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1971年，在中共中央第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用这样几个词勾勒了曾经红极一时的林彪的最后结局。
1971年9月13日凌晨，“温都尔汗”，蒙古境内一个本不为人知的地名，却成了中国一段特殊历史事件的见证。孙一先，原任驻蒙古共和国使馆二等秘书，当年中方到达坠机现场勘察的4人之一，1973年结束蒙古使馆的8年任期后，又被委派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眼看着国内关于“9·13”事件，近几年不断有各种扑朔迷离的说法，孙一先说：“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我有责任讲出我所知道的真相。”
紧急约见
1971年9月14日一大早，刚吃过饭还没到上班时间，使馆值班的工作人员突然接到蒙古方面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说蒙古副外长在8点30分要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外交约见”并不常见，而且一般至少留出半天到一天的时间，今天的约见这样急促，即使在中蒙关系十分紧张时也很少见。发生了什么事？
那时，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刚刚到任25天——“文革”开始后，被看成是“当权派”的驻外大使要轮流回国参加运动。原任驻蒙古大使是张爱萍将军的弟弟张灿明，1966年底回国后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再也没出去过，“大使”这一位置一直空缺，其中我还当了两年临时代办；中蒙之间受当时恶化的中苏关系影响，蒙古也撤回了他们的大使。直到1971年关系有所缓和，两国又重新互派大使。原来在刚果使馆任政务参赞的许文益8月20日才刚刚走马上任，弥补了中国驻蒙古大使长达5年的空缺。
刚一上任便遇到这种紧急约见，摸不清底细的许大使马上召集外交官开会。那时候中苏曾经发生了两次边境冲突，中蒙边境也时刻处于紧张状态，苏联部队已推进到中蒙边境线附近，因此大家的第一反应大多认为边境出了事。但也没有多长的讨论时间，8点20分，许大使和翻译匆匆登车而去。
许大使在蒙古外交部呆了40多分钟后匆匆赶回，又召集我们紧急开会通报：9月13日凌晨两点左右（注：后确认时间为2点25分），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在蒙古的纵深坠毁，机上9人，包括一名妇女全部死亡。蒙方对中国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并要求中国方面给予解释。
一听完这个情况，大家立即议论起来。出事的地方在贝尔赫矿区，离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不远，而离中蒙边界至少有350公里。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怎么会跑到这里呢？有人说，可能是东北飞机进关时迷失了航向、误入蒙古境内；有人猜测是美国或台湾地区的侦察机涂了中国大陆军用机的标志，来蒙古侦察，挑拨中蒙关系，进而挑动中苏战争。但我想，哪儿有坐9个人的侦察机呢？说了半天也没理出头绪，最后决定一方面尽快向国内报告，一方面向蒙方提出让我带两个翻译去勘察现场。
当时的条件下，把这样一个消息传回国内，却是费尽周折，放在今天来看，简直有些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议。
中蒙之间并未互设电台，通讯要靠当地的电报电话局，两国关系恶化后，这条线路疏于维修，故障频出，平时一份特急电报也要4个小时才能发到国内。不料这会儿又赶上故障，对方告知，电报要通过莫斯科中转，不能确认何时发到北京。
中蒙苏友好时期，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开通了一条专用电话线，供三国领导人和使馆工作人员通话使用。1965年我到使馆时这条热线还在用，但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下令封停了这条热线。紧急关头，许大使当机立断，决定启用已经中断了两年的热线。外交上有一句老话叫“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许大使当时的举动是冒着一定风险的。
翻译小刘很快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总站，说有急事请接线员立即接外交部；不料对方却先是推说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后又说外交部的电话线坏了，“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们最后又想出一个办法：让翻译到乌兰巴托的电话局打国际长途电话直接找中国外交部。那时候服务效率低、通知质量差，小刘用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是直着嗓子吆喝，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室接电话的同志倒是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完毕后，已是9月14日中午12点20分，坠机已发生了整整34个小时。
因为这个教训，两国关系正常后，使馆专门架设了电台，和国内的联系才畅通无阻。如果那时候通讯条件有现在的一半好，如果国内及时得到尸体没有完全摔毁的信息，我推测会要求把他们拉回来的。
温都尔汗的中国飞机
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说专机已经准备好，13点钟左右起飞去温都尔汗。但给国内的电报发过去还没回电，我们就一再拖，说还没准备好。直到晚上18点多，终于接到了电报：对“误入”表示“遗憾”，并要求许大使亲自带队勘察现场。
发给我们的这份电报，对死者身份只字未提。我后来才知道，那天这份电报直接送到了姬鹏飞手里，他看了电报后说了句：“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电报又被紧急送到正在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和毛泽东[1]那里。周恩来后来交待，所有得知电报内容的人要“绝对保密”。
在乌兰巴托的我们当然不知道那时的形势已是那般复杂。接到国内指示后，9月15号一早，我们立即跟蒙古方面联系，要求尽快去现场；但奇怪的是，这一次是他们开始找各种理由拖延，理由是温都尔汗地区气候不好，飞机无法降落，其实蒙古9月的天气是湛蓝湛蓝的。蒙方态度的变化让我们当时非常困惑。
9月15日14点15分，我与许大使以及沈庆沂、王中远两位翻译一起坐蒙方提供的伊尔14专机，去现场察看。上飞机一看，除了中方4人之外，后面坐满了蒙古方面的人员，为首的是边防总局参谋长、外交部领事司司长，下面还有法律小组、卫生小组以及航空专家、通讯社记者。我这才明白蒙方为何一再推延动身时间，原来是组织了这么一个庞大的班子。
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整整飞了一小时。温都尔汗是肯特省的省会——肯特省是成吉思汗的故乡，是蒙古东部的一个大省，但蒙古是地广人稀的国家，60%的人口又集中于乌兰巴托，所以温都尔汗并不是很大，城市里稀稀落落的平房，最多是二层小楼。机场也是一个很小的简易机场，用红黏土反复压实后的土制跑道，也没有塔台，只有几部电台车。
坠机现场离温都尔汗机场还有70公里，为了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现场，我们立即换乘汽车继续赶路。一段比较平坦的河边公路后，又走了一段颠得很厉害的丘陵路，最后拐进一条草丛小道。似乎很少有车辆通过，车胎轧得枯草吱吱作响。
我的视线右前方是一片向上的缓坡，蒙方司机说：到现场了！汽车就从慢坡往上爬，逐渐看到了坡顶上黑糊糊一大块烧焦的草地，有蒙古士兵在四周站岗。汽车又往上爬了一段，一个高高翘起的飞机尾巴立即映入眼帘。
在蒙古草原秋日的夕阳下，飞机尾巴上那喷涂的五星红旗和“256”机号标志异常醒目，一看到它们，我立即打消了最初是美国或台湾地区伪装中国大陆飞机的怀疑——这是一架中国飞机，这一点毫无疑问。
坠机现场是丘陵中的一块盆地，盆地中间的一大块草地全部被烧焦，上面散落着一块块飞机残骸。我和翻译小沈边走边拍照，飞机碎片也由少到多。走着走着，看到地下有一张纸，上面印着一个英文单词“NOTE”，上面写明飞机型号为Trident-1E（三叉戟1E型）。三叉戟E型飞机是中国60年代末从巴基斯坦引进的喷气式民航飞机，那时我不在国内，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飞机。我看了一下现场被烧焦的座椅架，数量非常少，因此我立即断定，它是一架专机。
再往前800米，看到了尸体和飞机头。飞机头已烧得面目全非，旁边有一段断翼，机翼上面有一个40厘米的大洞。我在现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尸体的察看和拍照取证。那时天已经凉了，又近傍晚，冷风一吹，觉得心情特别凄凉。起初都盖着白布，9个人分成三堆，第一堆是3个人，第二堆是4个人，第三堆是两个人。一般的飞机失事，尸体都比较零碎，但这几个都比较完整，四肢都在。我在1号尸体（注：林彪汽车司机杨振刚）的衣服里面还发现一本《毛主席语录》，那个8号女尸体（注：叶群），面孔特别安详，像是在睡觉，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我当时想，这位女同志应该是民航上的空中服务员，不过，“服务员”的年龄看起来似乎有些偏大，难道因为这是架专机？
蒙古方面的领事司司长一到现场便对许大使说：死难者的东西我们已收集在一起，你们现在只看不取，回乌兰巴托后我们一起移交。许大使答应了，但后来因为发生了争论，这些物品最终没有移交，现在想起来是个遗憾。
死难者的东西都堆在飞机的食品柜附近，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我看到了七支手枪和两把微型冲锋枪，40多发子弹——这也是蒙方起初就一直坚持认为是中国军用飞机的主要原因，另外，有的尸体上的皮夹克虽然外边被烧得残破，但打开一看里面是军装。
我和翻译王中远一起翻看这堆杂物时，除了一本《法兰西内战》和一些杂物外，还在一个塑料夹中发现了空军大院的出入证，上面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何许人也，还推想是机组一名成员。一个月后，直到林彪事件公布后，小王才告诉我，他当时就想，不会是林副统帅的儿子吧？因为小王毕业自北大外语系，他知道林立果原是北大物理系学生，“文革”后辍学离开了北大，但在那时候，林彪的声望正如日中天，谁敢往那上面想？所以小王一直藏着没敢说。我后来想，如果那时得到国内一点点这方面的暗示，我们可能在清查现场物品时多留一点心眼，当然，这只是假设。
“军”“民”之争
总的来说，在现场勘察中，蒙方的态度一直比较友好。他们可能有这样的心理：这架飞机毕竟是在蒙古境内坠毁的，他们也担心我们说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对勘察一直很配合。
中方要求对尸体进行火葬，但蒙方表示蒙古没有火葬的习俗，我们最后同意土葬。蒙古人的风俗是，墓地要选一个能每天都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为此，蒙方领事司司长特地走了一公里多，在西边的山坡上找了一块居高临下之处。
一个班的蒙古士兵被调来挖坑。那时晚上已经很冷了，仍穿着夏装的士兵们冻得瑟瑟发抖。我把随身带来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他们特别高兴，又抖擞精神连夜干活。第二天中午，9具尸体放入棺材下葬。其中9号尸体（注：飞机驾驶员潘景寅）太大而棺材太小，棺材盖子没盖上，结果把胳膊什么的就弄折了，咯吱咯吱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提议把机尾上被炸掉的那个发动机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放在坟顶上作标志，因为那时一直以为是中国民航飞机误入蒙古而失事，所以最后，许大使和我，以及小沈、小王死还站成一排，一起向死难者毕恭毕敬地三鞠躬以示致哀。
其实在我们中方人员到达坠机现场前，苏联方面已经去过两次：第一次是9月14日下午和蒙古方面一起去勘察的现场；次日上午，苏联军事航空专家特地从赤塔坐直升机，再一次去了现场。三叉戟是我们通过巴基斯坦进口的英国飞机，它的发动机是著名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生产的，体积小，动力大，对苏联来说比较陌生，于是他们拆走了发动机，机尾上的一个黑匣子也被拆下带走。
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身在现场的我们，都完全没有注意死者的身份——苏联人的注意力在机械上面，而我们的注意力则集中在飞机坠毁的原因上。来现场之前，许大使也让我重点研究这一方面。那时双方军事对峙仍很严重。苏、蒙军队在边境线来回调动，进行战备演习。我是军人出身，脑子里这根弦一直绷得很紧。
我在国内时参观过被打下来的那架U2美国侦察机。它是翼根被打穿后掉下来的，U2飞机上，驾驶员座位底下有炸弹装置，一旦被击中能自行爆炸。但这架U2翅膀被打断后导致电路中断，所以没有爆炸。看到机翼上的那个大洞，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飞机被导弹袭击过吗？因为机翼根部很厚，大约一米厚。我爬上去向下看，结果发现这个大洞并没有打穿，上面是个洞，但下面是完好的。
我们和蒙古之间还要就此事写一个正式的“纪要”。但在对飞机和机上人员的性质认定问题，我们在宾馆里一直争执到凌晨两三点还未平息。蒙方要求在“纪要”上写军用飞机，后来又要求改成“军人驾驶的”，或“军人乘坐的”，反正强调带个“军”字；而我们一直坚持认为，这是一架民航飞机，驾驶员可能是空军的，但乘客都是普通乘客，特别在现场发现了一双很漂亮的白皮鞋，一只烧掉了，另一只还保存得很完好。我们以白皮鞋为证，说这是空中小姐的，所以这架飞机的性质肯定是民用航空。
究竟是“军”还是“民”，经过五轮谈判、一直吵到17日中午不欢而散，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协议。
“9·13”之后，在乌兰巴托市东北的一座山上，苏联驻军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全部启动起来，而此前半年，这几部雷达并不一起启动，只是单部轮换转动。我还特地到乌兰巴托附近的地空导弹基地观察，发现那里的导弹也都架到了发射架上，而苏军集团军指挥部所在地入夜后一片灯火通明，闯入的中国飞机使本来就不轻松的中蒙、中苏关系更加紧张，对方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真相与震惊
9月17日一早，我们回到乌兰巴托。刚到使馆，许大使就告诉我，外交部已来电，要求使馆立即派人回国详细汇报情况。使馆决定派我执行这一任务。由于中蒙航线早已停飞，9月20日，我搭乘国际列车，一天以后回到北京。
一到北京站，我就被前来迎接的符浩（注：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带到外交部招待所，符浩让我把带的资料、胶卷都交给秘书，并约法三章：一、暂住招待所不要外出，也不要在招待所内部来回走动；二、不许跟外界联系，包括跟家属和单位联系；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别人问起，不许透露回来的真实目的，有关飞机失事的事，一句也不能讲。实际上把我“软禁”起来了，一下子禁闭了两个多星期。
当晚，我整理了汇报资料。23点多时，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女同志，自我介绍是王海容，然后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很直接地说：“走，小孙，跟我汇报去！”
我这时还不知道要见的是谁，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进去一看，有个身影背对着门。他转过身来我才看清楚是周总理！我很是意外，根本没想到是周总理要亲自听我汇报。
我把随身携带的一张现场位置图打开，向周总理指明坠机的具体位置。总理突然问我：“离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我答直线距离700多公里，他又问我山海关、多伦、贝勒庙（注：内蒙古自治区的两个地名）的位置，我都一一作答。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画了一条线。那一刻，我十分震惊，我才知道这绝对不是东北飞机向关内飞的迷航，而是从山海关飞出来的叛逃。
这时又进来3人，一位是总政主任李德生，一位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最后一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吴法宪的个子很矮，坐在椅子上脚还够不着地，很明显，周总理是故意让他进来听我的汇报的。我记得吴法宪当时脸色苍白，表情木然。几天后，总理让吴法宪看那些照片，要他辨认。吴法宪推说有的看不清。总理冷言道：“你们空军那几个人，什么人跟林彪走了你会不知道？！”
总理好像对飞机的情况不是很感兴趣，听着听着还闭上眼睛打了个盹——我后来才知道为了处理“9·13”，他已经连续工作了50多个小时；但他对尸体残骸却显得颇有兴趣。他一边看，一边翻过来在背面写什么东西。特别是5号（注：林彪）和8号，他戴着花镜反复看，然后把照片都别在一起。最后一张是我们“追悼仪式”的那张，总理扫了一眼，马上扔到了一边。当然，我那时什么也不明白。
我也向总理汇报了机翼上那个可疑的大洞，说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总理让我好好研究。10月1日，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和外交部的军代表李耀文陪我一同到了西苑机场，找到了一架256号的姐妹机——一架252号三叉戟。现场看了这架三叉戟的结构，大家明白了：原来那里有一个检查孔，油箱爆炸后向下炸开了这个大洞，这正是洞口的铝刺基本朝外翻的原因。如果真是被导弹击中，一定会形成贯穿的大洞，而且铝刺朝内翻。萦绕于心头的谜团一下子解开了。
1971年10月3日下午，我被通知到外交部礼堂听报告。当我听到“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时，脑袋轰的一下，竟然是林彪？！
不尽的话题
“9·13”事件已经过了30多年，但围绕这个事件的很多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公之于众，也对一些莫衷一是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
首先，我再次重申，飞机绝对不是导弹打下来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多次讲话以及多位当事人的回忆已足以证明，中国方面没有发射过导弹。而蒙古方面，我注意到，9月12日是个星期天，那一天雷达根本就没工作；“9？13”之后，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元帅还特地到蒙古检查防空安全，这也证明他们知道蒙古的防空系统出现了漏洞；蒙军和苏军当时都没发现这架三叉戟。事发当天，是温都尔汗附近的一个矿区因为火警才发现了失事的三叉戟，待逐级上报到边防总局时已用了20多个小时。这一切都证明，蒙军和苏军当时都没发现这架三叉戟，所以更不会发射导弹。三叉戟不是被导弹击落的，这是历史性结论。
其次，飞机为什么要迫降？前苏联安全局长说三叉戟上的油足够飞到伊尔库茨克，他的说法是建立在飞机加满20吨油的前提下。而后来反复调查证明，潘景寅原本让机械师加16吨油，但机械师认为到山海关用不着加那么多，所以这架飞机在北京起飞前只加了15吨油，飞到山海关后用了2.5吨。这架三叉戟零时32分起飞，平均每小时耗油4？5吨，坠毁前，它飞了118分钟——也就是说，到了蒙古上空，飞机只剩下2吨多一点的油，只能再飞20多分钟，所以它必须迫降。但他们逃得匆忙，既没副驾驶，也没领航员，只能在附近冒险迫降。
通常，飞机迫降前或者空中放油，或者低空盘旋将油耗尽。但不幸的是，这两项驾驶员都不敢操作：三叉戟的发动机在后面，空中放油会着火；盘旋又担心对方国家雷达发现，他们最后只好采取带油迫降。从现场来看，飞机肚皮擦地长达29米，速度太快引起震动，导致油箱在贴近地面位置上着火爆炸，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那些尸体都相对完整。因为当时并未做尸检，无法判断他们是被炸死的，还是因起火导致的窒息身亡。
第三，飞机上是否发生了搏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在现场并没有发现子弹壳，舱内也没有任何被子弹击中的痕迹。我认为，还有一个特别有力的证据能证明，这次迫降是有准备的：一是手枪都从枪套里取了出来，二是在现场发现了一只半高腰的翻毛皮鞋，鞋带是解开状态——这证明鞋子不是被甩掉的，而且是主动脱掉的。既然能做迫降前的准备，说明飞机一直在正常飞行状态，并没有发生搏斗。
从现场来看，九具尸体分别集中在三个地方，分布的位置非常奇特。我推测情况是这样的：飞机迫降的时候，叶群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指挥，所以她的尸体和驾驶员的在一起；三个机械师的尸体在贵宾舱位置围着林彪的，说明迫降时他们想保护林彪；林立果、刘沛丰和杨振刚则坐在后舱。当然有人认为，飞机爆炸了，尸体没有规律。但飞机不是在空中、而是在地面爆炸的，人同时甩出来，形态基本上跟坐飞机时的相似。尸体分布也说明，飞机上发生搏斗的说法完全是荒唐的。
最近炒得特别热的一个说法是，林彪飞到一半之后又令飞机掉头向回飞，似乎心生悔意，结果在温都尔汗坠毁。那位前苏联克格勃第九局局长也说：他们在雷达监测上发现，林彪的飞机已飞到离苏联境内的赤塔只有50公里了，但突然180度转向，向乌兰巴托飞去。他的言论更加剧了这种说法。最近，一个关于林彪的音像资料开头就引用这段话，将它作为“信史”，仿佛这已成了定论。
我认为，这位前克格勃官员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飞机是9月13日0：32起飞，2：30左右坠毁，飞了118分钟，1080公里。温都尔汗离赤塔有700公里，如果真如那位官员所称，飞机经过温都尔汗—赤塔—温都尔汗，即使在油充足的情况下来回1400公里也至少需要两个小时，这样推算，飞机坠毁应发生在凌晨四五点之间。所以，我认为这位前克格勃官员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最后一点，256号飞机的飞行轨迹究竟说明了什么？根据中方雷达监测显示，飞行先朝向244度飞行——这是向着广州的方向；几分钟后又转向270度正西——这是往北京的方向；不久又调整到280度—西北，然后几乎是正北飞行——这是赤塔方向，最后又由340度调整到325度——温都尔汗—伊尔库茨克方向，恰好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问号最后的那一点，正好是坠毁的着火点。
当时到北京参加事故分析的34师师长说，如果飞行员在既定的航线起飞，仅需几十秒就可以把飞机对准航向。而这架飞机在空中不断调整航向，可以证明飞行员事先是不知道林家的出逃计划的。
1980年，邓小平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9·13”事件时他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1981年12月，事隔10年之后，解放军总政治部就飞行员潘景寅和三位机械师做出结论，“随机正常死亡”。
1971年10月以后，中国一位大人物叛逃的传闻开始传诸国外。苏联克格勃于是两次派员去了温都尔汗，因为他们无法断定究竟是谁，于是重新挖开坟墓，将唯一一位女性和年龄最大的尸体割下头颅，架上大锅煮，将毛发、皮肉剥离，最后将煮干净的头骨装箱带回莫斯科。回国后，他们将头盖骨复原，又找到林彪当年在苏联治疗时留下的病历。林彪当年得的肺结核，因此肺上有一个钙化点，而克格勃用X光拍的尸体照片上，正好有一个点，他们于是证实了此人便是林彪。
但时至今日，林彪的一位家属一直认为，前克格勃保留的头盖骨不是林彪的：因为林彪的头是尖的，但苏联方面拿的头盖骨是平的；特别是林彪的上门牙是掉了的，但照片上那个头盖骨的牙齿都很齐全；最重要的是，苏联方面称头盖骨上有枪伤的痕迹，而这位家属却说，林彪从来没受过枪伤。
关于“9·13事件”的话题，远远没有结束。比如当年的黑匣子现在俄罗斯；而飞机上的物品还保存在蒙古方面；林彪和叶群的头骨被苏联带走了，而余下部分仍在蒙古，将来怎么办？有一连串的问题，没有结语？
来源: 李菁《往事不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