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至今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真相扑朔迷离，史料支离破碎，坊间不断流传着各种说法，不同版本很多。在这些说法中，有的是需要进一步理清楚的真问题，大量的不过是些传言和臆想，许多还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假问题，亦有一些人故意簸土扬沙的造谣惑众之事。笔者在撰写《“九·一三”事件循时考》文章时，曾看到了纪实文学作家舒云女士的大作《“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载《文史参考》2011年9月上，第17期），对作者精心设计的“十大谜团”颇感诧异，试为一解。

舒云女士自诩为“九·一三”研究专家，时不时就有“爆料”出现，制造些哗众取宠的噱头。这些“爆料”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离奇古怪，对其质疑声一直不断。这篇《十大谜团》，是舒云女士的一篇核心文章，脱胎于她在海外出版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6年）一书，文章中的闪烁其词之处，在该书中都有详细的描述。《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是一本以“完整调查”为卖点，以大陆观光客为销售对象的书。作者书中提到的许多当事人，笔者也曾直接或间接地采访过，他们所谈的情况与作者所述的情况出入很大。“完整调查”中的“调查”，有的是大量羼水，有的是随意曲解，有的干脆就是作者托名被访者的故意编造。该书罗列的32个问题，其实不过是一些唬人的噱头。其叙述内容，时间错乱，逻辑不清，头绪杂乱，前后矛盾，史实错讹甚多，实在难以置评。好在这篇《十大谜团》问题比较集中，是“完整调查”的一个压缩版，代表了作者的基本观点，比较方便我们探讨一下舒云版的“九·一三”之“谜”。

作为纪实文学作家的舒云女士，《十大谜团》文中所罗列的10个“谜团”，基本不在一个问题层面上。不仅各“谜团”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夹杂不清，而且篇幅大小也严重失衡。有的“谜团”占到4页半，有的“谜团”只有一页的1/3。尽管文章的逻辑混乱，错误百出，有些重要人物的职务还都搞错了（如文章中称江腾蛟的职务是空军政治委员，实际上江腾蛟当时的职务只是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但其中心思想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林彪的“九·一三”外逃，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精心设计的一个敲山震虎的“局”，让林彪家族掉入了彀中，仓皇外逃，最后机毁人亡。由此，作者发挥出了超人的想象力，试图在北戴河和中南海之间建立某种秘密联系管道，在林立果的“小舰队”和林彪身边寻找毛泽东的“卧底”……，从而编造出了这个“十大谜团”的假说。这个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谜团”假说，综合了坊间的众多流言，加上作者的臆想，过程编造的更加完整。本文樶其要点，重新组合问题，按时间排序，将其“十大谜团”逐个解析，一探究竟。

1、毛泽东南巡的“打草惊蛇”之谜

关于毛泽东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南巡的问题，不少海内外学者都持“敲山震虎说”的观点。“敲山震虎说”的核心是一个“逼”字，其中心思想是：毛泽东南巡给各地军政大员谈话，有意敲打林彪集团，挫败了他们实施政变、南逃、北叛的计划，最后林彪一家叛逃苏联，葬身异国。笔者对该说持有怀疑，认为这是事后之论，是从结果向前倒推过来的认识，放大了毛泽东南巡之行的整林动机。笔者认为毛泽东南巡的主旨并非意在“敲山震虎”，而是“釜底抽薪”，是为了防止林彪军人集团在九届三中全会上重演庐山会议上的一幕，而向各地军政大员打招呼，不要跟着他们起哄，对林彪有敲打但还是“保”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02页）。而林彪家族对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反应激烈，认为林彪接班人地位不保，毛泽东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林彪端出来。于是，林立果紧急从北戴河回京召集“小舰队”密谋刺毛政变，不果后又部署南下广州的计划。两事俱败后，林彪一家心虚胆寒，仓皇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关于这个“釜底抽薪”之说，笔者将以专文论之，此处不赘。

舒云女士把毛泽东南巡“敲山震虎”说更往前推了一大步，虚构了一个“打草惊蛇”的行为逻辑。她认为：毛泽东给各地主要领导人讲话批评林彪，就是想要林彪的亲信们把话传递给林彪，逼着林彪做出错误的反映，以便有借口收拾林彪。终于，林彪线上的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广州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先后“中了圈套”，分别向李作鹏和周宇驰、于新野透露了毛的南巡谈话内容。这些情报通过李、周、于传到了北戴河后，引起林彪家族的恐慌，于是，舒云所谓的“‘蛇’动了，‘虎’也动了”。林立果“小舰队”立即开始了刺杀毛的行动。林彪家族的行动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于是他布置陷阱，步步紧逼，最后设计逼跑了林彪一家，让他葬身异国。“打草惊蛇说”是舒云“九·一三”研究的一个核心观点，并推演出了一整套毛周设局的故事。然而，舒云女士这个煞有介事的“打草惊蛇”说，全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纯属是欺人之谈，硬生生地编造出来了这些所谓的“九·一三谜团”。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刘丰有没有主动向林彪报告的情况？刘丰是参加宁都起义的红五军团出身的红军干部，抗战时期在129师工作，国共内战时期是在刘邓麾下的晋冀鲁豫部队工作。他的军旅生涯与林彪没有交汇处。直到“文革”期间，两人除了上下级关系外，并没有其他的特殊关系。1971年9月5日，副总参谋长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来武汉访问时，刘丰曾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私下透露给了李作鹏，但这与向林彪报告完全是两回事儿。据《李作鹏回忆录》所述，这是刘丰“无意中脱口”说出的，过后他还有些后怕。9月6日，李作鹏回京后把毛谈话透露给黄永胜、邱会作时，专门叮嘱他们不要告诉叶群和吴法宪。至于后来黄永胜私下打电话告诉了叶群，这绝非是李作鹏的本意。（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李作鹏在“两案”审判时为自己辩白说：他如果想要告诉林彪、叶群，直接通过他办公室的保密电话就可以了，根本用不着兜圈子。这话是有道理的。

其次，是不是毛泽东要求广州军区传达他的讲话？舒云女士讲：毛泽东在武汉等了两天，见刘丰还没有报告林彪，毛只能继续到南昌、长沙，让广州军区传达到师以上干部，认为他们中总会有人报告林彪的。这完全是向壁虚构的杜撰。事实上，广州军区内部开吹风会传达毛泽东给军区首长的谈话，这并不是毛指示他们这样做的，而是参加谈话的广州军区领导人感到毛的讲话很重要，在韶山滴水洞开会研究时自行商定的。（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广州军区在9月5日召开吹风会传达毛南巡谈话时，会议主持者再三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严格规定与会者：不准记录、不准传达、不准上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就是要防止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将会议情况报告北京的军兵种首脑机关。

再次，顾同舟是否是主动向周宇驰报告的情况？舒云女士说：顾同舟上了圈套，向林彪方面透露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内容。这也纯粹是她的臆想。顾同舟给周宇驰透露广州军区吹风会的情况是事实，但顾之所以能够给周透露，是有其特殊性的。顾原来是在北京的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的校长，与空军司令部的周宇驰、于新野非常熟悉，1970年4月调任广州空军参谋长。9月5日下午和晚上，顾同舟参加广州军区召开各军兵种常委参加的内部吹风会，周宇驰因其他事情打电话给顾，没有找到。5日深夜23时半，于新野给顾同舟打电话探听会议情况，顾给于讲了吹风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于做了记录。次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于记录的毛谈话要点送给了林立果。6日晚上，周宇驰以林立果的名义给顾同舟打电话，要他将毛南巡谈话整理一份文字稿送来北京。7日，林立衡、张清林、张宁一行到北戴河。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到北京，部署政变事宜。

从上述可见，无论是刘丰，还是顾同舟，包括李作鹏在内，都没有把毛林对立起来的“路线斗争觉悟”，都没有主动去向林彪家族报告毛泽东南巡谈话的自觉性。对毛泽东南巡讲话十分敏感，并做出了极端反应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家族的人。即如舒云女士所言，刘、顾等人“中了圈套”，那也只能是中了林彪家族方面的圈套，而不是毛的圈套。

2、毛泽东专列的调动之谜

舒云女士为证明毛泽东南巡是“打草惊蛇”，故意逼跑林彪，还提出了一个“福尔摩斯”式的破案假说，断定林立果“小舰队”的一举一动，毛泽东都是了如指掌。《谜团》内称：9月9日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在西郊机场工字房据点商量在上海一带谋害毛的计划，毛泽东就提出转移专列。汪东兴借口防晒，让为专列搭一个棚子。汪东兴在上海时还为在专列150米外的虹桥机场油库放双岗。作者的意思是说：林立果们在北京暗中讨论谋害毛泽东的每项计划，毛泽东马上都会迅速地采取防范措施，这是因为毛在林立果身边安排有“内线”。舒云女士对她的这个“内线说”颇为得意，当作是独家研究的惊世新发现。在她的《完整调查》一书中是这样讲的：作者“惊人地发现毛的每一步都在林立果刚刚议论之际，好像毛有千里眼顺风耳一般。毛到杭州，正是林立果议论如何杀毛的时候，毛分外警觉。林立果说炸专列，毛马上命令专列转移，汪东兴还提出在专列上搭个棚子防晒（实际是防轰炸）。林立果说炸硕放桥，硕放铁路沿线马上派部队巡逻，严查铁路涵洞、桥梁。毛突然调回专列，紧急开往上海。林立果想烧上海虹桥机场的油库，汪东兴命令油库加双岗，毛泽东到了上海不下专列，随时准备出发。最后毛突然回到北京，怕林立果轰炸中南海，白天到了丰台，却一直到天黑才回到中南海。……这一切都说明，林立果身边有毛的耳目。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作者还说：“毛泽东回到北京，谁报告的林立果？这才使林立果连夜飞往北戴河。……为什么林立果的三个方案（注：指杀毛、南下、北逃）都没有展开，更充分地说明了毛有内线。”

这个假说有着天方夜谭的想象力，以为那时的信息环境如同今天手机网络时代这样便捷了。林立果们在北京有什么风吹草动，“卧底”们立马就报告给正在南方巡视的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对林立果一举一动明察秋毫，都在掌控之中，即时采取措施。犹如一只狡猾的老猫在玩弄这些小耗子，伺机向他们伸出利爪。但是只要稍加考察，就不难看出，这又是舒云女士编造的一个缺乏基本常识的拙劣故事。我们来查看一下毛泽东调车时间与林立果回京时间，看其能不能构成舒云女士所说的因果关系。

从毛泽东方面：毛泽东9月3日下榻杭州后，给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话。9月8日晚21时左右，毛泽东给汪东兴提出把专列从笕桥专用线调开。当时汪东兴没有找到负责杭州警卫工作的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让陈的秘书办理的调车手续。陈励耘是在晚上22时10分接到的汪东兴调车通知，马上办理了相关事宜。9日凌晨1时许，毛的专列从以往停放的飞机场专运线，转到了靠近绍兴的专线上停放。按照汪东兴的要求，随行人员给主车和餐车上搭了防晒棚。（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

从林立果方面：9月8日晚上21时48分，林立果携带林彪的“九八”手令，与刘沛丰等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当日深夜至次日凌晨，林立果分别在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工字房召集“小舰队”成员开会，密谋刺杀毛泽东。林立果提出三个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和四○火箭筒打火车；二是调一○○高射炮平射打火车；三是要王维国乘主席接见时动手。周宇驰还提出：“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把硕放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江腾蛟画了油库和车站的位置图。林立果说：“首长讲，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江腾蛟1971年9月24日的交代，《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文件；总政林彪审判工作办公室预审组：《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1980年8月。（该材料为“两案”的机密资料，由舒云在其博客公布于众，以下未注处均来自该材料））

把这些史料摆出来，这个“谜团”的荒谬性也就不证自明了。

首先，从时间上看，是毛泽东调走专列在先，林立果策划谋杀毛的阴谋在后。也就是说，毛泽东决定调走专列时，林立果还在北戴河飞往北京的途中，还没有给包括周宇驰在内的“小舰队”人员策划谋害毛的事情。除非毛泽东有千里读心术的神通，在林立果刚刚产生了要谋害他的念头时，就立即察觉到了将有生命危险，这才会有事先调走专列的先见之明。

其次，林立果和“小舰队”这时候的刺毛密谋，还没有提出用飞机轰炸专列的计划，提出用飞机炸是9月11日的事情。（鲁珉1971年9月18日的交代，江腾蛟1971年9月24日的交代，《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文件】）这段时间，毛泽东本人还住在杭州，不住在专列上。舒云女士提出的毛泽东调专列是为了“防轰炸”？真不知这是从何谈起。至于在主车和餐车上搭防晒棚是为了防空袭，更纯粹是作者自己缺乏基本军事常识的臆想了。连小孩子都知道，如果要给专列做防空伪装，全部专列都得做，并且要与周围地貌保持一致，如果只单独给主车和餐车做的，反而使得目标更突出了，是适得其反的效果。至于“防轰炸”之说，搭个防晒棚大概也只能起到防鸟屎的作用吧。

再则，部队和民兵巡查毛泽东专列沿途的涵洞、桥梁，这是中央领导人专列运行的安全防范措施，直到现在的专列安全保卫工作也还是这样做的。这个问题太常识了。至于专列到上海时，汪东兴在离专列150米的虹桥机场油库放了双岗，这更是很正常的警戒保卫工作。如果不这样做，倒真是汪东兴和警卫部队的失职了。很难想象得出来，舒云女士怎么能够将这些再正常不过的专列安全警戒工作和林立果的刺毛密谋联系起来的？

最后，说到底，林立果等在密室商议的这些谋害毛泽东的计划，都是不着边际的空想而已。林立果动员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空政党委书记江腾蛟、空军作战部长鲁珉和他诓骗来的原林办秘书、驻洛阳陆军第127师政委关光烈等人去干，均遭托词婉拒，给他摆出了一大堆实施不了的困难，最后林立果的刺毛计划只能是胎死腹中。林立果当时给关光烈等人骗说是去打张春桥的专列，还没敢说是去谋害毛，他们已是畏缩不前了，林立果无计可施。也只有《谜团》的作者，才会把这些儿戏般的密谋设想当作可以实施的行动计划，煞费苦心地要去寻找毛泽东敲山震虎的所谓“线索”，编造出了一篇“防轰炸”的故事。

3、毛泽东南巡的回京时间之谜

9月12日毛泽东南巡突然回京，使林立果们刺杀毛的密谋计划宣告破产，也给人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坊间流传了许多说法，而以舒云女士的说法最为离谱。她在《十大谜团》中说，毛泽东身体好时每年都要外出，返程一般在9月底。但毛泽东于9月12日结束南巡返京，是提前了半个月时间，“这一举动十分反常”。然而，她的这个“反常”的推论，其前提是根本不存在的。毛泽东一生乘专列出行共72次（1971年毛南巡是第71次乘专列），9月底（25日后）回程的数量非常有限，仅有4次：1955年9月去北戴河，9月25日回京；1958年9月去杭州， 9月29日回京；1959年9月去河南，9月25日回京；1961年7月去上海、南昌、汉口，9月27日回京。其他所有行程再没有9月底回京的事，绝无“一般”可言。《谜团》作者凭空编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逻辑前提。

另外，《谜团》说毛泽东专列从济南“直接开回北京”，这也是错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专列从济南开出后，7时40分抵达德州，停车20分；11时15分抵达天津西站，停车15分；13时10分抵达北京丰台站。毛泽东在专列上与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谈话。16时许，专列到达北京站，毛泽东即乘车回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住所休息。《谜团》作者故意模糊毛泽东专列回程的停留时间，谎称毛泽东专列从没有在白天进过北京，把毛泽东下午回到中南海说成是黑天以后的事情，并煞有介事地宣称：这为了防止林立果派飞机轰炸。作者虚构这些倒转日月的东西，意图就是要说明毛泽东急于回京的行动，是为了给林彪家族布置死亡陷阱。

为了说明毛泽东突然回京的举动是要给林彪家族设置死亡圈套，《谜团》作者编造出了一个林立果如何中计的情景。其“谜团”之二说：林立果得到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电话报告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的消息后，“没有特别惊慌”，因为他断定“毛泽东9月25日之前不会回北京”。但毛泽东让汪东兴将他回京的消息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给林立果，林立果这才紧张起来了，决定当晚飞回北戴河。作者的意思不难理解：这是毛泽东实施“敲山震虎”计划的最后阶段，故意放风把林彪一家逼跑。

然而，《谜团》讲述的故事与事实真相差距甚远。所谓“毛在9月25日之前不会回京”的设想，并不是林立果的认为，而是作者自己的想象。至于作者描述的林立果得知毛泽东离开上海消息后的“镇静”表现，更是作者自己虚构的想当然耳。

历史事实是：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9月11日整天都在策划谋杀毛和攻打钓鱼台的方案，始终没有结果。晚上20时半以后，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又拉着空军作战部长鲁珉在西郊机场工字房继续商议。毛泽东的专列是9月11日12时半从上海开走的。王维国在晚22时许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接），告诉他们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了。此时专列已经开过蚌埠，走出了上海铁路局的地界。当林立果等人接到毛已离开上海的消息后，全场惊惧慌乱。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首长把生命都交给我，我们没有完成首长委托的重任，拿什么去向首长交待呢？”（王飞1971年9月28日的交代；李伟信1980年7月9日的交代；《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周宇驰发狠地说，他要在国庆节那天驾驶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林立果稳住情绪后，宣布会议散场，刚才说的全部作废，不能说出去。随后，林立果将诓骗来实施政变计划的某师政委关光烈也放回部队了。这个场景如果不是“特别惊慌”，那是什么？随后，林立果与“小舰队”遂开始实施南下广州的计划。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在西郊机场开会。16时左右，周宇驰交代负责专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安排林彪到广州的飞机。19时30分，林立果先坐256号三叉戟专机到山海关，准备次日早晨直接飞到广州。当晚，空军副参谋长、党办主任、“小舰队”核心成员王飞等召集“小舰队”的7人开会，安排明晨要把黄吴李邱带去广州的事情。（刘世英1971年9月24日的交代。《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文件】）

《疑团》中说的汪东兴告诉叶群关于毛泽东回京消息的事情，不见任何记载。作者说这是林立衡讲的。但无论是林立衡在9·13事件刚发生后写给中央的回忆事件前后的材料，还是她和夫婿张清林在1980年3月写给中纪委的申述材料，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参见余汝信编：《“九·一三”回望》，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以作者的文品来看，多半又是作者自己编造出来的。退一步讲，即便是如《疑团》所说，是汪东兴告诉了叶群关于毛泽东回北京的消息，那林彪他们就得要马上逃跑吗？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说，他回来还要和林彪谈谈。林彪为什么不敢给毛谈话，反而听到毛泽东回京的消息就要外逃苏联呢？

4、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布局对付林彪家族之谜

《谜团》作者为了说明“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布局算计林彪，还引用了毛泽东的理发员周福明的回忆为根据。引文如下：“9月12日晚上，南巡刚回来的主席吃过饭就睡下了。往常总理来之前都要事先通知，这次匆忙闯来，又神态严肃，我凭着多年来在主席身边工作的经验预感到出了大事。总理对我说，快把主席叫起来，有事向他汇报。不一会儿，总理出来了，对我们说，林彪要逃跑了，其他情况目前还不清楚，为了主席的安全，必须马上转移。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迅速收拾东西。汪东兴告诉我，在保证主席需要的情况下，轻装上阵，做好打仗的准备。”中央警卫团立即部署警戒，中南海随之完成临战准备。

事实情况是：9月13日零点35分许，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分别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林立衡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报告说林彪乘飞机跑了。汪东兴也在场。当听到林彪出走的消息后，汪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请他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亲自汇报当晚发生的情况。当时，毛泽东还在睡觉，并不知道林彪外逃的事情。

笔者再查周福明回忆的原文，这段文字是这样讲的：“9月12日晚上，主席吃过饭睡下了。总理得知林彪出逃的消息立即来到主席游泳池住地。往常总理来之前都要事先通知，这次没有提前通知，而且总理来时匆忙，神态也很严肃。周福明凭着多年在主席身边工作的经验预感到出了大事。

总理对周福明说：‘快把主席叫起来，有事向他汇报，林彪逃跑了。’

周福明听后感到非常震惊，他知道主席在此以前点过林彪，林彪有些问题，可谁能想到他会逃跑呢。

总理进主席卧室汇报去了。不一会，总理就出来了。总理对周福明他们这些工作人员下令：‘林彪逃跑了，其他情况目前还不清楚，为了主席的安全，必须马上转移。’

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仿佛空气都要凝固似的。周福明迅速地抓紧时间收拾所需要的东西。负责主席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还告诉周福明：‘在保证主席需要的情况下，轻装上阵，做好打仗的准备。’”（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

对照这两段文字可见，《谜团》作者是把原文的“林彪逃跑了”，改成了“林彪要逃跑了”，同时删去了“总理得知林彪出逃的消息立即来到主席游泳池住地”等文字。另外，《谜团》作者还同样方法改写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的文字，把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警卫部队在林彪外逃后采取的备战措施，提前到了林彪外逃之前。（详情见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经过《谜团》作者的恶意删改，事情发生的时态就完全变了，从过去时变成了将来时，硬是生造出了一个毛、周共同布局设计林彪的阴谋“谜团”。

5、谁是毛泽东“内线”的卧底之谜

舒云女士研究“九·一三”事件的重大发现，就是发现了毛泽东对林立果和林彪的一举一动清清楚楚，于是她费尽心机地在林彪、林立果身边的人进行排查，遍找谁是“内线”人物。在《完整调查》书中涉及的卧底有：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江腾蛟、空四军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256号驾驶员潘景寅、林彪的警卫处长李文普等。可能是因为说江腾蛟是“内线”太不靠谱，《谜团》中只涉及了三个嫌疑人。即：李伟信、李文普和潘景寅。

先看一下李伟信的“内线”问题。《谜团》作者说李伟信是林立果的“生活秘书”，几乎与林立果“形影不离”，最有条件当“内线”报告林立果的行踪。在3658号直升机迫降之后，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抓捕。李被拘捕后，急切要找汪东兴，似乎要为自己证明什么。出狱以后，又经商发了大财。这些都成了作者怀疑李伟信“内线”的理由。

事实上，李伟信根本不是什么与林立果“形影不离”的“生活秘书”。他是驻上海的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经常跑北京、广州，为林立果通过香港的特殊管道采购一些海外物品，如电讯器材等东西。李伟信效力殷勤，服务周到，林立果对他很满意，称他是“外贸部长”。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在上海研究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李伟信负责接待，端茶送水，进进出出，听到了他们谈话的片言只语。9月8日下午，李伟信由上海来北京，曾参加了林立果、周宇驰谋害毛的秘密会议。期间，李伟信曾推说要去广州与香港方面的采购人员联系，想借机走脱，被林立果当即制止了。从“小舰队”密谋害毛，到劫持直升飞机，李伟信的表现都是比较被动的，内心很惊恐，但又无计逃脱，最后不得不跟着周、于去机场骗走直升飞机外逃。《谜团》作者要断定李伟信是毛泽东安插在林彪家族的内线，这是需要拿出证据来的。例如必须要说明他是如何同毛联系的，用什么方式传递情报的等等。这可绝不是胡思乱想的事情。

《谜团》中讲，李伟信是被“五花大绑关进北京卫戍区的地下室”，提审时急切要找汪东兴报告。这里的关键是，李伟信被拘捕后有没有要求找过汪东兴？据李伟信1971年10月11日的供词讲，他在周、于自戕时放了空枪，然后自己去“向当地驻军和民兵投降自首”。（李伟信的亲笔交代，1971年10月11日，见《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文件】）这也就是说是他自己主动跑去报案的，不是被五花大绑抓走的。另据汪东兴回忆说，抓李伟信的时候，他喊的是要找卫戍司令。（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吴德、吴忠的回忆和传记中，也都没有提到李伟信被捕后要找汪东兴的事情。在9月13日晚上，李伟信主动向审问他的北京卫戍司令吴忠交代了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拍着桌子骂他不老实：“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等吴忠听明白李讲的“五七一”工程的事情后，大惊失色，手都颤抖了起来。（曲爱国：《百战将星——吴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他绝对没有想到，在这起简单的劫机外逃事件里面还藏有这么大的阴谋。吴德、吴忠的这段回忆史料也可以作为李伟信不是“内奸”，他与汪东兴没有任何联系的有力佐证。

可以设想，如果李伟信真是毛泽东安插在林立果身边的“内线”，汪东兴或有关部门早就会派人把这位立下大功的功臣接走了，不会让他再跟局外人的吴忠白费口舌，泄露最高机密的。审判“小舰队”成员，李伟信被判刑15年，是判刑最重的一位。如果从李释放以后的事业发达，再反推他是“九·一三”事件的得益者，这是更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真从判刑的轻重上推论，那空军党办主任、副参谋长王飞的“内线”可能性最大。王飞是“小舰队”最核心成员之一，周宇驰、于新野都是他安排给林立果的，卷入林立果政变阴谋活动也最深，但最后在“两案”审判时因突发精神病免于起诉，补上了比他罪责要轻得多的江腾蛟。这里或许有些说不出来的隐情。

6、林彪的“九八手令”之谜

《谜团》作者设计的“谜团七”，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和“九八”手令问题。这是林立果发动政变的“尚方宝剑”。林彪给黄永胜的这封信，没有注明日期，内容是让黄永胜“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另一个是林彪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九八”手令，林立果9月8日夜回北京时带回的，先后给十几个人看过，用它传达了政变命令。“九八”手令是中央专案组认定林彪发动政变的一个重要罪证。周宇驰等乘直升飞机外逃不遂，自杀前将这两份文件撕毁。在中共中央公布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就有这两份文件撕碎后拼接起来的影印件。

《谜团》作者在这个“谜团”中，一开始就“爆”了两个假料。一是说林彪给黄永胜写的这封亲笔信，“王飞和黄永胜都否认见过”；二是说“被劫直升飞机上的录音机在忙乱中被按响，放出了叶群与黄永胜的通话”。这都是信口开河之言。

第一、这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黄永胜确实没有看到，但在王飞手里来回经过了几次。9月11日，周宇驰将这封信交给了王飞，在得知毛泽东离开上海后，于12日中午从王飞手中取回。在准备实行南逃广州计划时又交给王飞，取消计划后王飞又将信还回。最后被于新野带到了劫持的直升飞机上。关于这封信的情况，王飞一开始就交代了，其供词上了中央文件，而且从来没有否认过。（王飞1971年9月28日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见《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文件】）

第二、在被劫的3658号直升飞机上，确实缴获了叶群与黄永胜的通话录音。但录音带已经被林立果调成了高频，当时根本听不出是谁的录音。后来是由公安部的技术人员把录音给调校出来了，才知道这是叶群、黄永胜谈情说爱的暧昧通话。（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

关于林彪“九八”手令有几个版本的问题，在坊间流传很久了。如有横写竖写的两个版本两种字体等等。实际上在“两案”时期，已经有人提起过这个问题。最早就是来自“小舰队”涉案人的口供。江腾蛟在羁押期间曾说过，他当时看到“手令”，与中央文件上登的从周宇驰带到直升飞机上缴获的这份的字体不太一样。最早是军旅女作家张聂尔向社会公开披露了这个信息。（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这就提出了有几个“手令”的疑问。

2011年，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武健华发表了回忆文章《“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住地的清查工作》（《党史博览》，2011年第12期），其中讲到他在北戴河林彪住所清查材料时，也发现了一份林彪“九八”手令。这说明，林彪的“九八”手令可能会有多个版本。很有可能是林立果带回北戴河一份，周宇驰随身带一份。周宇驰拿这份手令的用途，本是要胁迫黄吴李邱强行去广州的，去广州的飞机和随行人员也都安排好了。

但问题是，纠缠“九八”手令有几个版本，究竟能有多么大意义吗？首先，林立果用“九八”手令，矫命“林副主席”指示，策划谋害毛泽东的政变活动，这是事实。而且，周宇驰、于新野也正是拿着这个“手令”，到沙河机场骗走了3658号直升飞机和驾驶员。这说明，“九八”手令在林立果的政变活动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另一方面，这个“九八”手令在政变中真正能起的作用又是非常有限的。在密谋政变中，林立果以林彪的名义，把关光烈骗到北京，给他出示林彪的“九八”手令，要他调部队来执行“五七一”政变计划。关马上推说，他调动不了部队，一个排也调动不了，调部队都得经过总参谋部下令。这虽是对林立果的婉拒，却也是军队的实情。军队的调动，要经由总参下达命令，有一套严密的程序，不能随便调动。别说是这个来历不明、语焉不详的林彪“手令”，就是毛泽东要亲自去调动军队，也得要经过这套程序，不是口说调动就能调动了的。李德生曾回忆说：毛泽东南巡回京在丰台车站谈话，要李德生调动一个师到南口，李立即执行了。（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这是不准确的。往南口调动部队的事情，其实是9月13日晚上周恩来与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开会决定的。（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所以，无论“九八”手令有几个，真的也好，假的也罢，都只能是在林立果的熟人小圈子内发挥作用。一旦离开了林立果他们的熟人圈子，这个“手令”也就没有什么戏唱了。实际上，周宇驰能够在沙河机场骗走3658号直升机，是因为他在这里学开直升飞机，人们都知道他是首长身边的重要人物，称他“二号楼首长”，而且引路的又是周的飞行教练，直升机团的副大队长陈士印，所以机场人员对飞行程序也就不太讲究了。也可以说，周宇驰之所以能够顺利地骗走飞机，“脸熟”要比“手令”更起作用。

林彪“九八”手令，含义模糊，意指不清，只能是在林立果小圈子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可以动员的范围很小。林立果的刺毛想法只会是身边二三密友知道，对其他人并不敢明讲，而是以打张春桥为幌子，欺骗他们。因此，“九八”手令在“五七一”军事政变行动中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手令更像是一个哄孩子的东西。在一个陌生人的场合，谁都不会认它的，遑论号令天下了。林立果们拿这样一个来源不明、意指不清的“手令”发动政变，纯属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悖之举，因而失败也是必然的。所以，在对案件定罪上讲，“手令”是很重要的政变证据；但对历史研究而言，“手令”问题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枝节的问题。过分纠缠这个问题，似有舍本逐末之嫌，只有小说家才有这样大的兴趣。

7、警卫处长李文普的枪伤之谜

“谜团”之五是李文普的跳车枪伤之“谜”。李文普是跟随林彪多年的警卫处长，林彪出逃的重要证人，他听到林彪在车上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知道林彪一家要叛逃苏联，决心下车，在下车时挨了林立果一枪。关于李文普是否自伤的事情，坊间炒作已不是一年两年了。关于李文普的流言，如他的枪伤是自伤，他是“卧底”，他与专案组有交易等等，源头就出自林家人之口。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在请人捉刀写的《自己写自己》的书中，硬说李文普挨的这一枪是自伤，还把林彪的司机杨振刚（在温都尔汗坠机死亡的九人之一）也当作“卧底”，在海内外很有些影响。李文普被迫予以反驳，在《中华儿女》登载了他的口述文章《林彪卫士长不得不说》，说明了他到林办的经过，他在林办工作的情况，“九·一三”这几天北戴河的情况，他目睹的林彪一家外逃的经过，澄清了许多事实真相。之后，坊间说李文普是“内线”的声音逐渐沉寂。

舒云女士在文章中断定李文普的这一枪是他自己打的自己，其理由是李的枪伤没有得到鉴定。为此，作者东拉西扯了一大堆人来作证明，如中央警卫团的张耀祠、张宏、姜作寿、陆军医，林立衡的未婚夫张清林，北京军区281医院的医护人员等，最后还举出了一个大人物汪东兴出来说话：“算了，小节，不要干扰”，按下了这件事。

《谜团》作者拉扯出的这些人，其实与鉴别李文普枪伤的关系都不大，证明不了什么问题。文中讲的所谓张耀祠说“那时怀疑他（李文普）是自己打的”，以及所谓周恩来、汪东兴等人的讲话，都是作者自己的编造，没有此事。李文普第一时间向北戴河警卫部队报告时，讲的就是林立果打伤他的。中央警卫团当时给周恩来的电话报告，也说是林彪一行打伤了警卫人员外逃。李文普当时给为他包扎臂伤的医生说“枪走火”，这是敷衍外人的说法，并无不妥。至于《谜团》中说李还“偷偷”给护士留下了几张纸，更是作者胡思乱想了。李文普本人坚决否认张清林给他包扎过伤，还能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女护士留什么纸条吗？至于作者提到的汪东兴、张耀祠等人，他们都不在事发现场，起不了证明人的作用。汪东兴是中央级的大人物，根本管不到小人物李文普头上来，更没必要亲自出面去为李文普的枪伤一事解释什么。汪的这个“算了”的讲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对谁讲的，作者都没有交代。显然，这又是作者在编造史料，故弄玄虚了。

《谜团》作者一口咬定李文普的枪伤是“自伤”，翻来复出纠缠不休，非得要把这件事证死不可。但是说李“自伤”的证据是什么？“自伤”本身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首先，从现场的情况看，李文普挨这一枪是完全可能的。据李文普回忆的现场情景：林彪汽车冲破八三四一警卫部队在58楼处的阻拦，从山上疾驶而下。李文普在副驾驶位置上，见状急喊停车，车立即停下，李随即下车。叶群见状，气冲冲地喊：“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李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接着他转身朝58楼（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部）方向喊话：“来人哪！”此时，车内林立果向他开枪，近距离1米左右，子弹擦过李的前胸穿透左臂，造成粉碎性骨折。从李文普下车，面对车内与叶群的答话，到他左转身向车左后方58楼的喊话，再到车内向李开枪，这些连续动作，是符合李文普左臂挨枪的射击弹道角度的。再则，警卫部队阻拦林彪汽车的地方距离李文普下车处仅有100米左右，李文普如果真的有什么自伤动作，紧随追赶过来的干部战士都是能看到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中队长肖奇明在事后写的材料中，都证明是车内开枪击伤了李文普。当时肖奇明一直追到离汽车只有五、六步的距离，为阻止汽车开跑，还对着司机开了两枪，没有击中。汽车车门都没有关，就开跑了。在他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是能够分辨清楚李文普自伤他伤的情况。

从另一方面讲，李文普自己打自己一枪有什么意义吗？诚如李文普所言：“我已从林彪汽车上跳下来，干吗还要打自己一枪？”（李文普：《林彪卫士长不得不说》，李海文主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二编，四川人民出版社）这话问得很理直气壮。

其一，如果李文普是毛泽东派到林彪身边的“卧底”，那应该是奇功一件，胜利完成任务的功臣，为什么还会把他作为重点监护审查对象关押了4年之久。后来，林办工作人员全部解除审查后重新安排工作，李文普则因为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林、叶要逃跑的情况，被认为是“参与了阴谋活动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干部”，降级安排到最差的地方，在山西一个贫困县的石棉矿干了6年，是林办工作人员中受“九·一三”事件牵连吃苦最多的一位。《谜团》作者说对李文普的处理“轻而又轻”，这完全是闭着眼说瞎话。

其二，作为一位警卫“副统帅”多年的老资格警卫干部，李文普为什么要跳车？他难道不知道放弃警卫对象的严重后果吗？如果林彪的车子只是在外边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如果林彪乘飞机只是到大连、广州或国内的任何地方，那么就凭李文普这个擅离职守的行为，就得被立马拿下问罪了。放弃保护林副统帅的警卫职责，不顾林副统帅的生命安危，自己跳车逃跑了，这可是杀头的重罪啊！李文普他敢吗？所以，李文普如果不是听到了林彪讲“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的话，也一定是听到了同样严重的话，能够肯定林彪他们此行是要去国外，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否则他是不敢顶着这个杀头重罪擅自跳车的。

其三，即如《谜团》作者所言，李文普是跳车以后又自己打了自己一枪，那只能说明一点，这就是在汽车里发生的事情，性质上是非常非常地严重了。已经不是什么叶群、林立果要叛逃的问题，而是林彪自己要叛逃的问题了，李文普不打自己这一枪是没法给组织上交待清楚的。如果不是林彪自己要跑，如果中央警卫团在山海关机场把飞机截住了，抓住了叶群、林立果，成功地“解救”了林副主席，那么，李文普也同样脱不了擅自放弃保卫“副统帅”职责的追究，仍然还是杀头的重罪。所以，如果说李文普的这一枪是自伤，其实并不比被林立果打伤的事件性质更轻，甚至还会更严重些。可见，纠缠李文普的自伤和他伤的问题，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无论说是自伤说还是他伤说，都不会改变关于林彪外逃这一基本事实的判断。

8、256号三叉戟驾驶员潘景寅和专机强行起飞之谜

《谜团》的第六谜，是说专机驾驶员潘景寅和256号三叉戟强行起飞的问题，但作者的语言混乱，自相矛盾，表述不清。作者先说：叶群要潘景寅强行起飞，“从林彪专机起飞后在空中划了一个缓慢的‘问号’”来看，潘景寅不知道要飞到哪里去。又说：潘景寅驾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后，“毛泽东说‘林彪帮了一个大忙’，这个‘忙’是飞行员潘景寅‘帮’的。”还说：邓小平回答外国记者询问林彪专机失事问题时说“飞行员是个好人”。这里，明显带有着对其“卧底”的暗示。在《谜团》作者的另一篇文章《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的最后十小时》，还讲了一些独家“爆料”，如编造说潘景寅在飞行前吃了安眠药，潘知道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打的几个电话，当时在山海关机场上有人大喊“抓小林贼”，林立果在专机旁边打电话告诉北京的周宇驰“北上”等等。这些 “爆料”，作者都是以他人之口说出的，其实都是作者自己的想法。只要读者有心核查一下，这些全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例如：李作鹏当晚打给山海关机场的电话，都是打给场站的（场站是海军管的）。潘景寅飞行前根本没吃过什么安眠药，当晚他一夜未眠，就在34师派驻机场的调度室里给调度主任聊天，根本不知道李作鹏打来的电话。在林彪一行的登机现场也根本没有人喊“抓小林贼”的事情，连“林贼”这个名词也是在批林整风时才出现的。专机旁的电话是场内工作电话，根本打不了长途。在专机旁打电话的人是专机机组的机械师邰起良，这是要叫机组人员赶紧上飞机的电话。作者编造这些东西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证明说：“九·一三”是毛泽东、周恩来给林彪家族设的局，潘景寅是他们安排在局中的一个棋子。其实，这只不过是作者舒云女士给好奇的读者设的一个伪造现场之局。

其实，关于驾驶员潘景寅和飞机强行起飞的问题，空军有关方面当时已经做过了详细调查，早有了权威论述。这些年来，林彪专机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和专机师师长时念堂等亲历者，曾就256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航线和迫降坠落的问题发表了系列文章，最近康庭梓又出版了《亲历“九·一三”》的专著，详细解释了潘景寅和专机飞行之谜。（如康庭梓的《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前》，《中华儿女》1999年第4期；《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中华儿女》2001年第2期；时念堂口述，戎志整理《专机师师长回忆“9·13”之夜》（《中华儿女》，2001年第6期）等文章。康庭梓著《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这些文章书籍已经清楚地讲述了256号飞机当晚飞行的整个过程，对飞行路线和坠机原因都有相当深入的专业分析。笔者曾多次采访康庭梓和时念堂等人，核实了许多有关256号专机的细节问题。他们的叙述是真实可信的。

这里，首先简要叙述一下潘景寅和256号专机9月12日的飞行情况。1971年9月8日晚，叶群打电话告诉吴法宪安排林彪回北京的专机，执意要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具体安排专机。随后，胡萍直接找到专机师副政委、256号专机驾驶员潘景寅进行飞行准备。12日上午，潘将挑选的专机组名单报送胡萍审核。12日下午4时，周宇驰通知胡萍安排了第二天随林彪去广州的飞机机群，并要256号三叉戟当天先送林立果去北戴河，让林彪次日清晨乘这架飞机去广州。下午6时，专机师指挥部下达专机飞行任务。潘景寅要给飞机加油16吨，实加15吨。晚7点40分，专机送林立果等人直飞北戴河。256号三叉戟采取紧急出行方式，未办飞行手续，代号改称为普通客机252号。在当晚机组会上，潘景寅跟机组人员研究了飞东北、广州、重庆等航线，没告诉具体地点。潘要山海关机场给飞机加油到17吨，因接口不配套，没有加上油。潘景寅当晚未睡，在调度室聊天，守着电话。23时40多分，潘接到一个北京来的电话，是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来的。通话后，潘景寅立即要求场站给飞机加油。零时5分，潘叫醒3位机械师准备飞机，有意没有惊动其他机组人员。随后，潘又接到吴法宪转达的周恩来不许飞机起飞的电话。零点15分，潘景寅离开调度室去停机坪登机。13日零点22分，林彪汽车急驶进入机场。13日零点32分，256号专机强行起飞。剩下的机组人员5人未能赶上飞机，飞机也没有加上油。256号飞机强行起飞后，飞行方向先是西南240度飞行约4分钟，然后右转向280度（北京方向）飞行约4分钟，在河北迁安县上空转到340度飞行约6分钟，再调整到325度，后向蒙古方向飞去。

应该说，潘景寅怎么在机组人员都没有上机的情况下，就敢一个人驾驶大型飞机强行起飞升空，这在世界航空史上也是罕见的。潘的这个单独驾驶专机的异常举动，确实是“九·一三”事件的一个“谜”。但这个“谜”绝非是“卧底”之谜。而是另外的问题：如潘景寅在得到吴法宪命令256号飞机不准起飞后为什么还敢起飞？为什么潘在准备飞机时有意地没有叫醒全部机组成员？为什么一个平时简单的空中转弯动作用了将近20分钟……这些异常问题的出现，是和特定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当时林立果等人在空军司令部和专机师散布“吴法宪反林副主席”的舆论，对一些人影响很大。潘景寅无疑是深受其影响的。所以他在关键时刻，要挺身捍卫“林副统帅”，不听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命令，单人驾机升空。但正如康庭梓所分析的：潘当晚知道的只是飞广州，不然他就必须要提前给飞机加满油了。在飞机上天后，当潘景寅知道此行是要叛逃国外，可以想象到他内心会有多么震惊，必然要与林立果发生激烈争执。林立果得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胁迫飞机北上。所以，256号专机的飞行动作才会这么犹犹豫豫，仅60度的转弯就用6分钟时间，超过正常转弯的好几倍，航迹很不规则。（康庭梓：《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中国青年出版社）康庭梓给笔者说：为什么没有拦下了，就是因为这是林彪的专机，当时大家都是认为毛林是一体的，哪个敢动林副主席？这个解释是符合事实逻辑的。

《谜团》说：潘景寅驾驶256号在空中划了一个缓慢“问号”，从而断定他不知去向。此说来自林立衡，是张宁的书中最早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完全是缺乏常识的凭空想象。256号飞机的起飞方向与北上方向差70~80度，而这个70度的转弯一直拐到了迁安上空，飞了足足132公里。不仅从地面上看不到问号，即使从标图上看也不是问号，而是一个很不均衡的大弧线，像是提钩的L。这会是潘景寅要向地面表达什么意思吗？无论如何，从不是问号中找出问号来，这确是一门独到功夫。

最大的问题还是在256号飞机加油的问题上。在256号飞机出境后，周恩来责成空军指挥所迅速查清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没有加上油，携带油量多少。空军当即查清256号飞机携带的油料是12.5吨，断定飞机飞不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而后，空军专家组根据飞机携带油量、坠机照片等证据，得出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迫降时自行坠毁的结论。结论是上了中央文件的。早在十多年前，在山海关机场未上飞机的256号机组副驾驶康庭梓等，已撰有专文讲述了256号飞机为什么没有加上油的原因和相关细节。舒云女士自称是“九·一三”专家，应该是知道这些权威文章的。但在她的《谜团》、《完整调查》等作品中，却仍然毫无根据地肯定说，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加上油了，飞到乌兰巴托足够，飞到伊尔库茨克也够。还从乘客人数上算，认为人数减少了，耗油量也会减少三分之一，而且随着飞机油量的消耗，耗油也会越来越少。这其实还是说，256号飞机的坠毁，是驾驶员潘景寅有意为之的事情。这是作者有意制造混乱，误导读者。

康庭梓在《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一书中清楚地讲了256号飞机强行起飞时的情况：9月13日零时5分，潘景寅叫醒3名机械师起床。零时22分，林彪汽车到机场停机坪，让油车离开。这十几分钟里，机械师们要把飞机的蒙布、堵塞、夹板等拿掉，这时间就相当紧张了，根本没有时间来得及给飞机加油。至于飞机乘客少耗油量就会减少的事情，笔者专门就此询问了康庭梓先生。康庭梓斥之：这是不懂装懂的瞎胡扯。康是首批接受三叉戟飞机培训的飞行员，对三叉戟飞机的性能比潘景寅还熟悉，自是权威之言。

9、林立衡在9月12日夜间向8341部队报告之谜

《谜团》的第三“谜”是：“林豆豆报告中央警卫团的初衷是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应该给读者说明的问题。但是，作者费了不少笔墨，绕来拐去，到底还是没有说出林立衡报告的初衷是什么。实际上，按作者的本意，还是很想把她的毛、周设局逼跑林彪的故事给编圆了，但却在林立衡（林豆豆）这里遇到了很难说得通的矛盾。因为无论“打草惊蛇”也好，“敲山震虎”也好，如果没有林立衡9月12日晚上跑去向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这场“逼”跑林彪的大戏是无法演下去的。

按照林立果在北京的部署，他们原本安排在第二天早上去广州的。周宇驰、于新野、王飞、胡萍等都在忙于南下的人员飞机安排。只是由于林立衡给中央警卫团报告了情况，整个戏码才完全乱了套。周恩来闻讯后追查256号飞机的去向，控制了西苑机场的飞机，南下广州的计划不能实施了，林彪一家这才仓促决定北逃苏联。从飞出国境的直线距离来讲，南下到香港有两千多公里，北上到外蒙只有700公里，北逃是林彪一家仓皇出逃的最佳选择。

林彪一家的北逃，使舒云女士创作的惊“蛇”震“虎”的故事，马脚毕露，矛盾百出，难以自圆其说了。因为，上至中央最高层，下至北戴河的八三四一警卫部队，谁也不会料想到会有林立衡的突然出场。也就是说，在作者设计的毛泽东、周恩来逼走林彪的阴谋中，关键的是要有林彪的老婆孩子的全力配合，要由他们来帮助毛最后实现把林彪逼跑的计划。在这里，只要双方在配合上有一点点的差池，整个“打草惊蛇”的计划就完全泡汤了。就此而言，作者也真是属于百无禁忌的敢想敢说之辈。

为了编造这个毛周设局害林的“九·一三”故事的结尾，舒云女士在《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中颇费笔墨，堆砌了许多真假不辨自相矛盾的史料，力图想说明林彪被叶群、林立果绑架走的，中央警卫团有意奉令不作为，故意放跑了林彪。特别恶劣的是，作者假借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张耀祠、姜作寿和刘吉纯等人之口，编造了林彪出逃的一连串细节，有意蒙骗读者。

在《完整调查》一书中描写的林彪9月12日被“绑架”的情况是：叶群和林立果闯进林彪房间，叶群一把拉起林彪，快起来吧，有人来抓你啦。林立果命令小陈和小张快给首长穿衣服。张恒昌回忆：首长吃了安眠药，比平时晚睡了15分钟，是从床上拽起来。穿衣服时还迷迷糊糊，没有一点自主动作，完全由我们摆布。作者还借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的口说：（林立果）举着枪，从这屋窜到那屋，嘴里乱喊。还说：刘吉纯赶快跑到办公室，叫林办秘书李春生给大连打电话等等。作者笔下的这番热闹，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但除了人名是对的，其他全都是错的。

舒云女士在这里说的小陈、小张，是林彪的内勤服务员陈占照、张恒昌。这两人在“九·一三”后都写有证明材料，绝对没有她讲的这个林彪已吃安眠药睡下后被叶群拽起的情节，反而是说林彪该睡觉的时间没有睡，与叶群、林立果频频谈话，最后是林彪自己主动走上的汽车。上述这段叙述完全是作者把她自己编造的话，按到了这两位内勤头上。舒云女士讲的刘吉纯的话，自称是她在1996年10月21日的采访，这也是她自己编造的。无论是这两位内勤的证明材料，李文普、刘吉纯自己的回忆文章，都没有讲过林立果在96楼举着枪窜来窜去，乱喊乱叫的事情。据刘吉纯自己讲，他是晚上11点多听到叶群在走廊叫喊要走时，才去办公室要秘书给大连方面联系的。打电话的秘书是宋德金，而非文中所说的李春生。但是，舒云女士书中的这类胡编乱造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不胜枚举，要是一一指出她胡乱编造的问题，等于要将整个事件全部重新写过一遍。好在书中提到的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回忆，当年“两案”查证组也有重新调查的记录，是可以核对起来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他们本人的回忆文章与舒云的引述对照一下，即可以看得，无论是陈述的内容、说话的语气、关于他们自己经历的说法、包括他们的职务在内，与舒云女士讲的情况都是不符的。

舒云女士的文章中还有许多“爆料”，都说是来自林立衡的。如讲林彪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叶群、林立果绑架走的，周恩来有意放纵，中央警卫团不作为，眼睁睁地看着林彪上飞机跑了云云。2012年舒云在海外又出版了《林豆豆口述》一书，似是她的这些说法得到了林立衡的认可。林立衡所托非人，找到了舒云，只能给自己制造麻烦。然而，舒云女士虽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主体部分还是借助林立衡提供的材料发挥出来的。所以，还是有必要再分析一下这个林豆豆版本的“九·一三”说。

林豆豆版的“九·一三”观点，中心意思是说：林彪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下了，是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被叶群、林立果绑架走的。她在1971年9月12日当晚给中央警卫团报告时，确实是说叶群、老虎要把首长搞走。她当年在玉泉山写的材料则推翻了绑架说，所述“九·一三”前后的情况比较如实。但此后林立衡的叙述又有多次反复，不断为绑架说添加了新情节。绑架说的正式版本，最初来自林立衡和丈夫张清林在1980年3月写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申述材料。“两案”后，林立衡和张清林对给中纪委的“九·一三”申述材料进行了修改添加，完成了她的“九·一三”说。在正式出版物中，按照林豆豆的观点写的书，有林立果未婚妻张宁的《自己写自己》一书（港版书名《尘劫》）。事实是，9月12日事发之时，张宁在56楼睡觉，对林彪叛逃的情况全然不知。

2000年中期，林立衡的申述材料的修改添加版开始流传到社会。一本在台湾出版的《世纪风铃》书中，刊登了这个材料的加工版。2012年，舒云女士又将林立衡的这个修改版材料做了进一步改动，为了凑篇幅，又加上她自己述事不清的旧文章和林立衡在“文革”中发表的一些文章，攒成了一本书，在海外出版，还起了一个文不对题的书名——《林豆豆口述》，故弄玄虚，重演“标题党”的故技，以吸引不明真相的好奇读者。该书问题很大，史实错误很多，有意误导读者，欺史欺世。如书中讲叶群奉令给林彪服用了“反向思维”的药物，使得他想东说西，指北话南，办错事说错话等等，非常荒唐可笑。近期一些学者在香港出版了《“九·一三”回望》一书，对这本书进行了正面回应。《回望》将林立衡“九·一三”申述材料的原始版本与后来的衍生版本进行了比对校勘，列出了张清林在后来大量修改补充的内容，并就有关“九·一三”的若干史实进行了辨析，提出若干质疑，指出了许多有意编造的伪问题。

总的来说，《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誊清稿），从时间顺序上大致反映了9月12日晚北戴河所发生事情的基本梗概，但在事件的具体情节上与事实出入很大，也与她在“九·一三”事件后10月份在玉泉山写给中央的材料很不符。笔者结合有关史料，对林立衡报告的相关情况作一简单叙述。

林立衡等人是9月7日中午乘三叉戟飞机到达的北戴河。到达后，林立果立刻来找她谈话，告诉了叶群、林彪准备外逃的计划，让她也要跟着走。林立衡听后很紧张，转而将情况告诉给了未婚夫张清林、她的随身警卫人员空军保卫部副处长杨森。张、杨又告诉给林办的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要他采取措施。刘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了他的直接领导李文普。李文普在林彪身边多年，对林家虚虚实实的事情见过了，根本不信。8日，林立果又给林立衡说了要去谋害毛的新计划，并于当晚飞回北京策划政变。林立果走后，林立衡先后找了林彪内勤张恒昌、陈占照，李文普等林办工作人员谈话，要他们提高警惕，防止叶群、林立果把首长（林彪）弄走。但她却始终没有把情况给林彪讲，也没有报告在北戴河警卫林彪的8341部队。直到12日晚林立果从北京飞回北戴河，林立衡觉察出情况异常后，于当晚22时半左右跑到中央警卫团二大队报告说：叶群、林立果在外面做了坏事，北京呆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要他们保证林彪安全，不被劫持走。北戴河林彪的警卫部队立即将林立衡说的情况，用电话报告给了北京。从而拉开了林彪、叶群、林立果仓皇外逃的一幕。事后，林立衡一直抱怨中央警卫团接到她的报告后无所作为，实际上她在林彪出逃问题上的处理方式，让警卫部队很难作为。

这里的问题是：林立衡在7日中午就知道了林立果企图谋害毛泽东、劫持林彪外逃的计划，为什么她只是在林办的几个工作人员那里兜圈子，而自己不向林彪告发叶群、林立果呢？为什么直到12日晚上才去向警卫部队报告？

是林立衡担心林立果会加害她，不敢报告吗？在林立果7日告诉她的时候，如果发现她去报告，加害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9月8日晚上林立果已经回北京去召集人马策划刺杀毛的计划，这个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实际上林立衡给林彪身边工作人员谈话，就是在林立果走了以后的事情。可见这个担心是没有理由的。

是叶群不让林立衡单独见林彪，让她没有机会给林彪报告吗？实际上，在北戴河期间，林立衡作为林彪女儿，要单独见他是很有机会的。9月10日上午，张清林、张宁到秦皇岛山海关游玩，林立衡因身体不好没去，而是到了林彪住处，父女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林立衡并没有给林彪讲。叶群、林立果要劫持林彪外逃，这是天大的事情，她为什么自己不给林彪讲？只要林彪说一声，整个林办，北戴河警卫部队全都得听命他的。这是解决问题的正途，林立衡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是林立果说的玄玄乎乎，让林立衡搞不清楚是真是假，不敢贸然给林彪说吗？那么，她在9月12日晚上向北戴河警卫部队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劫持林彪外逃时，对事态的严重性是确定无疑了，但她又提出不要去报告林彪，不要报告他们的直接上级汪东兴，也不要去惊动周恩来，由警卫部队自己去把叶群、林立果扣留起来，阻止他们外逃。这又是为什么？

林立果在9月7日、8日两天给林立衡谈话中，确实是有吹牛和吓唬她的情况。但他说的要从广州跑香港、外逃苏联，以及策划要在南方谋害毛泽东，在事后看也都是真的。林立果吓唬林立衡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她听命，能跟他们一起跑。而在以后的5天多时间里，林立衡一不给林彪报告，二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事态，只是在林彪身边少数几个工作人员那里兜圈子，要他们“提高警惕”，“保护好首长”，发现异常情况向她报告。靠这几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能起到阻止林彪出行的作用吗？说到底，这个耽误时机的主要责任，只能是在林立衡自己，其他人都是担不起的。

在9月12日夜，林彪、叶群当面给李文普等工作人员说是去大连，林立衡则说是叶群、林立果要劫持林彪外逃。李文普他们当然要听首长的，而不是听首长孩子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况且，林彪家庭关系复杂，林立衡与叶群的母女关系不好，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所以，老婆、儿子要劫持“副统帅”出逃，这么严重的事情，只凭林立衡一个人的话，是很难让人相信的。实际上，越是对林家情况熟悉的人，越不会轻信她的话。不仅李文普不敢相信林立衡说的话，当周恩来听到北戴河报来的林立衡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劫持林彪外逃的消息时，第一反应也是不信的。周恩来还询问一同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黄永胜，“林立衡是不是又给家里闹矛盾了？”（黄春光口述，米鹤都整理：《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期间的一些事》，《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

在北戴河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警卫部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接到林立衡的报告，说叶群、老虎要把林彪搞走，要部队立即采取行动，他们敢相信吗？如果林立衡报告的情况不实，警卫人员贸然采取了行动，这个事情的政治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万一情况不实闯了祸，林立衡是林彪女儿，不会拿她怎么样的，而其他人则要承担这起重大政治事故的严重责任了。

所以，警卫林彪的李文普没有理由阻拦林彪出行，北戴河警卫部队不能不上报北京，北京的答复也只能是相机行事。周恩来也不能不谨慎处置，只能是一方面控制飞机不要起飞，一方面劝阻叶群不要夜航——毕竟林彪是在他之上的“副统帅”。说到底，这可是直接关系到中央政治关系的大事情，包括周恩来在内，谁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毕竟林彪出逃的事情太出人意料了，太不可思议了，无论北戴河警卫部队，还是北京方面，谁能料想到堂堂的“副统帅”竟然会叛国外逃？！从林立衡12日晚22时30分左右到中央警卫团二大队报告，到13日零点22分林彪一行强行登上飞机起飞，不过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时间。期间，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要请示报告，要核实情况，要辨别真假，要决定采取适当的处置方式……即使处理得手忙脚乱，犹豫迟疑，不尽人意，也是说得过去的，谈不上有什么明显的失当之处。

林立衡自己不去报告林彪，也不想让警卫部队报告中央，不去寻求最有权威的人物出面解决，反而将解决这件最严重事情的责任，推到担不起这个责任的北戴河警卫部队身上，让他们去阻拦林彪上飞机，这确实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有研究者认为：林立衡在处理林彪外逃问题上，一直有个自己的小算盘，“希望将天大的这么一件事，局限在北戴河的小范围内悄悄地解决”，把林彪与叶群、林立果进行切割，“天真地认为如果八三四一部队在北戴河将叶群、林立果处置了而不告诉北京，林彪就可以保住了”。这个推论是有些道理的。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林彪知道不知道出逃的事情？林立衡到处说林彪最疼爱她，但她自己却不去报告林彪。本来，只要林彪讲句话，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还用得着林立衡到处找人吗？这里的蹊跷，是否可以认为林立衡是清楚林彪态度的，所以才不敢给他讲？“九·一三”前几天，叶群频繁地给林彪谈话，有迹象表明她给林彪讲了想出走的意图。张宁的《自己写自己》，林立衡的“九·一三”申述材料，虽然是站在维护林彪的立场说话，但也都披露了林彪事先已经知道叶群想要外逃的事情。

在9月12日晚上，叶群、林立果到林彪处密谈，内勤听到他们劝说林彪外逃香港的话，马上告诉了林立衡。虽然林彪当时没有说话，但没表态本身也是一种态度。在随后的行动中，林彪不仅没有召唤警卫人员把叶群、林立果控制起来，还自己主动地走上了出逃的汽车；在途中，李文普停车下车、车内问话并向李文普开枪，八三四一警卫部队向汽车开枪还击……等等这些严重事情，林彪也没有任何反应，到机场后又是自己屈尊从驾驶员的简易舷梯爬入的机舱，直到256号飞机紧急升空，用近20分钟时间艰难地转向北飞……这些难道就是林彪吃了“反向思维”特供药物而出现的药物反映吗？

可见，即使从林立衡自己的叙述来讲，林彪出逃的“绑架说”、“被骗说”也是立不住脚的。在处理林彪出逃的问题上，林立衡把这个天大的难题，一下子甩给了事先毫不知情的警卫部队，在短短两小时的时间，还能够指望他们有什么回天之术吗？实际上，正因为这是“林副统帅”出行，警卫部队包括山海关机场的人，都不敢造次阻拦。要是换作其他人，早就给拦下了。所以，在林彪外逃的问题上，林立衡无疑是一个最大的偶然因素，毛泽东和周恩来纵然再老谋深算，也是设不了这个局的。

10、林彪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之谜

《谜团》的第十“谜”，是关于林彪飞机坠毁的问题。舒云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中专门列了四章的分量讲述所谓“坠机之谜”，但实在是一团乱麻，不忍卒读，整个儿是流言、谎言加臆想的混合体。在《谜团》一文中，篇幅虽然减少了，但内容依然是造伪作假的东西。因为“坠机之谜”是舒云女士最后揭示的大“谜”，也是坊间流言最多的问题，人们也最为关心，笔者不妨多说些，按照其叙述的顺序，分为山海关机场、256号飞机的越境飞行、飞机有没有被击伤，飞机的迫降坠毁四个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是山海关机场的情况。

舒云女士在《谜团》一文中，借山海关场站参谋长佟玉春之口讲了林彪专机起飞的情况：如佟玉春要调动两辆油车堵塞飞机起飞，中央警卫团的人“呆呆地看着林彪上飞机”，飞机右机翼与油车相撞严重受损的事情，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加上了油等等，这完全是她自己的造假。

事实情况是：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值班员李万香向场站站长潘浩报告李作鹏连续来电话查问256号飞机的情况，潘浩感到事情严重，于24时左右将场站政委史岳龙、付站长赵雅辉、参谋长佟玉春召集到场站调度室，一起研究了李作鹏从12日23时35分到13日零时6分的几次电话记录，商量处理意见。零点20分，潘浩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还问可否把控制飞机的指示传达给潘景寅。通话后，他们立即分头执行。零点22分，林彪汽车高速驶入机场，停在三叉戟飞机左后方。叶群第一个跳下车来，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林彪第二个下车。他们急急忙忙跑到飞机舱门下，顺着驾驶舱的工作便梯一个个地爬上了飞机。佟玉春此时刚从场站调度室奔向专机，要向机长潘景寅传达不准起飞的命令，但没有见到潘，告诉了正给调度主任打电话的机械师邰起良。邰听后茫然不知所措，林立果持枪督迫邰最后上的飞机。飞机紧急启动，强行滑出，右机翼的端部碰在还没有完全离开油车顶部的把柄上，刮坏了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随后乘吉普车赶来的八三四一警卫部队的人，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有效的阻拦飞行的措施，飞机就紧急起飞了。（康庭梓：《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

林彪汽车到场时间零点22分，三叉戟飞机起飞时间是零点32分。在这10分钟内，还有人员登机、飞机启动、转弯滑行等一系列动作，紧张得很，根本不存在有《谜团》作者说的佟玉春命令油料科长等人开油车堵飞机之类的事情。实际上，关于林彪专机起飞现场的情况有不少目击者的材料。1972年4月7日，佟玉春和场站副站长赵雅辉、油料科科长王学高同志、场站机械师周振山、场站油车司机刘三儿一起写了目睹林彪仓皇登机起飞的现场证明材料。这个材料的影印件上了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传达到了全国人民。在“两案”审理时，“两案”审理人员重新查证林彪专机起飞的情况，佟玉春和场站的其他人又再次提供了他们的现场证明材料。另外，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后，未上机的机组成员、山海关机场人员和追赶过来的中央警卫团人员，一起紧急开会，核对了相关情况。当时的证明材料到后来的核查材料，包括其他旁证材料，都从未有过舒云女士这次采访佟玉春讲的这些情况。这不能不让人对舒云女士“采访”工作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有没有过这个采访？被采访者佟玉春原话是怎么说的？舒云女士又是怎样“加工”的？这些空穴来风的东西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作者的一段颇让人生疑的“周恩来讲话”。周说：“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飞机是强行起飞的”。这段周恩来讲话，无时间，无地点，无场合，无对象，说话口吻也不似周言，不知是何来路。笔者问之对周恩来素有研究的文献研究室的朋友，俱不知道周的这段讲话。如果作者敢于伪造周恩来讲话，那么伪造其他采访人的讲话就更不在话下了。事实上，舒云女士的所有采访，没有不加上自己“作料”，擅自进行改编的，可信性很低。有的采访干脆就是她自己越俎代庖，替采访者立言了。

第二是关于256号飞机越境飞行的情况。

关于林彪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坠毁，各种各样的流言传闻一直不断。过去流传的林彪是在玉泉山被打死的，林彪不在飞机上而是被囚禁而死的等等传说，早已被中外学者证伪。1993年，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曾对林彪坠机身亡的事件进行了历时半年的独立调查，揭示了林彪死亡的真相。但是，近年来又有些新的流言。如有的说飞机的黑匣子找到了，美国某大学公布了黑匣子解密的消息；有的说飞机飞到了苏蒙边界，然后折回到温都尔汗；有的说飞机是被击落的；有的说飞机上发生了搏斗；有的飞机是被击伤后迫降的等等。尽管说法很多，但一经核查，都是查无实据的传言。当年空军专家组做出的结论——飞机是在迫降中自行坠毁的，迄今也没有被动摇过。当年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先、256号三叉戟第二副驾驶康庭梓等人的书籍文章，也都从各自的分析角度，证实了空军专家组关于坠机原因的结论。但舒云女士却有自己精彩的高见，认为飞机的坠毁另有它因，谴责空军专家组的调查“作秀而已”。

那么，这个让舒云女士大动肝火的“作秀”，其根据是从哪里来的呢？如前所述，舒云女士对“九·一三”的研究，是假定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设计逼走林彪的一个阴谋之“局”来研究的。她的所谓“谜团”，都是围绕这个“局”来编造故事。而256号三叉戟自行坠毁的事实，与她假设的“谜团”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所以，舒云女士就要故意编造一些节外生枝的假情节，以符合她的“毛周合谋逼走林彪”的虚构故事。如：为了否定空军专家组关于256号飞机在温都尔汗迫降是油料不足的结论，舒云女士编造说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加上油了，加了4.5吨，油料足够能飞到伊尔库茨克的，以表示飞机是由于某种外在原因才坠毁的。为了说明叶群与周恩来通话后当时并不紧张，只是由于某种外在原因，林彪一家才从北戴河紧急出逃的，舒云女士则改写了9月12日夜里叶群与周恩来的电话通话时间，把23时30分左右的周、叶通话时间，自己做主提前了一个小时，说成周、叶的通话是在22时30分左右等等。。这类任意编造的东西，在作者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等书中更是俯拾皆是，情节编造的也更加详细离奇。不仅虚构了林彪出逃的场景，还创作出了许多莫须有的情节。如：周恩来故意对叶群进行电话恐吓，八三四一警卫部队奉令对林彪出逃不作为，李文普的“卧底”和跳车“自伤”，潘景寅在执行死亡之旅任务前的紧张不安等等，从而编出了一个舒云版的“九·一三”故事。她的结论是：林彪一家是被逼出逃的，他们所乘的256号飞机已经加满油了，但出境后像一个没有头的苍蝇撞在了苏蒙联军的防空网上，被防空导弹击伤，空中起火，被迫在温都尔汗地区降落，最后机毁人亡。

林彪外逃飞机的坠毁，其实并不如坊间传说的那么玄乎。笔者认为，以飞机的航线和飞行时间为主轴，计算飞机油料量，对照坠机现场的勘查报告，很多事情是不难判断的。（现场勘查报告可见孙一先的《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从距离和飞行速度上看，温都尔汗坠机现场苏布拉嘎盆地到山海关机场的直线距离是1096公里，到中蒙边境414号界桩的直线距离约370公里。256号三叉戟是零点32分从山海关机场起飞，用了近20分钟的时间完成了平日只需2分钟的大拐弯动作，最终调整到325度的外逃航向上，飞机的实际飞行位置偏离正常航线西侧约130公里。飞机越过414号界桩的时间是1时55分，坠机时间是2时27分，整个航程是115分钟。飞机在境内飞行1小时23分，在境外飞行32分。

再从油料上看，256号三叉戟飞机携带12.5吨油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在3000米上下的中低空飞行，每小时耗油量约为5吨左右，飞行速度为每小时600公里左右，到温都尔汗的剩油约2.5吨。这与从山海关机场到温都尔汗坠机地点苏布拉嘎盆地的飞行时间是符合的。因为256号飞机的油量不够，大大少于飞机落地时应不少于一个小时备份油料的飞行条令规定，“不但飞不到伊尔库茨克，就是飞到乌兰巴托也没有把握”。（康庭梓：《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些油量对飞到乌兰巴托是不够的，但对在温都尔汗苏布拉嘎盆地的迫降又多了。飞机迫降时与地面发生的高速摩擦产生的高温使机内的剩余油料发生了爆炸，引燃了草原大火，造成全体人员的死亡。

256号专机飞行的基本数据搞清楚了，许多情况并不难作出判断。如《疑团》文中讲的林彪飞机从苏蒙边境折回说，来自于调查林彪死因的苏联克格勃九局局长扎格沃兹丁将军。扎格沃兹丁将军最早是对前来采访的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讲的。他说：林彪的飞机曾到达了苏蒙边界，受到苏联防空部队的入侵警告，然后向南折回，到温都尔汗地区迫降坠毁。2004年，“凤凰大视野”的“温都尔汗坠机之谜”的节目采访了扎格沃兹丁将军，他再次讲述了这个说法。但他的讲述相互矛盾，非常混乱。他说：飞机先是向往台湾飞，后来又改变了航向，改成向北飞。接近了苏联边境，离赤塔只50公里了，然后折回的。这位克格勃将军的地理知识太差了，台湾和苏联完全是南辕北辙的方向，256号飞机根本无法在台湾和苏联之间来回穿梭的。再看从温都尔汗到苏蒙边界的时间距离，这段路程距离来回是450公里，这从飞机的飞行时间上看是不可能的，油料更不支持。所以，所谓“折回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舒云女士的“坠机说”是：林彪飞机越境后被苏蒙防空部队击伤，在空中已经起火，所以才冒险带油迫降，飞机在熊熊大火中坠毁，成员无一幸免。她认为256号飞机的坠机事件，是中、苏、蒙三方共同造成的。“整个事件，蒙古、苏联、中国都插了手”，但是“周恩来作出‘自行坠毁’的结论，把这个国际事件化为国内事件”。作者的意思是：毛、周给林设的“敲山震虎”之局，大获成功，终于把林彪逼跑了，送到了苏蒙军的枪口下，让林彪机毁人亡，葬身大漠。最后，周恩来不追究苏蒙方击落飞机的事情，将此事不了了之。此说与中蒙苏三方的材料都对不起来，纯属杜撰。

第三是256号飞机是否在空中击伤的问题。

舒云女士在《疑团》一文中关于256号飞机着火后坠毁的叙述，列举了四个证据：一是所谓技侦8团监听到蒙方关于大型目标“空中起火”的情报；二是参与林立果政变阴谋的两位“小舰队”骨干成员，时任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和时任空军情报部长贺德全关于飞机“空中起火”的口述回忆。三是苏联大使馆参赞顾达寿在回忆录中说，林彪飞机是在蒙古领空被击落的；四是256号飞机坠毁现场地区的当地蒙古牧民现场目击者的采访说：飞机是带着火降落的。前两个是口述传言，需要考察这些证据来源的真实性。后两个虽有文字依据，但作者引用时对原文又擅自进行了加工改动，原文的意思已经改变了。

这些证据中的核心证据，是所谓技侦8团的报告。文中所谓王飞和贺德全的口述回忆，所谓边防检查站“一架大型飞机在温都尔汗爆炸”的报告，都是中方侦听到的蒙方边防站向上报的情报消息。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来自技侦8团上报的要情简报。但在《谜团》一文的叙述中，这个来自技侦8团的消息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如说三叉戟飞机“一飞出国境线，就开始着火”。这显然是不可信的。如果飞机燃着火还跑了半个多小时，早就会在空中解体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中方不会打。毛泽东、周恩来当时就说不要打。（《毛泽东传（1949-1976）》）导弹技术上讲，当时中国军方列装的最先进地对空导弹是“红旗2号”防空导弹，最大射程35000米，最大射高27000米。飞机如果是在国内击伤的，不会越境后再跑370公里后才迫降。如果是发射导弹越境打的，且不说向别国的领空发射导弹是一种严重的侵略行为，就是导弹的射程也是打不到的。

再看《谜团》中引用的贺德全的回忆：技侦8团侦听到蒙古方面通话“有一架飞机正在升空”，“不明飞行物沿边界飞行”，“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掉下来了”。这似乎是对256号飞机进行了全程跟踪，从飞机在山海关机场的起飞，飞机在中国境内的飞行动作，到飞机的坠毁，都在蒙方的雷达完全监控下。这种全方位的越境监控，就是今天最先进的雷达技术，也是做不到的。另外还有王飞回忆：林彪专机出去后，蒙古有个情报，有个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我从空军指挥所下来之前，又是地面报告，大型目标着火了（在空中着火），掉下来了。不是先下来，后着火。这个情报非常可靠，是技术侦查。蒙古边防部队看出来，向上报告，他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说空中不明飞行物燃烧降落下来、消失。不是雷达观察到的，是肉眼看到的。这段回忆显然是作者编造了王飞的话。但她忘了地球是圆的，纵然蒙古边防军人有千里眼的目力，也看不到370公里外的景象。

纪实文学作家道听途说的写作，从来是不足为训的。对于这类回忆转述的信息可靠性都是要打个问号的，都得进行考证核实。舒云女士托他人之名虚构历史的情况尤其突出。迄今为止，我们从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苏、蒙军方下令击落256号专机的可靠信息。相反，苏、蒙政府方面一直都是矢口否认曾对飞机开过火。从常理推知，对于一架孤零零驶入领空，毫无武装攻击能力的大型运输机，不打招呼就用导弹把它击落了，有这个必要吗？派几架战斗机升空，命令并引导它降落下来，这不是更好吗？何况，此时中蒙关系已经开始缓和，更没有击落它的必要。

由于舒云女士一再拿这个技侦8团说事，搞得神秘兮兮的，坊间也有一些关于该团的议论，所以还有必要了解一下该团的组建情况。技侦8团的正式番号是空军技术勤务第8团，简称应为技勤8团。该团于1969年12月由北京军区空军技术勤务独立大队扩建而成，归属在山西大同的空军第10军建制领导，执行对苏联亚洲地区远程航空兵网路的监控任务。所获情报上报北空、空军、总参的有关部门。关于技勤8团在1971年9月13日的监听情报，时任北空“防突办”副主任的黄春光，有文章披露了相关情况。黄说：256号飞机一进入蒙古境内后，蒙方边防部队就从雷达上探测到了，当时惊慌失措，到处寻找苏联顾问，但还没有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飞机就飞过去了。下午技勤8团又送来新侦听到的情报：蒙古方面说入侵的目标坠毁了。这是中方得到的第一份报道飞机坠毁的情报。另据北京空军的历史资料称：该团在“1971年9月准确地侦收破译了林彪及其部分死党乘飞机仓惶外逃，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地区的情况”，受到上级表扬。可以确定的是，该团在9月13日当天上报的情报中，根本没有“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了，掉下来了”之类的内容。

上述侦听情报讲的蒙方反应时间，与坠机地点附近的蒙古牧民的历史记忆也是一致的。中国《环球时报》记者敖其尔1997年到当地采访时，原当地警察雅尔赛汗说：“飞机坠毁的第二天早晨，人们往肯特省和贝尔赫矿区打电话报案，一直都无人接电话，后来派了一名叫达木林的蒙古人骑自行车去肯特省报告。”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采访原肯特省警察首脑讲的他早上坐飞机巡视坠机现场的情况，在敖其尔的采访人中根本没有提及。可以断定，蒙古当局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讲的：蒙方当天上午知道情况，下午派人到飞机坠毁现场查看。这应是符合事实的。

第四是飞机迫降和坠毁的问题。

256号三叉戟飞机空中起火的问题，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曾在1993年到坠机地点进行过实地采访。1997年《环球时报》驻蒙古特派记者敖其尔也到坠机地点进行调查。记者敖其尔采访的当地牧民目击者说：看到三叉戟飞机是燃着大火降落下来的。然而，在深夜里，从没有见过飞机夜航降落的当地牧民，能搞清楚飞机迫降时的情况吗？会不会把光和火混为一谈了？256号飞机副驾驶康庭梓认为，这是当地牧民把飞机寻找着陆地的前射灯当作是燃烧的火焰了。这是很有道理的专家之言。如果高速飞行的飞机是燃烧着大火降落的话，它在空中的状态就不会是一团火，而是一条火龙了。

苏联驻华使馆参赞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字顾达寿）的证言。顾达寿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中译名《直译中苏高层会晤》），阎明复在《炎黄春秋》发表《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一文有节译，内称顾大寿（即顾达寿）曾去蒙古温都尔汗的坠机现场实地调查林彪坠机死亡的真相。顾达寿的这个考察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的“回忆”，漏洞百出，不能置信。对于飞机的坠毁原因，顾达寿自己在这篇回忆中就有两个说法：先是说林彪飞机是在进入蒙古领空时被当成侦察机击落的；后文又讲飞机上发生了搏斗，有枪击的痕迹，机舱外部有开花状的弹孔。在短短不到两页的篇幅上，他的叙述就发生了自相矛盾的情况。顾达寿这是把道听途说的信息当作亲身经历来讲了，以表示自己是个重要人物。事实上，这位前苏联驻华大使馆的“首席翻译”，根本没有到过坠机现场。

苏联人到坠机现场共有三次。第一次是9月14日，驻蒙苏军拉走了飞机的发动机；第二次是在5周之后，苏联方面为核实林彪坠机的消息，遂派克格勃九局局长扎格沃兹丁率领一个调查小组到达现场，挖出了林彪的尸体，带走了林彪的头颅；第三次是在11月7日，克格勃调查组再次挖出林彪的尸体，通过验证肺结核钙化硬块，最后核实了林彪的身份。这三次调查，都是克格勃独立进行的绝密工作。鉴定死人身份是一项专门的法医技术，当时林彪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就是死者生前熟悉的人也不能确定，克格勃绝不会无知到要从驻中国大使馆调人来。况且，顾达寿对林彪并不熟悉，顶多只是在外交场合见过一两次，根本不具备调查人的资格。负责这项调查工作是扎格沃兹丁，同去调查的人是苏联国防部法医鉴定中心主任托米林·伊万诺维奇教授和他的助手，还有一位武器专家。知道调查结果的只有4个人，除扎格沃兹丁、托米林外，只有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整个调查过程根本不会有顾达寿的什么事儿。

顾达寿讲的到蒙古的时间行程，现场勘查情况，与真正进行现场勘查的中苏蒙方人员，如中国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先，前苏联克格勃九局局长扎格沃兹丁、病理学家托米林，以及蒙古有关官员的讲述情况，完全都对不起来。顾达寿甚至连坠机地点的地形地貌都没搞清楚，还讲蒙古方面已经把偌大的三叉戟飞机残骸也都就地掩埋了，以至于他们“到了那里却什么也没有看见”。这恰恰证明了他本人根本没有去过勘查现场，完全是在吹牛撒谎。所谓256号飞机舱内发生枪战一事，不过是他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好奇心而编出来的故事。另外，顾达寿讲林彪事件后，他在北京“耳闻目睹了中国人群情激昂，声讨林彪反党集团的场面”。这也是不实的。林彪事件后中国的批林活动是内部进行的，没有再重复“文革”初期的群众集会公开声讨的场面，直到“十大”以后中国媒体才公开出现林彪反党集团的称谓。顾达寿连自己经历的事情都没讲对，没经历的事情就更讲不清楚了。

当然，最根本的证据还是来自坠机现场的实地勘查。坠机现场是南北长约800米，宽约30至200米的燃烧区域。最远处的飞机机头残骸离飞机迫降时的着陆点约530米左右。如果三叉戟飞机在空中解体，飞机残骸碎片的散布面积肯定要比现场实地的残骸情况要大得多。中、蒙、苏三方勘查的结果，都认定是飞机迫降的自行坠毁。

对于坊间流传甚广的飞机上发生搏斗，机舱上、尸体上有弹洞的说法，笔者曾专门采访了在失事现场勘查的孙一先，他十分肯定地回答说：飞机残骸上和死者身上都没有发现任何弹洞。从技术角度上讲，在正常情况下，飞机的高空机舱每平方厘米要承受半个大气压的力量，如果在飞机上开枪，很可能会撕裂和爆炸。林立果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不会出现“机舱外部有开花状的弹孔”。

综上所述，《谜团》作者舒云女士设计的这些“谜团”，其根据都是大有疑问的，如果仔细核查起来，哪个都落实不了。作者所谓的毛、周设计逼跑林彪的“敲山震虎”之局，实际是一个建立在谎言和流言基础上的以假乱真之局，愚弄读者大众的故弄玄虚之局。她的所谓这个“谜”，那个“谜”，无论是“10个”，是“32个”，还是“百问”，一经认真追究下来，没有一个能有站得住脚的，都不过是作者编造史料和曲解史实的欺世之“谜”。

余论

“九·一三”事件，祸起萧墙，事发突然，本身确实是有一些待解之谜的。比如：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与林彪有关系没有？林立果刺杀毛泽东的政变计划，事先都与谁策划过？林彪家族计划南下广州，是要另立中央，还是想外逃香港？9月12日晚上林立果回北戴河后与叶群一起频繁到林彪处谈话，他们都密谈了什么？林彪当晚给工作人员说是去大连，为什么却是叛逃苏联？在256号飞机紧急升空后，在飞机上曾发生了什么争论？256号三叉戟飞机装有能记录最后半小时声音的“黑匣子”，里面究竟会有什么东西……有些问题可能就是无解之谜了。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影响林彪主动出逃的基本事实。事实上，正是由于林彪的主动出逃，反而使毛泽东非常被动，无法向历史交代，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文革”泥沼。

林彪是毛泽东亲自培养和一手提携起来的党和军队领导人，“文革”中取代刘少奇成为党内二号人物，“文革”司令部的副统帅，明文写入“九大”党章的接班人，在全党全军中的威望和影响力仅次于毛。林彪的叛逃之举，对毛泽东的打击是极其沉重，不仅宣告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也颠覆了毛泽东英明伟大正确的领袖形象，长期以来“跟着毛泽东就是胜利”的领袖崇拜就此终结，多年构建起来的个人迷信大厦顷刻倒塌，给毛泽东的最后晚年留下了英雄末路的悲怆凄凉。这个结局，绝非毛泽东所愿。所以，对于“九·一三”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绝不是用权力斗争的简单逻辑就能解释的了的，应从体制的、文化的多重角度去分析和认识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舒云女士编造的毛、周合谋逼走林彪说，是一个非常浅薄非常粗陋的权力斗争阴谋故事。权力斗争是政治利益的博弈，权衡利害得失的较量，毛泽东逼走林彪叛逃苏联，这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能有什么好处吗？

舒云女士编造的这些“九·一三”谜团，实际上许多说法在坊间流传已久，只是作者比较生猛，以口述采访为名，编造证据，曲解史料，伪造情节，硬是把这些流言蜚语做成了一个“局”——毛、周联手害死了林彪的阴谋之局。但是，作为纪实文学作家的舒云，讲故事的水平实在是难以恭维，逻辑不通，语言不顺，错误百出，荒诞不经。相信如果不是看在林彪的面子上，根本不会有人会有兴趣看她写的这些东西。本来，对这些 “谜团”虚构的荒谬性，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举出一两个例子就行了，根本用不着逐个解析。实在是满目疮痍，造假数量太多了，说不胜说，评不胜评。因为撒谎是不需要证据的，揭露撒谎可得要凭证据说话。笔者所以不嫌麻烦去解析这些《谜团》之“谜”，并不是因为作者敢于乱说，把柄太多，评起来有些“吃柿子捡软的捏”的味道，而是更看重在“谜团”背后反映的东西：一种在历史问题上作伪造假愚弄大众的文化现象。

笔者阅读舒云女士的“九·一三”研究成果时，开始对其诸多新见大为诧异；继而发现其错误多多；而后又搞清楚这些错误都是作者故意所为的，完全是为了哗众取宠的恶意造假。其造假作伪的手法大胆泼辣，花样百出，在笔者的阅读经验中，从来没有见过有如此捉弄读者，恶搞研究对象的作者。

舒云女士不仅是在口述史料造假，甚至包括她写的书中引用的大量文献材料，她自己就未必看过。仅举一例：舒云女士在《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书中，多次引用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在失事现场的调查材料，其引注为“彼得·汉娜姆《解开林彪死亡之谜》，载《亚洲周刊》1994年2月1日”。《亚洲周刊》是本香港杂志，1994年2月号的《亚洲周刊》中并没有书中引用的“汉娜姆《解开林彪死亡之谜》”的署名文章，只有一篇题为《林彪秘辛大公开》的文章，内有关于澳洲记者（该文将汉纳姆译为韩培德）调查林彪死亡事件的介绍。可以断定，作者舒云女士根本没有看过《亚洲周刊》的文章，完全是在借外媒之名制造流言，戏弄大众永不满足的猎奇心。

对于舒云女士制造的林彪出逃“谜局”，本文上述已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析，读者应能得出自己的结论。实际上，作者作伪的手段并不高明，一个粗通文墨的人，只要能够去追寻一下出处，核对一下原文，对比一下史料，都能判断出子丑寅卯来。所以，对于笔者这些琐碎的证伪工作，学界同仁可能会觉得有些小题大做，类似无聊。实际上，笔者感兴趣的只是这种以假乱真的社会文化心理——舒女士制造的这些本不难辨别的造假“谜团”，为什么会流传于世，甚至还蛊惑了一些媒体？这使人联想到另一位著名的忽悠“专家”张悟本——忽悠大众狂吃绿豆的悟本堂养生专家，也是颠倒了一批众生的。这些学术骗子能够愚人自得，这些拙劣的低级骗术之所以能够忽悠了一批人，这说明了社会大众的科学素质还比较低下，还比较缺乏科学思维的能力，容易人云亦云，轻信“权威”，上当受骗。好奇不辨、跟风盲从的心态，这是一种心智上不成熟的表现。

舒云女士的“九·一三”研究，搞的是一种帮派史学。她是从预设的价值立场出发的，打出的是为林彪鸣冤叫屈的翻案旗帜，持颠覆“两案”审判的立场，在海内外得到了一批对林彪抱有好感的拥护者和同情者的呼应。他们以为林彪翻案为研究的前提，以为林彪翻案为材料取舍的标准，以为林彪翻案为研究的结论，甚至还要把林彪塑造为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拉帮结派，搞学术江湖，很有点红卫兵卫彪战斗队的感觉。从中可以看到一种帮派史学的特点。帮派史学不是从史料出发，而是从观点出发，有一种 “捞稻草”的心态，一有什么对林彪有利的新材料出现，哪怕仅仅是网络传言，都会让他们激动不已，作为证据，赶紧发挥联想，编造故事，自拉自唱，鼓噪一番。然而，舒云女士虽然打着为林彪翻案的旗号，但似乎并不是真的想搞清楚林彪事件的历史真相，厘清“九·一三”的有关史实，而是到处捞材料，搞道听途说，甚至故意编造史料，以假乱真，混淆视听，完全是一副要 “搅混水”的架势。这实际上是在恶搞林彪。舒云还窃走刘家驹先生多年前的采访邱会作的材料，加以改编后，放在她编的《林豆豆口述》一书里，弄虚作假，编造情节，欺世盗名。

笔者的看法是，“翻案”是搞政治，不是搞研究。从搞政治的角度看，翻案的主体是谁？客体是谁？由谁来翻？要翻什么？林彪是“文革”司令部的副帅，是对“文革”是有重大政治责任的人，“九·一三”的事件性质也与前苏联的布哈林案、托洛茨基案截然不同。给林彪翻案关系到“文革”如何叙述的问题，对“文革”受害者如何交代的问题。不仅今天的执政者不会翻，今后的执政者也不会翻。笔者是把“翻案”当作一个历史问题来看的，是作为学术研究中的反证研究，希望能听到来自反证方的一些新观点新材料。笔者还曾把刘家驹先生请到学校来，专门讲他的林彪事件研究。刘先生也慷慨地把他多年的采访材料让笔者阅看。尽管观点认识不同，但大家都能友好地讨论问题。随便说一句，舒云女士偷的刘家驹先生的那份采访邱会作的材料，刘先生也让笔者看过，笔者不敢苟同，还向他提出了质疑意见，也没有什么不妥。大家都清楚，任何观点只能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成立。

舒云女士的造势，使用了一套隔山打牛的功夫，善于在海内外的信息不对称上做文章。由于“文革”和林彪事件研究在大陆属于敏感问题，一直没有放开，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大都来自海外出版物，许多人认为海外出版物能够说真话。其实，海外出版物虽然言说的自由空间很大，但写作质量是严重的良莠不齐，固然有严肃的学术写作，更大量的是商业写作。一些商业出版社缺乏基本的学术识力，喜好怪力乱神，往往戏说历史，以追求耸人听闻为卖点，招揽读者。林彪事件本身极富戏剧性，最为海外媒体热衷，并衍生出了许多离奇古怪的各种版本。对于海外的这些出版物，大陆学界一般不予评论，大众读者很难辨别，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空白区，各种各样的信息都能招摇过市。舒云的文章书籍，尽管内容混乱，史实错讹，难以卒读，但她编造了许多离奇的“爆料”，用的是噱头十足的标题书名，所以在境外出版，还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海外一些持帮派史学立场的人，对舒云作品的唱和吹捧，也对读者产生了误导。这些人的文章书籍，基于帮派史学的立场，与舒云一样，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误读、曲解和篡改史料的问题。舒云们的写作，文理不通，史料不实，论述不清，居然还能造出声响来，这真是有些不可思议，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可以说，在一个学术自由的开放环境中，这些错误百出的东西是根本没有立足之地的。

网络博客是舒云女士造势的又一个工具。舒云在她的博客中，搞了许多有关“九·一三”的东西，有真有假。她还公开登载“两案”审判的一些绝密材料，如总政林彪审判工作办公室预审组的《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1980年8月）等。除去她误读歪批的那些批注，这个材料本身还是有些价值的。粗粗一看，舒云博客上的东西驳杂得很，实际上都是经过她过滤了的材料。只要是对她不利的帖子，质疑她的帖子，都会被她立马删掉，剩下的都是有利于她的。这样，让初来乍到的无知网客一看，似乎她真的是“权威”了。这是舒云自欺欺人的小把戏。

口述采访是舒云在史料上作伪的一个主要方面。口述采访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有一套规范性的学术要求。不仅时间、地点、采访者要交代清楚，采访材料整理后，还要经过采访者的认可，然后才可作为口述史料使用。舒云女士显然是缺乏起码的学术训练，不懂口述采访的规矩，她自称是采访了上百个当事人，但并没有请当事人核实过，一些被采访的当事人对此意见很大。舒云的这些口述材料，虚虚实实，自相矛盾，添油加醋，节外生枝，完全不能置信。特别恶劣的是，她还自己编造当事人口述回忆的史料，把一些子虚乌有的东西强加在访问者的名下，制造一些查无实据的“爆料”。许多采访者都吃过舒云的亏，被她强加上了莫须有的东西，搞得有口难辩。包括林豆豆在内的知情者们，都被舒云搞怕了，唯恐避之不及。

舒云女士还有一个习惯做法，即在真材料中大量掺假，似是而非，以假乱真，这是她一贯的写作习惯。如上述舒云讲的林彪逃跑前的情况，就是她借用陈、张两个内勤服务员的名字编造的。在舒云女士的作品中，几乎所有的引注都得重新核对，与原文出入太大了。舒云女士肆无忌惮，对白纸黑字上的东西都敢这样作伪，口述材料就更不用说了。舒云女士嗜好谋名图利，这是她的个人权利，但如果是通过造伪作假的历史来实现她谋名图利的嗜好，这就是蒙骗读者大众的欺史了。

胡适1930年冬在《介绍我自己思想》一文中说：“在这些文字中，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在当今乱象纷呈的网络信息时代，胡适先生的这些十分平实的话，对我们明辨是非真伪，仍有着振聋发聩的力量。

来源: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