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近30年来，英语学界兴起一种名为“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新史学，如今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美国以及其他英语国家大学和中学的世界史教学内容，我国学界和教育界也奋力追赶这股史学新潮。任何文明大国的教育都离不了史学，民主化的“全球史”学让我们看到史学也最容易败坏一个文明大国的教育品质，真正的历史教育应该以悉心研读历代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之人写下的作品为前提。历史本身并不能给人真正的德性教育，必须经过灵魂高贵之人的咀嚼和反哺，历史（叙事）才会成为对生活有益的东西；否则，面对永远混乱的人世，一个人永远看不到“智慧以及一切称之为美的人性”。
值此“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亲身经历过这一伟大历史变革的学人抚今思昔，都会对我国学界经历的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感慨万千。1978年的“我们”在读什么书、能读到什么书？当时尚且年轻的“我们”在想什么问题，脑子里有怎样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视野？如今，“我们”在思想学问和政治觉悟两方面有了多大长进？晚近20年来，我国学术景观变化之快，即便已经成为学界中坚的“70后”和“80后”学人，恐怕也有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感觉。
自184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现代列强的进逼，深入认识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迄今仍是我国学人无法卸下的时代重负。一百多年来，国家接连遭遇共和革命、内部分裂、外敌入侵和封锁围困，数代学人很难有安静的书桌和沉静的心态面对纷然杂陈且蜂拥而来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生存状态逐渐改善，学界也在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尽管学术热点数次更迭，教育面貌不断更新，但“西学热”始终是主流。仅举荦荦大者，自1978年以来，我们至少经历过“经济学热”“现代哲学热”“社会理论热”“后现代哲学热”“古典政治哲学热”。晚近10年来，随着我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面临新的挑战，又迅速出现“世界史热”（晚近5年来尤为明显）。
这会是最后一波“西学热”吗？很难说。但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一波“西学热”都会对我国人文—政治教育的品质产生影响。与其想象我国学界还会在哪个学问领域开放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学问意识，不如审视一下正在兴起的“世界史热”与人文—政治教育的关系，或者说审视我们正在形塑什么样的世界历史意识。毕竟，与其他学科的“西学热”相比，“世界史热”与我们的人文—政治教育的关系更为直接。
1874年，时年30岁的尼采（1844—1900）作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出版了第二篇《不合时宜的观察》（写于1873年）。这本题为《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的小册子一向被视为尼采关于史学的论著，其实，它的真正主题属于如今的教育学，因为其问题意识是新生的德意志帝国应该形塑什么样的人文—政治教育。（参见莫利：《“非历史的希腊人”：神话、历史与古代之利用》，收入彼肖普编：《尼采与古代：尼采对古典传统的反应和回答》，田立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6页。）
尼采写下这篇文章时，德语学界的“世界史专业”已经发展成熟，而且与巴塞尔大学史学教授布克哈特（1818—1897）开设的三次“史学研究导论”课（1868—1872）直接相关。（参见洛维特：《雅各布·布克哈特》，楚人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6—37、49—50页；以及施奈德尔巴赫：《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历史主义问题》，励洁丹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8—66页。）尼采对这位前辈和朋友十分敬重，但他仍然忍不住提出警告：
我把这个时代有权利（mit Recht）为之骄傲的某种东西，即它的史学教育（historische Bildung），试着理解为这个时代的弊端、缺陷和贫乏，因为我甚至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患上了一种折磨人的史学热病（den historischen Fieber），而且至少应当认识到我们还有这种病。［1］（中译本为李秋零译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引文凡有改动，依据《尼采全集》德文版第一卷，参考杨恒达等译《尼采全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尽管这话在今天会让我们难堪，但我们要理解这一刺耳之言的含义却并不容易：尼采为何认为新兴的史学教育对国家的人文—政治教育会带来致命危害？
一、“世界史”诞生的地缘政治含义
渴求来自身体的需要，晚近的“世界史热”明显出自国家身体变化的需要。随着我国在经济上成为世界大国，重新认识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自然会成为我国学界的身体需要。
在我国大学的文科建制中，世界史专业迄今相当纤弱，明显不能适应国家成长的需要。2011年，教育部将世界史专业从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但这个专业显然没可能短时间内变得强健。我们值得问：推动晚近世界史翻译热的有生力量从何而来？
在大学任教并从事研究的世界史专业人士大多在国别研究或区域研究的海量材料中辛勤耕耘，凭靠现代社会科学的各种新派方法积累实证成果，不大可能成为这股世界史翻译热的有生力量。反过来说，由于专业划分明细，且受人类学/社会学方法支配，世界史专业人士未必会感觉得到，自己的学问意识、研究取向乃至学术样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在18世纪启蒙时代的欧洲，“世界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才初见端倪。德意志哥廷根学派健将施洛策（August Ludwig von Schl?zer，1735—1809）在40多岁时，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受过教育的“有学养的女士”（gelehrte Dame），于1779年出版了《为孩子们准备的世界史：少儿教师手册》（第一卷）。［2］该书算不上西欧学人的第一部“世界史”，但它可能算得上第一部德语的为青少年编写的世界史教科书。两年后，捷克的天主教修士、教育家帕瑞切克（A. V. Parizek，1748—1822）也出版了一部德文的《给孩子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für Kinder）。由此可见，现代文教刚刚形成之时，世界史就成了重要内容之一。［3］
施洛策首先是研究德意志帝国史的专家，同时也是德意志学界研究俄国史的开拓者。这意味着，“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在其诞生之时就与欧洲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有内在关联。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0—425）在西方有“史学之父”的美誉，他的《原史》尽管在今天的实证史学家看来有些不靠谱的“八卦”，却因探究“希波战争”的成因和过程而成了今人能够看到的人类有记载以来的第一部“世界史”。（比较考克斯：《希波战争：文明冲突与波斯帝国世界霸权的终结》，刘满芸译，华文出版社2019年版。）这提醒我们应该意识到，“世界史”的含义首先并非指编年通史，而是探究人类不同政治体之间重大地缘冲突的成因、过程及其影响。不用说，随着历史的演进，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与此相关的纪事性探究也越来越多。
尽管如此，并非每个经历过重大政治冲突的政治体都留下过这类“史书”。记住这一点，对我们眼下关切的问题不能说无关紧要。
18世纪的施洛策既研究本国史，又研究他国史，难免会对“世界史”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解，这样的史学家在欧洲并不少见，而在我国学界迄今屈指可数。这并非不可理解，因为，“世界史”作为一门史学专业的形成与两件历史大事相关，而我们对这两件大事的反应都过于迟钝。
首先，历时三个世纪的地理大发现（15世纪末至18世纪末）给欧洲学人带来了整全的世界地理视野。（比较阿诺德：《地理大发现》，闻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龚缨晏：《西方人东来之后：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编：《1492：［现代］世界的开端》，赵俊、李明英译，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本特利：《旧世界的相遇：近代之前的跨文化联系与交流》，李大伟、陈冠堃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19世纪法国作家凡尔纳献身少儿教育（1828—1905），他的好些作品最初发表在《教育与消遣杂志》（Magasin d’éducation et de récréation）上。笔者上高小时读到过他的《海底两万里》，但直到接近退休年龄才知道，他还写过给孩子们看的三卷本《发现地球：伟大的旅行与伟大旅行家通史》（Découverte de la terre: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grands voyages et des grands voyageurs，1870—1880），让法国人从小就知道公元前5世纪至19世纪的两千多年间那些著名旅行家和航海家的事迹，凡尔纳也因此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凡尔纳：《海底两万里》，曾觉之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凡尔纳：《地理发现史：伟大的旅行与旅行家的故事》，戈信义译，海南出版社2015年版。） 凡尔纳著作的中译本与原著相隔一个多世纪之久，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
第二件世界历史上的大事更为重要：在施洛策身处的18世纪后半期，争相崛起的几个欧洲强势王国之间的地缘厮杀已经越出欧洲地域，蔓延到新发现的大陆——不仅仅是美洲大陆，还有我国身处的东亚和内亚大陆。若要说施洛策的世界历史意识与他所属的政治体的地缘政治处境有内在关联，并非臆测。毕竟，对欧洲各国人来说，他们各自所属的政治单位一直处在激烈而且错综复杂的地缘冲突之中。严酷的生存处境让他们类似本能地懂得，“世界”从来不是和谐的“天下”，所谓Weltgeschchte［世界历史］不外乎各种政治体之间的地缘冲突史。在写于1929年的一篇世界史短论中，施米特开篇就说：
我们身处的中欧生活在sous l’oeil des Russes［俄国人的眼皮底下］。一个世纪以来，他们内心紧盯着我们伟大的文化和制度。他们强大的生命力足以掌握我们的知识和技术，使之成为自己的武器。他们所秉有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勇气，以及他们正教的善恶力量无可匹敌。［4］（比较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翻译组译，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土肥恒之：《摇摆在欧亚间的沙皇们：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大地》，台北：八旗文化出版公司2018年版。）
认识自己的远近邻人的禀性，是希罗多德所开启的世界史认识的基本原则。施米特所说的“一个世纪以来”，正是施洛策的《为孩子们准备的世界史》出版以来的150年。当施米特写下这篇短论时，我国读书人大多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由于西方列强的进逼，日本人很快学会了模仿西方帝国主义，积极掌握西方人的知识和技术，使之成为手中的武器用来征服中国。（比较堀幸雄：《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熊达云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豪斯霍弗：《太平洋地缘政治》（1925），马勇、张培均译，华夏出版社2019年版。）
二、《新史学》呼唤新的教育意识
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为争夺对我国辽东半岛的控制权，日本与俄国在我国土地上打了一场典型的“世界史式”的战争。因为，这并非仅仅是日俄两国之间的战争，背后还有英国和法国在远东的角力，实际上是英日同盟与法俄同盟之间的战争。德国和美国正在崛起，为了各自的利益，美国支持日本，德国支持俄国，即便当时德国与法国在欧洲仍处于敌对状态。
两个异国在我国土地上争夺地盘已经不是头一回。1622年6月，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站稳脚跟后，曾攻击葡萄牙人占据的我国澳门，以图夺取通往日本和我国台湾的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权，遭葡萄牙的澳门守军用火炮给予重创。就战争规模而言，历时长达一年半的“日俄战争”仍算得上我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事。直到今天，我们对这场战争的成因、过程以及历史影响的探究远远不及日本史学界，令人费解。（比较大桥武夫：《战略与谋略》，古月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井口和起：《日俄战争的时代》，何源湖译，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公司2012年版；原田敬一：《日清、日俄战争》，徐静波译，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版；和田春树：《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易爱华、张剑译，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战争爆发之前两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1877—1929）在报纸上发表了名噪一时的《新史学》（1902），史称我国现代史学意识的开端。（比较米什拉：《从帝国废墟中崛起：从梁启超到泰戈尔，唤醒亚洲与改变世界》，黄中宪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梁启超痛斥中国传统史书有四弊，根本理由是传统史学无助于中国“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
在笔者看来，这篇文章也理应被视为呼唤我国现代新式教育的标志性之作。毕竟，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指控明显带有改革传统教育的意图。他指责说，我国历代积累的史书已经“浩如烟海”，让人“穷年莫殚”：
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5］
梁启超并没有无视我国古代史书中蕴藏着政治智慧，问题在于，并非只要是读书人都能汲取这些智慧，遑论普罗大众。从古代史书中汲取政治智慧需要“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而这样的人古今中外任何时代都数不出几个。如今，非动员全体国民不能救国于危难，彻底更改史书的写作方式，编写全新的历史教科书势在必行。结束对中国传统史书的针砭时，梁启超发出了迄今仍传诵不衰的呼吁：
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署，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6］
这不也是在呼吁“新教育”吗？史界革命与教育革命是二而一的事情。首先，必须重拟史书内容；其次，必须为国民而非为少数人写史，这意味着必须普及史学教育，“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国民”，要让“臣民”成为“国民”，就得凭靠新式教育塑造“国民”意识。因此，梁启超有理由认为，新式教育的第一要务是改变史书内容和书写方式施行“国民教育”，否则，“声光电化”之类自然科学知识只会培育出“世界公民”。
接下来的问题是：重述历史应该依据何种史学原则呢？
梁启超概述了他从西洋人那里听来的人类“进化说”，即人类进化之公理在于“优胜劣败”。在任公看来，这种公理已经得到世界历史的证明，而中国史书却从未涉及这样的公理：
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实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夫群与群之互有所排也，非大同太平之象也，而无如排于外者不剧，则结于内者不牢；结于内者不牢，则其群终不可得合，而不能占一名誉之位置于历史上。［7］
在今天看来，梁启超所表述的“进化论”史观太过粗糙，也太过质朴。但他受时代的知识语境局限，我们不必苛求。倒是值得注意这里出现的“世界历史”这个语词，因为它表明梁启超的头脑已经有一种世界史觉悟，而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对他的这一觉悟给与足够的关注。（比较杨念群、黄兴涛、毛丹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宋学勤：《梁启超新史学的当代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在《新史学》中，我们可以读到：
何谓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之境域，不仅传本国之子孙，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是名为世界史的人种。吾熟读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关系，而求其足以当此名者，其后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则吾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中之阿利安种。［8］
梁启超没有意识到，按他对“世界历史”的这一理解，他所宣扬的人类“进化”说其实很难站得住脚。既然世界历史就是“国族相结相排”的历史，何以可能说“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人类有史以来不就一直如此吗？如果所谓历史“进步”即一国之“文化武力”能“扩之充之以及于外”，那么，古代中国堪称相当“进步”。问题仅仅在于，中国古人的地缘视野有限，不知道真正的世界地域有多大。但西方古人的地缘视野即便比中国古人大得多，同样不知道整全的世界是什么样！
基于林则徐（1785—1850）组织翻译的英人慕瑞（Hugh Murr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1836，中译名为《四洲志》，约1839），魏源（1794—1857）编著的《海国图志》（1843）才不仅让中国智识人而且也让日本的智识人与西方人在“地理大发现”后获得的世界地理新视野接榫。
在此三百年前的1517年，葡萄牙舰队驶入珠江口，进占我国东莞屯门岛，沿途“铳炮之声，震动城廓”（《明武宗实录》）。整整4年之后，中国换了一位有血性的皇帝（明嘉靖皇帝），才发兵将葡萄牙人逐离屯门岛。那个时候，葡萄牙人也还不具有整全的世界地缘视野，误打盲撞而已，与三百年后英国人的入侵不是一回事。（比较克劳利：《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陆大鹏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梁任公接下来的说法更有意思——他说，并非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有“历史”，有的民族是“非历史的人种”：
能自结者，为历史的;不能自结者，为非历史的。何以故？能自结者，则排人；不能自结者，则排于人。排人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駸駸焉垄断世界历史之舞台。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扩张于外，而且澌灭于内，寻至失其历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台为他人所占。［9］
在如今后现代的任何一派史学家看来，这话恐怕都属于政治不正确。但是我们能够理解，当梁启超这样写的时候，他一定想到中华帝国曾是“能自结者”，却也随时可能变成“不能自结者”。毕竟，曾经“能自结者”而后变成“不能自结者”，历史上不胜枚举——罗马帝国就是再显赫不过的例子。
由此看来，我们的确需要有世界历史意识；否则，我们未必会对此有清醒的自我意识。梁启超由此得出他所理解的作为史学的世界史基本原则：
故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10］
这里“历史”一词的含义当指“史学”（英文history包含两种含义），因为，梁启超说的是“叙述”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和“之故”，而这样的“叙述”只能由所谓纪事作家来承担。
由于时代的知识语境的局限，梁启超没有认识到，“叙述”盛衰兴亡“之迹”和“之故”并非“进化论”引出的史学原则，毋宁说，这一原则堪称史学的古典传统。梁启超没有提到，古希腊以弗所城邦的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35—前475）有一句名言曾培育了古希腊纪事作家“极敏之眼光”：“争战既是万物之父，亦是万物之王，这既证明了神们，亦证明了人们；既造就了奴隶，亦造就了自由人。”（残篇53）
这段著名箴言让我们看到，古希腊自然哲人已经懂得，万物之间的生存原则是争战性的，任何一物唯有通过与彼物的对抗、抵牾、争斗才成其为自身。每一存在者之成其为自身、保持自身、伸展自身，凭靠的都是争战的敌对性，由此自然会引出“优胜劣败”原则，无需等到19世纪的“进化论”来总结经验教训。
欧洲的思想史家提醒我们，赫拉克利特有如此“极敏之眼光”，乃是因为他所身处的希腊城邦毗邻战争频仍、帝国不断更迭的近东大陆：“伊奥尼亚人拥有大量机会去体验天下时代的暴力。”［11］
另一方面，面对如此残酷的“天下”现实，古希腊哲人也致力于建立一个言辞上的“世界城邦”，指望有一天能终结“国族相结相排”的历史。亚历山大的帝国虽然昙花一现，毕竟为“世界城邦”的现实可能性提供了一线希望。由此可以理解，正是在马其顿崛起之时，古希腊出现了一批“世界史”作家。（参见斯科菲尔德：《廊下派的城邦观》，徐健、刘敏译，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以及努涅兹：《公元前4至前2世纪出现的普遍历史写作》，收入刘小枫编：《西方古代的天下观》，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167—188页。比较H.C. Baldry，The Unity of Mankind in Greek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
现在我们值得问：中国古代史书真的像梁启超痛斥的那样无视“国族相结相排”的历史？从《史记》《汉书》乃至以降的历代官修史书来看，当然绝非如此！问题仅仅在于，中国所处的世界地缘位置不仅不同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甚至也不同于阿拉伯人，这意味着“国族相结相排”的地缘状况不同。
即便如此，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无论古希腊人—罗马人还是中古时期的阿拉伯人，他们的史书同样受自身的地缘视野限制——大名鼎鼎的赫勒敦（1332—1406）的《历史绪论》就是证明。（赫勒敦：《历史绪论》，李振中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比较欧文：《天才的一生：伊本·赫勒敦》，苑默文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R. Simon/K. Pogátsa，History as Science and the Patrimonial Empire，Académiai Kiadó，2002。）
梁任公所说的“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实际指“地理大发现”之后出现的“国族相结相排”的时代。不过，即便在19世纪晚期，普鲁士王国的伟大史学家兰克（1795—1886）的《世界史》仍然没有把东亚地区纳入自己的视野。（参见兰克：《世界史：从最古老的种族到前现代过渡时期的西方历史》，陈笑天译，吉林出版集团2017年版。）尽管如此，“叙述”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和“之故”，是兰克史学的基本原则。
还要过一个世纪之后，准确地说，直到中国已经重新“站起来”之后，记叙晚近两百年“国族相结相排”时代的“世界史”才会把中国纳入其中。比如说，肯尼迪和西姆斯记叙“欧洲争霸之途”五百年的大著前后相隔三十多年，看起来就像是兰克《世界史》的续篇。（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988]，蒋葆英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西姆斯：《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2011]，孟维瞻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新史学》后三节专论中国旧史笔法和体例（“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似乎在梁任公看来，新的中国史书当以世界历史意识为前提，凡此都得改变。在今天看来，梁任公的确有“极敏之眼光”，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具有怎样的世界历史意识，或者说应该有怎样的史学教育。
三、“新史学”与西方的古典史学传统
《新史学》发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文教面貌已经彻底换了新颜。梁任公一梦醒来首先会问：我们中国人今天具有了怎样的世界历史意识？在新的历史意识支配下，中国古史重述有了怎样的“风景”线？梁任公关心自己当年的祁梦是否已经实现，完全可以理解。
我们会对梁任公说，他的史学观受19世纪末流行的达尔文主义影响，实在可惜，“优胜劣败”的世界观早就是学界的不齿之论。梁任公伸直腰板争辩说，晚近十多年来，欧美史学的新动向据说与震惊全球的“911事件”直接相关，“优胜劣败论”不过换成仅仅说起来好听的“文明冲突论”，看看西洋人自己怎么说：
20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后，人们才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并重新建立对地图的尊重。冷战结束后，人们逐渐丧失地理意识，似乎理想主义的时代已经开始，但在“9.11”之后的10年里，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将这种幻想击得粉碎。［12］
我们还看到，某些西方人的世界历史意识会把晚近的“优胜劣败”的世界冲突溯源到2500年前——也就是所谓“人类有史以来”：
基地组织和西方的战争不过是旷日持久的东西方对抗的最新表现而已，双方的冲突经年累月，其起始之日已不可考，只能归入传说的范畴。冲突很可能始于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战争，对阵双方分别是阿凯亚人（伯罗奔半岛东北部的希腊人）和属于半神话的小亚细亚民族特洛伊人，战争的起因是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尊严受辱，他的妻子海伦被一个名叫帕里斯的放荡的特洛伊花花公子拐走。
……
但是，在后来那些通过荷马诗歌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感的世代看来，特洛伊的陷落标志着两个民族争夺霸权的斗争的历史的开始，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明显。［13］（帕戈登：《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出版于2008年；比较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2010]，钱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据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表达的历史观其实与兰克学派的教科书有关。（参见黄克武：《百年以后当思我：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再反省》，收入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第58—59页。）《新史学》篇幅很短，与梁启超的其他同类文章一样，涉及西学的地方往往蜻蜓点水，要确认他的观点是否来自兰克并不容易。《新史学》发表之前，梁启超的一些文章倒显得带有兰克的政治史学色彩。比如，《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以及《论民族竞争之大势》《现今世界大势》《欧洲地理大势论》（1901）等等，至少从篇名来看，也会让人想到兰克著名的《诸大国》（1833）。
兰克虽有“实证史学之父”的美誉，他要求成为史学家必须在考辨文献和史料采集方面接受严格训练，但他自己的史学样式大多是文学色彩浓厚的叙事，没法与注重识读和辨析史料的实证史学样式对上号。兰克的史学楷模是修昔底德，在他看来，史学家的基本职责是，凭靠史料以叙事方式探究人世间政治冲突的成因、过程及其影响。毕竟，史学的最终目的是政治教育。仅仅注重识读和辨析史料，很难说有什么积极的教育作用。
修昔底德算得上希罗多德之后的又一位世界史家，因为，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达30年的希腊内战期间，波斯帝国始终是在场者和参与者。修昔底德有比希罗多德更为自觉的“修史”意识或者说“实录”精神，从而赢得了现代实证史学家更多的敬重。尽管如此，在现代的实证史学家眼里，修昔底德的《战争志》所提供的“史料”仍然不足以让人们看清这场战争的历史“真相”。（霍恩布洛尔：《希腊世界》，赵磊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50—54页。比较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曾德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陆大鹏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何谓战争的历史“真相”？搞清这个问题并不全然取决于“史料”，而是取决于看待历史事件的眼力，即梁启超所说的“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兰克从修昔底德那里学会的“极敏之眼光”体现为，关注具体的人性和共同体禀性在政治体的冲突中的表现，而不是专注于人世生活中的某个方面，比如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换言之，兰克史学实际上更多具有古典史学品质，而非现代式的实证史学品质。直到今天，西方史学界仍然有人不相信，修昔底德式的古典史学过时了。［14］
无论如何，从《新史学》来看，梁启超并不熟悉兰克。即便他从某个日本学人那里辗转得知兰克史学的某些观点，他也未必意识到兰克的古典史学对中国新史学的意义。否则，“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会带他深入认识兰克史学，说不定还会循此追根溯源，了解西方史学的古典传统。（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冯洁音译，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事实上，不仅梁启超没有，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智识人都没有致力于认识西方的古典史学传统。1930年代，我国曾有专攻史学的学子从德国留学回来，而且据说十分服膺兰克学派。然而，也许由于听信了胡适（1891—1962）的那个关于“方法”的著名说法，他掉进了“史学方法论”的泥沼，兰克史学就混在这潭泥沼之中。（李孝迁编：《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上海古籍书店2015年版，第258—285页。比较李孝迁编：《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书店2016年版。）
今天的我们不难理解，尽管兰克在史学史上声望很高，但其要著的中译本直到晚近才鱼贯而出。（参见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杨培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兰克：《世界历史的秘密》，易兰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兰克：《拉丁语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付欣、刘佳婷、陈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兰克：《近代史家批判》，孙立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兰克：《德国史稿》，王顺君译，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版。） 因为，与兰克的政治史学几乎同时，欧洲学界正在形成如今所谓的经济史观，即关注世界历史中各文明单位曾有过的经济生活方式。［15］这并非不可理解，毕竟，18世纪末以来，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工业化革命”。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动促使整个19世纪的欧洲文教不断创新，现代社会科学式的史学路径逐一登场：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迅速取代了直到吉本（1737—1794）和兰克都还葆有的古典政治史学样式。
在19世纪后期涌现出来的新派史学中，关注经济生活方式的社会变迁史研究路向影响最大。毕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让世界历史可以被截然划分为古今两截。（比较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四卷），郭方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沃勒斯坦：《变化中的世界体系：论后美国时期的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王逢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直到20世纪末，我国学界还在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题费脑筋，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坚持不懈地翻来覆去寻找“资本主义萌芽”。
显而易见，19世纪出现的相互竞争的种种政治观念支配了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眼光，资本主义如何形成和衰亡成了世界历史意识的中心问题,考茨基（1854—1938）的洋洋1800页的两卷本世界史（1919—1927）堪称这方面的最早尝试之一。（考茨基：《唯物主义史观》（共六分册），《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1984年版。比较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当“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目标成功地“超克”资本主义，人们马上就感觉到：资本、科技乃至“自由”“人权”“民族”“独立”“自主”之类的观念，都不过是“国族相结相排”必不可少的武器。“冷战”结束之后，这一点显得更加清楚。借用施特劳斯的说法，人们现在不得不从“第二洞穴”爬回“第一洞穴”。［16］
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便很难理解，为何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尽管我们的人文—政治教育中并非没有世界历史课程，或者说并非没有确立起一种世界历史意识，如今的我们却突然感到需要从头学习世界史。
四、新“新史学”与民主化的世界历史意识
此一时，彼一时也。梁启超写下《新史学》时，他的首要关切是中国能否“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经历数代人的艰难奋争，中国不仅“站起来”而且也“强起来”。（参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计秋风、朱庆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恰好在这个历史时刻，坊间再次出现了史学热。1840年以来的屈辱和抗争的历史，一直是我国政治教育中的重点，现在我们需要更为整全的世界历史视野，完全可以理解。
置身“新时期”的我们张望西方史学界时，那里已是一派繁荣的后现代景象。人们看到，当代欧美学界的史学景观与19世纪后半期一样让人眼花缭乱，但其基本取向仍然是不断求“新”。（孙江：《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收入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第659—677页。）尽管如此，如果无需在意史学这门学科的种种所谓新方法和新路径，而是着眼于西方智识人世界历史意识的嬗变，那么，我们便不难看到，从鲁滨孙（1863—1936）的《新史学》（1911）到勒高夫（1924—2014）的《新史学》（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1989年版；伊格尔斯：《欧洲史学的新方向》（1975），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勒高夫、诺拉：《新史学》，姚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最为引人注目的史学现象非世界历史意识的“民主化”莫属。
若要问什么叫“民主化”的世界历史意识，西方古代史家芬利（1912—1986）会乐意第一个站出来为我们解释。这位剑桥大学的古代史讲座教授告诉我们，古典史家大多不可信，比如说，修昔底德就伪造历史，因为他污蔑伯利克勒斯时代的民主人士为蛊惑家，雅典人民被这些“公知”牵着鼻子走。芬利让我们相信，虽然直到现代都还有学者不断重复修昔底德的观点，但在他的实证考据笔下，这一谬论已经不攻自破。
芬利自称古代史研究的“复原派”，即反对用现代的观点来研究古代。奇怪的是，他的《古代世界的政治》（1983）让我们看到，他自己恰恰是现代民主观念的囚徒。中译本“导言”敏锐地指出：
对于希腊化世界的君主国、罗马帝国，以及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各类由君主统治的政治机体，他［芬利］抱持几乎鄙视的拒斥态度，直接将它们从自己的讨论中剔除。［17］
在这位实证的史学家眼里，古代世界的政治单位只要不是民主政体就“没有政治可言”，因为，按照他的理解，唯有民主政治才称得上“政治”。
倘若有人觉得这种说法匪夷所思，那么，他就应该理解：1960年代末，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出现了新一轮民主运动，“民主化史学”即这场社会民主运动的伴生物。据说，“民主化史学”有力而且有效地推动了随技术革命诞生的新式中产阶级的民主运动，而这场激进的社会民主运动又反过来促进了史学的激进民主行动，即后现代史学让我们看到的“解构”和“权利诉求”景象。（彭刚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帕特纳、富特编：《史学理论手册》，余伟、何立民译，格致出版社2017年版。）
芬利的《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出版于1973年，当时，激进社会民主运动的“狂飙突进”势头一时受阻。为了替激进民主助力，芬利用自己的古代政治史研究告诉当今的精英主义者们：雅典的全民参与式直接民主从未导致所谓的极端主义。（芬利：《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郭小凌、郭子林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比较阿祖莱：《伯利克里：伟人考验下的雅典民主》，方颂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要想知道后现代的“民主化史学”激进到什么程度，剑桥大学的罗马史专家比尔德（1955—）的《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罗马史》（2015）为我们提供了最新范例。这个书名中缺少古典史学中的一个主要角色——皇帝。出于自己的激进民主信念，比尔德认为，研究古罗马史不必关注“皇帝的品质和性格”，甚至不必理会古罗马史书中记叙过的那些伟大人物，因为，在民主化的眼光看来，“伟人未必伟大”；一个史学家如果有正确的政治观念的话，他/她就应该致力于重新发掘史料，以便“让我们直抵古代街道上的男男女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和焦虑的核心”。［18］
用“民主化的史学”眼光来看，古罗马史家留给后人的“历史”充满了重构、误解和自相矛盾，因此，民主的史学家的“重要工作便是批判地梳理这些纠结的线团”。当然，由于历史年轮的堙没，很多历史事件或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如今的史学家即便想要知道也没有可能，更不用说“重构”。尽管如此，比尔德相信，只要抱持坚定的自由民主信念，很多“几乎被历史埋没（hidden）”的普通罗马人的生活故事，仍有可能像碎片一样“被复原”（pieced together）［19］。
从中译本推介语中我们能够看到，英美主流报刊纷纷评价说：这部书代表了“革命性的全新古代史写法”，“极富开创性……令人振奋……”，因为，作者“让我们习以为常的观点变得可疑”，“向我们揭示出，古罗马人与许多个世纪后与权力、公民权、帝国和身份这些问题斗争的人息息相关”。（比尔德：《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罗马史》，王晨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版。）
如果我们记得《埃涅阿斯纪》序歌的开首句arma virumque cano［我歌唱战争和一个人］，而这个人显然不是古代街道上的某个普通人，那么，人们的确有理由说，比尔德用重述罗马史的方式颠覆了欧洲的传统政治德性。我们应该知道，比尔德不仅是剑桥大学第一位女性古典学家，她还是“自豪的女权主义者”，长期“活跃于各类网络、电视、电台等公众平台”。出版民主化的罗马史两年之后，比尔德又发表了《女性与权力宣言》（Women & Power: A Manifesto，2017），这本小册子与她的罗马史不仅交相辉映，而且相互发明。
除“年鉴学派”之外，在我国“新时期”最有影响的当代西方史学恐怕非伯克（1937—）的“新文化史”莫属。坊间已经译介了伯克的不少著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新文化史”如何从世界历史中发掘民众趣味。（参见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杨豫、王海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伯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刘君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伯克：《欧洲文艺复兴：中心与边缘》，刘耀春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伯克：《文化史的风景》，丰华琴、刘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比尔德的“民主化”罗马史叙事完美地体现了“新文化史”派旗手伯克的主张——动用所有史学手段致力于从普通人的视角重述西方历史。
“新文化史”置换了世界历史的政治叙述，形塑出一种所谓“平民化”的世界历史意识。用第一部研究伯克的专著的书名来说，这种意识准确地表达了西方国家教育品质的“每况愈下”。（见蔡玉辉：《每况愈下：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因为，“文化史”的开拓者是19世纪的布克哈特，而我们很容易看到，布克哈特的世界史叙事追求精神的高贵，看重“历史中的伟人”，与“新文化史”派的世界历史意识绝少共同之处。（比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238页；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7—16、119—120页；比较亨特主编：《新文化史》，姜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冈恩：《历史学与文化理论》，韩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布克哈特要是得知自己的世界史研究所开创的“文化史”取向变成了“文化杂交”（见伯克：《文化杂交》，杨元、蔡玉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他恐怕会不得不承认，尼采当年对他提出的警告完全正确：
人们可以设想，无艺术气质和艺术气质薄弱的人被纪念式的艺术史学武装起来，有了防御能力，他们的枪口现在会对准谁？对准他们的宿敌，对准强大的艺术英才，即对准那些人，只有他们才能够真正为了生活从历史中学习、并把学到的东西变成更高的实践。［20］
总之，民主化史学意识的“枪口”对准了西方文明的高贵传统，对准了某些个人天生要传承高贵文明血统的心性品质。“新文化史学”的原则据说是“从下向上”，发掘历史中的普通人乃至另类群体的趣味诉求，凭靠历史上被忽视、被排斥、被歪曲的种种社会异类力量，对过去的精神贵族们所塑造的文明史施行“去中心化”的革命，给已有的世界史叙述贴上要么“欧洲中心主义”、要么“男权主义”的标签，进而彻底扫荡和颠覆“既定”的西方文明“主流”传统。
左翼史学家霍布斯鲍姆（1917—2012）看到，“自下而上”的史学意识其实源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9世纪。［21］布克哈特已经预感到，“大革命”之后，西方文明的高贵传统岌岌可危，他本来指望通过“文化史式”的世界史叙事来挽救这一传统，却没有想到事与愿违。
为了推行激进的民主化教育，“新文化史”的世界史十分注重叙事，以讲故事的方式重述世界史的各类主题，作者既有大学中的史学专业人士，也有传媒写手，或者身兼两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古代史上的转折点”大型丛书的“总序”说，丛书的作者们“既是会讲故事的学者，又是在其专业领域有着最新研究成果的叙事好手”，因为这套丛书“既关注上层精英，又关注普罗大众”。［22］这意味着，“民主化史学”不仅要塑造普罗大众的世界历史意识，改造精英们的世界历史意识更为重要。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后现代的激进民主史学要摒弃学究式的实证考据，转向“叙事体史学”（narrative history）。（霍布斯鲍姆：《论叙事体的复兴》，收入《论历史》，黄煜文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290页。比较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017增订版]。）叙事史学注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文笔生动活泼，对年轻人尤其有吸引力。可是，叙事同样是古典史学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不能说“叙事体史学”本身有问题。毕竟，要更好地教育年轻人，就得用讲故事的方式讲道理。问题仅仅在于：谁教育谁？讲什么样的人世“道理”？
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为何尼采在《史学对于生活的利弊》的“前言”中会忧心忡忡地说：现代之后即19世纪以来急速生长的“历史感”（der historische Sinn）是“一种发育不良的德行”（eine hypertrophische Tugend），它不仅败坏个人的灵魂，而且败坏民族的政治生存，更不用说败坏一个民族的精神健康。［23］
在这篇《不合时宜的观察》中，当时还不到30岁的尼采禁不住激烈抨击德国的教育。他以年轻人的名义“抗议现代人在年轻时期［所受］的史学教育”，因为，这种教育会让一个“真正的文化民族”丧失自己本有的“教养品质”。出于爱护年轻一代的精神健康，尼采愤然指责“自下而上”的史学把年轻人快速训练成“那种人们到处都在追求的利己主义的成年期”：
人们利用历史感觉，为的是通过美化、亦即通过魔幻般的科学光芒照亮那种成年男性和非男性的利己主义，损害年轻人的自然反感。的确，人们知道，史学凭靠某种优势能做到什么，人们对此知道得太精确了：即根除年轻人最强有力的本能——热忱、执拗、忘我和爱，降低他们正义感的热度，用快速完成、迅速见效、速见成果的相反渴望压制或遏制慢慢成熟起来的渴望，使［年轻］感觉的正直和勇敢染上病态的怀疑。
史学甚至本身就能骗取年轻人最美好的特权，骗取他们以充盈的信心为自己培养起伟大的思想并让自己向更伟大的思想成长的力量。只要有某种程度上的过分，史学就能够做到这一切，这我们已经看到了，而且原因就在于：史学通过不断推移地平线的前景，通过清除周围气氛而不再允许人非历史地感受和行事。这时，人就从地平线的无限中撤回到自我，进入最小的利己主义领域，不得不在其中腐败、干枯：他也许会成就了小聪明，却绝对达不到智慧。［24］
说得多好，说得多么透彻！我国不少爱读书的年轻人喜欢尼采，却不会有像尼采那样的年轻目光和自觉。我们应该问，何以尼采会对“自下而上”的史学教育有良好的免疫力？仅仅凭靠他的天生素质能够幸免于难？尼采在《史学对于生活的利弊》中告诉我们：他的免疫力来自来自传统的古典教育——来自柏拉图［25］。我们可以说，若不是接受过古典教育，尼采这样的高贵天性同样可能因史学教育的致命损害而要么腐败要么干枯。
由此看来，我国坊间晚近大量涌现的各色世界史译著，未必都出于所谓“大国崛起”的问题意识。毋宁说，出版界的盈利考核同样能够驱动这样的翻译热。在一年一度的国际书展上，外商必定会推销自己的“民主化史学”畅销书，出版界商家更关切盈利而非关切我们的人文—政治教育的品质，并非不可理解。
梁启超号召我们走向“新史学”，除了要我们具有世界历史的视野和意识，还要求我们改变我国传统史学的品质——他身体力行亲自动手改述中国的传统史书。随着伯克的“新文化史”著述大量译介，在民主化的世界历史意识启发下，我国的古史重述也的确出现了可喜的新景象。（比较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建构》，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梁启超若看到这样的“新史学”景象，会心生忧虑还是欣喜，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应该会意识到自己在《新史学》开篇所说的话未必妥帖：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26］
今天梁启超还能这样说吗？他只能说：欧美自由民主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激进民主，“新文化史学”等后现代式的解构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接下来他恐怕会说：但患我之有兹学，苟其有之，则国民安能团结，群治安有不退化者。
五、西方文明史如何既连贯又断裂
随“民主化”的世界历史意识而生的是“全球化”意识——“全球史”式的新“世界史”与“民主化史学”相伴而生。据说，民族国家式的世界史叙事寿终正寝了。（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比较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赵轶峰、王晋新等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康拉德：《全球史导论》，陈浩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所谓民族国家式的世界史与“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几乎是同义词，即便在“全球史”学的创始人麦克尼尔那里，世界历史的主线仍然是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现代欧美的三段式。因此，人们有理由把民族国家式的世界史视为欧洲霸权主义的世界史。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如今得叫做美国霸权主义的世界史。（本德：《万邦一国：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孙琇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对于美利坚帝国式的世界历史意识来说，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到美利坚的历史是连贯的历史，美国理应是“西方文明”传统的承继者和担纲者。对于美国学界的民主化世界历史意识来说，不仅西方文明具有多重传统，甚至“英美文明”也具有多重传统和内在多元性。（比较卡根、奥兹门特、特纳：《西方的遗产》，袁永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卡赞斯坦：《英美文明与其不满者：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身份》，王振玲、刘伟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用梁任公的话来说，民主化的世界历史意识必然使得帝国内部从“相结”走向“相排”。
一百多年前，梁任公已经认识到：
自希腊罗马以后，世界史之主位，既全为阿利安人所占，及于罗马末路，而阿利安族中之新支派，纷纷出现。除拉丁民族（即罗马族）外，则峨特（Celtic，［引按］今译“凯尔特”）民族、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其最者也。峨特［凯尔特］民族在阿利安中，以战胜攻取闻。［27］
在今天的民主化“全球史”学者看来，梁任公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当，因为他完全忽略阿拉伯民族和蒙古游牧民族。梁任公会争辩说，史学不过是“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28］对法兰西帝国旧梦念念不忘的法国史学家会对这一说法点头称道，却不会对拿破仑帝国之后法国连走败绩的历史多看几眼。（布琼主编：《法兰西世界史》，张新木主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比较罗格瓦尔，《战争的余烬：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灭亡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詹涓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相反，预感到法兰西帝国已经一蹶不振的史学家，早就回过头去细看罗马帝国瓦解的历史。换作当今仍然掌握着世界霸权的帝国的史学家，则会细看罗马帝国如何扩张和防御的经历，从中获得维持世界霸权的经验和教训。（比较罗特：《古代世界的终结》（1931），王春侠、曹明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塞姆：《罗马革命》（1939），吕厚量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布兰特：《古典时代的终结：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周锐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勒特韦克：《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时殷弘、惠黎文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奥唐奈：《新罗马帝国衰亡史》（2008），夏洞奇等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勒特韦克：《拜占庭帝国大战略》，陈定定、王悠、李希瑞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梁任公会愿意承认，他看到“人种之发达”及其竞争随时势而变，绝对没错。他只是没有想到，在他离世后仅仅半一个多世纪，“竞争”就出现了如此出乎他意料的变局。（卡赞斯坦主编：《中国化与中国的崛起：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身份》，魏玲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但是，谁能够预料世事的变局呢？
其实，有些事情与世事变局无关，梁任公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难道不应该想到并思考这样的事情？既然梁任公关切中国在“国族相结相排”的时代如何重构史学和施行新的史学教育，他就应该花费心力深入认识“国族相结相排”的世界历史。
梁任公没有看到，所谓“西方”是一个充满历史断裂的文明概念。“西方”与“欧洲”这个希腊人命名的地理名词一样，“是个浮动的、可修改的，而且有弹性的概念”。霍布斯鲍姆因此认为：
从来没有“单一”的欧洲这回事。差异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的历史上消除。事实就是如此，不管是将欧洲换上宗教的外衣还是地理的外衣，都不会有所不同。……基督教是欧洲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但是，它就像“民族”及“社会主义”一样，都不可能成为统一欧陆的力量。［29］（比较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1983），丁一凡等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版；哈贝马斯等：《旧欧洲新欧洲核心欧洲》，邓伯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施勒格尔：《铁幕欧洲之新生》（2013），丁娜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罗马帝国曾不可一世，但帝国东西分治后，两个罗马帝国相互拆台，随之先后被由东向西入侵的两家蛮族颠覆。东罗马帝国被突厥人的政治单位更替后，如今除了剩下所谓的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地缘政治学上的破碎地带。（参见希瑟：《罗马帝国的陨落：一部新的历史》，向俊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布朗沃斯：《拜占庭帝国：拯救西方文明的东罗马千年史》，吴斯雅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诺里奇：《拜占庭的新生：从拉丁世界到东方帝国》，李达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菲德勒：《幽灵帝国拜占庭：通往君士坦丁堡的传奇旅程》，洪琛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贝尔福：《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栾力夫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罗根：《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王阳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麦克米金：《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姚志宏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西罗马帝国则比较幸运：由于入侵的蛮族在1492年后承继了其“文化武力”，以至于迄今仍然可以见到西罗马帝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梁任公看到：
罗马位于古代史与近世史之过渡时代，而为其津梁。其武力既能挥斥八极，建设波斯以来梦想不及之绝大帝国，而其立法的智识，权利的思想，实为古代文明国所莫能及。集无量异种之民族，置之中央集权制度之下，为一定之法律以部勒之。故自罗马建国以后，而前此之旧民族，皆同化于罗马，如蜾蠃之与螟蛉。自罗马解纽以后，而后此之新民族皆赋形于罗马，如大河之播九派。［30］
即便在今天看来，我们还不能说梁任公的“世界史观察”错了。1854年初秋（9月），兰克应邀为巴伐利亚国王讲世界史，他开场就说：
为避免在历史中迷失方向，我们将从罗马时代讲起，因为这个时代汇聚了极为不同的重要因素。［31］
哪个“罗马时代”？罗马城邦崛起时，凭靠“拉丁同盟”形成的“国力”与迦太基城邦争夺伊比利亚半岛和西地中海的控制权，曾险些遭遇覆亡；随后的地缘扩张节节胜利之时，罗马城却又陷入共和政制危机。若非“天降大任”屋大维（公元前63—公元14）花费20年时间完成从共和向帝制转型，世界史上是否有“罗马时代”还真难说。（参见欧康奈尔：《坎尼的幽灵：汉尼拔与罗马共和国最黑暗的时刻》，葛晓虎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戈兹沃西：《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陆大鹏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罗马时代”到来之时，罗马人如何看待此前的“希腊化时代”呢？
拉丁语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生活在“罗马时代”来临之时，经历过恺撒（公元前102—前44）的改制和随后屋大维创立帝制，可谓生逢其时。然而，《埃涅阿斯纪》把罗马的崛起与荷马笔下的特洛伊神话粘在一起，用埃涅阿斯取代奥德修斯，无异于删除古希腊的文明“霸权”，打造出新的帝国神话。（阿德勒：《维吉尔的帝国：〈埃涅阿斯纪〉中的政治思想》，王承教、朱战炜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托尔：《〈埃涅阿斯纪〉与罗马的建构》，收入娄林主编：《罗马的建国叙述》（“经典与解释”第54辑），华夏出版社2019年版。） 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提醒我们：
维吉尔是外省人，而不是罗马人；就算对他而言，罗马城邦毕竟有意义，意义也不大。在他的史诗里，作为共和时代历史的行动者的罗马人民不具有任何作用。《埃涅阿斯纪》不是作为城邦的罗马及其人民的史诗，而是作为帝国秩序之工具的罗马和执掌这个工具的皇帝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制造的不是一国人民的神话，而是一个带来和平黄金时代的救主的神话。［32］
因此，《埃涅阿斯纪》并非罗马城邦英雄的史诗，而是新的“罗马帝国”想象，这个正在兴起的“无限帝国”（imperium sine fine）有权接过从亚历山大身上滑落的希腊人的天命。维吉尔釜底抽薪，通过改写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故事，用罗马人的经历覆盖希腊人的经历，在沃格林看来，体现了拉丁民族对希腊民族的“深切妒恨”。甚至在西塞罗这样崇尚希腊文明的罗马政治家身上，“对高级的希腊文明的歆慕与蛮族的骄傲和妒恨”也交织在一起［33］。
在后来的诸多欧洲帝国身上，我们不是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爱恨交加吗？
尽管如此，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实现了一种伟大的文明综合——让野蛮的拉丁人穿上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传统的外衣，希腊和罗马由此叠合为一个统一的文明政治单位。
另一方面，并非所有被罗马人征服后的希腊智识人都抱着自己的“高贵文明传统”不放。罗马刚刚崛起之时，珀律比俄斯（公元前200—前118）就已经对罗马的“大一统”（）心悦诚服。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公元前60—公元7）是极有学养的希腊人，仅比维吉尔小约10岁。他在奥古斯都时代低下高傲的头颅迁居罗马，不仅花时间学粗糙的拉丁语，还撰写《罗马古史纪》（Rōmaikē Archaiologia）替罗马人树碑立传。在这位修昔底德传人笔下，罗马人的祖先被说成从欧洲迁徙到亚平宁半岛的希腊人部落维诺特利亚人（Oenotrians）和卑拉斯哥人（Pelasgians），从而将罗马人的历史溯源到特洛伊战争之前。（罗布古典丛书中的Earnest Cary译本共七卷（1936—950）。比较E. Gabba，Dionysius and the History of Archaic Rome，Univ. of California Press，1991；C. C. de Jonge/L. H. Richard编，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and Augustan Rom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今天我们应该意识到：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不是实证史学式的史书，而是动人心魄的诗歌，否则它不会有如此神奇的历史功效。反过来看，随着现代实证史学的出现和人类学—考古学的田野发掘进展，尤其是随着民主化“全球史”学的兴起，《埃涅阿斯纪》对西方人的文明政治教育作用难免岌岌可危。
沃格林还提醒我们，被恺撒征服后的高卢人同样接受了维吉尔的叙事，让自己的出生与特洛伊神话扯上关系。甚至日耳曼裔的法兰克人入侵高卢后，也加入维吉尔叙述的特洛伊世系，让自己变成希腊人的后裔。直到1545年，法兰西人还用自己的特洛伊出身神话来证明，法兰西王国的历史比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悠久得多，法兰西国王的地位因此绝不输给帝国皇帝。［34］
德意志人就不同了，他们有自己的起源神话。毕竟，日耳曼族人不是罗马人，也不是罗马人治下的地中海周边的族裔，而是与罗马军团在欧洲东部长期对峙并胶着厮杀的敌对族裔。查理大帝执掌法兰克王国后东扩，以血腥手段将德意志人并入王国，并共同披上拉丁基督教的衣钵，尽管查理自己本属德意志族裔。（沃格林：《中世纪（至阿奎那）》，段保良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51页；P. T. 金：《查理大帝》，张仁译，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但是，查理大帝的帝国与亚历山大的帝国一样昙花一现，分裂后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从未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大一统帝国，日耳曼各部族王国的发展终有一天会挑战“罗马帝国”这个俗世的“普遍历史”的理想标准。（参见卢兆瑜：《三国时代：查理大帝的遗产》，长春出版社2012年版。） “地理大发现”开始以来，随着日耳曼族的几个王国成长为争霸欧洲乃至全球的政治大国，“欧洲人”与希腊罗马的所谓“文明关系”始终非常暧昧——承继与背离交织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庇安多（Flavio Biondo，1392—1463）史称最早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史学家，他生前出版的著作意在恢复意大利与古罗马的联系。庇安多喜欢在罗马城转悠发掘古迹，他的《修复的罗马》（De Roma instaurata，1444—1448）似乎想要唤起意大利人对罗马城古貌的记忆，这让庇安多成了现代考古史学的先驱。《意大利名胜》（Italia Illustrata，1474）考察意大利各地与古罗马的历史关系，史称现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开山之作。（Biondo Flavio，Italy Illuminated（拉丁文—英文），Jeffrey A. White 编/译，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比较伯克：《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意识》，杨贤宗、高细媛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8—30、32—35页。）与之配套的《获胜的罗马》（Rom? Triumphantis，1479）讲述罗马帝国的文官制度和军事制度，据说透露了庇安多的意大利系列著作的真实意图——希望意大利能够成为一个像英格兰和法兰西那样正在走向统一的独立王国。（Ottavio Clavuot，“Flavio Biondos Italia illustrata. Portr?t und historisch-geographische Legitimation der humanistischen Elite Italiens”，J. Helmrath/U. Muhlack/G. Walther编，Diffusion des Humanismus. Studien zur nationalen Geschichtsschreibung europ?ischer Humanisten，G?ttingen，2002，S. 55—76。）
庇安多还留下一部遗作《罗马帝国衰亡以来史》（Historiarum Ab Inclinatione Romanorum Imperii，1483），他离世20年后才由后人整理出版。这部史书记叙的是人们后来所说的“中世纪”时段，即从公元410年罗马遭哥特人洗劫到1440年的意大利，于无意中打造出“中间世纪”这个历史时段，为随后出现的古代与现代划分作了铺垫。
这部大著让人们恍悟到，庇安多著作的真实意图其实是向罗马帝国告别。或者说，这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身上正在形成民族国家式的世界历史意识。离庇安多的写作年代不到半个世纪，为意大利的命运操心的大政治家马基雅维利（1469—1527）就用义疏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的罗马史的方式与罗马告别。他的《李维史论》（1519）看似在通过李维学习罗马人的政治德性，其实是在依据日耳曼各王国晚近的“相结相排”经验，塑造新的政治德性和新的竞争方式。［35］
如果没有随后出现的一场自然知识革命，那么，马基雅维利塑造的政治德性和竞争方式还算不上完全是新的，毋宁说，他更多是抛弃了古典的政治德性而已。“优胜劣败”的政治原则的更新在于竞争“工具”的更新，就此而言，培根（1561—1626）的《新工具》才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36］
法兰西王国崛起之时，心仪商业化生活方式的孟德斯鸠（1689—1755）写了《思索罗马人的伟大和堕落的诸原因》（1734）。这是一部政治史学式的罗马简史，在今天看来，它不仅论证欧洲因英国革命而有了新的政治标本，也为现代之后的“民主化史学”埋下了种子。
六、“世界公民”的全球史与中国文明史的危机
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0—1787）与孟德斯鸠的“罗马史”相隔不到半个世纪，它显得像是为欧洲人心中葆有的对罗马帝国的“历史想象”唱的一曲绵长而又哀婉动听的挽歌。与休谟在此前不久出版的《大不列颠史》（1754—1762）放在一起来看，让人觉得意味深长。用声誉卓著的古代世界史家鲍尔索克（1936—）的话来说，它“注定要为古罗马坍塌的纪念碑洒上几缕阳光”。
在鲍尔索克看来，从史料角度讲，吉本的这部用15年时间写成的大著并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而他“处理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原材料的方式，很像是一个小说家处理情节线索的方式”。尽管如此，这部挽歌却养育了19世纪的德意志诗人瓦格纳、20世纪的希腊诗人卡瓦菲斯乃至美国剧作家拉尔。换言之，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遥相呼应，把分属不同民族国家的西方诗人的心灵连在一起。
鲍尔索克还提到，注重掌握史实的罗马史大师蒙森（1817—1903）对吉本崇拜不已，他的《罗马编年史》第四卷没有写完，不是因为没时间，而是因为他“害怕与吉本竞争”。因为，吉本“站在哲人而非博学家队列”，而“哲人史学家应该以一种既让人愉悦又能给人教益的形式呼应时代的需要”。［37］
鲍尔索克的这一说法让笔者想起，尼采的《悲剧的诞生》（1872）不也是注定要为古希腊废墟洒上几缕阳光吗？德意志人与古希腊有什么文明血缘上的关系呢？《悲剧的诞生》的写作明显具有世界历史意识，但在20世纪的英国日耳曼学者巴特勒（1885—1959）看来，德意志人的古希腊崇拜不过是帝国心态在作祟。（巴特勒：《古希腊人对德国的暴政》，林国荣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比较汤因比：《希腊精神：一部文明史》[1959]，乔戈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欧洲自我意识的转折点，17至18世纪》，刘瑞洪译，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
的确，尼采出版《悲剧的诞生》时还不到30岁，一年之前的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为皇帝，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正是在这一年，德意志富商、考古学家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1822—1890）在土耳其西部的海港城市恰纳卡莱（?anakkale）南面成功发掘出特洛伊遗址，证实了荷马的记叙不是凭空编造。
施利曼8岁那年（1828），他从父亲手上得到一份圣诞礼物——梅尼尔（J. H. Meynier，1764—1825）用笔名耶尔（G. L. Jerrer）出版的《给孩子的世界史》（Die Weltgeschichte für Kinder）。正是这本书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寻找特洛伊遗址的愿望。
《悲剧的诞生》与施利曼的考古发掘有什么关联吗？当今的西方古典学家告诉我们：
在19世纪为自己创造的关于古代希腊和现代的理想化形象上，施利曼象征着某种污迹或血迹，模糊了欧洲当时希望用来看待自己的方式：将自己看作希腊的合法继承人和希腊遗产的唯一执行者。但是，如果这是真的，则下面的说法也是真的：只有当这个污点在施利曼出现在舞台上之前久已存在那里的情况下，才可以说施利曼象征着一个更纯洁形象的玷污，施利曼才可以被看作一个污点。
事实正是这样。施利曼只是占据了欧洲长期以来关于自己的身份所具有的幻想中的一个预先存在的位置。施利曼大胆地步入断裂，这是无比勇气和胆量的一个标志。但是，创造这一断裂，这完全不是施利曼的功绩：断裂早已是欧洲幻想的构成要素。［38］
17世纪末，伦敦和巴黎几乎同时出现激烈的“古今之争”，“荷马问题”成为论争焦点，似乎英法两个西欧王国的崛起促使某些欧洲智识人不认可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地基。毕竟，泛希腊城邦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以至于诗人荷马的身份也十分模糊。凭靠人类学的史学方法，20世纪的民主化“口传诗学”派的古典学家们将养育西方灵魂的碧玉打碎成民间歌手口头创制的碎片，不会让人感到意外。［39］
如果梁任公知道在他那个时代本来能够知道的这些事情，很可能会改变对中国史书的看法。毕竟，在世界历史中，唯有中国史书和经书具有内在连续性和一元性，即便北方异族曾两度入主中原并统治整个中国。（周春健：《元代四书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周春健：《宋元明清四书学编年》，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12年版。）梁任公万万不会想到，在他开启的“新史学”风气引领下，说不定中国文人在不久的将来也只能像吉本或尼采那样为汉唐遗址“洒上几缕阳光”。
对我国的人文—政治教育来说，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近115年之际的2016年是个不寻常的年份。因为，在风靡全球的民主化“全球史”风潮裹挟下，史学界在这一年出版了两部文集，都与古代中国曾遭遇异族统治的历史时期相关。（葛兆光等：《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中华书局2016年版；张志强主编：《重新讲述蒙元史》，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比较王晴佳、李隆国主编：《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无独有偶，台湾学界的《思想》辑刊在这一年也出了一期专号，讨论“历史教科书与国家主义”一类问题。与钱穆（1895—1990）在1978年所作的著名讲演对比，可以说，我国的史学教育已经面临严重危机。（参见王晓渔：《历史教科书与国家主义》，收入《思想》[第31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6年版；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事情原委得追溯到此前的“新清史”风波。据说风波来自美国研究东亚和内亚史的史学家，其中不乏“全球史”学的倡导者。这些史学家“强调清帝国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及其独特性质，倾向于把清王朝描绘为一个有意识的多民族帝国，从早期近代和殖民主义的角度去探索清朝，从边缘的观点审视清朝的发展”。中国学者虽然对这样的史学观点作出了回应，但“肯定”这一研究取向为清史研究在“方法上注入了新的活力”。于是，在“从周边看中国”的史学目光带动下，“中国”的历史观念不得不开始“移动和变化”。（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葛兆光：《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外围”概念的再澄清》，香港中文出版社2017年版。）
人们以为，“新清史”风波是几个美国的“全球史”学家在1990年代末挑起的。事情恐怕并不那么简单，我们不能忘记邻国日本的“全球史”学家。平野聪的《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2007）基于其博士论文《“皇清的大一统”与西藏问题》（2002），作者并非美国“全球史”学家的学生，而是日本本土培育出来的史学新秀。
该书凭靠大量文献史料以叙述史学方式讲述了一个新版本的“清帝国”史故事：东北亚枭雄努尔哈赤（1559—1626）率领满洲国人越过长城征服汉人，建立了大清，这个“帝国”的疆域虽然广大，但它起初并非儒家的“中华文明”的代表，而是藏传佛教的代表。因为，若不是获得藏传佛教支持，大清帝国不可能统治西藏和蒙古。因此，大清帝国不是“中国”，而应称之为藏传佛教的“内亚帝国”。
据说，19世纪西方列强抵达东亚后，为了应对西方的挑战，大清帝国才演化为凭靠经世儒学自救的“近代东亚帝国”。尽管如此，大清帝国仍然不能自救，在清末的混乱中，汉人兴起排满思想，而清帝国面临必须转变为现代“主权国家”的压力，才最终走向一个叫“中国”的民族国家。
作者的叙事以大明帝国作为历史背景，从天安门和万里长城等文明符号开始其历史叙述。言下之意，就算大明帝国之前有一个中华帝国，清帝国也中断了这个帝国传统。由于清帝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帝国，所谓“东亚”概念也含混不清。据说，如今东亚国际社会的矛盾和紧张关系，都来自这个叫做“中华帝国”的“混迷”。
关注边陲政治单位对中心地带的颠覆，看似所谓“全球史”的史学方法，其实，作者凭靠日本史学界的某种内在传统也能构造出其需要的“新清史”叙事。毋宁说，“全球史”学的兴起为日本的政治史学家提供了看似整洁的学术外衣。在为中译本繁体字版写的长篇序言中，作者说，台湾也很难纳入“东亚”概念，因为台湾在历史上一直具有“边陲”特性，即“原本就处于马来—玻里尼西亚文化圈的‘边陲’”。（平野聪：《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现代东亚如何处理内亚帝国的遗产》，林琪祯译，台北：八旗文化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43页；比较张昆将：《东亚视域中的“中华”意识》，台北：台大人社高研院东亚儒学研究中心，2017年。） 作者心里当然清楚，这样说对今天的“台独分子”意味着什么。
1937年，日本军部曾组织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京分部和京都分部的史学家编写过一部《异民族统治中国史》（日本东亚研究所编：《异民族统治中国史》（1943），韩润棠、张廷兰、王维平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试图为日本吞并中国寻找历史依据。如果我们没有忘记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到，平野聪的“新清史”不过是让皇军史观穿上了“全球史”这件新衣。它应该让我们想起，1939年，日军进占武汉和广州之后，流亡西南的中国学界曾有过一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吗”的激烈论争。（马戎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显而易见，一旦国家的“自结”和“主权”岌岌可危，这样的问题自然而然就会出现。
我们值得注意到，平野聪的这部大著属于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日本讲谈社组织编写的“兴亡的世界史”系列。这套“世界史”的主旨是：既要摆脱西欧中心论史观，也要摆脱中国中心论史观，重新思考世界史的兴衰，为日本的出路寻找历史的内在动能。引进这套“世界史”的台湾八旗文化出版公司则不讳言，其目的就是要让所谓“台湾史”成为一个“全球史”概念，培植“新一代台湾人”产生“渴望融入世界”的愿望——“全球史”成了“台独”政治行动的工具。
康拉德的《全球史是什么》有两个中译本，繁体字版的“中译本导读”题为“当代世界公民的全球史阅读指南”。（见康拉德：《全球史的再思考》，冯奕达译，台北：八旗文化出版公司2016年版。）我们的“全球史”学者看到这样的标题，他们会认为自己已经是“当代世界公民”了吗？
伟大的古典纪事作家珀律比俄斯在《罗马兴志》一开始写到：
不仅就政治事务而言，最真实的教育和训练是学习历史，而且就培育高贵地忍受机运之无常的能力而言，最好且唯一的教师就是关于别人命运突转的记述。［40］
我们不应该忘记，珀律比俄斯是亡国奴——希腊人最终未能“自结”，亚历山大驾崩之后，帝国内部“相排”让罗马人渔翁得利。我们的世界历史意识应该让我们珍惜自己的无数先辈给今天带来的“命运突转”，并警惕“别人的命运突转”始终可能落在我们自己头上。
六、余论 “超历史的”眼光与古典教育
任何一个文明大国的教育都离不了史学，民主化的“全球史”学让我们看到，史学也最容易败坏一个文明大国的教育品质。
在今天看来，梁启超当年呼唤“新史学”没有错，但他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谁来施行新的历史教育，史学家应该具备何种精神素养？梁启超没有意识到，作为实证学科的西方现代史学让搞“史”的人以为，他们掌握史料、知道历史的“真实”就等于有了“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
在《史学对于生活的利弊》中，尼采一再强调的根本论点是：虽然对个人和民族的健康来说，“非历史与超历史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同等必要，但相比较而言，“非历史与超历史的东西”更为重要：
我们将必须把在一定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的能力视为更重要的和更原初的能力，因为，在这种能力中才有能够让某种正当的、健康的和伟大的东西，某种真正人性的东西在它上面才有生长的基础。［41］
严格来讲，尼采这篇时论的标题当读作“史学对于教育的利弊”。前文提到，尼采的这篇时论写于普法战争结束之后两年。在普鲁士王国及其铁血宰相俾斯麦（1815—1898）带领下，德意志人显得相当轻松地打赢了这场战争，以至于德意志知识人滋生出一种乐观情绪——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指日可待。（比较施蒂默尔：《德意志帝国：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1848—1918》，李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诺恩：《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陈晓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斯特恩：《铁与金：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王晨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这种情绪是历史意识短视和肤浅的体现。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更应该体现于德意志人的教化，而非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负。否则，在下一场战争中，德意志人可能会一败涂地。可以说，尼采与梁启超一样看到，德意志的新生需要新的国民教育，而这种教育离不了史学：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史学，但我们需要它，却不同于知识花园里那爱挑剔的闲逛者，尽管这种人会骄傲地俯视我们粗卑的、平淡无奇的需求和急迫。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史学来生存、来做事，而不是舒适地脱离生活和行动，或者甚至美化自私自利的生活，美化怯懦而丑陋的行动。［42］
要理解这段话，我们就得知道，尼采是在劝诫布克哈特试图让古典史学“非政治化”并转向文化史学。尼采相信，只有在史学为生活服务这一前提下，人们才应该从事史学。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了理解“生活和行动”，我们需要史学，但史学能够理解“生活和行动”吗？“生活和行动”的根本问题涉及何谓“正义”，史学能够为我们提供判断理解“生活和行动”是否正义的标准吗？
德意志人正在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有助于德意志人正确理解“生活和行动”的是古典史学，而不是作为一门实证学科的现代史学。古典史学——其代表是修昔底德——通过考察历史上的事变探究人世的根本问题，旨在培育人的德性品质，而非通过收集具有“客观性”的历史材料，寻找所谓历史的“真实”。
四篇《不合时宜的观察》分别论及德意志学界当时的神学、史学、哲学和艺术。换言之，这四篇时论都事关德国的人文—政治教育，与尼采此前在1872年所做的“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的六个公开报告相呼应。神学是拉丁基督教欧洲文教体制中的传统“王者”，自17世纪以来，新的哲学篡夺了“王者”地位，而19世纪以来，现代史学正在从哲学手中夺取王位。尼采指望通过恢复古典的“艺术感”来阻止现代史学的僭越行动，因此，在《史学对于生活的利弊》中我们看到尼采大谈“艺术感觉”。
第四篇《不合时宜的观察》专论“艺术感觉”，而我们在开篇却读到：
一个事件若要成为伟大，必须汇合两样东西：完成者的伟大意识和经历者的伟大意识。就事件自身而言，无所谓伟大，即便是整个星座消失、各民族毁灭、创立疆域辽阔的国家，爆发巨大力量而又损失惨重的战争：凡此种种事件，历史的微风轻轻吹过，犹如吹过游絮。然而，碰巧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强大的人朝一块坚硬的石头击出一拳，却毫无影响；一声短暂而尖锐的回响之后，一切都过去了。对于这样一些仿佛没有棱角的事件，史学几乎不会注意任何东西。［43］
所谓“完成者”和“经历者”的“伟大意识”，就是梁任公所说的“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专注于实证史料或史实客观性的史学不可能培育出这样的眼光和学识，相反，辨析历史事件乃至识读史料却需要“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因此，在尼采看来，现代史学的所谓“科学要求”只会败坏古典史学的品质。
真正的历史教育应该以悉心研读历代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之人所写下的作品为前提，现代的史学教育与古典教育在品质上是两回事——古典教育以研读经典作品为主。生活经历本身并不能给人真正的德性教育，必须经过灵魂高贵之人的咀嚼和反哺，对经历的历史（叙事）才会成为对生活有益的东西。否则，面对永远混乱的人世，一个人永远看不到“智慧以及一切称之为美的人性”。
沃格林是20世纪研究世界历史与政治实在之关系最有成就的哲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过的一段话让我们看到，他如何获得看待世界历史的“极敏之眼光”和“极高之学识”：
就对人的理解而言，柏拉图和莎士比亚明显比杂牌大学的某个琼斯博士更清晰更全面。因此，研习古典作品是自我教养的主要工具；而且，若一个人带着爱的关切（with loving care）去研习……他突然会发现他对伟大作品的理解（还有他传达此种理解的能力）有所长进，理由很充分：学生通过学习过程得到长进……若是在高度（在个人局限这个范围内）上不朝最好那个级别的［人物］长进，就不可能有什么参与；还有，除非一个人认可权威，并向其输诚（surrenders to it），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长进。［44］
古典史学从不追求所谓客观的历史知识，而是培育“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毕竟，正因为人世永远混乱，我们才需要有把握人世生活的“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尼采称之为艺术家式的感觉。
谁不曾比［其他］所有人都经历一些更伟大、更高尚的事情，谁也就不懂得解释过去的任何伟大和高尚的事情。［45］
不难设想，一旦民主化的“全球史”取得了对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育的领导权，尼采的预言就会应验。现在我们可以对梁启超说：离弃经学的史学是无本之木，必然腐朽断烂，而经学离弃史学成为理学或心学，则必然因自绝血脉而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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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小枫，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牛津古典大辞典》中文版翻译”（17ZDA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