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构筑新文明类型的理论探索，包含着对特定的文明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的扬弃，以及与不同地域固有文明的融合。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对现代文明的诊断和批判构成了其建构唯物史观的理论动力。“文明”，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在早期马克思的思想阐发当中总是与“野蛮”相对立，在其宽泛的意义上它相当于一个特定时代的总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曾直接指出，“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也即在资本逻辑的蔓延当中获得生成和规定的年代。马克思对这个文明形态曾作出如下诊断：“它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这段带有强烈黑格尔哲学色彩的表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转变为异化劳动的基本规定：人与自身的劳动产品相分离，同时与自身的生产过程相分离，最终与另一个人（即资本家）相对抗。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工人创造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文明与野蛮的辩证关系构成了马克思批判当代社会的一个有效的理论切入点。文明，至此并不代表全然肯定的价值判断，它成为一个包含资本逻辑、进步强制在内的崭新时代的泛称，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得以构筑的起点。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非某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尽管它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提出过不同角度的阐发，但对唯物史观而言，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改变既有生活世界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即“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意味着，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是当下既有的现实生活，而其理论旨归则是如何在改变现存事物基础上建立一个新时代，这一时代对于青年马克思而言，可被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野蛮的抑或文明形态的研究全部建基于这一“改变世界”的诉求之上。只是这一对世界的改变，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全部思辨理论家的根本之处在于：他从既有的批判对象出发，也即从我们当下已经生活其中的“文明时代”出发。马克思对于其所批判的“文明”有了更为辩证的理论视角，这一辩证性在唯物史观的语境下呈现为文明的诞生及其发展的自我辩证。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之下，从根本上推动一种与野蛮相对立的文明形态诞生的动力在于人的现实的生产和劳动。对此，马克思曾特别指出“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与“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即前者所显现的是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而后者则显现出“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即表现为受到“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换言之，对于马克思而言，文明的诞生并非意指人脱离了茹毛饮血之原始状态后随即进入的一种状态——尽管在他谈及古老文明被蛮族征服的时候的确包含有这样理解文明的一种可能——但就唯物史观所着力研究的重心而言，资本的统治所构筑的时代才是文明形态真正到来的表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基于对这样一个独特的文明形态的分析和批判得以建立的。因此，在其构筑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当中，资本逻辑所蕴含的前提性假定就成为文明进程的一条核心主线。

文明时代的诞生被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得以普遍化的劳动原则，即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所诠释，同时贯穿文明全部历史的基本内容，包括突破了地域性的民族、国家等问题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才得以凸显为一个需要研究的对象，即民族、国家只有在与市民社会的对峙中才彰显出它独特的历史意义。换言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形态，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视域当中典型地表现为资本主义所统御的时代。正因如此，马克思对待“文明”时代的态度注定是辩证的。一方面，马克思在对资本逻辑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于资本逻辑下挣扎的劳动者之苦难的关切。这一关切最终化为一种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峙逻辑，贯穿在晚期马克思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从不讳言资本逻辑对于人类文明演进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加之资产阶级持续不断地对于社会关系进行革新的内在动力，因此，尽管这一特定文明时代的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却成了人类文明持续演进的积极动力。

正是基于这一文明诞生与演进的自我辩证，一种新文明形态建立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注定呈现出一种辩证性维度。因此，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任何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形成过程总是一个不得不与资本逻辑进行博弈的过程。这一博弈的过程注定会因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而截然不同。例如，面对现代殖民主义，特别是诸如印度殖民问题的相关讨论，马克思彰显出一种独特的辩证视角：“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甚至因此对于英国在印度修建铁路的行为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认为后者有助于推进印度的文明化进程。但显然这一文明的进程不过是建基于资本逻辑之上对既有文明类型的简单复制，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文明类型的诞生。

对于一种新的可能的文明类型的探寻，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表现为一种关于未来的期许与当下资本逻辑的交融。它较为典型地体现为马克思在不同文本当中对落后德国的现代化道路以及俄国公社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讨论。两种旧有社会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落后于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文明时代。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落后的德国，马克思发现了其在文明内涵上的时代错位即德国联邦政府是一个包含着全部现代政治领域的文明缺陷与旧制度的野蛮缺陷于一体的文明类型。对于还未能深入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而言，落后德国的解放需要的是找到一个承担全部苦难的特殊阶级，希望依赖于某种激进的政治革命来完成新文明形态的再造。但1848年欧洲革命的烽火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这样一种主体革命道路的可行性，在经过了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以后再度遭遇落后的俄国如何构筑一种新文明的现实课题的时候，马克思完善了一种新文明演化的辩证法：一方面，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否认了要以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作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另一方面，却在面对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行性之前加入了诸多限定性条件，其中仍包括与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并存，这实际上意味着俄国仍然需要一种类资本化的生产方式为其提供走向新文明形态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只有在这一物质基础之上，俄国公社所固有的公有制，以及合作劳动等扬弃旧的文明时代的诸多举措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意义。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构筑新文明类型的理论探索，包含着对特定的文明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的扬弃，以及与不同地域固有文明的融合。马克思有关文明理论的辩证法使其最终可以为不同地域新文明的建构提供一种现实可行的特殊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