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有两个方面，一是敢不敢，二是能不能。一则以勇，一则以智。无勇不足以始，无智不足以胜，两者缺一不可。比如初生牛犊遇见老虎，光有胆，光不怕，靠无知的热情是吓不退老虎的。
再如，文革中的“革命小将”，他们没胆吗？他们怕什么啊!胸怀“打破旧世界建造新秩序”的天大理想，砸烂“孔家店”，可是，今天“孔家店”又开张了。不仅开张了，而且，规模比以前还大，声势也今非昔比。
说明什么？
说明“革命小将”的批判，没用。如果是有效的批判，就应该能找出儒学的致命伤，然后，痛下狠手，将其斩草除根，要了儒学的命。可是，“革命小将”只有批判的激情，却没有批判的能力，也就没要了儒学的命，儒学因此得以苟且偷生，拖延至今。一遇世风变向，儒学这具僵尸，又借尸还魂，堂而打不死的小强一样几度沉浮，绝非儒学“博大精深”，而是国人缺乏批判能力。
今天，还以儒学为例。
目的有两个：一，儒学漏洞百出；有些漏洞是根本性的，也是致命的；有些一目了然。可不管是致命的Bug,还是显而易见的错漏，两千年以来，一直没人发现、没人纠正。这就引出目的二：中国人缺乏批判能力。有批判能力的话，儒学那些致命缺陷和显而易见的错误，何至于蒙混到今天呢!
人性善恶，是社会的基本问题，也是任何一门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学问无法回避的第一个问题。儒家志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是人性善恶。
这么重要、决定儒学逻辑是否成立的基本问题，儒家是如何证实的呢？“人性之善犹如水之就下”，孟老夫子一言既出，人性本善就算说定了。之后，两千多年，中国人全都信了。至少，儒家信徒全都信了，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质疑。当然，要是质疑的话，就不是儒家信徒了。因为，儒家没有“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传统”。
事实是，人性和水，风马牛不相及；人性善恶，和水之趋下，也没有任何关系。孟子所言，是打比方，是比喻，听上去很好，但根本不是、也不能作为一种证明。即：孟子之言，于文采有加，和论证无关。我们完全可以换成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人性之恶犹如水之就下。
如此，人性善恶，依然是一个悬案，而不是宣判为“性善”的定案。但儒学体系正是建立在“性善”论之上的，“性善”是儒学大厦的最重要基石和前提。失去了“性善”这块基石，儒学大厦将立于何地？如果，“性善”这个假设不成立，儒家费尽心力、孜孜不倦、花费了两千年构造的逻辑，何从起步？“白头宫女说旧事”——“性善”本是旧事的起点，“性善”不成立了，“白头宫女”可从何说起啊？
和西方学术对比一下，更能说明问题。
经济学在西方，已经构建起一座蔚为壮观的学术大厦。这座大厦，有一个假设：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这是颇为学术和委婉的表达，说得直白，“理性经济人”就是自私，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准则的。没有这一假设，就没有西方经济学；或者说，如果这个假设是错的，那么，无论后续的理论体系如何美妙，都没有任何意义，都是错的，都必须推倒重来。
古往今来的儒学者，面对儒家孜孜不倦构建的“儒学大厦”，颇有一种叹为观止的仰慕，但，对作为其基石的“性善”假设，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古人也就罢了，可悲并可笑的是，今天的“儒学复兴派”依旧。“性善”立得住吗？立不住。孟子的证明经得起推敲吗？经不住。“性善”立不住，两千多年苦心经营的“儒学大厦”，岂不是没有根基的“烂尾楼”吗？
西方经济学成为当今社会学科的主流，足证，“性恶”才更符合人的本性；也反证，儒学之“性善”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承认这一事实，儒学就全盘皆废。在“复兴儒学”的春秋大梦中执迷不悟的新儒家，该如何补救啊？承认“性恶”，孔孟大楼就塌了；不承认“性恶”，又没有可靠的证据。
家国同构，是儒学的另一假设。基于这一假设，才有“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才有“齐家”和“治国”，才有君臣模拟父子，才有“国家”这一中国人最熟悉的固定表达。可是，家国同构成立吗？血缘组织的家，和政治组织的国，是类似的？还是有本质差异呢？
规模并不是家和国的根本区别——家和国的真正差异是:在家，血缘和亲情，可以成为一种抵抗父权专制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是天然的，内置的，也是足够强大的，遂使父权成为有限专制。在国，始终没有一种内在机制、也没有一种外在力量抗衡皇权，遂使皇权成为无限专制。
在“家”，父亲大权在握，也没有一种外在机制和力量对抗父权，但是，父权并没有膨胀到“绝对专制”，也没有嚣张到对家庭成员生杀予夺。为什么？因为，血缘和亲情，是一种内置的、足以抗衡蛮横专断的父权的最有效的“温柔一刀”。不管父亲多么冷血，对自己的儿子大开杀戒，是绝无仅有的。
先看一例。
《红楼梦》里，宝玉看见贾政，像老鼠见了猫，曹雪芹这么写，是对“家长制”恨之入骨。实际上，贾政只打过宝玉一次，就这一次，还因为下手重了，后悔个没完。打了宝玉之后，贾政表现如下：
“彼时，贾政见贾母气未全消，不敢自便，也只得跟了进去。看看宝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儿啊肉啊哭个没完……，贾政听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劝贾母，贾母含泪说道：你不出去，还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于心不足，还要眼看着他死了才去不成！贾政听说，方退了出来。”
这是小说，或许不当真。再看一个真的，体会一下。
李斯，中国第一任丞相，曾在秦始皇和二世手下工作。暴秦世所公认，可不都是商鞅、秦始皇和秦二世干的，李斯的贡献也是大大的。这么一位“黑手党”，面对自己的儿子，也是“柔肠寸断”。
李斯，被赵高所害，判了死刑。行刑当天，他的二儿子，和李斯一起押赴刑场。父子相见，李斯说：“我多想，再和你一起，牵着黄毛猎狗，到家乡上蔡东门外的野地里，逮兔子。可那样的日子还会再有吗？”
说完，父子俩一起痛哭。可见，苛政和暴行都是对外人的，对自家儿女下不了手。原因很简单，“虎毒不食子”，何况是人。这意味着，“父子”之间不平等、不对称的权力结构，总是可以被血浓于水的人情所消解，父权总会被父子之间的人伦所软化。最坏的家庭专制，也不过是“有情和有限专制”，绝不会堕落到“无情和无限专制”的深渊。
家如此，国若何？如上所述，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不同的人、不同的学说，对此有完全不同的设计。儒家的设计，很直观，也很简单。简言之，是以“小家”比“大家”，意在将家庭成员之间，基于血缘的亲情，扩展到所有社会成员之间，建立起一个“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国家。
谁来当国家的“家长”呢？君主。在儒家的政治结构中，君主至高无上，和太阳一样，君临天下。大权揽于一身，万事决于一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组织，在已有的体制框架内，都不可能挑战皇帝的权威。要是皇上圣明，大臣和人民的日子，尚可得过且过；要是遇到一个混账王八蛋，人民，就只有自认倒霉了。
“小家”中，对抗父权的血缘和亲情，还有用吗？早已荡然无存。这就是说，“小家”是一种自治的社会单元，内生性的血缘关系，足以对抗高高在上的父权；儿子可能怕老子，但决不会怕得要死。反倒是，儿子可以“以死要挟”。在儿子的“死亡威胁”面前，再冷酷的父亲，也都瓦解了。贾政打了宝玉之后的忏悔，可以为证。
“以死相谏”，对皇帝，有用吗？没用。也不是完全没用，但，那是小概率。一个国家，不能指望小概率“改恶从善”，果如此，总有一天要“Gameover”。这是“大家”和“小家”之根本差异。“大家”当中，缺乏一种内生的、制约和对抗皇权的机制。中国历史上，忠臣辈出，前仆后继。中国人常以此为骄傲，说，中国人有气节。窃以为，以死来表现气节，就像以死来证明女人的贞洁一样，可笑可悲。忠臣众多，只能证明，皇帝无德；还能证明，没有大臣能管得了皇帝。还能证明，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设想，是多么幼稚可笑。
家国同构不成立的话，“修齐治平”，还怎么继续啊？这么大的漏洞，竟然没人看出来。林肯说：“你可能在某一时刻欺骗所有人，也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部分人，但你永远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林肯认为不可能的，儒学做到了。儒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欺骗了所有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有特色的。这一特色，就是没有批判能力。
2015年11月14日星期六
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