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荣，1946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曾获得“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称号，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几十年的新闻学研究中，李良荣提出的“新闻产生于事物的变动”、“新闻事业产生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新闻选择四项标准”、“新闻工作三大基本规律”、“新闻媒介的双重属性”等富有开创性的理论主张，获新闻界广泛认可。
形神矫健睿智，风骨清奇可亲。这是李良荣教授留给人们的初步印象。在访谈中，李教授始终语速平缓，微笑淡然，那些真情真性的感悟，那些真知灼见的道白，伴随他手中不时点燃的香烟，犹如一股清泉缓缓流淌。
一、“感恩之心常给我带来满足感和歉疚感”
感恩，是李良荣回溯自己人生时最核心、最动情的词语。“我是个农家子弟，我的整个小学教育都在农村，父亲初小毕业，母亲是个文盲，兄弟姐妹六个，家境很艰苦。在家境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我能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大学教授，确实永存感恩之心。”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传统正规的教育走到今天，爱国心与责任心成为那个时代赋予他并伴随他的最深烙印。“这种感恩是感觉到国家对我不薄，社会对我不薄，学校对我不薄，命运对我不薄。这种感恩之心带给我的既有一种满足感，又有一种歉疚感。我总感觉到自己做得不够，对国家对社会，对曾经培养过我关心过我的人报答得不够。”
感恩让李良荣时刻保持平和心态，时刻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我不妒忌任何比我有成就的人，我不妒忌任何比我有地位的人，我不妒忌任何比我有钱的人。我仅仅感觉到我的心态很平和，基本没有当今社会所具有的那种焦虑感。这就是我的心态，是我的整个人生。”
真味无源，真水无香。李良荣对“真”字有独特的理解与践行。李良荣常说：“做学问也好，做什么也好，一个人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生的态度。”如果说感恩带给了他满足与平和，那么真实则成就了他周身的魅力。因为满足所以平和，因为平和所以不逢迎，因为不逢迎所以说真话，因为说真话所以回报他的是透彻痛快的人生。
二、“在我所有的头衔当中，我最看重教师头衔”
李良荣曾先后荣获复旦大学“我心中的好老师”与“我心中的好导师”称号。这意味着他在学生心目中是有口皆碑的好教师。即便如此，李良荣当上教师的心路历程并不平坦：“我当教师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迫的，因为在我留校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太合适教书，比较适合当记者。”敏捷的思维判断与倚马可待的动笔能力让曾经的李良荣对于记者这一职业的向往超过了教师，当然这其中还因为他颇为自谦的理论功底和不甚自信的普通话水平。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恰恰走上了教师岗位。“既然我当了老师，就必须尊重她的神圣性。当好老师永远是第一位。这是立足之本，做人之本。”李良荣感慨。
“如果说我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学生某种知识和研究问题的思路，那么学生也给了我青春，给了我生命的青春，给了我学术的青春。”李良荣对于学生的热爱源自于他精神深处与学生平视的心态。他不愿意被理解为是在教导学生，而更愿意视作一种与学生的平等互换和交流。他感谢学生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问题，感谢学生因求知的渴望而站在他的面前，感谢学生用不同的学科背景，用源源不断的前沿信息和新鲜观点带给他的启发和触动。
谈到择才的标准，李良荣认为：“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是两个最起码的标准，此外脑子比较灵敏是他选择学生的重要指标”。对于成才的路径，李良荣有深刻的经历与体会：“许多人总是会说，李老师凭着他的聪明做学问。他们根本不明白我是非常艰苦的。在新闻学院待的时间最久的常常是我。节假日里，整个大楼就只我和门卫两个人。我在这里默默地做我自己的学问。”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为此，李良荣深刻感悟到，你读了多少书，你就有多少功底。至于悟性、天才，就是画龙点睛的那一笔。
在苦干与巧干之间，李良荣坚持让学生以苦干打基础，以巧干求升华。他欣赏悟性所能带来的登顶的灵感，但更相信“一本书一本书地去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探索”是所有人成才的必经之路。
李良荣对自己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学生信任他，跟了他三年，他一定要让学生有个质的飞跃。“我的学生如果在未来的岁月里不能超过我，是我当老师的失败，是我没有教好学生。如果我教出来的学生完全克隆我，或者跟我差不多，那社会怎么进步，那我当老师干什么？所以，在我所有的头衔当中，我最看重教师头衔。”
三、“我这个人的研究比较关注当前的东西”
李良荣的研究取向概括起来就是着眼当前社会，关注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他认为，新闻媒体为了适应现实的需求总在不断地变化，而新闻学研究也理应针对具体问题，发挥一定的现实指导作用。这一点集中体现在200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为其推出的自选集上。这部自选集涵盖了李老师从1981年到2003年的研究精华，在从百余篇论文中遴选出来的32篇里，除了少数几篇涉及新闻业务之外，其余都是针对中国新闻改革的研究，并且书名也定为《新闻改革的探索》。中国新闻改革的探索历程中凝聚了李良荣无怨无悔的心力。
在新闻改革的宏大话题之下，李良荣当前最为关心的是传媒的制度问题、传媒的结构问题，以及传媒的公共性问题。
关于制度问题，他谈到：“我认为到了目前，中国新闻改革不在制度上突破的话，不会有出路。”他进一步强调，“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既需要党对媒体的领导，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这个基础在中国不能改变，同时又需要给媒体更多的自主权，让它能够成为市场的主体。也就是说不要把媒体弄得死死的，一举一动都要听命于上面。它没有自主性了，也就不会有创造性。”李良荣多次谈到对媒体缺乏自主性与创造性的担忧，认为一旦那样，媒体就沦为单纯的工具，而媒体人也将成为不折不扣的工匠。这是很可悲的事。因此，在媒体如何实现国家一元要求与社会多元诉求的平衡上，他一直在思考制度上的探索空间。
关于结构问题，李良荣对当前我国传媒格局太小、太散、太滥表示担忧。他认为，即便成立了各种规模的传媒集团，当前以行政区域划分的占山为王、各地称霸的现象，依旧使国家传媒发展的整体格局表现出碎片化的遗憾。这个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与探讨。
而谈到关于媒体公共性的问题时，李良荣则顿然充满了反思：“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提出了传媒业的双重属性问题。使得媒体产业发展可以得到一种理论支撑，可以理直气壮走向市场。当时我用双重属性的办法，是想让传媒既坚持党的领导，同时能够通过企业化的办法走向市场。但这种商品性其实又丢掉了一个更基本的属性，那就是媒体的公共性。”李良荣坦言：“从某种程度上讲，我现在是自己在纠正自己探讨上的失误。现在的很多媒体完全市场化了，不断地削弱公共性，不断地侵犯公众的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媒体没有公共性，媒体没有责任心。它只对国家负责，只对自己负责，而不对我们公众负责。”为此，到了新世纪以后，李良荣不断地写文章强调公共利益才是媒体的立足之本，并一再呼吁抑制媒体的商品性、商业操作等问题。
四、“我不认为我是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者”
曾经有媒体将李良荣描述为“中国新闻学界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李良荣照单全收，而“最后一位”，他不以为然。“我不认为我是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者。在我们这个学术圈里，有一批人还是很有追求的。没有理想就不要搞学术”。
理想主义，绝不是李良荣佩戴在身上的光环，而恰是他成为学者最本真的风骨和学海生涯最深刻的动力。“没有理想就不要搞学术”，这是李良荣反复强调的观点。在他看来，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为了探索一种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学术既是追求一种理想，还要提供一种实现这种理想的可行性方案。因为理论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理想。
在今天的学术圈，为稻粱谋而奔命，为五斗米而折腰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少人在现实的压力面前早已不熟悉何谓学术研究的快感，这或许正是因为对理想的忘却。李良荣说：“因为有理想的支撑，我就会感觉到，每写好一篇文章就能写出自己的思想来，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做学问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很痛苦，写文章对我来说一气呵成，非常痛快。”
他常劝诫青年研究者：千万不要把做学问当做一种苦差事，如果你把它当做一种苦差事，那这个学问一定做不好。
五、“没有批判精神就不能够称作为知识分子”
李良荣曾经用江湖知识分子、广场知识分子和庙堂知识分子来形象地区分知识分子的类型。在被问及自己所属何者的时候，他笑称，“我既不属于江湖，也不属于广场，我大概属于这三者之间的混合吧。像我这样的，既关心时事，可以说有些广场知识分子的味道。我又愿意埋头做自己的学问，那么有点江湖知识分子的味道。同时，我又想为国家出谋划策，又有点庙堂知识分子的味道。所以我应该算是一个混合型的知识分子。”
其实，在李良荣的心中，无论是哪一类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着对历史的使命感，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对公众的人文关怀。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应该表现在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上，并且这种关注一定是带有批判意味的。
“没有批判精神就不能够称作为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点，李良荣的态度十分鲜明。“这里的批判一定不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指责、一种抱怨、一种牢骚，那不是一种严肃的批判。批判是能够敏锐的感觉到并且勇于指出现实当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批判精神。”
与理想主义的李良荣相辅相成的是，批判气质的他更显得对于理想的信仰与尊重。他说，社会与国家的任何进步都是因为我们心怀理想，从而不满足于现状，从而思考，从而批判。“总是有现实问题需要你去解决，只有解决这样的现实问题国家才能够进步。如果你觉得样样都好了，也就是说实现了你的理想，那你又怎么进步？”
在日常的教学与导学中，李良荣不时提醒和鼓励学生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积极的批判精神，并且告诫学生，知识分子的批判不等同于老百姓的牢骚。“老百姓可以发牢骚，当学者的不应该发牢骚。当学者的应该从老百姓的牢骚当中去获取敏感，知道老百姓对这个不满，所以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知识分子也是牢骚满腹，那就是混同一般的人，那你不配当学者。所以批判一定是建设性的批判，没有理想的批判就是毁灭性的批判，就是一种破坏。”
六、“人贵有自知之明”
从1982年留校任教至今，李良荣在复旦新闻学院已经工作了28个春秋。他和复旦的一批教授关系很好，历史学、文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都有。上世纪80年代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找了一批年轻的人文与社会学科方面的学者，组建了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身为其中之一的李良荣就幸运地认识了这批人。在和他们的交往中，他学到了很多其他学科的知识。
为此，李良荣一直强调新闻学研究要多借鉴其他学科的营养，主张“功夫在诗外”的蹊径。这一点也应该与他早年从中获益良多不无关系。开阔的学科视野是打开研究思路的前提，而贴近现实生活的姿态也是做出好学问的关键。丰富的人生经历给了李良荣对党政机关运作与企业运行流程的充分了解。上世纪90年代后期频繁往来于美国的生活也使得他对于西方社会有了自己的深刻洞察与全面思考。李良荣自信地说：“我就觉得我的视野比别人要开阔一点，不是死抠书本。”
不仅如此，李良荣与全国知名媒体的关系也非常好。很多社长、总编辑都愿意跟他互换意见，交流想法。在媒体老总求教于他的时候，他每每切中要害、直指锋芒，令人叹服。“我非常清楚这些媒体想要解决的问题，并且知道能用什么理论让他们明白。”
人贵有自知，自知是因为内心的丰富与饱满，是直面人生的大谦卑与正视自我的大自信，是云淡风轻，是不卑不亢，是不妄言不虚饰，是踏踏实实的行走于人间正道，是用得起无悔无愧来描述自己的人生。“我没有文章是见风使舵的，只按照自己的目标，按照自己的理想在走。所以我写的文章没有什么是追悔莫及的东西。”李良荣坦荡地说。
真金不需镀，静水自流深。古人以此来形容有真才实学的人用不着无谓的装饰，来比喻内心淡定的人才能走得更远。其实，这也是对李良荣的真实写照：有知恩图报的责任担当，有循循善诱的师道风范，有信仰理想、勤谨务实的学术追求，也有酣畅淋漓、嬉笑怒骂的至情至性。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博士生，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