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当今全球最强国家，但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由诸多因素促成。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最强国。在20世纪初，美国的工业实力就已经超越英国，随后遥遥领先其它国家。但尤其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美国的崛起更像是个“不情愿的帝国”——并不是美国要做世界领袖，而是诸多因素相结合，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综合在一起把美国推到了前台。比如，美国的军力一直受控未能大幅扩张，进入一战后美国才开始扩军。在一战结束后，美国扩张的军力又大幅缩减，这个趋势直到二战才被打破。二战之前美国国内盛行孤立主义，经过二战之后，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全面退潮，此前由威尔逊在一战后通过《凡尔赛和约》一手打造的国联，在国内居然被国会否决，美国未能加入国联，导致这个充满理想色彩的机构效能大打折扣，也为此后二战的全面爆发留下隐患。在二战后，美国汲取教训，联合五大国成立了联合国机构，雅尔塔体系正式形成，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
在前述整个过程中，尽管在冷战时期有苏联这个强大对手相竞争，形成了两极世界，但从综合实力看，尤其是凭借经济和科技的发达程度，美国基本上早已一直是世界头号强国。此后，凭借拖垮了苏联而获得冷战的胜利，美国终于形成了事实上的单极世界，尽管在美国这个“一超”之外仍有“多强”存在，但迄今美国的全面综合实力，以及长期积累的软硬件财富，即使按保守的估计，基本上在近50年内不太可能被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超越。那么，美国凭什么可以塑造出这样一个单极世界？美国何以成为难以赶超的全球最强国家？
以下，笔者主要从美国的客观物质条件，地缘优势，以及美国的风土民情，精神文化和宗教价值观，以及美国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多次历史机遇等不同的方面，来分别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要看物质条件。一个国家从无到有，物质条件这个因素当然是很重要的。笔者以前对这个问题并不是太敏感，后来遇到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无意中走过去盯着仔细研究了很多遍，经过很长时间的观察和反复领悟，最后终于悟出了这个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且看北美大陆这块地方，“风水”相当不错。美国东西环海，两面通风，一整块宽阔且平坦的大陆。纬度不高不低，温度气候非常宜居，而且美洲在总体上沙漠戈壁就较少，水流充足。美国的大部分土地更可谓是人类定居的宝地。相比较之下，加拿大就气候寒冷，且内陆地区缺乏水源，因此人口密度达不到美国的水平，从而影响了它的经济规模。美国南面的墨西哥则气候炎热，布满沙漠和戈壁。总之，从客观物质条件来分析，美国这个地方确实是全球能找到的人类最佳定居地之一，这为美国称雄全球创造了极好的物质条件。若非要挑出些毛病，美国唯一的明显缺陷是多飓风/龙卷风。也许，世上没有完美的地方，这也是美国这个两面环绕大洋又很平整的地形不免遇到的问题。
其次看地缘优势。美国这个地方地处美洲，远离欧亚大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远离欧亚大陆本身就是个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么说是因为欧亚大陆自古以来就战乱、纷争不断，地缘因素错综复杂，可谓是全球最难协调的地区。且看，欧亚大陆无论是西侧的欧洲，还是北非，或北部的俄罗斯，乃至中亚地区，直到远东地区（中国）以及印度支那、日本和东南亚，从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在战争和冲突中置身事外明哲保身。相对而言，日本和东南亚在古代属于比较平稳的地区，文明的传承和保护较好，但东南亚的文明一直以来并不太发达。而日本，虽然号称“亚洲文明博物馆”，但近代以来也开始卷入纷争和战乱，未能保住本土文明的和平发展。
美洲尤其是北美地区则完全不同，美国是最初由清教徒建立的殖民地，他们一开始移民新大陆的设想就是要远离欧洲的纷争，寻找一个免于强制的世外桃源，自由自在地创造、表达、传承自己的信仰。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逐渐成形，最初仅只有13个州加入，此后逐渐向外扩张，尤其是向西部和南部扩张。由于美国北部的加拿大地区，同美国的背景相似，而且人口稀少，同美国保持着盟友的关系，基本上对美国构不成威胁。南部的墨西哥同美国存在较大文化差异，但墨西哥一直是个弱国，无力抵挡美国的扩张，对美国也构不成威胁。邻近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地区，也并不存在一个强大的能够干涉和影响北美地缘格局的国家。在摆脱了英国的控制之后，美国基本上就很快独立自主成为了北美地区的支配者。从地缘因素来分析，美国这个地方也是全球能够找到的最佳宝地之一。
讲完了客观条件，还要讲人的因素。光有物质条件的配合是不行的，人是更关键的因素。若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环境的塑造者，若人的因素跟不上，原有的外部环境再良好，也可能最终遭到破坏。相反，若人的因素很有利，即使外部环境不佳，也可以逐步改善最终形成更好的环境。不妨看看美国的民情。前面说了，美国的地缘因素很好，但这还不够。仔细看看世界地图，会发现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和巴西的地缘条件也相当好，甚至并不比美国差多少。但是，尽管像澳大利亚、巴西等国的地缘条件也相当出色，可它们的位置却不在北半球，由于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都发源于北半球的欧洲，而南半球不但很不发达，距离欧洲还相对较远，最初时的交通更是不便，移民和贸易的速度就会更缓慢。而且，澳大利亚更像个巨型的大陆岛屿，它的移民虽然也来自英国和欧洲，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同美国相似，但它的自然条件相对比较缺水，只有环海地区人口密集，而中心地区的沙漠戈壁地带很多，这大大限制了它的人口总数和密度，也限制了澳大利亚的经济规模。相比较而言，加拿大由于毗邻美国，在经济规模上就大大获益，与澳大利亚相比较就呈现出优势。
再看看巴西，巴西的移民主要信奉天主教，虽然巴西的自然地理条件相当优越，甚至资源比美国还丰富，但巴西缺乏以清教徒为代表的新教精神。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早就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于宗教信仰同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关联做过分析，韦伯认为：新教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有气质（对彼岸世界的追求，理想与现实的紧张，轻物质重精神，持久的严峻心理），催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基督教文明）地区能够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而其它地区（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佛教文明）则未能发展出现在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美国作为新教徒的移民聚集区，从一开始就非常符合韦伯所设定的要求。比起欧洲，美国可谓是个更典型更模范的具备“新教伦理”的地区，也可以很好地验证韦伯的理论。
当然，美国作为新教聚集区，只是最初一个世纪的情况。从美国的移民潮来看，在后面的几波移民潮中，新教的信徒已经逐渐减少。比如后来的欧洲天主教移民，19世纪以来的大量东欧移民，以及更近时期亚裔的涌入，他们都并非新教的信徒。但无论如何，新教文化仍然是美国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元。按照美国保守派的解释，比如《文明冲突》的作者亨廷顿就认为：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所代表的文化特质，是美国精神中不可替代的精髓核心。在《我们是谁》一书中，亨廷顿就发出预警：美国应当避免多元文化的迷雾，而回归盎格鲁-撒克逊的正统，唯有如此，美国才能保持美国的精神特质。
先抛开亨廷顿的保守主义理论不谈：美国的多元文化倾向和其所谓昂格鲁-撒克逊正统是否必然存在不可调和冲突，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对于美国的多元文化，可以从另两个层面来理解。从第一个层面看，大量的源自全球各地的不同群体，客观上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由于没有一个压倒性的单一民族群体的存在（虽然欧洲移民曾经是主流，但他们具备不同身份，并不具备一种统一的带有压迫性的欧洲认同），也没有一个压倒性的垄断信仰群体的存在（虽然基督教徒是美国的主流，但他们并不具备一个统一的垄断教会组织，内部派系丛生，对教义的理解也各异，形不成一个集中的信仰控制体系），这就帮助美国形成了一种基于相互制衡的文化基础。
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美国延续几个世纪的新移民传统，从另一个角度建构出了美国人所特殊具备的全球认同模式。因为美国人的不同来源和特殊身份，导致美国人的身份成为了一种既囿于北美一地，却又同全球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特殊身份。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为美国后来的全球认同和扩张战略提供了一个民众的和文化的基础。这一事实，通过小布什总统曾经表述过一句略显激进的话语而得以表达：“并不存在作为种族的美国人，存在的只是美国的精神”。美国人这一群体的特殊民情，为美国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有利的支持，伴随着一战和二战的经历，在摆脱了旧日清教徒期待置身事外居于“世外桃源”一隅的孤立主义思维之后，今天相当多的美国人已经会毫不怀疑地认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二战时所表达的想法：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美国的健康成长，必然同这个世界的健康成长紧密相连。美国若想健康成长，那它就不可能孤立于世，它必须同时也去追求一个健康成长的世界。
美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也形成了它特殊的传统。同欧洲存在着大量既得利益者和保守派不同，在北美新开辟的殖民地，并不存在着国王和贵族这些社会等级的身份和障碍，也不存在以罗马教廷为代表的庞大中央集权的教会控制体系。这也帮助形成了美国以政教分离为核心的制度安排。在早期阶段，北美新移民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简陋的自然条件和部分具有敌意的本地居民（印第安人）。在这样一种不同于欧洲传统社会条件的情况下，美国人逐渐形成了一种个人主义的、崇尚个人奋斗精神的气质。由于缺乏强大的社会屏障和旧有权威的束缚，美国人形成了一种对于基于权利的自由竞争的认同，同时把欧洲的自由城市和市民社会的传统充分地发扬光大，形成了美国特有的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文化。这样的民情和价值观，对于美国的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制度建设，发挥了巨大影响。
民主政治也是美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对民主政治同经济发展之间关联的考察，并不会得出民主政治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而反过来的观点倒是被很多人接受：经济的发展会促进民主政治。但从美国的例子来看，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在独立之初，关于立宪的细节就经过了反复、激烈的讨论。在最初几任总统的时期，关于美国的发展道路，分别以杰弗逊和汉密尔顿为代表，在两派之间也曾爆发多次激烈争执。美国作为近代以来世界上第一个立宪民主制国家，它的制宪过程和民主政治的最初运行还是比较成功的。但美中不足，美国最初的宪法留有一些隐患，由此引发了内部的分裂，直至南北战争之后，最初立宪的缺陷得以修补完成。此后美国开始工业化腾飞阶段，从19世纪中叶直至十九世纪初，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在这个过程中，黑奴的解放，技术的进步，体制的完善，所有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促成了美国经济的腾飞。在进入二十世纪后，美国崛起的势头越来越猛，在一战和二战阶段，美国基本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在本土没有受到袭击的情况下，美国一步步修正了原有的自我认知，逐渐通过缔造一个全球性的体系，而成长为全球性的主导力量。在这一长期持续的过程中，美国的民主政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仔细研究美国历史会发现，每到关键时刻，美国的制度约束似乎总能发挥效力做出正确决定，促使美国从内部主动发生调整和变革，而不会顽固不化陷入错误选择，走向末路。比如马歇尔计划，朝鲜战争，越战，赢得冷战，无不如此。从美国的经验可以看出，它的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生命力。这一优势并不在于民主政治永远正确，不会出错，而在于它具有强大的自我反省和纠错能力。这是美国持久成长为全球大国的重要保证。
再谈一下历史机遇的问题。各种条件再好，如果没有机遇，或抓不住机遇，也只能是白费功夫。从美国的历程看，新大陆的发现，清教徒的移民，内战中北方获胜，同作为旧日母国的大英帝国的和平权力交接，赢得一战二战的过程……几乎所有这些都需要非常好的机缘。新大陆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机遇。如果还有下一次这样的机会，地球上不会再有了，也许只能等到人类开发火星的时候。也只有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机中，从欧洲迁移的清教徒才有机会迁移到新大陆的腹地，最终寻求北美独立建立起自己全新的祖国。在南北战争中，恰好只有内战中北方获胜，美国才有机会在此后如此顺利地成长为不但制度最先进，而且物质条件和工业文明也在全世界执牛耳之位。反过来，如果南方在内战中侥幸获胜，尽管日后美国仍然可能会成为强国，但道路就要曲折的多。而正因为同样作为英语国家，同英国具有很多天然的文化和价值观承袭，美国才在日不落帝国逐渐衰落的过程中有机会赢得英国的信任，从而在人类历史中实现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全球主导国家之间的和平权力转移。而在一战和二战之中，美国本土丝毫未曾受损，在横贯欧亚大陆的几大强国相持不下最终都伤筋动骨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建立了新全球体系并成为主导。这更是难得的机缘，让美国更快更迅速地成为全球最强国家。客观良好的条件，为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国家提供了描绘理想蓝图的模板，而在这个模板上积极活动的民众群体，用他们的理想、信仰和拼搏，不断扩充、书写这个从朦胧到清晰、从普通到美丽的蓝图，最终把它写成了今天在全球具有特别地位的美国。只有良好的客观条件，没有积极的心态和美好的理想，再美丽的花园也会蜕变成灰色的墓地。但只有主观的努力，而缺乏客观条件的支援，再美丽的蝴蝶也飞不高和飞不远，只能望着天空和云端中的雄鹰而叹息。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美国，正是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共同铸就，也是内在的实力和历史的机缘的融合所成就。
近期，随着金融危机和欧美各国债务危机的出现和扩大化，“美国衰落论”的声音越来越大。尤其在中国不断快速崛起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鼓吹美国必然衰落，认为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掌控全球。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还是太理想化太简单化。的确，近年来全球格局出现的变化，说明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存在严重的内在缺陷。同时，美国自身也确实存在严重问题，一方面华尔街的金融行业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而关于究竟如何控制金融工具才是恰当的这一问题，目前似乎找不成一个好的共识。而美国的两党政治在一些问题，如税收、医疗和福利，更是争执不休，解决问题能力表现出了严重的政治僵化趋向。
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做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表述。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认为，所有的人类社会和共同体，可能都会不可避免地具备“政治衰败”和“家族制”的趋向，而人类良好政治制度的建构，就在于如何遏制这些不良趋向。福山也曾对东西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和制度做过一些比较研究，在他看来，美国像是个更多具备普遍规则的共同体，而中国则更多的是个基于血缘（家族关系）和地域联结的共同体。
前文中笔者已经做过一些表述：美国的形成存在着众多的历史机缘，它的成功几乎是个不可复制的故事。很关键的一点在于，美国的兴起过程中，由于存在着众多的有利因素，它最终成功地建成了一个民主的和多元的，同时又是基于普遍规则的和后民族全球认同的共同体。恰好，这样一个共同体又逐渐掌握了全球最强大的影响力，成为了全球的领导者。然而，正像福山所说的，共同体难以摆脱“衰败”的趋向——若同美国兴起时相比，美国的开放移民特征逐渐开始走向了封闭（甚至美墨边境修了隔离墙），美国社会开始变得既凝固又分裂，美国的本土利益群体日益僵化，而美国的民主政治和公共讨论也开始变得无效化，既有的社会共识开始动摇……所有这一切确实说明，美国正在逐渐丧失它曾经具有的某些得天独厚的优势。
然而，尽管存在各种问题，一个旧的权力中心也决不会自然消失，除非存在着一个更好的接替者。可我们若去追问关于接替者的问题，却会发现很难找出个好的候选者：谁会是更好的接替者？
回顾历史，美国的兴起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欧洲日益严重的“政治衰败”趋向，新大陆的开辟为摆脱这种趋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避难所和舞台，北美由此逐渐走上舞台，世界的中心开始转移到美洲大陆。但在今天，尽管美国社会也开始变得僵化，美国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衰败——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假设：美国的这种衰败趋势是不可扭转的，完全是不可逆的——但若仔细观察中国这个最有可能的接替者，我们却会发现中国所具有的“政治衰败”或“家族制”趋向，却丝毫一点也不比美国差。世界的中心，如何可能从一个开始走向封闭的共同体，逐渐转移到另一个新生的但却更加封闭的共同体？
现代中国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有赖于对旧有的“政治衰败”和“家族制”趋向的克服。然而，这种克服是很不充分的。仅凭中国经济近30年的高速发展，就断定中国能够顺理成章地在未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国家，这恐怕还是个太武断的结论。若对中国具备的各种条件和因素进行分析，如物质条件，地缘环境，风土民情，以及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等各项因素，中国恐怕难以在未来获得全球性的影响力，更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中心。尤其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多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且不说同美国相比，中国在各方面并不具有优势，即使同后发的印度和巴西相比，在未来的潜在竞争中国也未必能够轻易占得上风。
美国逐渐成长为全球最强国家的过程，足以为全球树立一个最佳样板。当年的清教徒远赴重洋，绕了地球半圈才到达北美，其中艰辛可想而知。中国虽然也有个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神话，但绕来绕去，那点距离和辛苦也只不过局限在国内而已，都还未曾踏出家门。对于如此来正确理解中国的人来说，这个差距并不只是一种象征：中国恐怕还差得远，更不能急于求成。
作者简介：王 键，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上海市中山西路1525号，技贸大厦11楼，200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