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只提出了反对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把“五四”新文学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是毛泽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五四”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更早一些，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期，我从当时一本地下出版的小册子《西北印象记》中，读到了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当时中国学术界正经历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这两场大论战。我还记得抗战前生活书店曾以这两场论战为书名出版了两本书。当时参加论战的人并未取得共识。1936年北平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我记得在其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时候，很多比我成熟、比我有理论修养的大学生，都认为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直到抗战后，情况才有所改变。1938年初我入党前组织上派人来找我谈话，考察我的历史和思想情况，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社会与革命性质的认识。如果我回答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会被怀疑为托派的。

中国判定中国是半封建社会是在大革命后中国六大会议上作出决定的。我考查了1928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六大文献，发现反帝反封建最早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提出的。据周恩来在六大会议上的发言，过去中国方面，并没有这种说法。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只提出过“社会革命”或“工农民主革命”，直到中国六大才正式提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

从以上这些考辨可以看出，把当时只有反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等等说法的“五四”规定为反封建是后来的事。今天许多文章仍旧把反封建说成是“五四”时代就已经提出过的口号了，显然未经认真的考查。

“五四”反儒不反法

有一个问题至今还很难解释：为什么“五四”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多半激烈地反儒，而不反法。实际上儒家还有着民本主义思想和诛独夫的革命思想，可是法家却站在君主本位立场上，实行彻底的专制主义。“五四”时期反对旧道德旧伦理，而作为封建伦理观念集中表现的三纲，一般认为是经过法家化的汉代儒家所提出来的，但事实上，却是法家最早提出来的。

今天韩非在大陆仍被视为融法术势为一炉、集法家之大成的人物。秦王朝以法家学说来治国。二世而亡后，汉代总结了秦代覆灭的原因，采取了杂王霸政治，以后各朝大致沿袭此制。“五四”时期反儒，认为封建王朝是利用儒家来统治人民的，所以竭力攻击儒家。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历代统治者所行的杂王霸政治乃是外儒而内法，儒不过是用来掩盖实际所行的法家残酷之术。但“五四”时代不但不反法，反而对法家加以讴歌，这是令人奇怪的。比如胡适在当时是代表自由主义思想的人物，他对待韩非的态度就是如此。胡适曾经批评黑格尔因为生在达尔文之前，所以不懂进化论。可是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谈到韩非时，引《五蠹篇》中的几句话，竟说活在达尔文一两千年前的韩非是“一个极相信历史进化的人”。鲁迅也是一样，他曾自称受到传统的两种影响，一个是庄周的随便，另一个就是韩非的峻急。他对秦始皇的态度则是受了章太炎影响。三十年代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中日两国有些论者将希特勒的焚书比之秦始皇。鲁迅撰《华德焚书异同论》，说这种比喻不当，秦焚书而不焚医书、农书等，和希特勒焚书不同，和阿拉伯人焚毁亚历山大图书馆也不同。其实希特勒也不是什么书都焚的。章太炎著的《秦献记》、《秦政记》等，对秦始皇取肯定态度。“文革”尊法批儒将这两篇文章重印作为学习资料。鲁迅著的《汉文学史纲要》在这方面也透露了一些消息。人称秦无文，鲁迅不同意此说，认为李斯为秦始皇出巡作的碑铭就很好。他在书中将李斯单列一章，给予很高规格。相形之下，书中将贾谊与晁错合为一章，就显得体例上有些畸轻畸重了。贾谊的历史地位和他在文化上作出的贡献都比李斯重要。他年轻夭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物。他写的《过秦论》，是探讨秦王朝覆灭原因的。但章太炎不喜欢过秦，称这篇文章为“短识”。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认为贾谊则在晁错之下，因为前者不如后者“深识沉实”云云，意见大致与太炎同。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