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叛逃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坐镇人民大会堂作了一系列应急部署，其中对宣传报道提出了明确而又严格的要求。
当时林彪的去向已明，但后果不清，一切要做最急最坏的打算。
根据指示，中央电台立即采取三项措施：第一，“盯 住”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一旦有关于林彪的报道和动向，立即向中央报告。第二，内部从严，争取主动，采取果断措施，在广播中立即去掉林 彪的名字、习惯用语和题词等，停播一切赞颂林彪的文章、歌曲和节目。对此，作彻底清查，严格把关，一律不准播出。总之一句话，要把与林有关的人和事删除干净，不能再广播出去。第三，反复播放《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鼓舞人民，增强信心，加强纪律，一切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这些歌曲反复安排播出，除文艺节目中播出以外，专题节目中也安排播出。
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主动而安排的，但这些只是作准备，在外电未公开报道之前，我们暂不发消息，静观事态的发展。
要完成这些任务和要求，必须动员全台人员来做。向全台布置任务，又不能点明事情的真相，事实上连我们几位在中央电台宣传小组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事情的全部情况。
自 “文革”以来，确立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在当时的广播中，几乎每篇稿件、每次节目都少不了这位“副主席”、“副统帅”，少不了他的话和对他的“祝福”，要在一夜之间全部停播，撤掉一天多个小时的节目，同时又必须重新制作同样多的新节目来填补，还要查封过去用过的大量节目，工作量太大，工作环节又太多。但是，当向全台下达任务、提出要求之后，大家在惊诧之中，谁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可谁都没有明确提出问题，谁都没有任何迟疑，立即行动起来。
这是中央电台内部的一场“人民 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一夜之间，中央电台的整个节目的内容、口径变了个样。
当一切做好准备，按照上述的要求广播了两天后，出人预料的情况仍没发生。苏联和世界舆论竟如此平静，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陆续有所传闻：据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来的消息，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蒙古的肯特省坠毁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机上9人全部死亡。为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了抗议。
当中央在没有完全弄清事情的真相以前，对宣传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避免引起大的震动，为了避免引起种种猜测，采取了内紧外松的做法，适当放宽宣传的尺度，在严格掌握、统一口径的原则下，在某些文章和某些节目中，有计划有控制地适当出一出林彪的名字，用一些林彪的习惯用语，甚至也可以偶尔出一次“以林×××为副”的提法，争取时间，稳定舆论。
当后来中央完全证实林彪一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之后，为赢得公开“林彪叛逃事件”的准备时间，为消除种种新闻舆论的猜测，公开宣传中有关“林彪”等提法的掌握又放宽了一步。这样做不仅很快消除了国内人们一时的猜测和疑惑，稳定了局势，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已经出现的外电的种种猜测和议论。外电对林彪的种种议论，起初是从宣传口径的改变和飞机坠毁开始的，曾经有几天种种猜测的报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但是，我们的宣传策略改变之后，他们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反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正确的猜测和分析，逐步平静下来。
这期间，在接待外宾的对外表态中，对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避而不谈﹔如有人问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广播局接待来访的罗马尼亚广播电视组一行三人，由我陪同。有些单位不了解内幕，在向外宾介绍情况时，经常提到“林副主席”，时常引用林彪的话，我只好默不作声。在某地广播局的负责人宴请罗马尼亚客人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罗方有人举杯特意“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们也只好举杯，无言一笑了之。
为此，也改变了国庆22周年的庆祝方式，为避免由于出席人员的改变而引起猜测，不搞大型庆祝活动，公开申明的理由是：新中国已建立20多年了，局势稳定，不必年年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劳民伤财，把庆祝活动主要放在基层和用在实际行动中。
经过一段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从1971年10月上旬开始，按照中央部署，在内部陆续传达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不久在公开宣传中开始点名批判。
宣传上一旦公开，必须严格控制，绝不能再让林彪的画像、题词、语录、习惯用语等以正面的方式出现﹔绝不能再让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虽然在公开之前，在广播宣传中已有所准备，但真正做到“彻底”清除很难很难。这类稿件、节目太多了，哪些是林彪的习惯用语，哪些是中国的传统用语，有些能分得清，有些则分不清﹔编辑、记者多年受到种种影响，也很难在落笔时不留痕迹。而8亿听众都是监督者，都是批评者，稍有不慎，都在“纲”上，只能小心翼翼。事实上也出现过某些差错。为此，中央电台组成专门小组，广泛搜集有关林彪的言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分析，区别情况提出不同的处理意见，报上级认可后遵照执行，从而统一宣传的口径。那时整理了厚厚的一本，但后来没有找到，也可能有细心者还保存着。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这种宣传策略的变化都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是从有利于稳定局势、有利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的。对于广播宣传来说，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审时度势，尤其在复杂多变的重要时刻，更要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