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不是一本为发表所写的著作，而是顾准应他兄弟的要求断断续续写下来的笔记，时间是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作者逝世前为止。我要说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这些天我正在编集自己的书稿，由于作者这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未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了动摇，以至要考虑把这些章节删去或改写。本书就具有这样强大的思想力量。
如果要我勾勒一下我从本书得到的教益，我想举出下面一些题目是我最感兴趣的。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的研究；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从法国大革命直到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直接民主与议会制度的评价；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等等。作者对这些都作了很少有人作过的探索，显示了真知灼见，令人赞佩。作者的论述，明快酣畅，笔锋犀利，如快刀破竹。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我觉得，这不仅由于他禀赋聪颖，好学深思，更由于作者命运多蹇，历经坎坷，以及他在艰苦条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这使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祖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他对于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七年半个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涌现。都作了认真的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形成一部结合实际、独具卓识的著作。
读了这本书我不能不想，是什么力量推动他这样做?请想想看，他很早参加革命，解放不久在“_--／曼”整党中就被打下去。“文革”前曾两次戴上了“右派”帽子，一次在一九五八年，一次在一九六五年。据我所知，这是绝无仅有的。“文革”开始，惟一关心他的妻子自杀了，子女与他划清界线。他断绝外界来往，孑然一身，过着孤独凄苦的生活。在异地的弟弟和他通信，他寄给弟弟大量笔记。读了这些凝聚着智慧和心血的文字，不得不使人为之感动。他的这些笔记是在十年浩劫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写的，没有鼓励，没有关心，也没有写作的起码权利和条件，也许今天写出来，明天就会湮没无闻，甚至招来横祸。这是怎样的毅力!我由此联想到历史上那些不计成败、宁愿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人物。记得过去每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总是引起内心的激荡，真所谓展卷方诵，血脉已张。为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往往是那些饱经忧患之士。鲁迅称屈原的《离骚》：“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
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坟·摩罗诗力说》)他指出达到这种高超境界是基于思想的解放，摆脱了世俗的利害打算。倘用他本人的话说，这就是：“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坟·摩罗诗力说》)我想，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概也是一样，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燃烧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义无反顾，至死方休。所以，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在那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照我看，凡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了这本书的最美的篇章。
这里顺便说一下，抗战初我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顾准是我的领导。那时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文委负责人之一。我以自己曾在他们两人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而感到自豪。直到我看了顾准兄弟写的回忆文章后，我才知道孙冶方于五十年代提出价值规律是受了顾准的启发。我感到幸运的是“文革”后我又见到孙冶方，并多次晤谈。可是，我和顾准在一九三九年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连音信也断绝了。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顾准仍是他二十多岁时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诗云：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
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
是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感到寂寞。我读了顾准的遗篇，才知道他的为人，才理解他的思想，可是为时已晚。当他尚在的时候，尽管困难险阻，我没有能去看望他，向他请教学问，终觉是一件憾事。
二
我和顾准相识在一九三九年。那时他是上海地下党文委副书记，我是他领导下的文学小组的一个党员。我对他有较多的认识是多年以后的事。过去我只知道他生活坎坷，历经磨难，而并没有料到他的遭遇竞如此悲惨：意外的株连，两次被打成“右派”，三年灾害时期的劳改苦役，由于狱卒的蛮横所受到的人格侮辱和肉体摧残，饥饿，疾病，家庭的不幸，离婚，妻子的自杀，子女断绝亲情，最后的绝症……种种不幸一股脑降在他那毫无防御的头上，好像要让他饮尽人生的苦酒。但他并没有倒下去，偏偏在非人的生活中挣扎着，活下来，而且还不停地读写，直到因癌症去世。这种非凡的毅力可以说是达到了人所能达到的极限。这里我想引用克利斯朵夫说过的话：“在这样的榜样面前，我们所经受的那些痛苦又算得了什
么!”
四年前，我去北京参加顾准八十冥诞学术研讨会时，曾去拜访已届高龄双目失明的骆耕漠老人，久违多年的前辈。骆老曾在顾准最困难时期设法接济他食品。老人的精神好，记性也很好，他的讲述是十分动人的。他说有一次他请顾准到小饭店吃饭，回来时顾准提出要散散步，领他绕一条远路走。他们慢慢走到顾准曾经住过的地方。顾准站住了，对妻子自杀前的故居远远眺望着，这时骆老才明白他为什么要散步。还有一次，他要买台灯，却买了一盏双人用的台灯。这时他早已是孤零零一个人住了。最初骆老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才恍然想起，过去他和妻子汪璧两人的书桌拼在一起，共同使用的双人台灯就是这一种。这类细节虽是小事，但感人至深。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在困难中迎着压力而不屈服的
硬汉子，却具有一副富于人性的柔肠。像他这样一个珍视家庭亲情的人，一旦因为说出了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而且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也不是由于妻子儿女的过错，却必须去承受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酷刑!它比肉体上的痛苦和折磨更为可怕。当我们谈论顾准的为人时，如果在这些细节方面注意不够，表述得不充分，那就会失去对他的精神世界的更深发掘，而这恰恰是我所读到那些充满豪言壮语的文字所不懂或忽略不顾的。
顾准在“文革”这场浩劫中，居然活了好几年，还将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直到癌症去世。这固然基于他本人的品格素质，但与经济所的特定环境也不无关系。从一九五七年起，孙冶方就担任了经济所所长，那里聚集了一批优秀人物。顾准被打成“右派”后，就是孙冶方设法邀请到他到所里去做研究工作的。庐山会议后，张闻天也被下放经济所。此外所里老一辈的有骆耕漠、林里夫、巫宝三等，年轻的有张纯音、吴敬琏等。这些人皆一时之选。在那人与人关系变成了狼与狼关系的残酷年代，似乎只有经济所还散发着人间的温暖，这似乎是个奇迹。经济所关心爱护顾准的不止骆耕漠，张纯音也是一个。她不仅接济他食品，送他钱，而且还让跟去干校的女儿咪眯去照顾他。这一老一小后来结成了纯真的友谊，咪咪
在那些愁苦的El子里给予了顾准很大的慰藉。这是使顾准得以存活下去的精神力量。人活着不仅需要使自己温饱，还需要精神养分，而友情就是其中的一种，它也像水与空气一样不可缺少。在顾准患癌症的时候，又是骆耕漠四处奔走，利用过去的关系，使顾准住进了医院，而这时他自己也在靠边审查。当一个人自顾不暇的时候，如果不是对朋友的忠诚，谁会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去甘冒不韪呢?但是，顾准的病情仍旧恶化了，医院发出病危通知。经济所的那些善良的人们自动地组织起来去护理，分成三班轮流守在他身边。他临终时，在他病床前值班的是如今已成著名经济学家的吴敬琏。他在最后时刻想见见长久没有晤面的子女，子女没有来，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去做子女的工作。这一切都发生在阶级斗争斗红了眼的时候，难道是可能的吗?但这是事实。这些人纵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旧良心未泯，他们心中的正义火焰始终在燃烧。这几年谈论顾准的文章多起来，有些论者本来是可以写出一点研究心得的，但他们放弃这样做，而只空谈主义，将顾准当做一面旗帜，把它抓在自己手里，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道理，还吹嘘这就是对顾准思想最深刻的理解。读了这些文字真使人感到悲哀。我不懂，这些人并不缺乏才华，过去也写过一些好文章，为什么虚掷自己的精力。其实顾准所写的有关民主的文章是很值得讨论的。我所指的是这几篇：《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极目的”》、《科学与民主》等。前几年北京三联寄给我一本《公共论丛》，这本丛刊并不以顾准为标榜，却切切实实地讨论了一些问题，其实这类问题还有很多。比如顾准书中所谈的古希腊斯巴达精神问题就值得重视。过去我们一直赞扬斯巴达的集体主义精神。小时候我曾读过鲁迅的早期论文《斯巴达之魂》，这篇文章写得热情洋溢，令人神往。在苏联，斯巴达的名字也成为光荣的称号，甚至有的足球队也以它的名字命名。而根据顾准的论断，就可以知道斯巴达是容易从集体主义滑向专制主义的。
一九八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