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哲学家马尔康姆（Ｎｏｒｍａｎ Ａｄｒｉａｎ Ｍａｌ-ｃｏｌｍ）回忆他的老师、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最后十几年事迹的《师门杂忆》（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9押 Ａ Ｍｅｍｏｉｒ，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国内早就有了汉译本，译作《回忆维特根斯坦》，《读书》杂志上还有人写文章介绍过（见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和第八期）。这个汉译本影响很大，其中某些话在一段时间内还成了学人间的流行语。可不知怎么的，后来提这本书的人渐渐少了。到今天，竟成了《桃花源记》所说的“后遂无问津者”。说来也巧，这个回忆录的汉译本出版那年，也就是一九八四年，正赶上英文原本增订再版。但汉译者翻译时用的底本是第一版，没有补上再版时增加的内容。再版的《师门杂忆》，加进了维特根斯坦致马尔康姆所有信件的全文，版式从精装改为平装，印数增加。如此看来，国外想阅读它的人还是不少的。
《师门杂忆》这本书确实很耐读，但是，在阅读它的时候，最好还要看看别人写的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回忆文章。这样有个比较，就会对维特根斯坦了解得更全面，也会加深对《师门杂忆》内容的理解。按照这个路子，我一边读《师门杂忆》，一边读了许多其他回忆文章，并随手记下了一些偶得的印象。这些也只是“印象”，不敢冒充是考证，最多只能算是读书后的“余话”。现在挑拣一些付诸文字，希望能引起大家阅读《师门杂忆》的兴趣。
着迷《师门杂忆》的人，往往不问作者马尔康姆的生平。马尔康姆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一日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塞尔登，父亲是杂货店老板，母亲是教师。他一九二九年进内布拉斯加大学，原拟学法律，后改攻哲学。一九三三年毕业后，马尔康姆又进哈佛大学，一九三八年获硕士学位。同年，他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结识大哲学家乔治·爱德华·摩尔和维特根斯坦，随他们学哲学。一九四○年，马尔康姆返回美国，得到博士学位，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尔康姆在美国海军服役。一九四二年，他娶莱奥妮达·莫罗索娃为妻，后生有二子。战后，马尔康姆任康奈尔大学哲学教授，曾邀请维特根斯坦访问美国。维特根斯坦去世后，他与过去的同学、芬兰哲学家冯·赖特商议为他们的老师立传。商议的结果就是《师门杂忆》一书出版。在两版《师门杂忆》的正文前，都有冯·赖特写的维特根斯坦《小传》，以补马尔康姆叙述的不足。五六十年代，马尔康姆成了美国最有权威的维特根斯坦注释家。一九七五年，他的婚姻出现问题，最终与莫罗索娃离婚。一九七六年，马尔康姆与在伦敦结识的精神分析学家露丝·李森贝格结婚。一九七八年，马尔康姆从康奈尔大学退休，携妻移居伦敦。他在伦敦一住就是十三年，直到一九九○年八月五日去世。在此期间，他有时在伦敦的国王学院讲课，有时去欧洲大陆旅行。在得知身患绝症后，马尔康姆为了不中断工作，故意未向人提起，独自忍受病痛的煎熬。他一生著述不多，比较重要的有《无物遁形》（Ｎｏｔｈｉｎｇ Ｉｓ Ｈｉｄｄｅｎ）、《做梦》（Ｄｒｅａｍｉｎｇ）、《心之问题》（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Ｍｉｎｄ）等。这些书都很薄，《无物遁形》算是比较厚的一部，也只有二百来页。但是，他的每本书写得都很精，都能解决某个难题，给人一个结论。他的文字简洁，干净利落，在哲学家中是不多见的。这个特点，我们从《师门杂忆》里也可以看出来。
《师门杂忆》从马尔康姆在剑桥初次同维特根斯坦晤面讲起。但是，他在这里没有提自己何以到剑桥来。其实，这与一个叫波斯马（Ｏ． Ｋ． Ｂｏｕｗｓｍａ）的荷兰裔美国哲学家有关，《师门杂忆》里有两处提到过此人。波斯马是马尔康姆哲学上的开蒙老师，他常把有前途的学生派送到剑桥，让他们在摩尔手下学习。马尔康姆就是波斯马送到剑桥跟摩尔读书的美国学生之一。维特根斯坦在一九四九年访问美国时，波斯马向他虚心求教，在思想上颇受影响。在美国和英国，波斯马与维特根斯坦做过多次谈话，留下许多笔记。这些笔记在他去世后出版，叫《维特根斯坦己丑、辛卯间语录》（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9押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９—１９５１）。这本书我看过一遍，里面描述的维特根斯坦，比《师门杂忆》写得还生动，可惜国内很少有人提到它。波斯马和马尔康姆本来是摩尔一派的人，可是后来都被维特根斯坦“挖走”了。这也难怪，就连摩尔的儿子提摩太·摩尔在一九四○年竟也成为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班的成员。
维特根斯坦给马尔康姆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长得很漂亮，又显得很年轻，看上去只有三十五岁。可是，维特根斯坦当时的实际年龄是四十九岁。其实，对维特根斯坦有这种印象的不只马尔康姆一人。哲学家克拉伦斯·欧文·刘易斯就曾回忆说，大约是一九二九年或一九三○年，在一次星期五茶会上，维特根斯坦曾被客人误认为是个大学生，可那时他已经是上四十岁的人了。维特根斯坦闻听别人说自己年轻，并没感到多高兴，反而是押着韵说了一句“年已不惑，依然蠢货（Ｉ＇ ａｍ ｆｏｒｔｙ ａｎｄ ａ ｆｏｏｌ）”。
维特根斯坦的衣着很朴素，经常穿的是毛茄克和法兰绒裤子。在剑桥这样的高等学府里，一个名教授如此着装，恐怕“回头率”是不会很低的。据马尔康姆说，维特根斯坦从不打领带，更没见他穿过西服。可是，他的学生毛里斯·特鲁里回忆说，维特根斯坦还是打过一次领带的。三十年代时，维特根斯坦厌薄欧洲人生活的虚浮，向慕苏联人意志专笃，办事认真，生活简朴，曾有意去苏联定居。为此，他计划先去那里考察一番。去苏联使馆办签证时，他特意打上了领带。他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时说，他若是穿着平素的衣服，不打领带，苏联大使见了他，知道他是剑桥的教授，就会认为他是“故做普通人状”。
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住房也给马尔康姆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起居室和卧室，环睹萧然，无任何装饰物。一床、一几、一炉、一橱，几把椅子，就是室内的一切，枯冷如修士的苦屋。看到这副光景，人们很难想像他竟是来自奥地利最富有的家庭。其实，这不是维特根斯坦刻意装穷，恰恰是他美学和建筑学观点的反映。维特根斯坦认识奥地利著名建筑师阿道夫·劳斯，很推崇他的建筑学主张。劳斯认为，盖房装修，宜去一切不必要的雕饰，犹如做茶食细点，不必雕成心形、囡形、骑兵形（见Ｊｏｈｎ Ｋ． Ｂｒａｍａｎｎ的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ｓ Ｔｒａｃ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ｒｔｓ）。维特根斯坦在自己住房的布置上，正是体现了劳斯倡导的现代建筑美学主张。
维特根斯坦生活很简朴，娱乐活动好像也不多。他自己购物、做饭。在人们回忆他的文章里，我时常见到描写维特根斯坦在食品店买面包和橘汁的段落。他的娱乐活动很少，只是有时看场电影。马尔康姆说，维特根斯坦不喜欢英国片，却很喜欢美国片。从别人的回忆来看，所谓美国片特别是指文人雅士不屑一顾的西部片和歌舞片。有人说，这是维特根斯坦趣味低级庸俗，欣赏水平不高。我看没有这么简单。西部片一般是对话少而动作多，人物多是大老粗，三句话说不拢，拔枪就打，谁也没时间去听长篇大论的道德说教。西部片褒贬分明，最无能、最可笑的人，往往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而最勇敢、能办成事的人，一般是不说话或很少说话，可是一旦说出一句，往往能一针见血。这正好符合维特根斯坦对人的看法。他认为，世上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人没有几个，而世上真正言之有物的话算上去也没有几句。此外，维特根斯坦对乡村、农夫、手艺活计、市井俚语有所偏爱，而西部片也多能在这些方面适应他的趣味。至于歌舞片，就我所知，大多有股怀旧和失意的情绪，对此种情绪，维特根斯坦是有共鸣的。在篇章布局上，歌舞片是以精心讲出一个故事为首要任务。对此种写法，维特根斯坦是比较赏识的。他向马尔康姆谈到托尔斯泰时就曾说过，托氏越能通过他编的故事讲哲学，他的哲学就越真实。西部片和歌舞片虽然难登大雅之堂，但是还能获得维特根斯坦的喜爱，这或许正是中国古代学者说的“深人观浅法，浅法亦成深”吧。（智旭《梵室偶谈》）
纯文学一类的作品，维特根斯坦看的不算少。只是他眼光独到，从不轻易许人。年轻的时候，他读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对陀氏的其他小说，比如《罪与罚》，他更是服膺终生。研究维特根斯坦生平和著述的专家，对这些都有详尽的考证。其中，一位名叫尼利（Ｊ． Ｃ． Ｎｙｉｒｉ）的学者，为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还特别考查过维特根斯坦最初阅读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究竟是哪个出版社出版的德文译本。这种考证，看似琐碎，无关宏旨，但往往能从一些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推察出维特根斯坦思想发展的痕迹和趣味变化的趋向。对一个学者来说，没有这种务实求细的精神，别说不能研究维特根斯坦，研究任何哲学家恐怕都是难有所成的。这应该算是做学问的一种“基本功”。维特根斯坦还很喜欢《格林童话集》，经常向马尔康姆和其他学生推荐。据教过他俄语的法妮娅·帕斯卡夫人回忆，在做俄文翻译练习，维特根斯坦也特别喜欢从《格林童话集》中选取材料。维特根斯坦有个学生叫拉什·里斯，是他的遗嘱执行人之一，对老师的这个喜好很感兴趣。他经研究发现，维特根斯坦并不是泛泛喜欢所有版本的《格林童话集》，而是特别看重德国小说家、小品文家保罗·恩斯特编注的《格林童话集》。其原因之一是，恩斯特在为这本童话集写的跋中，特别推崇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而这两位俄国作家也正是维特根斯坦特别喜欢的（参见布赖恩·麦吉尼斯编《维特根斯坦及其时代》）。
《师门杂忆》对维特根斯坦的学生有很多描写。在他的学生中，不同的人接触他的路径不一样。据冯·赖特讲，马尔康姆下决心加入维特根斯坦的讨论班，是因为经常听到关于他的各种传闻，而不是因为了解他的哲学。美国哲学家芬利在选听维特根斯坦的课之前，倒是对他的哲学很有了解。芬利很早就曾读过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还曾发狂论说，浊世之良伴莫过于这本书中的真命题了。曾经做过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后来成为英国文学教授的托马斯·雷德帕思也是因为读了《逻辑哲学论》而知道维特根斯坦的。但是，据他自己说，他读的《逻辑哲学论》，是十六岁时从一本作文指南里看到的英译本片断。
维特根斯坦本人一直担心他著作的译本不能准确传达他的思想。因此，他早期写的《逻辑哲学论》和晚期写的《哲学研究》，出版时都是德英双语对照本。有一段时间，他让马尔康姆同他一起读《哲学研究》手稿，他先朗读一段德文原文，然后用英文翻译和解释。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学生准确掌握他的思想。美国哲学家莫顿·怀特编二十世纪哲学家的文选《分析的时代》一书时，就特别遵照维特根斯坦生前的愿望，不仅选登《哲学研究》中一些著名段落的英译文，还把相应的德文原文放在附录里。而书里选入的其他非英美系的哲学家，都没有受到同样的对待。我记得，哲学家查尔斯·凯·奥格登在翻译《逻辑哲学论》为英文时，曾去信与维特根斯坦商讨一些译名的信达问题。当时，维特根斯坦正在奥地利一乡村小学任教。他在复信时，一再叮嘱奥格登说，书中用的那个德文词“触角”，是指蝴蝶头上那对小须须儿，如果奥格登所用的英译词也是指这个，就可以保留原样不改了。可见，小到自己德文作品里一个名词的翻译，维特根斯坦都是这么认真负责，小心谨慎。
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写作要求很严格，也要求别人不要轻易动笔作文。马尔康姆说，有个人根据不确切的材料写文章说，哲学在维特根斯坦手里已经变成一种精神分析。这下子可把维特根斯坦惹火了。他情绪激动，想立刻正式出版一部分手稿，让公众来判断他的哲学是不是精神分析。但是，他后来还是冷静下来，给那个人写了封信，告诉他写文章的态度不够诚恳负责。那个人也回了信，向维特根斯坦表示歉意，此事遂作罢。在两版的《师门杂忆》里，马尔康姆都没有点出此人的姓名。这大概是因为此人当时还健在，“人活一张皮”，若公开指名道姓，怕他经受不了。没想到这个人并非等闲之辈，倒是自己站出来亮出姓名。他就是牛津大学十分有名的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艾耶尔。艾耶尔勇于承认自己的过失，不文过饰非，倒不失为一条英国好汉。马尔康姆在第一版《师门杂忆》里未点名地还提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因为维特根斯坦辞职，没有听到讲课，便很无礼地说维特根斯坦骗了他。《师门杂忆》出第二版时，马尔康姆加了个脚注，说那个人叫加尔文·罗林斯，是个美国哲学家，还是他的熟人。马尔康姆这么做，大概是因为罗林斯这时已经谢世的缘故吧。
维特根斯坦有时喜欢离群索居。他不愿整天同大学里那些哲学家混在一起，见面就寒暄，寒暄完就进食堂。每到要写作和想问题的时候，他就离开校园，去国外旅行。他专挑靠近北海的某些北欧国家去隐居，认为那些地方单调、贫瘠、硬冷的自然环境，容易使自己精神更集中。年轻的时候，他曾约上祖辈与大哲学家休谟有亲缘关系的数学家大卫·休谟·平逊特去挪威旅行。到晚年，他选择爱尔兰住过一段时间，利用那里温润、幽静的环境，埋头写作《哲学研究》。有位叫理查德·沃尔的学者，曾把维特根斯坦在爱尔兰住过的所有地方都去一一造访。一九九八年四月，他访问其中的一所房子时，见到房主家的一位老太太，她称当年见过维特根斯坦。她回忆说，有一天， 维特根斯坦不在家，她就蹑手蹑脚溜进了他的屋子，想看看这个人成天把自己关在里面没完没了地在写什么。一看之下，她大为失望，因为维特根斯坦用德语写的札记，她一条也看不懂。沃尔还遇到一个补船匠，当年是维特根斯坦的邻居。沃尔想从他那里挖出一些维特根斯坦的奇闻逸事。岂料，老补船匠却带着诡异的微笑说：“他是个疯子。”沃尔假装不解地反问：“你凭什么这么说呢？”补船匠回答道：“年轻人，听我给你讲吧。他整天在一个离海岸很远的小岛上看海鸟，还想给自己在那里盖个小茅屋来住。他对吃的和女人都不感兴趣。他总是穿着长靴，一点儿教授模样都没有。”（《维特根斯坦在爱尔兰》）由此看来，这些普通人同维特根斯坦急于避开的那些大学教授一样，对这位哲学家都是不大了解的。
在外人看来，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好像越来越孤独，有时连亲戚也不愿晤见。波斯马回忆说，马尔康姆邀请维特根斯坦到美国访问时，他虽然知道自己的哥哥、著名的独臂钢琴家保罗·维特根斯坦住在纽约，却不肯去看望。维特根斯坦曾表示，他不愿意哥哥失去一只胳膊后还经常抛头露面，到处演出。他说，观众去保罗·维特根斯坦的音乐会，与其说是去听他弹琴，还不如说是去瞧瞧这个残疾音乐家如何用一只手耍戏法。从美国返回英国后，维特根斯坦被诊断得了癌症。这时，他早已没有再多活几年的奢望。因此，后来得悉经治疗还有望迁延一些时日时，他反倒觉得“没什么意思”。在最后一段日子里，他不想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在医院里等死。于是，经学生介绍，他住到一个叫爱德华·贝文的医生家里，由贝文太太负责照料他的起居。马尔康姆在《师门杂忆》里说，开始时，贝文太太有些怕他，大概是因为他与常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让她感到极为不安。后来，她很快打消了对他的疑惧，热心照顾他，陪他散步、吃饭。维特根斯坦虽然从未同她谈过什么艰深的话题，可是他对她的影响却一天比一天深。在维特根斯坦过最后一个生日时，贝文太太送给他一条电热毯，还附一上句“祝你长寿”。维特根斯坦紧紧盯着她说：“长寿无望。”
维特根斯坦去世后，朋友和学生不知道如何安葬。特鲁里突然想起，维特根斯坦生前曾对他讲过：“托尔斯泰的哥哥虽然放弃东正教信仰多年，他去世后，托尔斯泰这个做弟弟的还是按照东正教的仪规为他举行了葬礼；换了我维特根斯坦，也会这么做的。”闻听此说，大家就集体商议，一致同意邀请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按天主教仪式安葬维特根斯坦。此事传出后，外人纷纷猜测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维特根斯坦生前可能更倾向天主教。在维特根斯坦的密友中，确实是天主教徒居多，他还为此感叹说：“我被天主教徒包围了。”所以，有人误解他更倾向天主教，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后来，特鲁里一直为自己透露老师生前那句话给他身后招来一些无端的猜测而懊悔不已。我觉得，特鲁里倒也不必为此懊悔。就是在维特根斯坦在世时，难道人们对他的误会还少吗？
维特根斯坦虽然在英美两国享有盛名，但在其故国奥地利，长时间却是默默无闻。在他去世后的二三十年中，他的同胞甚至对他和他的哲学反应都很冷淡。奥地利现代著名作家托马斯·伯恩哈特在回忆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小保罗·维特根斯坦的《名门旧友》（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9蒺ｓ Ｎｅｐｈｅｗ：Ａ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一书中，曾间接提到维特根斯坦，但是他说，维特根斯坦成为哲学家一事，在家族内部一直被看成是“家门不幸”或“败坏门风”。伯恩哈特是“二战”后奥地利文坛上的重要人物，熟悉奥地利和维也纳的文化和风土，他这么说，应该是有根据的。至于维特根斯坦为什么受家乡人冷遇，原因恐怕很复杂，我非文化史家，很难说得清楚。所幸的是，今非昔比，维特根斯坦在奥地利的地位现在已经大为改观。自从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雅尼克出版《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风土》（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ｓ Ｖｉｅｎｎａ）一书以来，维也纳的导游们在舒伯特和弗洛伊德之外，又增加了一个重点介绍的题目。
《师门杂忆》里所记维特根斯坦的事迹，很多都值得揣摩。我拉杂讲这么一些，喜欢系统东西的人可能会不以为然。不过我已经事先声明是“余话”，所以绝无登坛说法的意思。好在《师门杂忆》原书并不难找，凡肯跑几趟北京图书馆，读得外文书的，都可以亲自去吟味一番，得出自己的评判。
（文中所引维特根斯坦回忆材料，除特别注明者外，皆引自一九九九年Ｔｈｏｅｍｍｅｓ Ｐｒｅｓｓ出版的、由Ｆ． Ａ． Ｆｌｏｗｅｒｓ主编的四大卷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