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说娇生惯养的80后是垮掉的一代，后来又有人骂90后是脑残的90后。作为80后的我，无论从情绪上还是事实上，我都难以接受。

陈丹青说：“80后、90后是我见过最乖、最被动、最有悖青春本能、最缺乏表达意识的两代人。和‘垮掉的一代’比，和‘嬉皮士’比，更是笑话。”

钱理群先生说，我们的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其实，“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太多了，但年轻人普遍地、“精致”地利己，过早地“精致”，过早地屈服于现实，接受现实，认同现实，并且把现实中的潜规则纯熟地玩到“精致”，这不免让人失望。这样的青年人也就别谈什么“青春本能”、“表达意识”了。

整天沉溺于娱乐的麻木者继续娱乐，娱乐并麻木着。有时也会感到突然一阵空虚，但更多的是无穷的迷茫。

清醒者则在内心篡改真诚，然后将潜规则与吃人法则填涂上去;为了“适应社会”而阉割自尊，锻炼能钻会混的所谓“能力”。

不管是麻木者还是清醒者，在他们身上，你已经闻不到那种乳臭味的天真，有的只是酸臭的城府气;你已经触摸不到那种横冲直撞的坦率，取而代之的是谨言慎行的韬略;你已经看不到那种翠绿的青春色彩，那种笔直昂扬的姿态，你看到的是首鼠两端、察言观色、不断变色的变色龙。一句话，你已经看不到那种叫做理想的东西了。

我们是理想死灭的一代。

我们没有理想。不敢有，也不必有。有的只是现实中的利害算计。

生存(而不是生活)，以及生存得优越似乎成了我们这一代唯一的目标。

我们信奉“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我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散发出来的是千锤百炼的“生存智慧”： 莫出头、莫管闲事、不得罪领导，将就、苟安、苟且、得过且过、装聋作哑，再加浑水摸鱼、阴谋诡计、圈套陷阱等等。我们在一小块封闭、阴暗的空间里彼此构陷、玩弄、使绊子、放冷箭。辽阔的人生被挤压在这个空间里，狂野的生命自愿萎缩成顺从的工具。

生活的魅力在于它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如此，它才对人充满无边的诱惑。

最糟糕的生活无疑是一种被设置好的生活：像一个个笼子，一条条跑道。置身其中，人也就被剥夺了幻想、偶然与奇遇，也被剥夺了寻找、探索与开创的机会。生命被彻底编程，那是一种故事被消灭的状态。没有感动，没有泪水，没有崇高，也没有震撼人心的悲剧感。我们这一代青年过的生活普遍是这样的生活。我们的人生程序是：高考，上大学，找工作，挣钱，买房，娶妻，买车，生孩子，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青年时代是人一生中触须最灵敏的时代，是最无法无天、最不可一世、最有开拓性的时代，但我们的人生被僵硬的现实过早编程了。我们过早地向现实屈服——根本没来得及独立思考与倔强反抗。

生活需要突破，开拓，寻找，攫取。而这一切须从突破自己的内心开始。从现在起，回到孩童时代，让僵硬的内心重新在水中浸泡，舒展，恢复对生活的好奇与贪婪。重新看，重新听，重新触摸这个世界的肌理与伤痕。

如果青年不去突破内心的封闭，不去开拓人生的疆域，不去冲撞，去呐喊，去诅咒，去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设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

青春，拥有理想和理想气质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甚至是一件高贵的事。

理想者是精神上的贵族。

理想能否实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拓展你的人生格局。让你觉得大家顺流而下，然后在一个低洼、肮脏的泥坑里明争暗斗，蝇营狗苟，实在没有意思，它能让你重新找回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感，让你神清气爽，坦坦荡荡。它能为你的精神注入激情，能将你的生命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

可我们这一代青年大都软绵绵地趴成一滩。你叫他一声，他懒洋洋地来一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潜台词是理想只是理想而已，现实你还得忍受。

稍有理想倾向的人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这社会太现实了，没办法。”潜台词是：这出戏怎么演也改变不了恶劣、卑下的结局，还是老老实实照着台词念吧。

可我总觉得向现实低头是比现实更恶劣、更卑下的生命举止，是比现实本身更大、更让人绝望的现实。

屈服于现实的青年总摆出一副看透一切的成熟面孔。用虚无、调侃、“解构”来表达自己超脱的后现代姿态。认为有理想的青年只是满腔热情使傻劲的愣头青。我相信，这时代真正有理想的青年看得也很明白，他们只是不想完全缴械，彻底投降，彻底放弃自己而已。

电影《飞越疯人院》里有这样一个情节：麦克默菲与一群疯子被关在疯人院里。他们都想出去看看无边的蓝天，尝尝甜丝丝的清风。可谁也不敢逃出去，关键是想逃也逃不出去。除非你有足够大的力气将洗漱台搬起来，然后将窗户砸开。麦克默菲知道那个力气最大的疯子“酋长”可以做到，可是他不敢。主角气急败坏地自己去搬，试了又试，没有搬动。最后说：“妈的，反正我试过了，我没有遗憾!”

如果生活就是一出琐碎无聊枯燥乏味卑俗庸常的戏，你有天大本事也改变不了这出戏的走向，任你如孙猴子一般神通广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祖的手掌心。它就这样折断你的信心，浇灭你的热情，禁锢你，贬损你，恶心你，那你还能怎样呢?

我想我总得试一试，就算丝毫改变不了什么，至少我试过了，我这辈子没有遗憾。我还要在如来的手掌心上撒泡尿，也恶心他一次，叫他丢丑、难堪，叫他知道：就凭你掌心上的尿骚味，这世界我来过。

我理想过，并且为自己的理想试过，这已足够。

结局什么也没有改变，但我改变了自己。假如每个青年都试一试改变一下自己，为自己竖起理想，背负起理想的十字架，铁板一块的现实或许就能被砸开一块，或许，有一天，我们也能飞跃这个疯人院。

那么，我心目中的理想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理想首先意味着找回。找回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意识，找回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意识，找回自我与青春，找回个性与朝气，找回独立，找回自由，找回锋利与表达锋利的激情。然后重新去看，去听，去发现，去愤怒，去拒绝，去表达作为一个公民的不服从。

理想不一定要改变世界、扭转乾坤。这种扭转乾坤的狂妄理想很可能成为一种乌托邦，从而将人们引诱到通往奴役的路上去。

我欣赏的理想是那种低调、切实的理想。它不是要砸烂什么，推翻什么，而是要一点一滴地改良什么，甚至是消极地拒绝什么，与什么不合作。

它可以很小、很简单。它可以是一个月能减少几天雾霾天气;可以是门前那条河流不再继续被污染;可以是让人更放心的食品;可以是选人大代表时手中那张不再是废纸的选票;可以是孩子被要求背《弟子规》时，家长的意见被尊重和考虑;可以是孩子重新拥有“放学的路上”，而不再担心来自成人世界的暴力、拐卖与车辆的横冲直撞;可以是更多的人在网上讲常识，讲规则，而不是抡起道德大棒子擂人;可以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谩骂、戴帽子与人身攻击;油价能随国际油价一样正常升降;网速慢、上网贵可以不劳烦总理出来说话，可以没有垄断，自由竞争;律师不会无故地被揍;被钓鱼执法的区伯可以为自己、为法律、为这个号称“依法治国”的国家拿回尊严;在饭店里吃饭可以自由说笑而不必担心被人告密，尔后，变成第二个老毕;我这篇文章可以痛痛快快地写出来而不必像现在这样遮遮掩掩。

近几年，七十多岁的钱理群先生一直在提倡低调的理想主义，提倡“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然而作为时代先锋的青年却应者寥寥。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青年的耻辱。这个时代的责任是由一群中年人和一群老当益壮的老年人在担当的。张思之、茅于轼、钱理群都是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张鸣、陈丹青也已步入老年，贺卫方、张千帆、于建嵘都是中年人。不管是死磕派律师、良知记者，还是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从中你极少看到青春的面孔，也很难听到年轻的声音。

青年人哪里去了?青年人的理想哪里去了?我们这一代什么时候能接上本该属于我们的接力棒，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