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对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外资不仅具体经济上的意义，更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作为对外开放政策的一种具体化形式，外资流入的多少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快慢成正比，也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吻合。外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以及实行这两种制度的国家之间复杂关系的鲜明体现，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程度的鲜明体现。外资大量流入所产生的冲击效应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因之一。

关键词 外资 中国 桥梁 对外开放

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一本厚厚的书，专家学者、文人墨客抑或普通百姓都试图从各种不同角度来解读它。回顾自己的过去，审视自己的现在，展望自己的未来，这是中华民族进步的表现。那么，用什么作为切入点和基本线索来打开这本书的每一章呢？有人认为是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有人主张是政治上的变动，有人提出是经济上的变革，也有坚持说是文化上的变型，还有人强调是社会上的变迁。我认为，在变化、变动、变革、变型和变迁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那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就是外资的流入，外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催化剂，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座桥梁。

一、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大经济反差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坎坷不平，尤其是改革开放前后的反差最大。这种反差

是全方位的，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单就经济方面而言，最明显的反差体现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上面。

先看前1949~1978年间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表——1 单位：亿元人民币

年代 国内生产总值 年代 国内生产总值 年代 总内生产总值

1949 466 1959 1439 1969 1937.9

1950 575.5 1960 1457 1970 2252.7

1951 683.5 1961 1220 1971 2426.4

1952 679 1962 1149.3 1972 2518.1

1953 824 1963 1233.3 1973 2720.9

1954 859 1964 1454 1974 2789.9

1955 910 1965 1716.1 1975 2997.3

1956 1028 1966 1868 1976 2943.7

1957 1068 1967 1773.9 1977 3201.9

1958 1307 1968 1723 1978 3624.1

再看改革开放后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表——2 单位：亿元人民币

年代 国内生产总值 年代 国内生产总值 年代 总内生产总值

1979 4038.2 1987 11962.5 1995 58478.1

1980 4517.8 1988 14928.3 1996 67884.6

1981 4862.4 1989 16909.2 1997 74772.4

1982 5294.7 1990 18547.9 1998 79552.8

1983 5934.5 1991 21617.8 1999 82054

1984 7171 1992 26638.1 2000 89404

1985 8964.4 1993 34634.4 2001 95933

1986 10202.2 1994 46759.4

对比这两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改革开放前30年国内生产总值累计总量只有50846.5亿，平均每年为1694.88亿。第二，改革开放后23年国内生产总值累计总量高达710561.7亿，平均每年为30893.99亿。第三，改革开放前3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累计总量仅相当于改革开放后23年累计总量的7.16%，改革开放前年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改革开放以后年平均数的5.49%。第四，1995～2001年每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都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前3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累计总和，分别是其1.15、1.34、1.47、1.57、1.61、1.76和1.89倍。第五，在761408.2亿累计国内生产总值中，前30年的只占6.68%，后23年的则占93.32%。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计，尤其没有将许多学者时常强调的外部条件考虑进去， 只是想用来形象地说明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反差。

这种反差说明是新中国真正的快速发展和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在对外开放以后。当然，这里也需要补充说明，我并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绝不否认新中国成立头30年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我只是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并没有取得它应当取得而且也能够取得的更大的进步。

二、对外开放集中体现在直接利用外资上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或者说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的头30年为什么没有取得它应当取得而且也能够取得的更大的进步？

人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寻找其中的原因，但归根到底不外是改革和开放两大方面。改革是内部运作体制上的调整，开放则是与外界的联系。这两方面又是紧密相关联的，真正有效的改革一定要以对外开放为前提条件，而积极的对外开放又必须以改革为基础。不过，我认为，对于一个封闭的、落后的国家来说，对外开放似乎更为重要。彼得大帝18世纪初继位后先组建了250多人的外交使团出访西欧，详细地考察西欧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和文化，然后再进行全面的改革。对于敢于阻止改革的人，不论是大臣的胡子还是自己儿子的脑袋，他都毫不留情地割掉。彼得大帝的改革取得了成功，马克思说他用东方的方式推行了西方的文明，“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如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也都进行过经济改革，但都是在相对封闭的圈子里把一些具体运作方式变来变去，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再比如，东欧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经济改革不断，也因同样的原因没有能摆脱剧变的命运。

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中国打开了大门，中国人的目光转向了外部世界。1978年10月下旬，也就是在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之前2个月，邓小平东行几千公里对日本进行了一周的考察访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个月，邓小平又西行几万公里对美国进行了一周的访问。“在邓小平出访前后，中国的最高层在寻求进入世界的种种方式，一个又一个考察团派往国外。” 当时的邓小平虽然只一个副总理，但后来却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所见到的和通过对他访问、考察的新闻报道中国老百姓见到的，都成为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从内容上说，标志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对外开放是多方面的，如人员交往、技术引进、对外贷款、商品贸易等等，但最能集中体现对外开放的还是利用外资。

什么是外资，什么又是利用外资呢？

外资，也就是外国的资本。不过在中国，由于大陆与港澳台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所谓的外资，则特指来自中国大陆以外的、包括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资本。

利用外资，也称引进外资，就是指一个国家有选择性地使用或引进另一个国家的资金、机器设备、技术以及其它无形资产。 对中国来说，利用外资，实际上泛指使用大陆以外的，包括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资金、机器设备、技术以及其它无形资产。

利用外资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叫间接利用外资，即向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外国银行贷款、出口信贷和对外发行债券等等，也就是举借外债。一定时期的和适当数量的外债，可以促进债务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外债必须还本付息，长期得不到解脱和数量过大的外债，则会使债务国家和地区背上沉重的负担，阻碍其经济的发展。因此，国际上通行一种债务警戒线，即债务国家或地区每年还本付息的总额不能超过当年外汇收入的25%或出口额的15%。 另一类叫直接利用外资，即资金的持有者（外商）前往资金使用或引进国家或地区，以货币、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等方式投资，创办企业。与反映借贷关系、不参与贷方的利润分配并需要按时还本付息的间接利用外资不同，直接利用外资是资金持有者的移地经营，参与东道国家和地区的利润分配。相比之下，直接利用外资的一方没有债务负担，一般说来可以多多益善。

如果换一种说法，间接利用外资就是外商间接投资，是一种债权的转移；直接利用外资就是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移地经营。外商直接投资的英文是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为FDI或ＤＦＩ。在国际经济学中，FDI已经成为一个专门概念，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和发展快慢的重要标志。作为本书主题词之一的外资，就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即FDI。

直接利用外资的结果，就是投资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经济组织和个人获得东道国家和地区企业的参与经营权或者股份控制权，建立起跨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这种企业在国际上称多国性企业， 在中国称外商投资企业或涉外企业，即外方（外国的或港澳台地区的企业、经济组织和个人）以资金、机器设备、技术以及其它无形资产等方式出资，中方的企业或组织也以资金、机器设备、原材料或辅助材料、无形资产等方式出资，中外各方在中国有关法律、法令、法规和政策的许可的范围内，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和共同获益。

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分为初级形态和高级形态两大类。属于前者的包括“三来一补”和合作开发；属于后者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这三种中的前两种合称中外合营企业，而三种一起则称“三资企业”。

“三来一补”是四种初级形态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统称，即来样加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其中前三种也叫对外加工装配。来样加工，是外方提供产品的款式样子和花色品种，必要时还要提供加工所需技术和原材料，中方使用自己的机器设备、国内的原材料和辅助材料，加工出来的产品交给外方或由外方在境外销售。外方按事先签订的合作合同或达成的协议付给中方加工费。来料加工，是外方提供加工所需的全部或部分原材料、辅助材料、包装物料，必要时还要提供有关的机器设备，中方根据双方事先商定的质量、规格、款式和花色品种进行加工。外方不仅要在境外销售加工出来的产品，而且要按事先签订的合同或达成的协议付给中方加工费。来件装配，是外方提供零部件、元器件、机器设备以及相关的技术，中方按照外方的要求进行装配，产品全部或部分由外方在境外销售。根据事先签订的合同或达成的协议，外方付给中方加工费或者用其所提供的机器设备来抵偿。补偿贸易，是外方向中国提供（进口或输入）机器设备、原材料或辅助材料、技术和劳务等等，中方对此则不必付现款，而是在约定的时间里，用外方所提供的各种条件生产出来的产品或者用双方约定的其它产品或劳务分期偿还。

合作开发，也称近海和陆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是国际上在开采自然资源方面通常实行的一种经济合作方式。在中国，通常是由政府或国家企业与外方投资者签订协议，在国家指定的开采区和在一定的时间里，外方投资者与中方合作，对自然资源进行勘探、开采、生产，然后按约定的比例分享产品或利润，对于风险也共同承担。

在三种高级形态的外商投资企业中，中外合资企业也称股权式的中外合营企业，是中外合营者根据有关法律并经过政府批准而在中国大陆建立的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性联合经营企业，即中外双方或各方在商定的期限内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和共同受益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企业也称契约式的中外合营企业，是中外合营者根据有关法律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在中国大陆建立的国际性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也称外资企业，是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投资者依照中国有关的法律并经过政府批准而在中国大陆全部自行投资创办的具有法人地位的企业。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对外开放正是通过这些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实现的，以它们为载体，中国与世界之间开始有了联系，而且这种联系随着光阴的流逝也变得越来越紧密。发展到今天，“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观念，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三、外资是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之一

1989年美国出版了一本由诺曼·J·格里克曼和道格拉斯·P·伍德沃德合著的书，《新竞争者——外国投资者正在如何改变美国的经济》。时为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的劳埃德·本森对这本书评价说，“格里克曼和伍德沃德超越了对外国投资者的误解和恐惧，指出外国投资从长期来看，对美国经济意味着什么，他们提出了一些创新的解决办法。” 与当时的美国一样，今天的中国也面临着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外商对中国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是先列一个表格，直观地看一下对外开放以来外的流入和涉外企业建立的情况。

表——3 单位：亿美元、个

年 代 协议外资金额 实际到位外资金额 涉外企业数目

当年 累计 当年 累计 当年 累计

1979～1982 60.10 11.66 922

1983 17.32 77.42 6.38 18.04 470 1392

1984 26.51 103.93 12.58 30.62 1856 3428

1985 59.32 163.25 16.61 47.23 3073 6321

1986 28.34 191.29 18.74 65.97 1498 7819

1987 37.09 228.68 23.14 89.44 2233 10052

1988 52.97 281.65 31.93 121.37 5945 15997

1989 56.00 337.65 33.92 155.29 5779 21776

1990 65.96 403.61 34.87 190.16 7273 29049

1991 119.77 1603.38 43.66 233.82 12978 42027

1992 580.42 2183.62 110.07 343.89 48764 90793

1993 1108.52 3292.14 257.59 477.91 83262 174056

1994 826.80 4118.94 337.67 815.58 47549 221605

1995 912.82 5031.76 375.21 1190.79 37001 258606

1996 732.76 5764.52 417.26 1608.05 24556 283162

1997 510.04 6274.56 452.57 2060.62 21001 285163

1998 521.02 6795.58 454.63 2515.25 19799 304962

1999 412.23 7207.81 404.00 2918.44 17100 322062

2000 623.80 7831.61 407.15 3325.59 22347 344409

2001 691.95 8523.56 468.78 3794.37 26140 370549

如果将这个表格与上面的两个表格对加以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到，GDP的增长速度与FDI的增长是成正比的。不过，这样说好像还不很明确，我们可以引证几个权威的说法将这个结论具体化。一是对外经贸部刘向东副部长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1999年新春座谈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从利用外资来讲，投入2500亿人民币，牵动2.6%的百分点，我们现在利用外资去年是500多亿美元，直接投资455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个投入，要影响国民经济多大？” 455亿美元相当于3763多亿元人民币，牵动近4个经济增长点。这就意味着1998年中国7.8%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的一半（约为3.9%）是由外资牵动的。同样，1999年中国7.1%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的3.55%是外资牵动的。二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博士在其论文中提出，“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FDI/GDP），是衡量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重要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的这一比率，1985年仅为1.55%；1990年达到4.90%，1991年上升到5.75%；1992年又增加到7.11%，1993年猛增至10.29%，比1992年增长44.73%；1994年高达17.68%，比1993年增长71.82%；1995年起这一比率保持在20%左右，增长幅度在10%～15%之间。我国FDI/GDP比重的显著提高及其大幅度增长，标志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重要。” 三是2000年6月当时的对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马秀红在武汉中国投资研讨会上说，改革开放创造的巨大发展空间和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使我国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热点区域，并已连续七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1999年，在华的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提高到20.6％；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税收增长了33.78%，纳税占全国工商税收的16％，进出口额达1745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8.38%。

除了拉动GDP总量的增长之外，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还表现在其它许多方面。比如，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升级，带来了先进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增加了中国的财税收入，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等等，这里就不细说了。当然，大量外资的涌入无疑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或效应，但从总体上说，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是主要的，这一点必须要承认。

四、外资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催化剂

还不仅仅是对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更重要的，外资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催化剂。打个比方，如果说外国的企业和资本是鲸鱼、鲨鱼、带鱼、黄花鱼，那么它们的生存环境就是深深的海水，这海水就是市场经济。可是，对外开放之前，中国的企业和资本则是鲫鱼、鲤鱼、草鱼、鳙鱼，其生存环境则是浅浅的淡水，这淡水就是计划经济。要想将那些海洋生物引到中国来，就必须改变中国的环境，而不可能指望改变海洋生物的习性以适应中国的环境。

中国对外开放的20来年，也是经济运行体制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的过程。对外开放、外商投资企业的出现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即对外开放是外商投资企业出现和发展的前提，而外商投资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又推动了经济体制转轨并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何以见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半年之后，1979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外开放政策和这个法律就像两把“金钥匙”，终于打开对世界封闭了近30年的国门，打破了“一无外债，二无内债”陈腐的思想禁区。昔日“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派”，又纷纷夹着装有美元的皮包重新来到中国大陆，但不再是肆意的侵略和掠夺，而是友好的投资和办厂。1980年5月3日，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在北京诞生，这是一位名叫伍淑清的香港人与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合资创办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打这以后，外商在中国投资出现了几次高潮，而每一次高潮都与对外开放范围的扩大和经济体制上的变化相适应的。

外商刚刚进入的时候，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仍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中外合资企业法通过的时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只批准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某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实行开放并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只有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特区。

国门即开，外资便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国，外商投资企业也越来越多，表—3所列的数字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实际上也就是“淡水咸化”的过程、“小鱼塘大海化”，即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过程。

第一次变化发生在80年上半期。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两年之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在中国实行“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1983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海南岛列为第5个特区，1984年4月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温州、广州、连云港、南通、宁波、福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5年2月又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州的61个县市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第二次变化发生在80年代末。1988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经济形式的论断。与此同时，中央也将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大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其它一些沿海地区。

第三次变化发生在90年代上半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前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向内地延伸，先是开放长江中下游的芜湖、九江、武汉、岳阳、重庆等5个沿江港口城市，开放吉林的珲春、黑龙江的绥芬河、黑河、内蒙古的满洲里、新疆的伊宁、博乐、云南的瑞丽、畹町、河口、广西的凭祥、东兴等13个陆地边境城市，接着又将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等4个边境沿海地区省会城市和合肥、南昌、长沙、太原、西安、银川、成都、昆明、西宁、乌鲁木齐、贵阳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或自治首府列为开放城市，执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

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其特点就是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可以采用更加开放的特殊政策，用减免税收等优惠办法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办厂，通过外资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技术和管理方式，是最先实行市场经济的试验基地。发育和成长在市场经济试验田中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有效的经营和快速的发展充分地显示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巨大能量。相比之下，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运作的国内企业的生产经营每况愈下，在原有框架下实行的各种改革措施也收效甚微。于是，经过几番姓“资”姓“社”的争论以后，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在中国正式确立起来了。

外资其重要表现形式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不难看出的。正是它们，促使了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人对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单一公有制形式、指令性的计划、平均主义的分配形式等计划经济范畴进行了反思，对曾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商品、市场、竞争、价值规律等市场范畴进行了重新认识；正是它们，促使了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的中国企业改变了以往完全依靠国家的计划而没有任何自主精神的被动做法，按照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以市场为导向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正是它们，促使了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使自己权力的宏观管理部门不得不正视由于外资进入和外商投资企业出现所造成的更为复杂的经济生活，改变过去单凭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生活的职能，开始运用利率、税收和汇率等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法律手段来管理经济生活。

概括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在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典型示范作用的推动下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尽管目前学术界仍有利用外资究竟是“招来凤凰还是引狼入室”的争论，尽管有人认为外资在中国“抢滩登陆”，垄断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行业和中国的品牌，正在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不过，我还是认为，外资是狼也好，是虎也罢，无论如何对自我封闭了许多年的中国所产生的促动、带动、拖动、拉动等方面的效应是积极的。若干年前，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在表演时说过一句，“要是后面追着一只大老虎，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爬上喜玛拉雅山呀！”自我封闭了太久的中国，后面需要追着一只老虎，中国人这样才能在竞争中时时有着一种生存危机感，在这种危机感中才不断地努力学习、奋发向上，最终真正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