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又到了年关，我的邮箱里收到了《南方周末》编辑部的一个邀请，让我谈谈一个人的中国梦，且还是一个中国人的梦。我依稀的记得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我曾经聆听了陈丹青先生对话龙应台先生。龙应台在那个耀眼的舞台上，讲述了她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此书至今在国内还属禁书。于此，沿着这个路线，她告诉我们的是：其中的一个梦就是能够在大陆有更多的禁书出版。的确，曾经的自己是多么的信服梁文道先生关于读禁书，为什么喜欢读禁书的一篇文章，但是时至今日，我们的禁书依旧络绎不绝。在这里，我不是说故意来唱什么反调，只是说，我们的教育不能够，或者说我们的文化产业不能够因为意识形态的要求，而大大的回避国民对于启蒙的要求与宿怨，更别拒绝一个普通国民对于知识与真相的祈愿。这估计不仅仅是龙应台先生一个人的梦，还是很多知识分子的梦。

我们再反过来想，既然一个国家的子民已经不再是子民，而是刁民，因为按照索绪尔语言学意义上来说，这样的一个符号（社会学）的确已经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二元对立的现状，不然吴吞也不会说：我们已经离国家越来越远。可是，我们这个民族却未忘却，还有一个可以选择性的东西，那就是让自己回避。因为回避，所以深刻；因为回避，所以低沉；因为回避，所以悲伤。何怀宏先生在写关于梭罗的文章时，时常就是这样的悲伤，把一种游丝于丛林之外的悲观带入到这个国度，让我们惊觉我们原来因为自己责任的丢失，所以才如何的糟糕。

二、

的确，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回避，所以我们不敢践行我们自己的意志，顺其自然的事情的确很多，但是可以顺其自然的对待自己的事情不多。因为，我们需要一些有责任与良知的人们来支撑起这个国家的发展与未来。犹豫的人们，于是便深深的陶醉在这种梦幻般的生活之中，过着昏天暗地的日子，梦便是这样被一步步的消缺，进而走向一种歇斯底里式的消亡。

在此，我们不谈什么梦好了。因为，我们谈我们的梦时，很多人都会笑话一个人应该具有的梦的热情，说是无知也好，说是白痴也罢，其实，他们嘲笑的不是梦是什么，而是你居然还敢在这样的光天化日之下谈什么所谓的“梦”。这样一来，你暗自对自己的内心说，把这个梦的种子好生的冰冻在自己的沙漠里，等到雨季再次来临的时候，等到有空气和养分的时候，再来解冻，让其发芽。所以，现实也就是这般的好笑，你自己的梦总归是你自己的，没有人乐意来理睬一个白痴的呓语与天真。

三、

要我说，中国人做梦真的太难了，从小到大的教育形式让一个原本还有那么一个梦的人都变得枯燥起来，那圆润与丰满的理想，从此变得像个老女人一样，发黄的梦想，从此就成了一个可以选择性的记忆，当你到了的时候，即便叶芝再怎么用诗歌来惊醒你，你都会无动于衷，你只会对自己说：我曾经还有一个梦。梦是什么，便是一种骄傲，而至于这个梦实现了没有，都是乱谈与空话。

当你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自己的工作，趋于一种现实因素的考虑，你的那个梦就更加的干瘪，最后只能被收藏起来，你甚至不能对你的妻子说，我有一个小小的梦。那个时候，你只能说，我的梦就是关于一个女人的温暖，而不是关怀于这个社会。裂变与异化的个体，固然需要所谓的人格分裂，但是，对于这个社会的责任，你不应该如此的失意，因为你永远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龙应台说，一个人要像一只队伍去战斗）

我很佩服那些至今还有梦想，有理想的人，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敬赞，因为在这样的土壤中留有一丝欢喜，或许就是那种梦所带来的麻痹以及这种麻痹所导致的自欺。一个人，如果能活成这个样子，也算是不错的结局，只是这个结局的续集，那就是你能不能将这样的一个“梦”世袭给另外一个人，或者从此就带入墓穴之中，永不再谈。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作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