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胡克斯 著 

吴万伟 译

在拙著《既不是喇叭也不是小提琴》（与西奥多·达林普尔和肯尼斯·弗朗西斯合著）中“贬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文章之后，我觉得自己已经与他没有瓜葛了，但哲学界对晦涩难解、语无伦次的推崇仍在继续。不是说继续，人们可能说不断扩展：“我敢肯定《纽约客》无论有多少优点，形而上学思辨的名声绝对不强。我很想知道吸引这么多智慧之人的思想上的装腔作势究竟是什么，他们本来应该更聪明些啊。”尼吉尔·克里斯南（Nikhil Krishnan）对《维特根斯坦私人笔记：1914-1916》最新版本的评论文章（《纽约客》5月16日）也没有多大帮助，虽然这并不是克里斯南的错。该文章的题目是“你是在说屁话”——不是克里斯南在评价维特根斯坦，而是维特根斯坦对从古至今哲学家的判断特征的总结。但是，这句话的确概括了我自己对路德维希的判断。

我不会再阅读他的著作来寻找我的判断出现错误的可能性。我在生活中已经受够了，我之前就说过这样的话，除了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之外，他是我最讨厌的哲学家了，要是从来就没接触过他就好了。我也说过这样的话：在任何一个体面的大学攻读哲学专业的哲学系学生读过的书都比维特根斯坦更多，他几乎毫不遮掩地表达出对哲学界同行的蔑视。（正如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曾经说过，“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根本懒得去阅读最著名的前辈著作”。）我要再最后说一次下面的话：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等于是在回避哲学探索。在做出承诺之后，我马上意识到随后我可能再次违背诺言。

但是，从表面上看，“维特根斯坦主义”是什么呢？这很难说，有好几个原因。存在维特根斯坦一期和维特根斯坦二期，一期出现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时。二期出现在其思想激烈再塑造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阶段。但是，《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的晦涩难解的言论作为集体声明到底什么意思，其实并没有共识，即使个别的晦涩言论可能有内在连贯性。最激进的证据是如下事实，当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为《逻辑哲学论》的英文版写序言时，维特根斯坦怒火中烧，宣称罗素根本就不理解他的这本书，但罗素作为思想家的地位是没有人能否认的。罗素看不懂？如果连罗素都看不懂，我敢说，那是因为这本书本身不可理解。更富喜剧性的事件此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认为，大卫·埃德蒙兹（David Edmonds）和约翰·艾丁诺（John Eidinow）的《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中译本的译者方旭东，2003年7月1日长春出版社出版——译注）似乎是讽刺性揭露的主题。在1946年剑桥大学的思想讨论会上，维特根斯坦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卡尔?波普尔（Sir Karl Popper）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有真正的哲学问题还是只有语言问题。路德维希采取后一种立场，手拿拨火棍突出强调他的立场，要求波普尔提供道德法则的更明确例子。当波普尔回答说，“别拿着拨火棍威胁到访的演讲者”，在我看来，这应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哄堂大笑。但是，作为会议主持人的维特根斯坦却扔掉拨火棍，气冲冲地走出会场。在我看来，这样的举动简直就是恶霸被驳得哑口无言时恼羞成怒的丑态。因此，虽然他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但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最终来说可能是没办法表达自己的观点，难怪他的著作晦涩难懂。

但是，如果有具有内在连贯性的个别命题，那最著名两个如下：（1）如果我们承认当我们使用“世界”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只是意味着地质学上的物质创造，而不是我们生活体验所包含的所有内容，如“这是个美妙的世界”或“这是个恶劣肮脏的世界”或“在我看来，整个世界进入地狱也行”等，那就存在一个精辟的格言：“世界就是发生了一切。”（The world is all that is the case）谁能有不同意见呢？我能回忆起读到它时的着迷。但是，除了“is the case”（是一切）听起来比“truly is”（真实的样子）更深刻一些之外，它与“世界就是真实的样子”有何不同？“世界就是现状”如何？后者可能不可避免地有一种失望和不屑一顾的口吻，一种“就那样吧”的含义。虽然我仍然喜欢“世界就是发生了一切”，但这个显然连贯的命题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我真正兴奋不已的第二句话是“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 darueber muss man?schweigen”。两个流行的英语译文是“我们不能言说的话，就必须保持沉默。”或者“在你说不出口时，就必须保持沉默。”首先来理解维特根斯坦未说出口的话，比如，人们可能说，“因为我不能说父亲与黑手党有联系，我必须保持沉默，”除了公诉人之外，谁能反对他人沉默？没有，他表达的应该不是这个意思。相反，因为形而上学命题必然是废话（圣人路德维希这样说），“哲学中的正确方法真的应该是下面的意思：除了能说的东西，也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之外，什么也不说。”换句话说，既然哲学问题似乎或的确是不可说的，或不可言喻的，那就不要试图谈论它们。难怪我将维特根斯坦主义的特征概括为回避哲学思考本身。换句话说，（如果允许人们用言语说话），不要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笛卡尔、休谟、康德等等一直到现在的人做的研究。维特根斯坦似乎不知道，自然科学家同样需要挑战不可言说之物。正是192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丹麦物理学家尼耳斯·玻尔（Niels Bohr）说过，科学有责任试图用普通话语谈论科学，而不仅仅依赖数学。对此，爱因斯坦肯定也很清楚。维特根斯坦显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奥地利做战的合格士兵，但是，从哲学上说，他显然缺乏勇气。

相反，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就勇敢得多。因为知道现象（人类感官和智慧能够看到的东西）与自在之物（the noumenal自身存在而感官掌握不到的东西）的区别，康德在其形而上学中试图勇敢地求助于自在之物，虽然这是连贯的语言无法描述的，也没有形状——人的心灵是这样无法确认的自在之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被揭示出来。

如果没有康德，西方哲学将更少传奇色彩，但是维特根斯坦的到来只是让人觉得乏味无趣（他是当时英国哲学家基本忽略的人）。没有康德，就没有叔本华。没有叔本华，就很难想象有尼采。而若没有维特根斯坦，西方思想可能变得更加丰富。人们能从将近写完《逻辑哲学论》的“哲学家”那里真的获得什么呢？“理解我的人最终承认他们是狗屁不通”？为什么要不辞劳苦读他的东西呢？但是，很多人的确仍然在这样做。

其中一个这样做的人是著名英国哲学家伊里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但我感到非常失望。克里希南（Krishnan）的副标题“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有多怪异？”指的不仅是他怪异的哲学，而且还有他多多少少承认的同性恋倾向。安斯康姆反对特别强调后者是正确的，这样，她在写“如果有人宣称理解维特根斯坦，我感到深深的怀疑。这或许是因为我敢肯定我并不理解他”时，我们希望人们明白她指的是什么。假设她在谈论这个男人的性倾向，这是真正的延伸；而她在谈论他的思想。。。这是多么非同寻常的忏悔啊。

在此背景下，思考精彩的小说家哲学家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对维特根斯坦的反应就非常有意思了。她的煌煌巨制《形而上学作为道德指南》是真正的哲学。克里希南注意到梅铎遇见过维特根斯坦两次，发现他是个有趣的人，但“没有从他那里获得多少哲学。”一点儿不错。

但是，他的魅力究竟来自何处呢？我从研究了几十年的哲学学科中获得的结论是没有得到多少乐趣，因为我仍然认为哲学应该是艺术和科学之君主（虽然从前的说法是女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学界实践者都是贵族。当我们谈论维特根斯坦狂热时，我们是在谈论学界人士而不是附带的哲学家。

在评价他那个时代文学批评相对默默无名时，20世纪著名文艺批评家约翰·克罗·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认为，批评家想通过看起来像物理科学家那样晦涩难解而显示自己的思想有深度。显然，非常显著的是，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能够谈论的东西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即使人们不得不假设这样的命题如此深刻以至读者或听者很难理解。我是在暗示，他在实践“自欺”（bad faith）吗？我认为我至少是在暗示这一点。但是，很多学界哲学教授，我是不愿意仅仅暗示的。

他或她（通常是他）并不太在乎笛卡尔或休谟或威廉·詹姆斯或约翰·杜威之类，因为这些哲学家同时做到了思想深刻和语言清晰。他也未必更喜欢让人感到愚蠢或看起来愚蠢的康德。但是，维特根斯坦（或者海德格尔）之流的思想家拥有晦涩难解和缺乏连贯的双重属性，使其作品看起来如原子物理学般深刻，要求提供像量子物理学家那样深刻的解释。这一类哲学教授是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在《文学入门》如“未选择之路”中说的需要回避的英语教授的堂兄弟，无需多少文本阐释精细分析，除非这种精细分析是要向学生显示弗罗斯特并不真的想表达他显然表达的意思；他可能更喜欢说，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只能由像物理学家那样聪明的文学教授才能讲解透彻。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看待这个议题，这再次要求英语系和哲学系作个类比。有一类英语教授津津乐道地告诉学生们，他们在中学学的大部分英语语法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规定性”语法已经是死议题，因为语法过去这些年已经因为语言使用者的实际“用法”而改变了很多。上述句子的第二个分句当然是真实的，但是第一分句是真实的，只是因为规定性已经被谋杀了。万事通教授（Knowitall）告诉其信众从前的法则如句子不能用介词或不定式或者不可名状的东西开头已经不再适用，虽然自开始就没有这样的法则。他不会告诉学生，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要求主语和动词和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因为那是支撑语言本身的普遍“笛卡尔式”（“Cartesian”）语法规定。他觉得在不惜牺牲规定性的情况下强调用法让他看起来像个争取自由和语言民主的勇敢战士。他认为规定性语法意味着某个人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告诉别人该说什么或者写什么。当然，这个“某人”是思想传统，它知道我、你、我们、他们写（write），而他、她、它写（writes）。但是，万事通教授允许方言的存在如（he write）或者（she write），就像规定性语法要求主语和动词之间保持一致的写法一样好，虽然让它的使用者听起来有些像个文盲。但是，当然，没有任何惊讶的是，好教授自己说话或写文章时也是遵守他们勇敢抛弃的规定性语法。

哲学教授通常比英语教授更聪明一些（我身兼两职，因此这里没有什么可夸耀之处），因此，他们避免说出听起来过于愚蠢的话。不过，也存在抛弃普遍信任的传统的类似做法，比如拥抱存在本质、灵魂本质、知识局限性、选择局限性、伦理学、上帝及其缺席、美的意义、还有“谈论这些东西的必要性”等。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指出过。在不说出不可言喻的话的情况下赞同抛弃那个传统，能够让人看起来很勇敢，就好像有人在说“我自己真的不喜欢这个东西，但我们有些人很强大和坚决，非做某事不可，甚至显得十分悲壮，为了真理必须这么做。”人们能够痴迷和陶醉在这种虚假牺牲的自鸣得意之中。

如果我这样说听起来有些玩世不恭，那好，随便你怎么想。我的玩世不恭是受到先锋派哲学教授拥有的另一种玩世不恭的启发。但是，我对圣路德维希鼎鼎大名的解释并没有解释像伊丽莎白·安斯科姆这样的高品质人物能从他那里听到思想深刻的见解，而更高品质的人物艾瑞斯·梅铎却很少能够听到。无论如何，我知道，没有其他任何知名的、非常著名的西方哲学家（此刻，除了马丁·海德格尔之外）的最显著问题与其著作内容本身没有多大关系，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他或他的名气是否公正。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实际上对哲学说，“你去自杀吧。”真敢胡说八道，狗娘养的！

译自：A Brief Reflection on Wittgenstein by Samuel Hux

https://www.newenglishreview.org/articles/a-brief-reflection-on-wittgenstein/

作者简介：

萨缪尔·胡克斯（Samuel Hux），纽约城市大学约克学院荣休哲学教授。曾在《异议者》、《新共和》《周六评论》《新牛津评论》《新评论》《当今时代》等期刊发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