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事情，我好像也是始作俑者之一。今天需要来反省一下。我觉得，当时我们这批人还是从中国的问题出发的，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的。比如说80年代，我也是比较强调纯文学，虽然我自己的研究路子并不是纯文学的，但我还是关心过纯文学的。那么，这个很简单，我们是针对文革带来的极端的意识形态，政治对于文学构成的一种困境，当时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才提出的。实际上，当时我们提出二十世纪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也带策略性的，正是为了打破文学史和政治史等同的事实。应该说这种提法，我至今还是觉得，是有意义的问题，决不是假问题，而且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今天回过头去看，你强调纯文学是遮蔽了一些东西，遮蔽了什么东西呢？其实，当时我们提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那种政治性的反抗。但就理论来讲，它遮蔽了实际存在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在八十年代也存在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们遮蔽了它，遮蔽是带有策略性的，因为我们处的位置不便点破。但是，实际上遮蔽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与权力的关系。那么，这个背后其实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党内的改革派的一次合作，这本身是有问题的，但问题在哪儿呢？特别是，当我们这种观点逐渐成为主流派，包括二十世纪文学这个概念逐渐被学术界接受，成为主流派，甚至进入教科书，通过文学它影响了下一代，但这个影响不一定好。我很紧张，因为当时我们遮蔽、忽略的东西可能给年青的一代产生消极的影响。所以，始作俑者的日子不一定好过，老想着这些跟自己有什么责任。因此，到了九十年代，当然也因为内在的各种矛盾的暴露，现在越来越看得清楚：我们的文学受到了权力和资本这两者的影响，而且这权力和资本它又是和最新的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互相纠缠着，互相渗透着，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形成对文学，对整个思想，整个社会发展的巨大的压力。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我们要强调纯文学的关念被遮蔽的东西就引起了比较广泛的注意。所以，我完全能理解，当年的鼓励者，为什么他们现在率先反过来对此进行反思。我觉得，他们不是赶时髦，而是出于自己的一种责任，自己认识自己当年提倡的可能遮蔽的东西。我觉得这种反思并不意味着对他原来提倡的东西要完全否定的。
现在为什么不大谈纯文学，我要着重讲权力、资本、新科学技术结合起来的对文学对社会的一种破坏性作用。我们现在看到原来遮蔽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因此我们要强化这个问题——按我的理解，这个主题是这样产生的。我觉得现在要讨论我们现实中国是什么样子，有很多分歧在于，我们现在的中国到底是个什么社会？这很像30年代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一样。而我的认识是，我经常想起鲁迅的一句话，鲁迅说，旧病没好，新病又来了。这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既有前现代又有后现代和现代一样，我们现在的社会既有旧病，一定程度上带有封建性的专制，这是我的理解。旧病还在，没有完全解决，新病，资本所带来的，它和权力勾结起来，这样造成新病、旧病并存，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认识。
我的另外一个认识就是，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现在的中国和30年代的中国非常像，好象历史在重演。其实30年代国民党的统治是发展的，也是经济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快速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产生了两极分化，上海是最突出的。国际上，我个人认为美国正在走向法西斯化，新的种族主义正在兴起。美国人的生命比其他国家人的生命更重要，以色列人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更重要，这不是种族主义吗？而且，现在也出现了类似的英美绥靖政策，在纵容这样一种法西斯化。我觉得，历史好像正在重演。问题是，30年代面对那样的国内、国际环境的时候，我们有资源可以对抗。比如说，面对德国法西斯，当时有英美的自由主义，还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可以对抗。当时，我们国内，有国民党所代表的国民统治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来对抗。但是，我们今天拿什么东西来对抗我们面对的这样一个现实？这是困扰知识界，思想界的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潮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今天，有些年轻的朋友非常强调这样一个传统，社会主义的传统是有现实意义的。但我觉得，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思潮是有问题，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历史经历的，它在本世纪是有问题的，它也曾经带来灾难。这样，我们现在不能把它整个搬过来。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合理性，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至少比过去看得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认为，这二十年来我们思想界最重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我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和研究，它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但是，它存在的问题，也长期地没有被研究。我个人认为，而且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遗产是我们今天面对现实可以继承、借鉴和考虑的一个遗产和资源。但是，这个资源是没有经过总结和研究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变得困惑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应该防止两个倾向，一个就是不能因为社会主义曾经带来的弊病就本能地拒绝它，这是我不赞同的。但是我也不赞同，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模式整个地搬过来。我认为，现在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研究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我认为，中国知识界，一方面科学地总结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遗产，另一方面是现实的一个迫切需要，那这是中国知识界能够对人类对全世界知识界作出的一个最好的贡献。这是比较宏观地说。具体来说，听了几位的争论，我很自然地想到30年代，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文艺界的争论，实在是太想像了，几乎是完全重演。我想起了周作人的一篇文章，叫《闭门读书论》，他有分析，有三种态度糟透了。第一种人是认同他，借机爬上去。这是我们在座的各位不赞成的，不赞成有两种选择，一种人就是勇敢地冲上去，和他打，就是刚才旷新年所呼唤的，开展一场阶级斗争，这就是当年左翼的选择。还有一种人，周作人很低调，其实他很自省，“我没有那么勇敢，我就退回来闭门读书，文化坚守”。类似陈思和今天说的岗位意识，这也是一种对抗，守住文学本身的尊严，守住纯真。旷新年说，你不冲上去，你就客观上帮助了敌人，不管你主观上怎样。郜元宝其实保持了类似周作人和沈从文的自豪，你可以搞，但你搞来搞去是第二流的。我守住我是第一流的。其实当年沈从文和周作人也是这样的观点。面对类似的情景，我们所能做的几个选择，周作人概括得非常好，一个就是对着干，我反抗；一个就是我守住一些东西。就我个人来说，我偏向于冲上去，这和我的性格有点关系，我主张要有战斗，要有反抗的文学。我还要再补充几句话：同样主张冲上去的，也有矛盾，也有区别，我是偏向鲁迅的立场，文学是需要战斗的，但它同时必须是文学，这是鲁迅一再强调的。文学是斗争的武器，但这武器是文学的武器。我觉得，我们应当吸取当年的一个经验教训，我们能不能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选择，我们不试图说服对方，因为每一个人作出自己的选择是根据自己的生命、自己各个方面的因素来做出的，但我觉得，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对方有一定的理解和同情，而且能不能从对方吸取一定的合理因素？或者说，你认为对方是不合理的，那么，对方提出的质疑，能不能使你有所警惕，有所借鉴，以免使你的合理性走向极端。这个问题很普遍。
我刚刚开了一个语文教育的会议，语文界也正在争论这些问题。搞语文教育，我们都强调说真话，强调人的个性，强调主体。但是接着就有人批评，现在的中学生已经是一切以个人为中心，欲望泛滥，这时候你还谈写自己的话，那么，“五四”个性解放的思潮在今天还有没有应对现实的能力？这很像薛毅的批评：私人小说，它个人欲望已经膨胀到了极点，你还要求它继续私人化？我在这个语文会议上说，我们是旧病未去，新病又来。如果我们客观地看一下当下中小学生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现在所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是存在双重的问题。一方面，还是奴化教育，还是不能说自己的话，不能说真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强调说真话，还是有效的；但是，又有了新病，确实今天的孩子，也存在着以个人为中心，也存在着欲望的极度膨胀。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认识到“五四”话语的有限性，因此我们不能仅仅鼓励孩子写真话，还要进一步追问，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很狭窄的人，尽管你说的是真话，说的是个人的话，但这些话的价值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的。而我们要培养的孩子应该是一个大气的人，应该有广阔胸襟，那么他写的文章才有大气，才有很大的价值。因此，我认为“五四”的话语，没有完全失效，没有完全失去现实意义。但同时要看到它的有限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到文学上，它们有相似之处。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我和年轻的朋友意见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就是说，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观念在今天是不是还有价值。我认为，面对中国这样一个现实，它还是有它的意义和价值的。但同时，它有它的局限性。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大家可以得到一种一致，就是反抗权势和资本的结合。这一点大家可以达成共识，但具体的路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必然会互相冲突，互相争论，这都是正常的。
（此文是在“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