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刊《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于1932年条下提到陈寅恪在天台山所藏古代梵文写本中发现古印度诗人迦梨陀娑所造梵文戏曲《沙恭达罗》片断一事。笔者久疑这件事中或有误传之处，现趁《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出版的机会，依据手头史料试做初步考证。
新刊《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于1932年条下提到陈寅恪（1890-1969）在天台山所藏古代梵文写本中发现古印度诗人迦梨陀娑（Klidsa, 约公元四至五世纪时人）所造梵文戏曲《沙恭达罗》片断一事（第149页）。附录旧文《试述陈寅恪先生治学特点》（第381-390页）和《老师之老师，公子的公子》（第411-412页），也均提及此事。后一文且说此事“在当时清华园同学间广为流传”。笔者久疑这件事中或有误传之处，现趁《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出版的机会，依据手头史料试做初步考证。
要想判断此事的真伪，应对何谓“天台梵本”先具一定的了解。天台山位于浙江省天台县，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大本山。山中的国清寺和高明寺，均为千年古刹，天台宗根本道场。国清寺藏有一批古代梵文写本之事，《天台山志》早有“西域贝多叶经一卷”的记载，这就是闻名世界学林的“天台梵本”。可惜数百年来，中国僧俗学者不唯不能读懂这些写本，对其抄写与传来的时间和地点也缺乏探究的兴趣。
最早怀抱科学目的访寻天台梵本的学者，是英国著名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在其《支那佛教论》（Chinese Buddhism: A Volume of Sketches, 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Ltd., 1879）一书中，艾约瑟提到自己曾与两位友人游历天台山，发现《天台山志》所提“贝多叶经”依然存在，只是由于国清寺发生过火灾，贝叶经已经转移到高明寺。当时的寺僧无人能够说清这些贝叶的历史、经名和内容。艾约瑟特别请人抄写了一份，寄给英国印度学家、牛津大学梵文教授威尔逊（Horace Hayman Wilson, 1786-1860）研究。由于书手抄写错讹太多，结果完全无法释读（Chinese Buddhism, 1893, 2nd edition, pp.137, 176-177）。
通过艾约瑟这番介绍，天台梵本开始引起西方学者注意。最早详细介绍和释读天台梵本之人，是德国印度学家、哥廷根大学梵文教授基尔霍恩（Franz Kielhorn, 1840-1908）。季羡林（1911-2009）1935年10月留学哥廷根时，基尔霍恩早已去世，但他开创的梵文研究传统，却由奥登堡（Hermann Oldenberg）继承下来，一直传到季羡林的老师西克（Emil Sieg）和瓦尔德施米特（Ernst Waldschmidt）。季羡林曾说：“（哥廷根）梵文藏书甲德国，据说都是基尔霍恩从印度搜罗到的。”（《留德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49页）而他本人更是在基尔霍恩的《梵文文法》上“下过苦功夫，读了不知多少遍”（季羡林：《学问之道》，沈阳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54页）。基尔霍恩撰写的《天台梵本考》（“Sanskrit Manuscripts in China”），初刊于Academy1894年6月16日号，同年转载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894年10月号第835-838页，只是删去了Academy上经过转写的天台梵本的梵文原文。下面依据《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报》的节本，介绍一下《天台梵本考》的主要内容。
据基尔霍恩讲，他的学生A. O.Franke（即德国汉学家福兰阁，1863-1946）赴中国时，曾受其委托调查梵文写本存佚情况。福兰阁于1893年在天台山某佛寺（可惜没有交待寺名）发现藏有梵文写本。翌年4月30日，基尔霍恩接到福兰阁来信，其中说到：
迄今发现的唯一的梵文古写本，保存于宁波港西南约125英里处，浙江（Che-kiang）天台山（T'ien t'ai shan）林莽间一所佛教荒寺中。艾约瑟博士（Dr. Edkins）已于三十年前见过这批写本。去年秋间，我亲自去看了一下，现在把我那次考察的部分所得寄给您。该写本共有贝叶（palm-leaves）二十张，明显不全，我拍摄了其中一部分的照片，并抄录了其他部分。我寄给您的是第一张和第二张贝叶正反两面的照片，以及编号第24页的贝叶上面末尾数行文字的摹本（tracings），还有一张未编号贝叶上面文字的摹本。
如此看来，福兰阁天台山访经之旅，肯定是受到艾约瑟文章的启发。他在信中还提到，据寺中僧人相传，天台梵本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年或一千四百年的历史。
基尔霍恩依据福兰阁提供的照片和摹本，将天台梵本暂时分为A、B、C、D四种。A本和B本就是福兰阁拍摄的那两张完整的贝叶。编号第24页的贝叶上面末尾数行文字的摹本为C本，未编号的那张贝叶上面文字的摹本则为D本。基尔霍恩根据抄本所用字体研判，天台梵本的抄写年代应在公元十三或十四世纪。A、B、C三本所用梵文字体，带有明确的尼婆罗（尼泊尔）特征，这些特征最早出现于十二世纪后半叶的尼泊尔梵文写本中。D本所用梵文字体，与普通“城体字母（Ngar）”大同小异，似是大约十三世纪时流行于孟加拉部分地区的“城体字母”的一种特殊变体（何谓“城体字母”，可参看林光明编著《城体梵字入门》，台北市：嘉丰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总而言之，天台梵本乃是来自北印度或尼泊尔地区，而其传来之时间决不会早于公元1200年（宋宁宗庆元六年，金章宗承安五年）。这就是说，到十九世纪末福兰阁拍摄照片时，天台梵本最多只有七百年的历史。寺中旧传“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年或一千四百年的历史”，实为无根之谈。
我们再来看天台梵本的内容。关于A本，基尔霍恩发现它通篇用Upajti诗韵写成，是一首佛赞。B本是一部佛典注疏，而其所注佛典乃用Anushtubh诗韵写成，为一部与时轮怛特罗（Klacakra-tantra）有关的密教典籍（基尔霍恩在这里参考了英国印度学家、剑桥大学梵文教授考威尔[Edward Byles Cowell,1826-1903]的意见）。在福兰阁摹写的C本那数行文字中，可以读出“Pundarka或SrPundarka所造Paramrthasev或Tattvvalkanasev”等字，这或许给出了B本所包含的那部密典的经题和作者名，或该密典注疏的作者名。至于未编号的D本，基尔霍恩说：“关于D本，我还说不出什么来，只想指出它含有迦梨陀娑三部大诗（Mahkvya），也就是《鸠摩罗出世》（Kumrasambhava）、《云使》（Meghadta）和《罗怙世系》（Raghuvamsa）的首行偈颂。”这里出现的“大诗”一词，是梵文诗学术语，相当于通常所说的叙事诗。最后这一重要发现，和本文要考证的陈寅恪从天台梵本中发现迦梨陀娑《沙恭达罗》片断一事，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至少已经知道，天台梵本的D本中确实出现过迦梨陀娑的名字，而且还出现了他的三部梵文诗作的名字和首行偈颂，但《沙恭达罗》则未见任何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