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十期《炎黄春秋》，刊载了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一文，转述了前苏联外交官顾达寿2008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俄文版）中有关“九一三事件”后“苏联驻华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去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由于阎明复的声望，更由于回忆录声称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是“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以及“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了子弹的弹孔，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引起了海内外的普遍关注。
阎明复认为，“这段来自亲历者的回忆，对当代党史研究应是不可多得的资料”。而笔者则认为，顾达寿的多处说法均很有疑问，以至令人怀疑，顾是否真的到过现场？以下，为笔者对顾所说逐段进行的一些推敲，然否，请识者不吝赐教。
一、顾达寿其人及其信息来源，顾达寿，当时中国官方和新华社公布的姓名全称译法为利萨特？沙拉福吉诺维奇？顾达寿。不知为什么，曾经长期担任中国官方翻译且应熟知苏方人物译名的阎明复，要将其另译为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音译古达舍夫亦错，应为库达舍夫），并为其另取了一个“中文名‘顾大寿’”？
按顾达寿自己的说法，1951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派赴中长铁路任翻译，之后调任苏驻华外交机构，前后在中国常驻工作了二十年（期间曾返国工作），曾任苏驻华使馆首席翻译，多次陪同赫鲁晓夫、柯西金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
根据中国外交部编印的外交官名册，顾达寿1950年代中后期为苏驻华使馆随员，1960年代为使馆二秘，1971年至1973年为使馆参赞，1973年离任。1971年“九一三”前后，苏驻华大使为托尔斯季科夫（同样不知为什么，阎明复要将这一为人熟知的中文译名改为“托尔斯基科夫”），公使衔参赞萨福隆诺夫，与顾达寿同为参赞、任职时间比顾早的有包达宾科、罗加乔夫、伊凡诺夫和邱赫罗夫四人。
笔者之所以要将顾达寿的简历介绍得详尽一些，是为了说明，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尤其是中国有关方面曾经判断，他并没有克格勃的背景），换言之，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渠道。顾达寿并没有披露他的信息来源。根据顾的地位，他要是从官方（无论是苏联官方或是蒙古官方）得到的有关“九一三事件”的一切信息，苏联驻华大使、公使衔参赞以及其他与顾同一级别的参赞、武官同样可以得到。苏联驻蒙古使馆的大使、参赞，驻蒙苏军中高层军官，莫斯科苏联外交部与顾级别不相上下的其他官员，苏联克格勃有关人员，蒙古方面的有关相当级别的官员，亦同样可以知悉256号飞机失事的真正原因。为什么事隔三十八年，苏联早已解体，蒙古早已变色，一切对俄罗斯、蒙古官方已不存在什么保密必要的情况下，这些仅对中国人还算是敏感的信息，只是由当时官阶并不算高、信息来源并不特殊的顾达寿一人以私人回忆录的形式加以披露？而如果这一信息仅是来源于顾自己的推测而非官方渠道，它会有任何史料价值吗？
二、顾称：“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军用飞机急匆匆地从北戴河机场起飞，但是，他们在飞越中国国境（余注：原文如此），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余注：阎文此处有一不可译的俄文单词，疑为转抄错误）。这就是所谓的‘9·13事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
1、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力及防空力量
顾以上全句话的语意，明显是指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是蒙古军方雷达所发现，蒙方将其误判为中国军方侦察机击落。
我们首先要问，当时蒙古的军力特别是防空力量究竟如何？
据孙一先称，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之后，“蒙军扩编已达相当规模，作战部队有：两个摩托化步兵旅、两个独立团、十一个独立营；防空部队有一个歼击机团、一个雷达团、一个高炮团、两个防空导弹营。加上一个建筑旅、三个建筑团，以及军事机关和院校，合计兵力约五万人。”（孙一先：《在大漠那边》，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北京第一版，页91）
孙一先的说法部分准确，部分比实际情况有所夸大。据同一时期的中国官方判断，蒙军总兵力为三点五万人，与本文有关的防空力量方面，有一个高炮营，一个火箭营（即孙一先所说的防空导弹营），一个雷达营。同时期蒙军并没有作战飞机，其航空局仅有三个运输大队，一个通讯大队，人数两千人。
至1970年代中，蒙军在防空力量方面除将雷达营扩充为雷达团外，其余没有变化（仍然未有作战飞机）。防空兵力部署：高炮营、火箭营配置在首都乌兰巴托周边地区，其他各省并没有防空作战部队部署。雷达团（065部队）团部位于乌兰巴托，该团九个雷达连，一至八连沿中蒙边境纵深布防，一连驻东方省马塔特，二连驻苏赫巴特尔省巴音德勒格尔，三连驻东戈壁省呼布斯格尔，四连驻前杭爱省阿尔拜赫雷，五连驻戈壁阿尔泰省德勒格尔，六连驻南戈壁省朝克图车其，七连驻科布多省阿尔泰，八连驻戈壁阿尔泰省扎呼伊，另九连（直属连）驻首都乌兰巴托。本文假设 1971年蒙军雷达部队的部署等同于以上部署（按一般规律而言，事实上应弱于以上部署）。
2、蒙军能将256号飞机当作是侦察机打下来吗？
256号飞机9月13日零时32分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经河北迁安、承德，内蒙多伦等地上空进入蒙古（据康庭梓），越过中蒙边界时间为凌晨1时55分，其飞行航线途经蒙军雷达团一连与二连之间（较接近二连）的苏赫巴特尔省上空，再进入肯特省，2时25分在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东经110°15′，北纬 47°42′）坠毁。
首先一个问题是，当256号飞机低空飞行进入苏赫巴特尔省上空时，一连与二连的对空警戒雷达是否发现了目标？笔者认为，可能性是50：50。当时，距中苏边境冲突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中蒙之间并没有军事对峙的态势，此前一个月，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已经到任，解决了中国驻蒙古大使长达五年的空缺，标志着中蒙关系已经开始正常化。（《在大漠那边》，页161）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又是星期天之后的凌晨两点人最困的时候，256号飞机又是避开雷达低空飞行，蒙军的雷达没有发现目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蒙军一连、二连的对空警戒雷达发现了256号飞机，是否会将其误判为中国军方的侦察机？答案是这样的误判机会微乎其微。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地区并非对方军事战略要地，并没有什么军事侦察价值，蒙军应很清楚，中国军方从来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尤其是夜间的侦察行动。而且，中国军方当时的空中侦察手段落后，用作侦察用途的大不了是比三叉戟体量小得多的歼侦6，这一点蒙方应该心知肚明，从雷达图象中就可以判断，这样大型的喷气式飞机，不可能是中国的军用侦察机，中国军方没有这样大型的侦察机。如蒙军雷达真的发现了256号飞机，最大的可能性是感到困惑而不知所措。
第三个问题是，即使蒙军的雷达发现了256号飞机并误判为中方侦察机，蒙军有能力将其击落吗？答案是否定的。蒙军的防空作战力量全部集中于乌兰巴托周边地区，在苏赫巴特尔省、肯特省均无配置高炮或防空导弹，蒙方又无作战飞机，如蒙军发现了256号飞机，充其量只能通报上级雷达团团部以起预警作用，它有什么办法能打下这架飞机？
3、256号飞机被驻蒙苏军击落的可能性
那么，256号飞机有没有被驻蒙苏军击落的可能性？因为顾达寿的回忆录没有这样的说法，本文原可不作这一可能性的讨论，但为解部分读者之惑，讨论一下也无妨。
有关驻蒙苏军的空军和防空实力，孙一先称：“驻蒙空军两个歼击轰炸航空兵师、三个直升机团和一个运输机团，共有飞机三百多架。这些空军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部署在新修的乌兰巴托、巴彦、乔依尔和乔巴山等四个大型机场上。另有三个野战机场，供现有飞机转场之用。”“防空部队有二至三个防空导弹旅，三个雷达团。” （《在大漠那边》，页91）
孙一先的说法还是有些夸大。据更权威的中国官方掌握的苏军资料显示，同时期苏军在蒙仅驻有一个歼击机师，两个轰炸机大队，飞机230架，归驻苏联境内赤塔的前线航空兵第23集团军司令部指挥。两个轰炸机大队驻纳莱哈，三个歼击机团分别驻巴彦、乔巴山和苏木布尔，一个运输航空兵团驻苏木布尔。主要装备的机型，轰炸机为伊尔－28，歼击机为米格－17、米格－19和少量米格－21，运输机为米－4、米－6和米－8。驻蒙苏军只有一个雷达团（辖七个连），团部在乌兰巴托以北，雷达连部署于蒙古中部腹地，其中一连位于沙音山达，二连位于苏木布尔，三连位于温都尔汗，四连位于曼德勒戈壁，五连位于乔巴山，六连位于纳莱哈，七连位于恩格尔山达。中方所掌握的苏军资料中，未有提及驻蒙苏军有防空导弹旅部署。
驻蒙苏军的整体态势，如孙一先所称：“直到1973年我离职返国时为止，驻蒙苏军的军事部署，仍将主力留驻在乔依尔以北，即离中蒙边界三百六十多公里的二线，和乌兰巴托及其以北接近蒙苏边界的三线。”（《在大漠那边》，页92）笔者认为，驻蒙苏军处在战略防御的二、三线位置，当时的中苏局势又较缓和，部队并不在24小时戒备状态。即使蒙方雷达发现了256号飞机（这是一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首先要报告雷达团，团部是否能在凌晨2时时分即时通知远在赤塔的驻蒙苏军空军指挥中心，苏方又是否能及时反应，命令部署在巴彦、乔巴山、苏木布尔三地歼击机拦截，是大有疑问的。笔者还认为，即使驻蒙苏军有防空导弹部队，亦应部署在铁路沿线各军事要地及机场周边。以“萨姆－3”地空导弹最大射程30公里、“萨姆－2”最大射程54公里计，远在苏赫巴特尔省、肯特省上空的256号飞机，对它们来说也是鞭长莫及。
三、顾称：“蒙古国的外交部立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发出照会并表示抗议。又通过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将这件事情通知给了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些情报后，委托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
1、蒙古方面并没有“立即”给中国驻蒙大使馆发出照会，后来也没有。据孙一先称，蒙古方面得知256号飞机坠毁后，于9月14日清晨打电话给中国使馆，称蒙古副外长上午8时30分要约见中国大使。许文益大使在蒙外交部停留了45分钟，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只是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了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在大漠那边》，页164－165）在双方人员视察了飞机失事现场之后，9月29日，蒙古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国飞机在肯特省“由于不明原因坠毁”的消息。消息发布前，蒙方向许文益大使打了招呼，强调：“这不是我国政府的声明，是发个一般的报纸消息。”（《在大漠那边》，页272）
2、苏联在蒙古驻有大使馆，为什么蒙古方面会避近就远，将这件事通过苏联驻华使馆而不是驻蒙使馆通知苏联方面？
3、同样，“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些情报后”，为什么不是委托就近的苏联驻蒙使馆，而是通知远隔千里的苏联驻华使馆“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
四、顾称：“托尔斯基科夫大使派我和使馆两位年轻的工作者去蒙古，实地了解所有的情况。我问大使，为什么派我去调查这件事情？……后来告诉我，苏联外交部得到林彪出逃的信息，因为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较长，而且认识林彪本人，我可以在死者中确定有没有林彪的尸体。”
1、阎明复称，顾“详细记述了1971年‘9·13事件’后苏联驻华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去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很有些言过其实。顾的俄文版原书仅有160页，记载了他二十年的经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详细，以上这段话就很不详细。托尔斯季科夫究竟是什么时候派顾达寿去蒙古的？苏联外交部是什么时候得到林彪出逃的信息的？在顾的原书中都没有交待。
2、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1］57号文发出林彪已出逃的通知，通知范围为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9月28日，决定将通知扩大传达到军队军、师（空军到团），地方传达到地、市委常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传达到处室负责人。10月24日，扩大传达至“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其间，9月23日，中方向蒙方提出运回死者遗体、交还死者遗物的要求，蒙方采取拖延答复的态度。孙一先称：“后来得知，此时苏联和蒙古已揣测到这架失事飞机上有个大人物，但是这个大人物是谁还不能确定。苏联克格勃已准备派专家挖出死者尸体进行检验。”（《在大漠那边》，页271）
笔者认为，苏、蒙方面揣测到失事飞机上的是林彪，应在10月1日中国破天荒地不像往年般举行庆祝游行，领导人不上天安门之后。顾如真的有蒙古一行，也应是10月份的事。
3、顾被派去蒙古一行的原因十分牵强。顾并不是什么痕迹专家，以他自己下文中的说法，“至于林彪，，哪些残骸是他的，很难辩认”。他的任务（如果有的话）并没有完成。
五、顾称：“为了不引起中国的不满，我们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去蒙古国。……在约定的地方下了火车。迎接我们的是苏联武官巴兰诺夫将军。他把我们送抵温都尔汗，林彪的飞机就是在那儿坠落的。”
1、顾说的以上第一句话就很奇怪，难道外交官不坐火车坐飞机就会引起驻在国的不满？事实上当时中蒙之间的飞机航班早已停航（《在大漠那边》，页237），到蒙古就只能坐火车。
2、“在约定的地方下了火车”难道也可以说是“详细记述”？第3、4次国际特快列车，每周对开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之间。北京至乌兰巴托、莫斯科方向列车在蒙古边境站扎门乌德作一小时停留后，蒙古境内的首站即为乌兰巴托，从北京至乌兰巴托之间行驶约三十个小时，这些在孙一先的书中都有详细记载而顾则欠奉。
3、对“苏联武官巴兰诺夫将军”笔者甚有疑问。据中国外交部编印的外交官名册，同时期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为伊凡诺夫上校，副武官为瓦尔瓦利奇少校。自1967年后，苏驻华武官均为上校军衔。1970年代后期苏驻蒙大使馆武官为赫罗莫夫中校，以此推测，1971年苏驻蒙大使馆武官应仅为中校至多上校而非一位将军。
4、“他把我们送抵温部尔汗”，“我们”是些什么人？仅仅就是顾达寿等三人？下了火车后用什么交通工具送抵目的地？要知道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飞机飞行时间都要一个小时！林彪坠机的地点中国人才称“温都尔汗地区”，蒙方称为“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距离温都尔汗（肯特省的省会）还有两小时的车程（70公里的沙土公路及草原小道），顾达寿到的到底是温都尔汗还是依德尔莫格县？
六、顾说：“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残骸和死者的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边去了。”“温都尔汗地区干燥炎热，死者的残骸埋在沙里，所以还没有腐化。”
1、“我们什么也没看见”，顾的全文就数这句话最有意思，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顾到底到过现场没有。而据9月15日即到达失事现场的孙一先称：“从这块盆地中央开始，由北往南长约八百米，宽约三十至二百米的范围内，草地全部烧焦，呈倒梯形。上面散落着一块块飞机残骸，一眼望去，一片劫余的凄惨景象。”（《在大漠那边》，页187）
2、这么多的飞机残骸都能埋在一个大坑里吗？有必要埋在一个大坑里吗？据当时看着蒙古士兵挖坑、自己也参加填土的孙一先称，大坑中只有九具棺木，而决没有飞机残骸：“尸体装殓完毕，用汽车拉至昨夜挖好的长十多米、宽三米、深一点五米的土圹边，双方人员站立四周，默默看着蒙古土后代移棺下葬。……最后，许大使和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分别执锨填土，接着我和小沈、小王也执锨填土。然后，蒙古士兵铲土封埋。”（《在大漠那边》，页209）
3、10月的蒙古，已是深秋，从照片可以看到，9月旬中到现场的中蒙人员都已穿上了大衣，为什么顾还说天气“炎热”？另死者的尸体是装殓在棺木中下葬的，并不是直接埋在沙里的。顾的所说，句句都使人对其诚实度充满疑惑。
七、顾称：“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
9月15日、16日在飞机失事现场的中蒙人员众多。中方的许文益大使在战争年代是一位军人（曾任丁盛手下一三五师四○三团副政委），据笔者判断孙一先也是一位军人（后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在大漠那边》第一页就是他的军装照片）。蒙方参加视察现场活动的有外交部、国防部、边防内务军事务局的官员，还有法律小组、卫生医务小组、报纸和蒙古通讯社记者。军人中有边防内务军的处长桑加上校、国防部副处长达木丁上校、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肯特省边防和内务军事务处处长奥尔陶扎尔嘎勒中校等，此外还有法医莫尤。他们都没有在飞机残骸中发现什么弹孔，也没有在尸体上发现曾遭枪击的痕迹，顾达寿的弹孔说可信吗？
八、顾称：“至于那些死者，他们的遗体已经被烧焦，连一小整块皮肤都没有。脸部损坏得就更厉害，死者的衣服全部烧毁，他们的样子非常恐怖，以至多瞧一眼心里都很沉重。”
1、孙一先称，尸体是编了号按顺序装殓入棺木内下葬的，在九具棺木上横铺整幅红布，上面再覆以稍窄的黑布。（《在大漠那边》，页209）顾达寿自始至终没有提棺木事，更没有提“每具棺木的头顶竖立高出地面的木牌，上写红色阿拉伯数字编号”。（《在大漠那边》，页209）
2、关于尸体，孙一先称：“他们不是通常失事飞机那样被摔碎烧焦，只剩下堆堆骨骸，而是有头有脚基本完整的一具具躯体”。死者中有两个剩有上衣，面孔一般都烧黑未焦，皮肤暗红肿胀，第2号尸体“皮肤烧灼不重”，第3号尸体“皮肤烧灼较轻”，第5号尸体“皮肤烧灼不重”，第4号尸体“上身穿着皮夹克，只后襟边烧掉”，第8号尸体“是惟一的女性，不晓得为什么烧灼最轻”，而并非如顾所说“遗体已经被烧焦，连一小整块皮肤都没有”，“死者的衣服全部烧毁”。
九、顾称：“至于林彪，哪些残骸是他的，很难辩认。”“为了准确地确定残骸是谁的，当时建议对某处与林彪相似的死者的牙齿进行鉴别。因为林彪当年曾在伏龙芝学院学习过，后来又到苏联来过，在军队的医院治疗。”
1、如果顾真的到过现场，他也许就不会说“哪些残骸”而应该说“哪一具棺木里的尸体”是林彪的。而一一开棺之后，以尸体的体态特征——“个子瘦小”、“秃顶”及面部轮廓，并不难判断，第5号尸体就是林彪。顾真的到过现场吗？！
2、“当时建议对某处与林彪相似的死者的牙齿进行鉴别”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解。
3、林彪什么时候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中共高级将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的，有刘伯承、左权、刘亚楼和杨至诚，没有林彪。光凭这一句话，也略可窥见顾达寿这位“汉学家”的中国现代史水平。（2009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