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叙实》　　李幼蒸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年2月第一版　　258页，36.00元

我幼时为潮流所误，专好读西洋哲学方面的书，凡李幼蒸先生译的，如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等，都曾买来狠狠啃过。这些书近年都已修订再版，我却一直没有机会来“温旧梦，寄遐思”。

“猛料”在线

几年前就听朋友说过，李幼蒸先生开了一家个人网站，上面贴有许多回忆文章和论战文字，“爆”了中外哲学界很多“猛料”。“猛料”一：《哲学和自然之镜》（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第一版）前面的“贺麟序”，据李先生说是他代写的。“猛料”二：逻辑学家王浩“背后”对李先生所译《哥德尔和维特根斯坦》（原文是王浩的英文论文，李译刊于《哲学研究》1981年第3号）“不太满意”，可在通信时却说“也未发现什么须改正的问题”，这似乎暴露了王浩的某种“心术”。“猛料”三：现象学家倪梁康故意抹杀李先生在译介现象学著作方面的历史作用，在文章中有意不提李先生翻译的《纯粹现象学通论》。“猛料”四：“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的主编甘阳“当时并无独立研读外文学术典籍的能力”，“他曾坦率告我英文非其强项，但我认为阅读应无问题吧。可是我在几次把图书馆订购外文图书的目录送到他眼前，请他勾画时，发觉他好像总是没什么反应。颇不像是一个爱书学者有订购书机会时的兴奋样子……”

“在野遗贤”

有这么些“猛料”在线，任何关心哲学研究界动态和八卦的人都无法抵挡阅读的诱惑。我当时上网一看，才知道李先生自述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文革”开始前夕），在北京图书馆自修数门外语和西方哲学，每日以两角钱一盘的素炒饼做午饭。六十年代初，有一位从北大哲学系分配来的馆员好奇地问他为啥经常借阅国外资产阶级书刊和图册，他很“技巧地”答称是为了了解社会实况“以便批判”，正如每日须看《参考消息》一样。1978年，他作为“在野遗贤”，被招进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简称“现外室”）。在那之前（1977年秋），李先生还“流落江湖”时，已经根据荷兰D. Reidel书局出版的英译本翻译了布洛克曼（Jan M. Broekman）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布洛克曼这本小书，不论德文原文还是英译本，国家图书馆（以前的北京图书馆）无藏。不知道李先生“在野”时从哪里搞到的这本小书。李先生当年家住府右街，向北走至丁字路口右转，沿文津街东行即达北京图书馆老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这条“哲学家小道”也是我从小到大走惯的，但我当年看李先生的译作时，完全不知道这位“自修哲学家”住得离我这么近。

“遇人不必过于恭谨，否则面善被欺”

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李先生初到哲学所上班，就从现外室主任杜任之那里获得“生存技巧”的提示：“最有趣的是，他告诫我在所里遇人不必过于恭谨，否则面善被欺。当时我对他的话还将信将疑，不过后来到所后对一些个人的‘侵犯’行为却又往往反应逾度，毫无涵养。以至于他又劝告我须学会克制，不可事事与人直接摊牌。”杜任之的告诫，除非天生“辩证法头脑”，恐怕谁也不能迅速理解掌握。什么叫“恭谨”，“过”多少才算“过于”，从而达到质变的“面善被欺”。不管怎么说，李先生最终没能听进杜任之的话，他一路“反应逾度”、“频频摊牌”下来，于是上面那些“猛料”诞生了。

“哲学界八卦书”

今年2月，李先生选出个人网站上的部分文章，结集为《忆往叙实》一书刊行。虽云“叙实”，但毕竟只是“私家记忆”，若缺少其他客观材料印证，从逻辑上讲还只能暂时屈居“八卦书”的地位。我这么说，决不是要贬低李先生回忆的价值。比如据李先生说，李泽厚评论他翻译的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曾当面说“我并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背后却对人说“我看英文稿比看李幼蒸的译文要容易懂得多”。可李泽厚本人后来却站出来说，这样的话他“并未专门针对李译说过”，并认为李先生的“叙实”至少有关他李泽厚的部分非常不实。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该信谁呢？《忆往叙实》哪些是“实”，哪些“不实”，判断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们真是耽误得太久了”

李先生入哲学所现外室后所作第一项工作，是协助杜任之编写《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正、续集：“一年下来，我对参加写作的二十多位专家的水平都有了一定了解。他们真是耽误得太久了。”（第96页）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洪谦把挪威哲学家奈斯的《四个哲学家》借给江天骥，成为江撰写文章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洪谦特别向我说明此事，我一时不解其义，后来才知道，那个时期能够用原文读懂介绍性书籍已属不易了）。”（第94页）我拿奈斯（Arne Naess,1912-2009）《四个哲学家》（Four Modern Philosophers: Carnap, Wittgenstein, Heidegger, Sartre, tr. by Alastair Hannay,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与江天骥负责撰写的《卡尔纳普》一文对照，发现李先生所说确属“叙实”。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对读一下。下面我从《卡尔纳普》一文中挑出一段好懂的，附以奈斯原文，以见所谓“老专家们”如何“耽误得太久了”：

江天骥：从1910年到1914年他在耶拿大学和布莱斯高的弗赖堡大学学习。当时哲学中的主要思潮是新康德主义。在古典哲学中间康德的著作成为他的爱好读物之一。学校中的逻辑课却是很陈旧的，大学图书馆里连怀特海和罗素的《数学原理》（第一卷已于1910年出版）也找不到。罗素给他寄来了“包括《原理》中一切最重要的定义的一张长表”。这份手抄稿达三十五页，卡尔纳普后来在《自传》里称之为“无价之宝”。

Naess： In the years before 1914 Carnap studied at Jena and at Freiburg im Breisgau...Neo-Kantianism was the main trend...Kant became one of his favorites among th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On the other hand, what the universities had to offer in logic he found dull and old fashioned...Indeed, it was typical that even several years after the war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Freiburg contained no copy of the basic work in the New Logic, Russell and Whitehead's Principia Mathematica, although the first volume had been published in 1910. Russell helped Carnap by sending him “a long list containing all the most important definitions of Principia” in thirty-five handwritten pages（“a priceless possession,” says Carnap in his autobiography）.

最近和一位老师闲聊，学会一个新词儿（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原来像江先生这样的工作，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学术圈里一般称作“学术性的改写”。

“人焉廋哉”

“学术性的改写”有据可查，可“猛料”背后埋藏的当事人的“心术”，就不那么容易证明了。李先生有意建立儒家的“心术学”，这种学问的宗旨说到底就是“诛心之论”。王浩在“译文事件”后也成了“心术学”的“试验品”：“后来有一次在普林斯顿大学外马路上偶然遇到王浩和一位中国女孩同行，我们互相问候后，王浩突然对女孩说：‘李先生英文非常好。’我听出来了，这是挖苦话，原来王浩对我还未‘释怀’，以后我也就想不到再与他联系了。”（第134页）从《哥德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译文来看，李先生当年把冯·赖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的《维特根斯坦传略》（“Biographical Sketch”）翻译成“随笔”，多处把《逻辑哲学论》写成《哲学逻辑论》，而且没有发现K. T. Fann就是“范光棣”等等，王浩“不太满意”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至于王浩有何“心术”，私下里和亲友猜猜说说都可以，实无必要印成文字。李泽厚批评过李先生的这种“心术学”，说“这种‘推测’‘心术’的‘回忆分析’，能有百分之几的可信度呢”，“怀着阴暗心理，‘推测’别人‘心迹’……抹黑别人以抬高自己，还说自己搞的是‘孔孟学’，这未免有点滑稽”。《批判哲学的批判》的作者回批李先生“怀着阴暗心理”，不期然也掉进了“心术学”。

据友人提醒，李先生谈论儒家“心术学”时最爱引用的一句《论语》心诀“察其言，观其行，人焉廋哉”，不仅“孔门福音书”中无此“三句教”，而且“人焉廋哉”在李先生文章的网络版中引作“人焉瘦哉”，纸本《忆往叙实》则引作“人焉庾哉”（第129页），前后都不正确。“察其言，观其行”应作“听其言而观其行”，这句话出在《论语·公冶长》（“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人焉廋哉”则出于《论语·为政》“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所以说，李先生引用的，可以说都非孔门原文。这不知道算不算一种“不实”？看来，李先生在建立“孔门心术学”或“仁学”之前，有必要先把“廋”、“庾”、“瘦”三个字分清。

“至外国文字，弟皆不能动笔作文”

李先生能“破格”进哲学所，缘于他能译读英、德、法、俄、日五种外文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书刊。《忆往叙实》中专立一章《我与外语——记自学外语50年》（第100-112页），回忆他学习外语的心得和挫折。李先生学德、法、俄、日文，目的只在读书，听、说、写则无系统训练。所以，他虽在德法两国住过相当长时间，却一直不会说德语和法语，也不能用德文和法文写作。李先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对传闻“通三十几种外语”的陈寅恪做过一番评论，其中有一句是：“有传记作者提到陈氏年轻时在国外书摊上买下《莎士比亚全集》赠国内友人，据此推断陈氏年轻时就精通了英国文学。”（第106页）“有传记作者”似指陈寅恪的侄子陈封怀。陈封怀写过一篇《陈寅恪》，其中谈道：“那时，我正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就读，他送了我一册原文本的《莎士比亚集》，据说是他以前在英国读过的。里面每个剧本后面都写有他的评语。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各国的历史和文学等。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忆往叙实》所提当指此事。只要比较一下就可看出，李先生转述“失实”不少。至于陈封怀原作“如实”到何种程度也值得怀疑。

李先生还说：“汪荣祖在同余英时辩论陈氏短长时，未敢引用他自己书中的原话（大意：‘是否精通了一国外语还不好说’），因怕读者对他有不敬贤者的误会。”（第107页）汪荣祖自己的“书”，应指《史家陈寅恪传》。该书前后各版似无“是否精通了一国外语还不好说”一类的话，李先生转述好像非常“不实”。据我所知，汪著共有两处评论陈寅恪外语水平。一处说：“但寅恪的外文，旨在应用，不求精通，自谓：‘至外国文字弟皆不能动笔作文。’见陈寅恪与罗元一（香林）书五通之一。”（百花洲版，第48页脚注1）另一处说：“……但自谓除本国文字外，余皆不能动笔作文，或亦不足以为通解彼邦学术巨著之锁匙。”（同上，第223页）此外，陈寅恪在致傅斯年的信中也说过：“弟英文不能动笔，否则亦不偷懒也。”（三联版《书信集》第41页）陈寅恪说的“至外国文字弟皆不能动笔作文”和“弟英文不能动笔”，似与李先生自述的“我毕竟仍未能达到用英文论文写作充分定稿的程度”（第101页）意思相近。

不想取悦任何人

不管“实”还是“不实”，看得出来李先生写这本书不想取悦任何人。《忆往叙实》大概可以说是李先生和各色人等的“摊牌”记录，里面没有一篇“软文”，这在时下的各类出版物中，倒真是显得独具一格。■

延伸阅读

●李幼蒸个人网站（http://www.youzhengli.com/）

原载《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