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文仅供参考、批判）
很荣幸今天能够来到哈佛大学。在此要特别感谢Prof. Steven Goldstein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这里演讲。经过在华府两天密集拜会行政官员、智库学者以及政治人物之后，很高兴能来这里和未来的决策领袖交换意见。
台美两国的年轻人，都面临这个多变的世界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不确定因素。对我而言，身为决策者最重要的是，政府提供的服务，能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有能力与机会因应这些挑战。今天在此能够与全球顶尖的学子交流，是个激荡出新思维的好机会。
在展望未来之前，回顾一下历史，从历史的脉络来分析，十分受用。今年适逢哈佛大学建校375周年，在此先恭喜各位。哈佛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甚至还比这个国家的历史还长。
而在贵校成立的同时，台湾也开始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分别在1620年代来到台湾，分据南北，展开殖民，同时基督教传入，带来罗马拼音，台湾原住民的语言于是有了文字的记录。
台湾和美国，在这四百年来，从被殖民开始，先后经历了移民、拓垦、战争，到最后的政府制度确立，展开民主化。我们或许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不同的语言，但我们的经验和信念，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民主是台美两国共同信仰的价值。来自法国的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一百七十年前写出Democracy in America时，距离美国建国，不到一甲子。他以犀利的分析，指出民主将会主导未来世界的发展。在接下来的岁月，全世界得以见证，在这个民主制度下，美国逐渐茁壮，成为现在维系国际平衡的最重要力量。民主自由所养成的多元社会，吸引也容纳了世界各地优秀的人才，打造了美国坚强的国力，至今不衰。另一方面，美国人民对民主价值的坚持，也帮助推动了其他地方的民主运动。
台湾的民主发展，起步较晚。从日据时期，到国民党戒严统治之下，台湾人不断争取参政权。然而日本殖民政府无情的打压，以及二战后接收台湾的国民党于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军事镇压，及接踵而来的白色恐怖，台湾的政治菁英遭打压殆尽。之后，在1970年代，随着台湾经济起飞以及国际化所带动的公民社会兴起，造就了新一代的反对领袖。虽然成立反对党在实施戒严的当时是违法的行为，我们的前辈、以及民进党的创党先进，勇敢地开启了新一波的民主化台湾的政治改革，为人民争取权利。1987年解严之后，在1990年代初，台湾终于进行首度国会改选；而在2000年，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台湾经历了首度政党轮替。
我在此说明这段历史，是因为民主已经成为台湾国家认同的基础，也是政治领导的规范。体验过民主之路的艰辛遥远，让我们坚守民主价值的立场更为坚定。在人民有权自由选择政府，以民主方式决定国家前途仍为新体验的情况下，台湾这个新兴民主国家，内外挑战依旧艰鉅。
因此，我们未来的挑战以及首要目标，在于扞卫民主，巩固民主。在内部，有些过去一党专政时代留下的陋习，如国民党在过去所累积的鉅额党产，造成台湾政党竞争不公等，必须改革。其次，我们也要提升立法品质，加强竞选财务规范，以确保政治透明度、责任以及公平性。再则，目前台湾社会对司法中立信心不足，我们必须建立公平公正的独立司法体系，才能避免所有政治干预的可能性。
台湾民主的外部挑战，主要来自海峡对岸。中国过去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时，以种种手段恐吓威逼台湾人民，投票支持他们期待的候选人，但事后证明，北京没能得手。现在他们则转以经济力来影响台湾人民，甚至有国际知名杂志《经济学人》专文指出，北京以贿赂的方式拉拢台湾(Beijing is bribing Taiwan)，对我们的民主发展投下了不确定因素。
民进党过去多次呼吁中国政府认知两岸在政治上存在差异，并建议就民主与人权等相关议题进行对话。然而，北京坚持一中框架，否定了台湾人民决定自身前途的权利，利用经济、政治、外交的优势，孤立台湾，与台湾人民的期待背道而驰。
在漠视台湾人民权益之外，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压制更是明显。虽然自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成长；而政治方面却进步有限。今年初逮捕异议份子AWW，去年监禁LXB，并禁止他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还有更多维权人士目前下落不明。这些都是两岸显着的差异及问题所在。
当我们在台湾坚守民主权利、保护主权的同时，民进党和台湾人民对中国人民没有敌意。目前台海政治及军事上的僵局是历史的产物，民进党愿意向前看，对中国人民表达善意，并支持在中国推动政治改革的民主人士。
如同前面所提到，活跃公民社会的兴起，是台湾民主化成功的要素。这几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缓慢艰辛，但我们相信，未来这将会是中国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也要鼓励两岸市民社会的对话与交流，特别是在年轻族群之间，希望能促成对现况及人民期待的深入了解。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提出要透过建立“台湾共识”的民主程序作为与中国交往的基础。这个战略目标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让两岸人民都能享有追求繁荣发展的自由与机会。
民主的共识建立，不仅是面对中国崛起及其影响之必要程序，也提供了领导人在面对国内政经重大问题时所需之政治资本。在开放社会中，共识建立需时较多，而有时候决策过程可能不像独裁那么有效率，但是，我坚信必须要用民主来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台湾和美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面临经济衰退，许多人失业。特别是年轻人，对未来感到十分焦虑。过去以为受良好的教育，可以找到好工作，过好生活；现在却不是如此。我对此感到很忧心，因为青年世代的开创力，关系着国家的前途。
我在上个月发表了民进党的十年政纲，这是我们针对未来十年台湾将面临的挑战所提出来的规划。里面总共有十八章，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及国家安全各个面向。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所有的国家都将面临分配不均、经济停滞、能源匮乏、环境污染、气候变迁，以及安全威胁等种种问题，台湾也不例外。新兴民主国家如台湾，在民主机制未臻健全的情况下，同时要面对内外各项挑战时，如何有效率地治理，是首要课题。
台湾是海洋国家，对外贸易是维系命脉之所在，势必要加入全球化的行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得了许多发展的机会，但也付出了代价。例如，工业化的过程破坏了我们的自然环境。台湾人渐渐思考经除了经济之外，守护土地与环境的重要性。最近台湾的环保人士，阻止了国光石化设厂，维护彰滨工业区外的海洋生态不受破坏。这个例子说明了台湾社会对工业政策及发展策略看法正在改变中。
此外，今年三月日本福岛地震所引发的海啸及核灾，让我们再度对核能安全以及发展替代能源展开检讨。台湾目前有三座运转中的核电厂，另有第四座还在兴建中；而这四座全都在地震带上。过去数十年来，政府的核能发展政策从未提出核废料的长期解决之道。日本经验的启示不只在核电厂的安全问题，国民党政府将核废料存放在原住民的土地上或核电厂中，也将造成长期的伤害。
因此我们提出在台湾要逐渐减少对核能的依赖，同时发展替代再生能源。在2025年之前，台湾将成为非核国家。
这项政策宣示并不容易。发展再生、环保能源的技术及成本都是问题；而官僚系统对新能源措施也十分消极。领导者必须展现决心。我们要和大众沟通这项决心以及愿景，凝聚共识，负责地提出计画，重点投资新能源的生产，并进行产业转型。过去几十年来，台湾的资讯业等在国际引领风骚，但当这些工业的生产线移到其他国家，技术快速被取代时，竞争力就会被削弱。我们要建立新的商业模式，维持整体的竞争力，并提供新世代所需要的、具竞争力的工作机会。
碍于时间有限，无法一一列举所有的政策挑战，在此我就先以能源议题为例。事实上，台湾所面临的问题，和美国很类似：住宅、社会福利、分配不均、失业、财政及预算等等。台湾未来的政府以及领导人要能够解决人民担心的问题。不仅是对这一代，还要对下一代的国民负责。政治人物往往会陷入处理日常工作以及选举事务中，但是，在某次选举中受欢迎的政策，却不见得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我们相信，在决策过程中，人民的参与以及透明度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在提出政纲时，我们也与台湾公民社会中包括社运界、学术圈，以及我们的前任政府官员等充分对话。面对复杂困难的议题时，领导力以及沟通能力更是重要。
这是我要继续领导民进党、领导台湾走向未来的方式。有人认为我是非传统型的领导者，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像学者，而不是激情的政治人物。的确，在选举造势中，个人魅力能够激发支持者的热情，这也是缺乏资源的民进党与拥有党产及行政优势的国民党竞争时最大资产。热情带来希望，有助建立信心。然而，从过去的经验，我们了解，热情和魅力很重要，而仅靠这些，却不足以治理。治理需要面对挑战、艰困决策的勇气，同时也要仔细计算所有决策之得失、评估长期效益。更重要的是，治理要能在理念以及现实困难之间，取得平衡。
我期待，在带领台湾进入下一波民主化时，民进党也能在台湾引领公共政策的对话。如同拜登副总统在访中后所言，“开放自由的社会才能长远保障经济成长、安定、繁荣与创新。”美国的多元民主，使得你们在21世纪更具竞争力。这正是台湾要追求的目标。我们要展现良善治理的能力，让多元社会能参与政策讨论，以确决策的品质与效率。
民主已经是我我们和其他民主社群的共同语言，也是我们和世界交往的基础。做为国际上负责任的一份子，台湾会持续努力，为民主治理及国际公民社会有所贡献。
再度感谢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对民主治理，以及台湾未来政策挑战的想法。期待各位的回应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