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儒学

提起儒学，国人最先想到“博大精深”四个字。其实不然，论历史、论典籍数量，儒学估计能排在前几位。论质量和内涵，和西方任何一种学术思想比，儒家都排不上。

这就涉及如何评价一种学术思想的价值？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提出了切实可用的评价原则。我的原则，受了胡老师的启示，大同小异。

任何一种学术，都是为人服务、为人所用的，也是为社会所用，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创立的。儒学也不例外。既如此，评价社会领域的学术，一个首要的标准就是：它解决了人类社会、或者说中国社会的哪一个问题，解决得如何？

如果某种学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得很好很圆满，那么，这就是一种好的学术，是一种值得保留和传承的学术；否则，只能说是垃圾。

标准如此，大家可以考虑考虑：1，这个标准是否合适？2，如果合适，用这个框框，套在儒学身上，看看儒学解决了中国社会的哪些问题？解决得如何？

儒学是否有体系？

说远点。

2006年底，吴稼祥老师的旧书重印，约我写一篇读书体会。见面瞎聊的时候，我秉承“反孔反儒反传统”的一贯立场，和吴老师说：儒学就是一团乱麻，根本没什么体系！

吴老师反对我的观点。

我和吴老师很少见面，见了，就想在他面前露一手。就接着说：“在儒家的体系里，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论语》第一句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可是，当马格尔尼率领庞大的代表团，来和中国交好的时候。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把人家当“鬼子”，当长毛和夷族。”

儒学不是“平天下”，而后“天下一家”吗？怎么那样对待英国人呢？对朋友像对待奴才一样，岂是待客之道？

吴老师抓住我的漏洞，说，你不是说儒家没有体系吗？怎么又说按照儒家的体系？

我自知语失，赶忙解释。

“儒学自身的确是没有体系的，因为，一个学术体系，一定是从假设和概念出发的。其中，概念的定义必须是明确和没有歧义的。但是，在儒家著作中，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个这样的定义吗？”

吴老师忙着其他事情，我的话到此为止，也没下文了。

今天，旧话重提，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认识——儒学是没有逻辑体系的。本文所述，是为了便于读者认识儒学，自我整理的，并非儒家自己所创。

儒家是被当政者利用了吗？

不得已承认儒学有毛病的人，有一个最简便的替儒家圆谎的说法：儒学本来是好的，就是被专制者给搞坏了。这样，儒家和儒学脸上的黑，一下子就给漂白了。

但我想问，为什么专制者，就看上儒学了呢？诸子百家，偏偏就选中了儒学，怎么不选老子和庄子，怎么不选佛教呢？可见，问题还在儒学身上，是儒学自己有逢迎统治者的理论，才被专制者利用的。

就像狗，就有忠于主人的基因，才逐渐被驯化、被人喜爱；怎么没人去驯化老虎和狮子呢？所以，别把责任推到统治者头上。

统治者驯化了儒学，然后，肆意篡改，也是事实。但这是狗的命运。既然要为统治者服务，当然，要符合人家的意图。否则，要你干吗？否则，人家就驯化另一种学术了。也就轮不到“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被篡改，是被利用必须支付的成本，也是儒家购买“独尊”必须支付的代价。

儒学的逻辑

在讨论儒学的逻辑之前，有一点要明确，即：儒家和儒学关心的对象是什么？儒学是“人本主义”的，儒家的视野从来没有离开人和社会这个范畴。或者说，人的问题和社会问题，是儒学的定义域。圈内，是儒家的地盘；圈外，儒学从来没有关注过；有时，也向外瞥几眼，但目的依然是要回归，依然是要借外部势力、借天地宇宙的不可抗力，回答在社会中遇到的疑惑。

如，“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天，是自然的、外在的，儒学其实并不关心天有多高，他们只是要借天上只有一个太阳，来论述其设定的“君王至高无上”的合理性。当然，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类比，也反映了儒家对于自然的漠视和无知。现代人都知道，在银河系中，太阳只是其中的一颗恒星，银河系包括接近无数个太阳系和太阳。“天”，要是指宇宙的全部的话，显然，天上不止一个太阳。

朱熹也从自然秩序中“深受启发”——本来，朱熹之前的儒学，是一种朴素的“家常菜”，没有深奥、足以迷惑人的理论根基。朱熹发明了“理”——无相无形无影无色无味、不可琢磨、不可验证的一种“客观实在”，说：“万物只是一个理字”，“理是先于宇宙万物的唯一”，“理在气先”，“理一分殊”——世间只有一个“理”，世界之千变万化、千姿百态，只是“理”的不同形态。换言之，只有一个孙悟空，小猴子，都是孙悟空变的。孙悟空就是那个“理”，“理”是唯一的，不变的。变化的，只是“理”的不同化身。

朱熹不辞辛苦抬出一个“理”，干什么？为他的社会秩序做帮手。“理”既然是万物之上、之始、之唯一、之不可更改，“理”之下的人和社会，自然要遵从这个“理”了。然后，朱熹同志笔锋一转，说：“且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 “理便是仁义礼智”，又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

后世，称朱熹为儒学集大成者。不假，在儒学这个小天地里，没人超过他。特别是，本来没有根基的儒学，从天上采了一块石头，终于把儒家的漏洞补上了。其实，“理”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让人们信服“君臣父子”的伦理观和社会秩序，是老天爷早就规定好的，是天地间唯一的“道”，必须服从，不得违抗。人人都要“存天理灭人欲”。不知道灭了人欲，还是不是人了？

朱熹的把戏，仅此而已。

朱熹虽然看了看“外面的世界”，可如上述，其目的不是有志于探求自然奥秘，而是借助“天理”反照人类社会。只要这个任务完成了，“理”也就成了破鞋，随便扔掉了。即：儒学从来只关心人和社会，其他的一概视而不见。

这个规矩，其实是孔圣人定下的。《论语》里，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因此，子不语：怪、力、乱、神。此后，儒家和儒学就和“封建迷信”绝缘了。儒学的地盘，只限于人、活着的人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至于，人的前世来生、以及日月星辰，都不在话下。

儒学如此固步自封，就给佛教留下了可乘之机。后来，佛教大举登陆中原，正是填补了儒家的空白。是人，都会问：人生之前，是什么？人死之后，去哪儿了？但孔子不关心，儒家也不关心。

下面是，朱熹的著作清单：

《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

看看，哪一本不是“以人为本”的，哪一本不是对前人的考订和注释，哪一本的中心不是“仁义礼智”？

因此，可证，儒学的定义域是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

儒家学说的起点和假设

有了上面的证明，以下就简单了。

儒学的起点，是人。假设是什么呢？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孟子也说，“人性之善，犹如水之就下”。是否成立，不论。但说明孟子也是“性善论”一派的。

也是儒家开门大弟子的荀子，对人性并不乐观，持“性恶论”。可是，这一派不是儒学的主流，特别是，当他的“性恶论”成为法家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和残酷打击无情迫害的理论基础之后，就更是无人问津了。

所以，荀子虽是儒家的信徒，但常常被当做法家的祖师。

人性善恶，迄今，也没有明确的结论，也不只有“性善”、“性恶”两种观点。本文关心的，也不在此。

问题的关键是，“性善”和“性恶”的假设，关乎我们应该设计怎样的制度、采取怎样的手段，对人和社会进行有效地管理。简单说，是管理狼群，还是管理羊群的问题。

人性为善，即：人人生来为善，而且不可更改；“江山易改本善难易”，这是最好的；其次，大多数人生来为善，少数人为恶，但在多数人的带领和监督下，少数人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善人。要是相反，就是人性为恶了。

一个全由善人或者大部分善人组成的社会，是一个“羊群”社会。孔子和儒家为中国社会所设计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都是基于“人性为善”的，是适合于“羊群”的。“人本善”并没全错——大部分人都是好人，大部分人都有向善的本性。可是，儒学把这一假设绝对化、教条化了，以至于，他们设计的制度过于单纯，过于相信人内在良知的矫正作用，只有向善的激励，却无作恶的惩罚。比如“内圣外王”——期望最高统治着，先把自己的内心修炼得像圣人一样，再行王道。但是，当“王”没有那么高修行，不行“王道”的时候，儒家却没有一点制度性措施对抗其危害。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要说，儒家学说，错得并不多。错就错在关于人性假设这一最根本的出发点上了。事实是，人性并不是纯净物，而是混合物。“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也分不清哪一半是天使，哪一半是魔鬼；哪一时是天使，哪一时是魔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翰.罗尔斯所说：人，有向善的本性，使得公平和正义成为可能；人，也有作恶的倾向，使得法律成为必要。

儒家体系中，缺少的正是“法律”（儒家希望以情代之，以情化之，以良知感之）——这是儒家学说和西方政治学说的最大区别，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儒家历代学者苦心经营的学术大厦，毁于一旦。

儒家的终点和目标

每一个高中生，都想上清华北大；每一种社会学术，都想为“劳苦大众”谋幸福。断没有一种理论，是祸害人民还受到人民追捧的。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欺骗人民群众于一时的除外。

儒家学说也是为人民着想的，也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儒家为人民群众设计的目的地，也很明确。为了有步骤按计划地到达目的地，儒学家们制定了“两步走”战略：先小康，再大同。

小康是一个阶段性目标，也是走向大同社会的台阶。古人笔下的小康，如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1979年12月6日， 邓小平在会见 日本首相 大平正芳时提出： 中国 现代化所要达到的是 小康 状态。翻两番， 国民生产总值 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

人均800美元，并不切实——要是通货膨胀，美元贬值，一夜之间就可能纸上富贵。倒是20世纪40年代，蒋经国先生在江西赣南主政时，有过一个“五有”社会的提法：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是否可以作为小康社会的具体指标呢？这个标准，即使放在今天，也没达到。要是达到了，全面小康、人人享受改革成果才算落到实处。

大同社会是什么样的呢？《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儒家为之奋斗、人们为之向往的美好未来，是：一切财富属于人民，一切权力归“农会”；道德高尚和有能力的人，当头儿，管理社会；人与人之间，团结紧张严肃和谐；老人，大家赡养；小孩，大家共管；老人有老人的归宿，年轻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残疾人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男人有事儿干，女人有家回。物尽其用，不是为一个人所用，而是大家共享；人尽其才，不是仅仅服务于个人，而是效力于社会。没有阴谋和诡计，没有强盗和小偷，大门敞开四海如一。这就是大同社会。

不能说，不吸引人；不能说不是一幅美好的蓝图。但是，正如一个高中生和另一个高中生之差别，不是他想不想上清华，而是他是否真的上了清华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儒家画了这么一幅画，就完事大吉了，而是要看它实现得如何。事实上，乌托邦社会的幻想，中西都有，世界上哪一个民族都有，差别是，实现了没有；或者，没有实现，还有多少差距。

有些人一看见儒家描绘的大同世界，就高喊：看我们古人的智慧，多高。这是否意味着，画饼可以充饥？水中可以捞月了啊？大同世界的白日梦，做了两千多年了，大同社会和我们，依然遥不可见，别说及了。

儒家的组织和手段

有了起点和终点，下一步，就是如何实施了。起点在此，终点在彼，由此及彼的桥梁，如何建设呢？这就是“修齐治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精心设计的逻辑链条中，起于修身，终于平天下。在孔孟之徒看来，社会进步的逻辑，如此；个人抱负的实现，也无它途。所以，每一个深谙、深信儒家学说的孔门信徒，无不以此为己任，无不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最高目标联系在一起。

“修齐治平”，也可以反过来说：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身修则家齐，家齐则国治，国治则天下平。即：只要每一个人，都具有高尚的品格和良好的修养，家庭之和谐将不期而至；只要每一个家庭和睦，国家之长治久安，也就随之而来；只要每一个国家都国泰民安，天下必将太平无事，四海升平。

不能说，这种设计是无稽之谈。恰恰相反，历代儒家对这一逻辑是非常得意的；因为得意，所以，念念不忘；因为得意，所以，反复宣传。在儒家经典《大学》里，“修齐治平”再一次被阐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足球从娃娃抓起”，治国平天下，从“修身”开始。“修身”是儒家学者的第一要务，也是实现儒家社会理想的唯一手段。《论语》实际上，是一本讲“修身”的经典。“修身”才是《论语》的中心思想，“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是后人之附会。“修身”的目标是什么？是要成为正人君子。经我统计，在《论语》中，“君子”出现的频率最高，达到108次。“仁义礼智信”，列在第一位的“仁”，只有100次；“礼”，78次；“义”，只有20多次。从统计学上看，孰轻孰重，《论语》是一部什么书，不言自明。

《论语》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其中，“三人行，必有吾师。”“吾日三省吾身”，“三思而后行”。

《论语》最后一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开篇和结尾，相互呼应，讲的都是“修身”，可见“修身”之重要；可见，《论语》是以修身为目标的。

重要的事情，未必就能做到，未必就能做好；修身，也是如此。虽然，儒家学说、儒家学者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修身”，可是，历数中国历史，“修成正果”的儒家信徒，寥寥。朱熹，在儒家圈里学术成就虽高，可是，品行并未达标。还因为将两个出家的尼姑收为小妾的事件，吃了官司，搞得灰头土脸。真正修行过关的，可能只有明朝的海瑞了。海瑞以狷介著称，应该是有点强迫症，他能做到的事情，其他人是做不到的。海瑞硕果仅存，也就不奇怪了。

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期间，无可计数的人参与“修身”，却无人过关，这就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儒家的“修身”具有致命的缺陷。据我研究，缺陷有三：

第一，儒家关于人性的假设，错了。对此，前面已有论述。具体到“修身”，其实，存在一个基本前提，即：“人都是可以教育好的”。但是，偏偏有很多人，本性顽劣，这些人只靠“修身”，是成不了君子的，只能成为伪君子。

第二，“修身”只是一个个人行为，没有外部约束；没有约束，单靠个人的内在激励，除非意志绝决，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强烈、最有效的约束，是信仰。一个人有了崇高信仰，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共产党人、西方传教士，可以为证。但是，孔子和儒家都太实际了，根本不相信“怪力乱神”，也就谈不上信仰。这就使得儒家信徒的“修身”，失去了最强有力的约束条件，“修身”之不成，也就是必然的。滑稽的是，至今，我们依然把宗教归于“封建迷信”，说是“愚昧人民的精神鸦片”。岂不知，宗教至于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的提高，至于一个社会的管理，是第一重要的。

第三，“修身”的标准太高，老拿“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做榜样，有心修炼、有心向善的人，就都怕了，只好逃之夭夭。例如伯夷叔齐，例如颜回，就是儒家树立的典型。还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凡是，谈到利益的都是小人；就这一条，所有“修身”的人，就都没信心了。因为，任何一个人，想活着，想活得好，就要谋利。可是，一谋利，就成“小人”了，你以前“修身”所作的功课，全都白费了。这如何使得啊。与其如此，诚实的人，就不“修身”，也不去做“君子”了；因为，在诚实的人看来，谋了利，就不是“君子”了。反倒是“伪君子”，一边大把捞钱，一边披着“君子”的外衣，招摇过市，欺骗世人。一旦道德成为超道德，只会适得其反。所以，历史上，儒家训练出来的君子，没几个；伪君子，比比皆是。

以张居正为例，他是帝王师，每天教导万历皇帝度读儒家经典。万历帝在他的教导下，快成“明君”了。可是，张居正死后，人们发现张居正的轿子，异常宽大，里面可以放下一张床。张居正上朝途中，还在轿子里和小妾欢爱呢。这可把万历皇帝气坏了——你是怎么教育我的，什么“万恶淫为首”，什么“纵欲伤身”，你他妈居然这么老流氓，也不怕伤了你的老腰了。一气之下，掘坟鞭尸，以泄心头之恨。

《儒林外史》里，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读书人，比比皆是。今天，也是如此。因为，今天在主流媒体中，提倡的也都是超道德的人和事情。看看那些道德模范做的事，都不是人能做到的。

“修身”是“修齐治平”的第一节“链条”，是通向“大同社会”的出发点，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是，我们不幸地看到，第一节“链条”就掉了，第一步，始终也没有迈出去，后面的，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三千年来，儒家所构想的“大同社会”，只存在于典籍和传说中，从来没有降落到中国这块充满专制、愚昧和贫穷的土地上。

本文的结论，已经出来了——儒学是一种旨在把中国社会引向“大同世界”的社会理论，可是，由于自身存在难以弥补的逻辑缺陷，反倒使中国陷入了长期的专制、愚昧和贫穷，而难以自拔。换言之，儒家并没有解决它所期望解决的社会问题，或许，“大同社会”的目标太高了，难以实现。我们不妨降低一下要求，看看儒家是否解决了某一方面的问题。比如，提高了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没有；比如，增进了各阶层的团结和社会和谐，没有；比如，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改善了人民生活，没有。

一个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社会理论，一无所用，要它干什么？就因为它是“老东西”？就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我觉得没必要。

尽管结论出来了，还是要谈一谈儒学的组织：家。

如果说，“修身”是儒家学说思想上的保障，则，“家”就是贯彻儒家思想的组织保障。儒家，有很多概念，如“仁义礼智信”，如“勇”，如“孝悌”，如“忠君”等等，每一个概念，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定义。但，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家”——从来没有哪个儒家学者给“家”下过定义，因为，“家”是儒学体系中、唯一不需要说明和定义的、内涵明确的概念。

所有儒学概念，大多是没有根基的，含混不清的，也是虚无缥缈和没有支撑的。唯有“家”，在社会中，有相应的血缘组织作为对应。“家”是儒学的立足点和堡垒，由“家”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如果不加分析的话，几乎是牢不可破的。儒家就以“家”为出发点，向其他学说发起攻击。例如，墨翟讲“博爱”，孟子就咒骂墨子“无君无父，类于禽兽”。

只这一招，墨家学说，就败下阵来。“无君”也就罢了，但是，谁也不可以“无父”啊，于是，大多数人就归附了儒家学说，做自己的孝子去了。父母养育了自己，谁也不能不孝敬啊；不孝敬父母，不就成了野兽了吗？正是抓住了“家”和“孝” ，儒家才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在百无一用的状态下，依然有人对此深信不疑。

在墨子的时代，要想从理论和实践上，击败儒家，是不可能的。好在，今天的西方社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即：没有“家”，没有“小家”，也可以有“爱”，而且，是更大范围、更多人群、无所不在的爱。基督教一创立，就是以打破“家”、打破家族为前提的。只有破“小家”，才能成“大家”；只有不分张王李赵，才能构建一个无差别的、无亲疏远近的“大家”。墨子的智慧，与耶稣是一样的。可惜，中国人没有思考力，以为没有小“家”，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丧家之犬了，就不是人了。于是，墨子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西方传教士到中国，难以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人要祭祖和尊孔。即：中国家庭在祠堂里，一定有祖先和孔子的牌位，这是和基督教义不符合的。《李提摩太在中国》一书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和李提摩太一起在山东传教的一个传教士，像得胜回朝一样拿了一位当地信徒家的祖先牌位给李提摩太看，并告诉他，那位信徒已经同意把牌位烧掉。 （《李提摩太在中国》，P102）

如果，把儒家看做中国文化的主流，基督教看做西方文化的主流，可见，如何认识和看待“家”，是其中最重要的分界。持中国文化优越论的人，应该正视现实，西方人在基督教的旗帜下，过得比我们好，好得多。所有西方人都承认，他们之文明，是基督文明；他们所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有赖于基督教。而在基督教中，“家”是不存在的。

“家”，是儒家精心构筑的堡垒，但，“家”也是阻碍社会消除隔阂，由“小家”而“大家”的鸿沟。为什么？因为，“家”是排外的。不排外，何以为家？排外，何以由小家至大家，乃至天下。儒家历代大师，连这个最基本毛病，都看不出来，还空谈“修齐治平”，扯什么扯？儒学自己的宏大理想，有这么一个Bug，能成得了吗？可笑。只要，有家的概念存在，人人就会首先顾自己家，而不是别人家；只要有先后次序、亲疏远近，平等和谐之社会就难以建立。

儒家之“家”，要分内外——家内、家外不一样；要分亲疏，嫡系和旁支不一样；要别贵贱，长辈晚辈不一样。总之，“家”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列规范，就是要在人和人之间构筑不可逾越的壕沟。想想，《红楼梦》里的贾兰为什么对贾宝玉愤愤不平啊，为什么残忍地用燃烧的蜡烛烫伤贾宝玉呢？不就是“家”族制度处处歧视庶出的贾兰造成的吗？

问问贾兰，肯定想分家，另立山头，在另一个家里，为所欲为。苟如此，谈什么“齐家”啊；没有“齐家”，谈什么治国平天下呢？所以，家是中国社会一切不平等制度的起源。小家不破，大家不立；家不破国难立。数千年来，儒家因为“家”而屹立不倒，中国人也都默认了。可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儒家的死穴，恰恰是中国人迄今在国际上自成一家、没有靠得住的朋友的根本原因——当你不把别人看做一家的时候，别人凭什么和你同心同德呢？再看美国，为什么全世界的人蜂拥而至呢？因为，美国没有小家，只要去了美国，就是一家。

儒家文化，把历史上的中国，搞得国弊民穷；把当今中国，搞成孤家寡人？信奉儒学的人，“三思而后行”吧。

儒学的逻辑悖论

上面，把儒学的基本逻辑，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其实，儒家的逻辑是走不通的。以下，再把儒家学说中，比较大的、比较低级的Bug挑出来示众，让大家看看儒学是一件怎样千疮百孔的破衣服。

1. “礼”与“仁”之背反

“礼”和“仁”，都属儒学中最最核心的概念。可是，这两者，恰恰是打架的。因为，“礼”是一种差序结构，“君臣父子夫妻长幼”，都要依序而立；以尊卑贵贱亲疏远近，而构建。“仁”却是一种平等结构，要求“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在《红楼梦》里，依“礼”，贾宝玉就要比贾兰尊贵，因为，贾宝玉是王夫人生的，贾兰是赵姨娘生的，一个嫡系，一个庶出，待遇肯定不一样。

依“仁”，贾家就应该像对待贾宝玉一样，对待贾兰；贾兰也应该和贾宝玉一样尊贵。这是“礼”所不容的，是坏了规矩的。显然，“仁”与“礼”是唱对台戏的，“礼”是“仁”最大的敌人。既然要“仁”，何必有“礼”；要是依“礼”，“仁”岂不假仁假义吗？

儒学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互为天敌，还扯什么啊？儒学之伪善，也在于此。对比一下基督教，就更明白了。基督教中，没有“礼”这种差序格局，国王和乞丐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那才是真正的仁爱和博爱。

2. “阴阳两极”与儒家政治结构中单极结构之背反

《易经》是儒学的哲学基础，《易经》最重要的思想就是阴阳，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生、阴阳相克，阴阳既相互对立、又互相妥协，阴阳相因，循环不已。这就是说，儒家的哲学基础是“阴阳二分”的两极结构。

然而，儒家是如何设计其政治结构的呢？君主至高无上，和太阳一样，君临天下。大权揽于一身，万事决于一人；他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圣旨，无人可以辩驳；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正确无误的，无人可以质疑。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组织，在已有的体制框架内，都不可能挑战皇帝的权威。要是皇上圣明，大臣和人民的日子，尚可得过且过；要是遇到一个混账王八蛋，人民，就只有自认倒霉了。

中国历史上，只有残酷的暴力革命，可以对抗皇权。除此之外，我们所看见的，都是高高在上的皇权的独舞。如果，阴阳两极是权力平衡与社会和谐的不二法则，儒家设计了哪些机制和力量，去平衡皇权呢？如果，只有皇权肆虐，其余的力量只有匍匐下跪的义务，这难道不是“单极结构”吗？这难道不是与儒家的“阴阳两极”思想，南辕北辙吗？

儒家的哲学基础，与其政治结构设计，背道而驰，这难道不是儒学体系的死穴吗？

3. 五行平等思想，与“礼制”之背反

金木水火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也是儒家哲学的基础之一。五行，除去朴素地解释自然起源之外，有一个不被人重视的内涵：平等。五行是一个首尾相继的循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再生水。无始无终，无限往复。既然是一个循环，哪一行高？哪一行低呢？可见，五行平等，万物平等，人人平等。

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里，儒家的社会结构是如何设计的呢？“礼制”也。“礼制”的核心思想和根本目的，就是维持一个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差序结构。这一点，无需赘言。五行是平等的，“礼制”是不平等的，两者都是儒家所遵循的，这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这岂不是儒学体系的大漏洞吗？

4.“家国同构”假说之谬误

修齐治平，有一个前提，即：家国同构、家国一致。而事实上，这一假设是极端幼稚和完全错误的。因为，家是封闭的，有清楚的边界。一个人，想进入另一个中国家庭，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里，我特别强调，是“中国家庭”。要是其他国家，就不一定，例如日本。国，是开放的，边界是模糊的。一个人，可以被任何一个国家接受，只要他老老实实，不偷税漏税，大体上，还是受欢迎的——因为，他增加了这个国家的收入。也就是说，家，是排他的，不容外人介入；国，是兼容的，国土无疆，谁来都可以，而且，多多益善。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即：家是一种具有内在制衡机制的组织。家长或父亲即使具有“绝对权力”，也不会不受限制地胡作非为。因为，“父子”之间不平等、不对称的权力结构，总是可以被血浓于水的人情所消解，父权总会被父子之间的人情所软化。最坏的家庭专制，也不过是“有情和有限专制”，绝不会堕落到“无情和无限专制”的深渊。

在“国”中，缺乏一种内生的、制约和对抗皇权的机制。中国历史上，忠臣辈出，前仆后继。中国人常以此为骄傲，说，中国人有气节。窃以为，以死来表现气节，就像以死来证明女人的贞洁一样，可笑可悲。忠臣众多，只能证明，皇帝无德；还能证明，没有大臣能管得了皇帝。还能证明，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设想，是多么幼稚可笑。

家和国，看着相似，实则不同——因为，“国”没有“家”所具有的内在制衡机制。这一点，是儒家学者们，至今也不明白的。

5.“家”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背反

在儒家的最高目标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是其中之一。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就是把别人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吗？天下一家，要小“家”何干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就是墨子的博爱吗？不就是基督教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吗？既然如此，孟老先生大骂墨翟“无君无父”岂不是胡搅蛮缠、胡说八道吗？如果，墨子是“无君无父”，难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也是“无君无父禽兽所为”吗？

一面强化“小家”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另一面，又追求“天下一家”、“天下无家”，岂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吗？儒学如此不成逻辑，其失败也就是注定的了。

备注：

这是和儒家最后的斗争了，以后，再也不写此类文章了。因为，我认为，这篇文章，已经将儒学彻底埋葬。

2011年8月11日星期四，21:30.

望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