制之后，他们不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中国一些知识分子虽然对政府表现出抗争的态度，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听取他们的意见。

所谓左派或者右派争论，最早诞生在一些知识界小圈子之中。部分新闻媒体将学术界的争论无限放大，出现了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知识分子的称谓。这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说法。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一些在知识界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往往靠翻译或者介绍西方知识界著作起家。他们的理论和观点没有超过当今西方知识界的一般水平，因此，很难独树一帜，建立与众不同的学派。

中国没有左派，也没有右派，在中国改革进程中，中国的知识界只有解释派。由于中国的知识界缺乏改革的主导权，因此，对中国改革的解释往往让人不得要领。中国经济学界一些学者盲目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提出批评或者建议，但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因而他们发表的观点往往会成为公众冷嘲热讽的话题。中国的社会学界希望扩展自己的研究思路，将当今西方社会学界关注的一些现象作为研究的课题，但由于水土不服，因此，他们发表的观点往往成为众矢之的。中国的政治学界希望对中国改革经验进行理论总结，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坐标，因此在发表观点的时候，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让人不得要领。

如果必须对中国的知识界进行分类，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大体上可以分为介绍西方理论的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本土问题的知识分子这两大类。部分学者希望把西方理论用来解释中国的问题，但总是方枘圆凿，给人一种别扭的感觉。

把知识分子贴上左派或者右派的标签，实际上是一种脸谱化的分析方法。部分学者或许是受到了新闻媒体的启发，拼命地往自己的脸上刷油漆，希望把自己打扮成公共知识分子，可是，他们一旦离开自己所在的单位，便无所适从。实际上，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有独立的生存能力；有系统的学术思想；能够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者建议。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从来都不会自我标榜，更不会以扼杀他人的言论自由来彰显自己的话语权。

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是在工业化革命成熟之后，诞生的一批具有独立人格，并且具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学者群体。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是以追求自由的思想为目标，以共同的思想为纽带，以学术创作为乐趣的特殊群体。西方国家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左倾思想，他们把批判社会与政府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以批判为武器，扮演社会的呐喊者和领航者角色。中国的知识分子既缺乏西方知识分子生存的环境，同时又缺乏他们批判的勇气和胆量，在中国社会改革的历史大潮中，往往只扮演敲边鼓的角色。一些学者在改革中成为既得利益者，还有一些学者在改革中成为被改革者，他们观察改革问题的角度不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不相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左派或者右派，而只能说明，由于社会处境不同，他们对问题的认识不相同罢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谓是一盘散沙，只有标签没有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