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7月19日的《上海书评》上，我对耿昇有关开封犹太人的著译作品有所评论。当时碍于篇幅，未能将其与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潘光旦（1899-1967）《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3月第一版）作一比较。潘书是一部未完稿，最早于1953年6月由中央民族学院油印刊行。对读潘、耿二人的作品，我想说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文字上，它们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潘书自然也有些未决的问题，但多属为材料所限无法立刻解决者，和潘光旦本人学术水准无关。比如关于犹太人的旧译名之一“术忽”（Djuhud），潘光旦说：“Djuhud究竟是阿拉伯文呢？还是新波斯文呢？这在搞中东文字学的人是容易辨明的，我们在此姑不深究。”（第9页）现在看来，“Djuhud”是新波斯文（New Persian），这一点应无问题。再如黎伯曼（J. L. Liebermann）发表于《犹太纪事报》（Jewish Chronicle）1879年7月11日号上的一篇文章，潘光旦说“题目未详，知系访问开封犹太人的一个报告”（第87页）。这个报告的题目，现在很容易知道是“Notes on the Jews in China”。还有勃朗（David A. Brown）有关中国犹太人的系列报道，潘光旦也说“原题未详，惟知为一系列的报导论述”（第99页）。我们今天知道这“一系列的报导论述”，是“Brown Meets the Chinese Jews”和“Story of the Chinese Jews——1605-1932”。这些“迟来的补充”，都是依据李渡南（Donald Daniel Leslie）的专著做出的。在真实水平上后人未必能赶上潘光旦，只是有较好的机会能比他看到更详细的书目文献而已。
潘光旦所著《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优生原理》、《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等专论，所译达尔文《人类的由来》、霭理士（Havelock Ellis, 1859-1939）《性心理学》等名著，对我个人有较大影响。我大概最早是从《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4月初版）第二章《悲观哲学》（第21-42页）里面知道了一点儿“叔本华学派”的哈图曼（Eduard von Hartmann）和麦兰德（Philipp Mainlnder），以及印度学的迷勒（Friedrich Max Müller）、凤士脱（Arthur Pfungst）和达尔门（Joseph Dahlmann）。潘光旦的母亲姓沈（沈恩佩），他的舅舅叫沈恩孚，是清末民初有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沈恩孚就是沈有乾（心理学家、逻辑学家、统计学家）、沈有鼎（哲学家、逻辑学家）的父亲。沈氏兄弟比潘光旦岁数小，是他的表弟。沈有乾的《教育统计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还有重印。近读完同一出版社刊行的吕文浩先生新作《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以及湖北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吕先生旧作《潘光旦图传》，感觉以前一部分凌乱无序的读书经验借此机会得以贯通。现以吕先生书中提到的三位西方哲学家为纲，模仿他的新书自拟一个“中西现代哲学史上的潘光旦”的题目，试着依据文献资料就潘光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接触因缘谈点儿粗浅的认识，或能稍补吕先生大作之所未及。
潘光旦一生博览群书，对西方哲学的历史和现状并不陌生。他在著作中提到次数最多的现代西方哲学家，非英国实用主义（也译作“实验主义”）哲学家席勒（F. C. S. Schiller,1864-1937；潘译为“歇雷”）莫属。席勒的代表作之一《人本主义研究》有汉译本，但国内号称研究西洋哲学史的人未必知道他还是优生学的积极拥护者。潘光旦曾写书评《西方实验主义者服膺中国旧制度》，介绍席勒的著作《优生学与政治》。在《人文生物学》（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10月初版；再版时更名《优生概论》）里，潘光旦说：“优生运动已不复为优生学或遗传学专家独有之任务……第就英美二国而论，若宗教家之应牧长（Dean W. R. Inge），哲学家与实证主义者之歇雷（F. C. S. Schiller）……均以相当之热诚从事于提倡或研究……歇雷与应牧长同为伦敦优生学教育会评议员，前者最近作《人之将来》（Tantalus or the Future of Man）一文，以示优生运动之议论成绩与实证主义或新人文主义不背；后者在其《率直之论》（Outspoken Essays）中专为优生问题关说之文字不下四五篇。”（第264-266页）潘光旦在《读书问题》（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再版）里也谈到过席勒在《人之将来》中发挥的“教授为学问之大敌说”（第9-10页）。潘光旦之所以如此关注席勒，原因有二：一因其根据优生学原理赞赏中国旧时家庭制度的合理；二因其同情中国科举取士制度，认为堪作优生学上优选作用的代表（吕书第42、168、242页）。
同情中国科举取士制度这个主题，席勒在替莫越（D. L. Murray）的小册子《实验主义》（Pragmatism，1912）写序时也曾提到：“莫越君（像我自己）曾在牛津大学的古典哲学（the classical philosophy of Oxford University）及在牛津大学的第一分科大学百利俄尔（and in its premier college, Balliol）里享受一个严重的智力训练（a severely intellectualistic training）之便利。这种训练的目的在注入于国人心中一个坚强的信仰，说哲学自亚立斯多德（Aristotle）以后，毫无进步。这种训练年费约五万镑，然就全体观之，亦殊卓有成效。这种训练对于多能的，富有常识的心（capable minds possessed of common sense）所生的效果，在使他们藐视纯粹智慧（to produce that contempt for pure intellect），以区别英国和其他各国，且以保证由考试所取的行政官之实际的成功，这种取士方法与应试者未来的职责毫不关切，大概自中国科举制度萧条的身后（since the lamentable demise of the Chinese system），直以他的古旧夸耀于世。然在好为理论及头脑清楚的人，这种训练却产生一种敏锐的洞察，直穿破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的缺点，更产生实验主义智慧的必要的一种知觉（a perception of the intelllectual necessity of Pragmatism），这种知觉是舍实验主义而无由求得的。”（莫越：《实验主义》，方东美译，上海：中华书局，民国9年11月第一版，“失勒原序”）吕先生介绍席勒对中国科举取士制度的同情，却似并不知晓这篇已经有汉译的“失勒原序”。
吕先生在《潘光旦图传》中，曾专门对潘光旦《边沁（Jeremy Bentham）二百年祭》一文（《新路》周刊第一卷第二期，民国37年5月22日，第10-12页）作过撮述：“……潘光旦独具慧眼地看到边沁的拟制论没有被人们提到。而他认为，边沁的拟制论是纪念边沁最值得纪念的地方，其余都是枝节。拟制的意思是‘明知其无，而假定为有，而此种假定的有在生活上和实际的有一样可以发生影响，在行为上一样可以引起反应，就是拟制’。比如说，自由、平等一类的观念就是拟制，事实上自由平等是没有的，也是永远不会有的；但是追求前者，人们可以少受一些压迫，多得一些发展，由于追求后者，人们可以多获取一些机会的供给，多一些待遇的公道。这样，拟制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可是如果把拟制看得过真，就是拟制的硬化，即把原来用以辅翼人生的工具变成役使人生的教条。潘光旦认为，拟制与教条之间，只有一线之隔，硬化的拟制即教条；它使近代的政治，日渐蜕变为宗教而不自知……”（第159-160页）所谓“拟制论”就是“the theory of fiction”。这种学说的系统表述，来自德国新康德派哲学家法依兴格尔（Hans Vaihinger, 1852-1933）的《假如哲学》（Die Philosophie des Als-ob,1911）。这本巨著有奥格登（C. K. Ogden）英译本（The Philosophy of “As-If”，1924）。“假如哲学”阐发“假如”（as if）和“拟制”（fiction，也可用佛典名词“假施设”来译）在学问和人生中的意义，属于新康德派中的“实用流”或“实证流”。奥格登受法依兴格尔影响，在边沁的著作中发现也早有“假如哲学”的思想萌芽，于是写了一本《边沁拟制论》（Bentham\'s Theory of Fictions，1932）详加发挥，而这本书正是潘光旦《边沁（Jeremy Bentham）二百年祭》一文概述“拟制论”时之所本。边沁讨论“拟制”的利弊，有时未免过火，如潘光旦所说：“十九世纪末年以来，已有人于无形之中加以纠正，例如德国的梵亨兀尔（Vaihinger）与英国的霭理士，我说无形，因为他们也不大知道边沁有此一部分的学说。”潘光旦在这里为何要把法依兴格尔（即梵亨兀尔，他的国籍，《新路》作“法国”，《潘光旦文集》第十卷改为“德国”）和霭理士放到一起来谈呢？只要大家读过霭理士《生命的舞蹈》（The Dance of Life, 1923；有两种汉译本）第三章《思维术》（“The Art of Thinking”），就会发现其中有对法依兴格尔生平和思想的专门介绍（pp.79-95），而且最早把法依兴格尔引进英国思想界的人物当中，竟然就有这位性心理学大家兼优生学“最大盟友”。吕先生虽能撮述“边沁拟制论”大意，却未能点出霭理士和奥格登分别为法依兴格尔著作的介绍者和翻译者这层重要的哲学史和思想史脉络。
二十世纪初从事德国哲学译介的英国学者，除霭理士、奥格登等人之外，还有一位蒲士（Meyrick Booth）。蒲士的《妇女解放新论》有汉译本（刘英士译，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11月初版），潘光旦曾为其写序（《妇女解放新论——介绍英人蒲士氏的学说》），专从优生学方面推进蒲士对极端女权主义的批评（吕书第205页），其中特别说到：“蒲士是英国人，生于一八八三年。初习科学于里兹大学（Leeds），后留学德、奥、瑞士，入耶纳（Jena）等大学，专攻哲学及心理学，为倭铿（Eucken）、理普曼（Liebmann）与弗厄士德（Foerster）的入室弟子。关于倭铿，他曾翻译过他两种最长的著作；自己也著书一种，叫做《倭铿的哲学与影响》。弗厄士德《婚姻与性的问题》一书的英译本，也是他的贡献。”倭铿（Rudolf Eucken,1846-1926）又译倭伊铿，近代德国哲学名家，在哲学上属于玄学派（形而上学），和法依兴格尔、席勒、霭理士、奥格登不是属于同一阵营的。《倭铿的哲学与影响》（Rudolf Eucken: His Philosophy and Influence，1913）有瞿世英汉译本《倭伊铿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4年），蒲士被翻作“步兹”。“关于倭铿，他曾翻译过他两种最长的著作”，指的是蒲士翻译的《现代思想主潮》（Main Currents of Modern Thought, 1912）和《倭铿文选》（Collected Essays of Rudolf Eucken, 1914）。 吕先生似未留意到写《倭伊铿哲学》的步兹，就是写《妇女解放新论》的蒲士。现在特别提出这一点来，供大家深入探讨“潘光旦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思想的奥秘”（吕书第282页）参考。
吕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研究人员，他文字功夫了得，叙事说理极为清晰，很值得看好。只可惜他写得实在太少了，大概属于在学术上“成婚迟而艰于生育”的类型，希望他今后能像某位前辈学者劝告的那样“在写作、发表的过程中得到锻炼，使自己逐步成熟起来”（吕书第283页）。因为你在学术上“不生育或少生育”，就会有在学术上“品质杂沓，并且结婚早而生产多”的人来写，“卒之，中下之流品日滋……而中上之流品，乃不得不为相当之自贬以图存矣”（借用潘光旦《人文生物学》中语）。考虑到目前学术出版方面人人心头“按捺不住”的实际情况，我们又不能在这些“中下之流品”中间强制推行学术上的“绝育”，那么像吕先生这样的人若再不写或者不发表，岂不大违“学术优生学”的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