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修订第8版）》
[美] 撒穆尔·E.斯通普夫
詹姆斯·菲泽著
邓晓芒等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年2月第一版
508页，68.00元
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史，首先要面临文字一关，若此关不破，所有谈玄说妙，无非自说自话，和人家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最近读到美国学者斯通普夫（Samuel Enoch Stumpf）和菲泽（James Fieser）《西方哲学史》第八版（Socrates to Sartre and Beyond: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McGraw-Hill，2008）汉译本，发现文字方面误译之处甚多。现在仅将与主译者之一兼统校者邓晓芒教授有关的部分加以校雠批评，若能在西方哲学史方面起到一点“使一切寡能与庸劣之人，曾为此专业之所困而无成者，皆却步不敢问津”（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史学原论》，李思纯译，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5年10月初版，第96页）的作用，本文就算没有白写了。
“健在”且“日新”的“已故”斯通普夫教授
这本《西方哲学史》1966年初版，由斯通普夫单独完成。随后的四版，即第二版到第五版（1975、1982、1988、1993），都是斯通普夫一人执笔。到了1998年，斯通普夫去世，但是翌年所出第六版（1999），还是他单独署名，此后才由菲泽接手修订，出了第七版（2003）和第八版（2008）。最后这两版都是斯通普夫和菲泽联合署名。所以说，到出第八版时，斯通普夫已经去世整整十年。可是，邓教授所撰“第八版译者序”却写得仿佛斯通普夫还在世一样：
美国学者斯通普夫和菲泽两位教授所著《西方哲学史》自2003年第七版出版后，最近经过修订的第八版面世了，仅此便足以说明这本书在国外英语世界受欢迎的程度，以及作者不断修正和补充自己的思想的“日新”精神。我曾在2005年出版的该书第七版中译本序中预言：“可以预料，只要作者健在，隔几年就会有一部新的哲学史问世。史家的思想紧紧地与时代的进展平行，这正是哲学史家所努力追求的一种境界。”目前，这一预言已被证实。《西方哲学史》第八版，正是作者们随着自己的研究进展和学术界新的需要的产生而作了诸多改动和增删而成的。
在第八版原文“作者简介”（About the Authors）里，明明提到“斯通普夫教授逝世于1998年”（Professor Stumpf died in 1998），书名页上作者名字下方也白纸黑字的印着“范德比尔特大学已故之（斯通普夫）”（[Samuel Enoch Stumpf] late, of Vanderbilt University），邓“序”竟然认为斯通普夫还“健在”而且还能“日新”不已，“随着自己的研究进展和学术界新的需要的产生而作了诸多改动和增删”，实在是笑话。邓“序”中还有很多无知妄测的地方，碍于篇幅，不再指出。
“马格丽特夫人的教授”
邓教授是全书译者之一，更是统校者。他负责翻译的是第十章“大陆理性主义”（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第十一章“英国经验主义”（洛克、贝克莱、休谟），以及第十五章（第七版中是第十四章）“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边沁、密尔、孔德）。作为统校者，我认为他的工作是完全失败的。这里仅举第九章第三节“宗教改革”中关于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的部分为例。
关于伊拉斯谟在剑桥的职位，汉译本说：
在剑桥，他被委任为马格丽特夫人的教授（……Cambridge, where he was appointed Lady Margaret Professor）。（第179页）
“Lady Margaret Professor”是当时剑桥大学神学讲座教授的称号，这个讲座以英王亨利第七之母Margaret Beaufort（1443-1509）的名义设立于1502年，全名“Lady Margaret's Professor of Divinity”，哪里是什么“马格丽特夫人的教授”。汉译本加注以为此“Lady Margaret”指法国的Margaret of Angouleme（1492-1549），更属盲猜瞎练。
《西方哲学史》引用过一段伊拉斯谟的主要著作《愚神自赞》，汉译本作：
他描写到，一位教士强调了“祈祷者大量的供奉，另一方面却夸口说，如果不戴至少两双手套，他是不会碰一分钱的”（……Erasmus……describes a priest who points to “so many bushels of prayers, another [who] brags of not having touched a penny without at least two pairs of gloves on”）。（第180页）
伊拉斯谟在这里讽刺了两类（原文不只两类）僧侣，其中一类（a priest）自夸每天消费祷文（汉译误将“prayers”翻作“祈祷者”）若干蒲式耳（bushel为谷物、水果等的容量单位，这里用它做计算祷文的单位，含有讽刺之意），另一类（another）则吹嘘自己不戴两层手套就不会碰一文钱。汉译者和统校者均不了解原书内容，如何能将此句译对校对。
“精确”（exactly）和“玛丽（Mary）存在（exists）”
第十章“大陆理性主义”第二节“斯宾诺莎”，暗引过不少《知性改进论》和《伦理学》的原话，其中有一句邓译作：
斯宾诺莎认为他看待“人的行动和欲望就像处理线、面、体那样精确”（Spinoza says that he looks upon“human actions and desires exactly as if I were dealing with lines,planes,and bodies”）。（第217页）
这句话其实来自《伦理学》第三部分序言里的“我将要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如同我考察线、面和体积一样”（贺麟译文）。“exactly”在这里不是“精确”的意思，而是相当于“恰如”、“正如”、“就如”中的“恰”字、“正”字或者“就”字。正确译法是：
斯宾诺莎说，他之对待“人的各种行为和欲望，就如我在讨论线、面、体那样”。
同章第三节“莱布尼茨”，有关“事实的真理”（truths of fact）一段，邓译作：
在主词“玛丽”中没有什么是必然含有，或是可能让我们推演出谓词存在的（There is noting in the subject Mary that necessarily implies, or makes it possible for us to deduce, the predicate exits）。（第223页）
原文“Mary”和“exists”均作斜体，乃指组成命题“玛丽存在”（“Mary exists”）的主词（subject）“玛丽”（Mary）和谓词（predicate）“存在”（exists）而言。邓教授没有注意到原著中斜体的处理，把“the predicate exits”当成一句来读，结果成了“谓词存在”。正确的译法是：
在主词“玛丽”中，并无必然蕴含谓词“存在”的任何东西，亦无使吾人能够据以推演出谓词“存在”的任何东西。
“重视”（respecting）与“看待”（regarding）
第十五章“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被邓教授讥为“没有多少哲学味”。像这种话纯属门户之见，我们也可以用“昏热的胡话”或“蹩脚的玄学诗”把邓教授理解的那种黑格尔哲学一笔抹杀。经我仔细核对，发现这一章邓译错误实在太多，译文也远非“华美流畅”。举两个最荒唐的错误。第一个是：
同年他（案：指边沁）回到牛津，结果成了他的智力生涯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历之一，因为他去听了威廉·布莱克斯通的法律讲座。这个事件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当他全神贯注地倾听这些讲座时，他说他“直接觉察到布莱克斯通重视自然权利这一谬见” ……（What made this such a significant event was that, as he listened to these lectures with deep concentration, he says he “immediately detected Blackstone's fallacy respecting natural rights,”……）（第313页）
“重视”原文作“respecting”，可是“respecting”在这里却是当介词用的，作“关于”、“在……方面”讲，并非动词“respect”（有“尊重”、“重视”、“注重”等义）的现在分词。“immediately”译成“直接”也不对，应该翻作“立即”或者“马上”。正确的译法是：
……他说，他“马上察觉到布莱克斯通在有关自然权利的学说方面所犯错误”。
邓教授对英语中这类从动词演变而来的介词掌握得很不彻底，在同一页上他又遭遇到另一个类似的介词“regarding”（“关于”、“对于”、“就……而论”）：
边沁读休谟的《人性论》大有收获，以至于他说这本书从他看待道德哲学的眼中“就像去掉了翳障一样”（Bentham read Hume's Treatise on Human Nature with such profit that he said it was “as if scales fell”from his eyes regarding moral philosophy）。（第313-314页）
把这里的“regarding”译成“看待”，当作“regard”（有“看待”、“注视”、“凝视”等义）的现在分词来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正确的译法是：
边沁读休谟《人性论》获益匪浅，曾自述（在读完该书后）凡有关道德哲学方面的问题，他的眼中“仿佛翳障得除”。
在这一章里，我们还能举出邓译的这一句：
边沁举出了《社会契约论》及它对我们服从法律的义务的解释为例（As an example Bentham takes social contract theory and its explanation for our obligation to obey the law）。（第314页）
原文“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 theory）作小写，并非指书名（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第七版汉译本该处并没加书名号（第497页），可是邓教授不知何故一激动在第八版上加了个书名号。
西方哲学史属于一般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者或翻译者在外国语文、文献版本、西方文史知识等方面，应有相当知识储备才能胜任。从《西方哲学史》译文中出现的翻译错误，可以判定邓教授的英文知识在字汇和文法方面存在严重漏洞，当然现在补课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再加上缺乏史学意识，忽视版本信息，邓教授竟然误认为原作者斯通普夫还活着，闹下了死人“健在”的笑话。至于“马格丽特夫人的教授”这类错误，更反映出他身为统校者在西方文史知识方面缺乏敏感，而且没有查阅有关辞书和文献的耐心。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像这种类型的西方哲学史普通读物，还值得中国所谓“西方哲学权威”大张旗鼓地牵头翻译成中文，可见中国现在所谓从事西方哲学史研究的人，既不知道什么是“西方哲学史”，更不知道什么才算“西方哲学史的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