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惯性
2011年中秋节前夕，在《新快报》上读到殷海光的名篇《赶快收拾人心》之节选。我的湖北老乡殷海光(1919~1969)，是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李敖称之为“五四之后中国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介绍其简历的文章，一般都会提到这篇1948年11月4日发表于《中央日报》的文章，以及1957年发表于台湾《自由中国》杂志的《是什么，就说什么》。后一篇号召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要敢于讲真话。
写《赶快收拾人心》时，殷海光是《中央日报》主笔，当然是为国民党政权着急。他大声疾呼“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当然是出于对政治现状的痛心疾首。他写道：“享有特权的人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他提出“希望在哪里呢?”至于如何“赶快收拾人心”，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即改弦易辙抑制豪强与特权，还权于民。但就像贾府里的焦大被塞了满嘴的马粪，殷海光因写此文遭到蒋介石的怒斥，差点丢了饭碗。国民党政权随后也就只有“转进”台湾了。
这似乎应了一句俗话：“皇帝不急太监急。” 然而，蒋介石当时真的不急吗?他可不是明代那个游龙戏凤的正德皇帝，觉得天下太平自己怎么骄奢淫逸胡闹都不碍事。1948年底，辽沈、平津和淮海(国民党称“徐埠”)三大会战失败，“钟山风雨起苍黄”，中共军队渡江在即，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蒋介石焉能不急得似热锅上的蚂蚁?但是，蒋更相信自己才是掌控时局的政治家，比殷海光这些书生更有大局意识，危难时期劲可鼓而不可泄呀!
讨论60多年前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成败得失，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想分析的是有历史惯性的政情世态。
历代统治者即便没有饱读诗书，对主权在民的现代民主理论也根本无知无觉或无信仰，起码他们都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名言，听父兄师长诤友念过“得民心者得天下”、“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之类治国古训。但是，他们各有自己的信念和算盘：或者自信满满，觉得“人莫予毒”，根本就不相信天下有自己摆不平的力量;或者极端自私，我行我素，怀着南朝梁武帝萧衍“(江山)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的心思。若在上者怀着 “击鼓传花”的心态对待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在下者则多怀着“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想法，不管不顾地享受着“有权的幸福”;而社会矛盾年深日久，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掌权者可能不敢变法，足将进而趑趄，生怕产生“多米诺骨牌反应”或“溃坝效应”，宁肯听天由命。当然，更一般的认知是，既得利益者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的，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黄炎培的回答，要走出治乱相循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律”，只有依靠人民监督政府。
宝贵的“公民心”
中国社会的现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强权、特权和腐败深恶痛绝。观世情察民心，只要上一上微博，对这种情绪就一目了然。论事实，说强权，只要看一看强拆强征的恶性案件，在相关条例修改颁行后并没有消失，自焚案和群体事件仍时有发生;说特权，“特供菜”之类报道并非空穴来风;说腐败，近日惹得舆论大哗的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巡视贫困县秭归的账单(13人在20余天内开销80多万元)，无论怎么开脱都是腐败行为。还有财政税收高增长，贫富两极分化的炫富欺贫，真凶出现6年，而被冤死的河北青年聂树斌至今得不到昭雪，等等，令人难以平心静气地接受。应该说，当下民众“人心思变”的程度，绝不亚于奥巴马三年前竞选美国总统提出“变革”口号之时，更遑论喜欢谈论时政的许多知识分子一直在呼吁推进政改。
那么，当下的政改是什么状况?
在2011年3月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说：“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2011年9月14日下午，在大连承办的第五届达沃斯论坛上，与企业家代表对话，温总理又就政改谈了5点看法，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要维护司法公正，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坚决反对腐败。可是，不必讳言，温总理讲政改已不是一次两次，“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国之命，在人心”并没有成为掌权者的共识和行为准则，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丑闻怪事层出不穷，刺激民众神经了。
普通公民该做些什么?这使我想起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名言：“……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顾炎武看来，国家政权的更替是皇帝与食君之禄的臣僚们的事，普通百姓不必瞎操心;而保持全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准则是每个卑贱的普通百姓都有责任的。顾炎武这番话有其“先进”的一面，即将国家政权的兴替与社会实体的存亡和民众的责任脱钩，而强调文明的传承和个体的道德自律，这对至今把国家、民族与政权、政府混为一谈的人有启蒙意义，对将社会责任完全推卸给当权者的论调也是有力的反驳。但顾炎武的话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他不仅没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只有“天下”观念)，也完全没有现代公民意识。所谓现代公民意识，核心当然是“主权在民”的思想，不承认“家天下”，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由此，派生出两点：
一是与顾说相通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自律，意识到每个人的言行都影响“天下”的文明程度，行仁义，守礼法，重诚信。从这个角度理解“国之命，在人心”，我们现在的人心之败坏(有学者叫“社会溃败”)难道还需多说吗?那么多伪劣食品从种养到加工再到消费者手上，难道全怪官方监管不严才让有关人员的良心喂狗了吗?动辄把人往死里揍的城管队员或公司保安，怎么就甘当打手还下手那么狠?那几个诬赖救人者是撞人者的老太太又是怎么回事，官方不至于教唆她们恩将仇报吧?大多数人都对天地良心负责，都有公共道德，这个社会才是有药可医的。
二是对公权力和政府的监督意识。公民要敢于挺身而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忍气吞声“算了算了”;要敢于当“出头的椽子”，挑战不合法不合理的公权力滥用，而不是只想等别人出头了，自己搭便车。这是宝贵的“公民心”，也是可贵的公益心。
有现代公民心(公民意识)，就不会寄希望于明主、贤臣、青天大老爷;就不会坐等开明的权威来解放自己的思想;就不会坐等天上掉下来一套好制度;而是会反求诸己，与掌权者进行良性互动，依法依规循名责实，要求掌权者兑现自己的承诺，带头依法办事，廉洁奉公，并对不公正的社会规则提出质疑，推动“变法”。
在这方面，比如，深圳多年来帮助消费者依法维权的杨剑昌，督促政府部门公开预算的吴君亮，广州抗议地铁公司乱花钱装修的中学生“举牌哥”，不怕打击报复而监督公车私用的区伯，还有“口罩男”、“拇指妹”等人，都是好公民，是大家的好榜样。近年网络上官民良性互动，促成社会进步的事例更是不少——当然，还要在推动制度性解决上下更大的功夫。
与只知怨天尤上的中国传统思维不同，承认“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就将人民摆在主体地位了。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每个人都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不恨恨而死，更不用官员的堕落做自己作恶行非的借口，努力建设公民社会，努力推动改革前行——国之命，就系于这样的民心，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