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买卖旧书，这与我的学术经历和兴趣的转变有关。

先说卖旧书，迄今，我已两次大规模“摆摊”卖旧书，都是在大学校园里。第一次在1981年，我就读大学三年级。一个春日的午间，我在宿舍门口摆上几条桌子，摊开一大堆文学理论、电影理论和哲学书籍叫卖，当面议价。一时门庭若市，生意兴隆，卖出九成。第二次在1983年，我就读研究生二年级。记得是一个初夏的午间，在北大三角地一隅就地铺开几张报纸，推出一批心理学、美学书籍叫卖。这一次不那么门庭若市，但前来翻捡的人还算络绎不绝，销量不错。

卖的旧书，大都是自己曾经周折才得到的学术书籍。一些朋友问过，为什么要卖掉？

卖旧书是我的自我调整：卖旧书真正卖掉的是我过去的读书兴趣，算是对自己思想的自我清场。第一次卖旧书表明我对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不再有兴趣；第二次卖旧书则是对心理学和美学不再有兴趣。当然，卖的旧书中也包括一些就学科而言虽有兴趣，但写得实在糟糕的书，这说明自己分辨学术虚实的能力有长进。我喜欢书，但没有藏书癖，对无用的书扔之后快。不仅书，连自己的文章也扔之后快。1983年曾写过一篇分析电影《见习律师》的时间结构的文章，钟惦●先生颇称赞，但当时因兴趣转向，便扔进了垃圾堆。

我求学的时代正值70年代中，十余年来，没有什么先师指点，书是唯一的老师。可是，这位唯一的老师也有缺陷：那个时代提供的书是受限制的；要找到能指点自己的热情的书的条件，也是受限制的。如果我要恰切地把握住自己的思考兴趣和问题困惑的真实要点，就必须不断地检审自己的思路。我觉得，这是偶然的时代境遇给予我的馈赠。我羡慕现在读书人的条件，至少不至于像我那样被迫去卖旧书。

再说买旧书。少年时代我就喜欢在旧书店泡，时常会因遇上一本自己喜爱的书而惊喜。遗憾的是，如今旧书店在国内日趋消亡，有的也是名存实亡。最愉快的买旧书的经验是在国外。在巴塞尔留学时，周末逛旧书店是最惬意的闲荡。只有四十万人口的巴塞尔市，城里的旧书店有十几家；周末的跳蚤市场也常有学术书的“跳蚤”。例如，我曾碰上特拉克尔诗文书信全编，基督教社会主义文集和表现主义音乐研究（三卷）之类求之不得的旧书，价格极便宜。爱拉斯莫当年过逝时的楼房，现为以他命名的旧书店，是巴塞尔最大的一家，在那里我买到过极便宜的布洛赫全集和古希腊罗马文化百科全书（十二卷）。神学系旁边有一家旧书店是一位参加过西班牙志愿军的哲学博士开的，他很懂什么是好书，而且不让价。我总是乘他不在，找老板娘以廉价买书。舍勒全集中的几部和梅烈日柯夫斯基的大部头就是这样弄到手的。

买旧书并不只是因为价廉，更是为了拾回被历史和时髦遗忘的思想和学问方向。就学术思想而言，时髦的并不一定是值得深究的，如果我有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的话。

问题意识是学术思想的关键，这是一个过于私人化的事情：我想究明某种东西，澄清某种疑虑，与我的纯属个人性的在世体验相关。但是，个人性的问题意识只有在与历史中的诸多个人的问题意识的交流和碰撞中，才会变得日益明朗。一百余年来，汉语学术思想界引入了形形色色的外籍学术思想，它们大多因为在国外时髦而被引介。可是，国外学术界的时髦理论也有遗忘真切问题的情形；更何况，我的问题意识很可能与种种主流论述并不相关。问题意识的交往必须是超逾时代和地域的，逛旧书店就是我的这种超逾行动。

在旧书店，我依自己关注的问题去寻找“同道”。我时常感汉：在并不平静、富裕的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仍然有那么一些为数不少的学者撰述过一些思想深堪的书。学术思想是个人志趣的志业，它需要无数个体的问题和个体的历史性思虑的积累。我热衷于买旧书，不过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去寻访历史中思虑的个体和他们的问题。

不少学人都喜欢卖旧书，买旧书则少见。买旧书的嗜好，是我的学术经历和旨趣形成的私人化行为，除了说明我个人的求学经历，并不说明更多的东西。我述说这一经历，也只是为我从文艺学、美学、心理学转向哲学、神学、社会理论和语文学的个人学历，提供一个简要的注脚，尽管我现在已不再卖旧书（因为已有图书馆或私人朋友可送），并且还在买旧书。这表明，我的学术思想还在不断依新的问题意识去找寻历史中的思想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