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七九年始悉十力先生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逝世，当即撰写一文，并将过去十力先生惠我的一封短简复制，投寄香港《大公报》。这篇文章过于简略，现在补述一些前文没有述及的内容，以供参考。
一九六二年秋，我持韦卓民先生介绍信，往淮海中路二零六八号拜见十力先生。去前，卓民先生嘱告:“近年来，十力先生谢客来访，他脾气古怪，不知见不见你。”当我走上公寓西侧一座黄色小楼，在十力先生门上看到贴着一张信笺，纸已褪色，字墨尚浓。大意说，本人年老体衰，身体不好，请勿来访。其中说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十分具体，记得有面赤、气亏、虚火上延之类的话。
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敲了几下门，开门的是一位六十上下的人。这就是当时正为十力先生誊写《乾坤衍》的丰先生。他把我延至客厅，即持介绍信入里间。等候了二三分钟，十力先生从隔壁走来。他的身材瘦弱，精神矍铄，双目奕奕有神，留有胡须，已全白，未蓄发，平顶头，穿的是老式裤褂。
我表示了仰慕之意，他询问我在何处工作，读什么书等等。这天他的心情很好。他的态度柔和，言谈也极儒雅，声调甚至近于细弱。当时我几乎与人断绝往来，我的处境使我变得很孤独。我觉得他具有理解别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亲和力。这种感觉似乎来得突兀，但我相信它。
在我们往来的近三年内，我从未谈过自己的遭遇，他也从未询问过。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才从他的哲嗣世菩夫妇那里得悉，十力先生对我的坎坷经历和当时的处境十分清楚，并且曾为之烯嘘。
我是从我个人接触来谈自己的感受，我并不想以此推翻别人的另一种说法，如说他性格怪僻，脾气不好等等。平心生前就向我提到一些事，我想他说的是事实。十力先生自己也向我讲过他在四川复性书院讲学时和马一浮发生的一次争吵，尽管他们是相契的朋友，马一浮还曾以蠲雯别号为他所撰的《佛家名相通释》署签，为《新唯识论》写序。
十力先生师友弟子多称他性格狂放，意气自雄，认为他具有一种慑服人的气概。他在自己著作上署名黄冈熊十力造，颇引起一些议论，因为在印度只有被尊为菩萨的人才可以用这说法，据传他也曾经自称熊十力菩萨。
他在论学时往往意气风发，情不自禁。有一次他与张东荪论学，谈得兴起，一掌拍在张的肩上，张遗巡后退。诸如此类传说，不一而足，使他在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放达不拘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亲切柔和、平易近人的一面，大概由于太平凡吧，很少为人述及。我以为不揭示这方面，就难以显示他的完整人格。
经十力先生允诺后，我几乎每周走访一次。他身上有些神秘的东西。他在著作中曾记述，民国六年，他自武昌赴荆襄，参与守军独立。事败，辗转军中，七年人粤。一日午睡，忽梦他的五弟继刚陈尸在床，他不禁抚遗体痛哭，醒而泪痕犹湿。后离军返乡，始知五弟确已去世。他认为梦是预兆休咎的，不能尽以变态心理去说明。我探访他不久，有一次，他很认真地给我看相，可能他把这当做识人的一种方法。我觉得他的神秘主义是和儒家思想有距离的。
我曾向他请教佛学，这时他已由佛人儒。在他起居室内，有三幅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一居中，从墙头直贴到天花板上，上书孔子之位。一在右，也从墙头往下贴，上书阳明先生。一在左，也从墙头往下贴，上书船山先生。他听我要学佛学后说:“你学佛学做什么?现在没有人学这个了。”
据我当时理解，他并不是菲薄佛学，而是对我这种学不干时的态度有所感慨。但他是随和的，同意我向他请教，并约定用通信方式笔谈。不久，他惠赠我战前由北大出版的《佛家名相通释》上、下两册。书已陈旧，上面还有他用朱笔写的“仲光读本”四字。书中有两处眉批，大概是他准备增订的地方。
现抄录如下:
卷六十四页反面“无为法”，引《大智度论》，上有墨批:“无为相者，无相之相，此实无形无象，虽现为有为，而不可谓无为之相，即是有为。譬如水成冰，冰相坚固，不可说水相即是冰。”
上卷七十六页“四谛”条，释“集谛”义原注“三界”一段文字，末句“一切烦恼及业，能为感苦之因，故说名集”。以朱笔加重点线，并于上端朱批:“感括一切苦果。”书中另有一笺，墨笔书写，大概是作为以后改订之用:
第八行，至第九行。法相是无着学，唯识是世亲学二句，今改云:法相广博，盖自无着开基。(法相学，广分别一切法。平列而谈，无着是其开宗大哲也。其根本大典曰瑜枷师地论，亦称大论。)唯识谨严，独幸世亲克荷。(世亲初治小乘学，后承其兄无着之教，舍小入大，著百法，成唯等论，以一切法摄归唯识。法相之学，至是而系统谨严，是克担荷无着之业也。宜黄欧阳大师，以法相、唯识分为二宗，余未敢从，说见《新唯识论》附录。)
读了《佛家名相通释》，使我深受教益。诚如先生在志其缘起的序中所云:“疏释名相，提掣纲领，使玄关有钥，而智炬增明。”我对先生近于魏晋风骨、清新洒脱、机应自然的文字风格尤为服膺，书中警句至今尚可背诵。
我曾向十力先生谈到自己的读后心得，认为书中所揭示的分析与综会、踏实与凌空四者兼顾而不可偏废，诚为读书要设。我向他背诵了书中的话:“吾常求此于人，杳然无遇，慨此甘露，知饮者希，孤怀寥寂，谁与为论。”十力先生听我说着，不禁额首微笑，表示了他的高兴。
十力先生曾向我讲述他治佛学的艰苦，面对浩如烟海的内典，茫然无所措手足。曾有一个时期，他埋头在明人的疏记中，废寝忘食，而所获甚微。他说这些话无非鼓励我勤奋好学，但我由于怠惰荒疏，终未人门，深感愧疚。
十力先生学宗二王，现被尊为新儒学开宗大师。但他并不只重义理，而是兼综踏实与凌空二义。据先生所下定义，所谓踏实者，乃“必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在自家脑盖演过一番，始能一一得其实解。若只随文生解，不曾切实理会其来历，是则浮泛不实，为学大忌”。
所谓凌空者，乃“掷下书无佛说，无世间种种说，亦无己意可说。其惟于一切相，都无取著，脱尔神解，机应自然，心无所得，而真理昭然现前”。这见解倘加细玩，必得读书之要领。
我觉得，十力先生在治学方面所揭的原则“根底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最为精审。我自向先生请教以来，对此宗旨拳拳服膺，力求贯彻于自己治学中。自然能否达到是另一问题，不过在我至少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十力先生治学似较偏重颖脱超越一路，而对某些小节则不大注意。我曾向他请教禅法中的四等义，他可能年老记忆衰退，一时未能答对。
在考据训话方面，十力先生常遭非议，人说他辨真伪多出臆断，任意改变古训，增字解经。这些评骘出自对他诚服崇敬的同辈或友人，不能说没有一些道理。他重六经注我、离识无境之义，于现代诊释学或有某种暗合，可能会受到赞扬。但我以为训解前人著作，应依原本揭其底蕴，得其旨要，而不可强古人以从己意，用引申义来代替。
我并不反对注释者根据自己的时代经验以今度古，作出价值判断。这在阐述古人著作时，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但原文的底蕴与注释者所揭示的义蕴，二者不可混淆。余英时先生曾以meaning与significance说明其间区别，是十分确切的。(但他对于两者关系的论述，我碍难同意。)
我觉得十力先生所立的原则，即“根底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是精辟的，可惜他在实践方面未能贯彻始终。不过，他对佛书的领悟，确有十分出色的地方，往往迥拔群伦，自成一家之言。他用心理主义去阐释法相宗，就是一例。
他所谓心理主义并不就是心理学，乃是说其哲学是从心理学出发。他从宇宙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人生论(以此心舍染得净，转识成智，离苦得乐)、本体论(即心是涅槃)、认识论(自心起执相貌，故初假寻思，而终于心行路绝，由慧解析，知其无实，渐人观行，冥契真理)去阐释佛法。这些阐发给我极大启迪。
他不是偏于一隅的专家，而是博学多闻的学者。他的兴趣在多方面，自称其学为六通之辟其运无所不在，如西谚所谓博识专精(We have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 and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有一次，他突然向我谈起西方科学界的原子理论问题，他以为我正当壮年一定在这方面有些常识，孰知我茫然不能措一词，深感惶恐。他不使我难堪，很快转变了话题。他在早期就提出过治哲学者于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不可偏废的主张。这是很有见地的。他认为佛家于内心之照察、人生之体验、宇宙之解析、真理之证会，皆有其特殊独到处。即其注重逻辑之精神，于中土所偏，尤堪匡救。这些简明扼要的话，真是说得十分中肯，迄今仍成为我的良哉。在我和他来往中，我仅向他请教佛学，几乎很少涉及先生当时所服膺的二王之学。在这方面，我没有好好钻研，不敢妄议。我只能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十力先生早岁忿置孔子，中期疑佛，最后归宗大易。他曾对龙树的大雄大勇、无所不破的精神深表敬服。由佛入儒后，一反以往，以大易立人极之旨对此加以批驳。他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义，演大易翁辟成变之论，从而构成一完整的思想体系。
我以为，不论他的哲学经过怎样的发展与变化，其核心仍在本心这一概念。有的学者认为，十力先生的体用论出，乃一大转变。由于他的体用论有摄体归用、万物真实之旨，于是说他“接近于唯物论”。但是，细察十力先生本心说之根底，则不得不承认贺麟辨析明心章之明澈。贺评见于一九四七年，至今读来，仍觉深邃有据。十力先生所谓本心，即仁，即生生不息、凝成众物、而不物化、新新不已的“绝对本体”。这个刚健的本体(或本心)之显现，如贺氏所说: 有其摄聚而成形象的动势，名曰禽;有其刚健而不物化的势用，名曰辟。所谓心物即是辟盒两种势力或过程。 一辟一翁，恒转不已。心与物交参互涵，不可分而为二，而是一个整体的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
十力先生既不承认唯物论，也不承认唯心论。贺氏称他为泛心论者，庶几近之。他认为有物即有心，纵使在洪荒时代，心的势用即随物而潜在。体用一如，心物不二，这就是十力先生哲学的真谛。他不墨守二王之学，而有所发展。他参照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而有所批判。他的哲学是称得上为一家之言的。以上理解不知是否恰当，我以为这方面的研究尚待深人。
十力先生自居儒家，他像宋明儒者一样，泛滥于佛老，返求于六经。他自称其学为玄学，这并非一时兴到之语。十力先生七十寿辰时，马一浮赠诗有“萧山孤寺忆谈玄”之语。直到暮年，他对庄子兴趣未减。他给我来信时皆书斋名漆园，或漆园老人。他这样偏爱庄子，我想可借用他论张江陵的“以出世态度做人世学问”一句话来阐明。
他虽然最不喜六朝清谈名士，但从生活上来看，我觉得他颇有魏晋人的通脱旷达风度。有一次，我去访问他，他正在沐浴，我坐在外间，可是他要我进去，他就赤身坐在澡盆里和我谈话。
他不是性格深沉内向的人。他的感情丰富，面部常有感情流露，没有儒者那种居恭色庄的修身涵养。卓民先生说，这次沪上相会，一见面他就号陶大哭，使卓民先生深觉不安。
最后几年，他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经受着老年人才有的痛苦折磨。他和我谈到自己的消化不良，常常便秘，成为他天天发愁的事。他未装义齿，无法咀嚼，由丰先生为他煮一点烂面软饭，生活上照料得并不好。
他向我说，离京前原想入川，可是董老劝他说:“年老了，还是和儿子住在一起好。”所以他到上海来了。世菩、承厚贤伉俪住处并不宽敞，条件也差。十力先生为了坚持写作，住在淮海中路寓所，有五间房屋，可是亲人都有工作，不能来照料了。
我是在“文革”风暴前夕，最后见到他的。“文革”开始，就此音讯隔绝。一九七九年底我才平反，听到他的去世消息，已经是他离开这个世界十一年了。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