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认识胡风是在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我和满涛一起去雷米路文安坊看望冯宾符，他对我们说胡风就住在他的隔壁，愿介绍我们认识一下。我们当然很高兴，这是我和胡风先生第一次见面。在此以前，我在北平读中学时，曾读过胡风的文章。抗战后我到了上海，胡风已去了内地，但他写的《论民族形式问题》和他编的《七月》，在孤岛时期还能看到。这次我们见面，谈话的内容我还记得。他说今天中国的文艺界，要反对两种倾向，客观主义和色情，我们听了都很赞同。
二、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就到北平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去任教了。那时满涛给我来信说，他和萧岱、樊康常到胡风家去。后来他们办了一个小型刊物，把我写的一篇《论香粉铺之类》发表在他们办的《横眉小集》上。这篇文章本来是寄到《时代日报》给楼适夷的，满涛他们看到，拿去就作为《横眉小集》丛刊第一集题目了。我在北平教了三年书，被组织上叫回上海。那时上海的文委领导是新从延安回来的一位老同志，他经过延安整风和“三整三查”，一回来，就把整风精神带来了。在敌伪统治期间，我开头是上海地下党文委的委员，后来做文委的代书记。这位同志一来，觉得我思想不纯（在学习《讲话》时，我提出了一些想不通的地方），就罢了我的官，要过去我所领导的文委成员（包括萧岱、束纫秋、包文棣、樊康等）背对背地揭发我。他们揭发不出任何东西，但这位同志仍认为我有问题，不安排我工作。一九四六年经组织批准我到北平去教书，从北平回上海后，他咬定《横眉小集》是我倡办的。他认为这个刊物很不好，勒令停刊了。虽经萧岱、樊康等一再声明《横眉小集》的创办与我无关，但他仍坚持这个丛刊是我授意办的。
三、我回到上海后，仍由这位同志领导。他先派我去《展望》负责编辑工作。（《展望》被查封后，又令我去负责编《地下文萃》）。我在编《展望》时，樊康拿来一篇冰菱（路翎的笔名）的文章，我在《展望》上发表了，受到这位同志的严厉批判。他向我宣称：“胡风是有政治问题的”。我和他争辩，举出鲁迅答徐懋庸那篇文章。他十分生气，认为我对抗组织。此事一直拖到上海解放后，由当时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亲自过问，交上海市委组织部解决。我受到了口头警告的处分后才分配工作。（文革时，曾有人来向我了解这位老同志的历史问题，说他是叛徒。我说不是，因为上海沦陷期间，我在地下党文委工作，这位同志被捕过，当时组织没有受到破坏。他被营救出来后，还是由张可把他送到火车站辗转去延安的。但是来外调的人说：“你在包庇他”。我说：“没有，你们可以去调查”。可是外调的人说：“他被捕两次，头一次是有问题的，你为什么瞒着不说！”我说：“这我就不知道了”。）
四、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节节败退，那时，这位老同志突然来找我，通知我说：“你去找胡风，向他说组织希望他到香港去，这是周恩来同志的意见。”这使我一点摸不清头脑。我向这位同志说：“我和胡风没有什么来往，他也完全不知道我是党员，我怎么能去向他说呢？我去说了他也不会相信我。”我向他建议不如让林淡秋转告冯雪峰（那时雪峰和地下党没有直接关系），让冯雪峰去说比较合适。此事后来怎么办的，我不清楚。不过从这件事看来，他以为当时我和胡风关系密切，以为我把什么事都向胡风说。
五、 解放后，华东局宣传部派刘雪苇和我去新文艺出版社的工作。五二年党内整风，这位同志已经在北京工作，他专门写来了揭发信，揭发我和胡风关系密切，并说我如何为路翎捧场等。其实，当时我并不太喜欢路翎的小说。我和胡风说过，我比较更喜欢贾植芳的《人生赋》。
六、我和胡风的来往到是从解放后开始的。开头姜椿芳在《时代》出版社负责，找我去工作。不久又调到华东局宣传部，后又由华东局宣传部分配到新文艺出版社。这期间开始了批判胡风的思想，我很有抵触情绪。后来，冯定同志和我谈话，对我起了影响。（我和冯定认识是在一九三九年初。抗战初他也是上海地下党文委成员，不久就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三九年初，地下党派杨帆和我随上海慰问团带领二十多位青年到新四军去。我们行至金华为国民党所阻。杨帆嘱我带另外一个团员先行，我到了新四军就是和冯定联系的）。解放初，我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时，当时宣传部长是舒同，副部长就是冯定。北京开始批判胡风后，冯定专门找我谈话。那时我的想法很幼稚简单，认为文艺界有宗派，而最高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可是由于全国刚解放，诸事待理，还来不及过问文艺方面的事，一旦过问，许多问题就会迎引刃而解了。我还认为苏联也是这样的。（这些简单幼稚的想法，在我当时写给胡风的信中都表现得非常清楚，可参照）。冯定和我谈话时，向我严肃地说，毛主席把胡风的全部著作都读过了，认为胡风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叫我划清界线。我听了震动极大。（大概那时他也向刘雪苇也讲了同样的话）。冯定还跟我说：“你不能跟胡风走，你应该跟党走。”我听了内心矛盾之极。我向他说：“胡风有些文艺观点我是赞同的，如果我马上就划清界线，那是假的，我希望组织上在这方面能够帮助我。目前我所能够做的，就是不再和他们来往了。”（直到最近，我为北大出版的《纪念冯定百年寿辰研究文集》所写的《认识冯定》一文，才把这情况说明，可参阅）。我长期对批判胡风采取抵制的态度，因为冯定是我信任的人，我认为他和文艺界没有任何瓜葛，完全可以信任的。自然更主要原因是我当时对党的最高领导的迷信。
七、五四年我调到上海文委，年底，全国开展了批判胡风的斗争，来势凶猛，从思想问题很快上升到政治问题。这时，彭柏山把我和孔罗荪叫到市委宣传部，他拿出刚刚发下的红头文件对我们两个人说：“中央责令每个党员都要写批判胡风的文章。这件事很严重，是毛主席亲自抓的，我也要写，你们也要写。”谈话回来不久，果然柏山写了，我也写了。这是我一生中所写的至今内心深以为疚的文章。五五年六月，我被隔离审查了。隔离后期，审查我的同志对我说：“你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没有历史问题。在对敌斗争时期，你的表现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你对胡风的认识不清，立场和态度都没有转变过来。你转变过来了，就可以出去工作。”由于我一直坚持胡风不是反革命集团，终于在最后给我作结论时，定我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当时，领导上有不同意见。中宣部的周扬、上海市委的王一平、石西民都反对给我戴上反革命帽子。但是，上海反胡风五人小组领导张春桥坚持定我为反革命。我的结论是到五九年底才作出来的。
八、这篇附记多次提到那位同志。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尽管他使我受到了大伤害，但我愿意说，他不是一个品德恶劣的人，（果真如此，我也不会对他采取原谅态度了），而是由于他思想极左和强烈的主观主义作风所致。他以为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忠于党的事业。四人帮粉碎后，我尚未平反，姜椿芳一次来信提到他和林淡秋、梅益一起回忆解放前上海地下党工作，谈到他们三人对这位同志的不近人情的僵硬的极左作风提出了批评（我想，姜写这封信，也出于对我的同情）。那时我回信给姜就谈到我的上述看法。正因为这缘故，文革后直到他去世，我和他还一直有来往。
附注：
小风来信说《我和胡风》行将增订重版，由于来不及另写专文，就把《清圆书简》中写给胡风的七封信寄去，并加一附记，作为小小的纪念。以上就是附记的内容，题目是现在加上去的。
二00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