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面前摆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四十四岁的时候再来讨 论“未来”，难免为这个题目罩上一层浓重的阴影。同时，也显得没 有必要，人生行旅已经走过一半了，难道还不清楚“前途”吗？不错 ，人过中年还要讨论“未来”，这是“过渡时期”的现象，它不属于 美国或德国，它属于中国，属于一个正在徘徊中寻找自己处理生老病 死教育就业医疗甚至来世问题的社会。 现在四十到五十岁的人，正是“建国”前后出生的人，动荡年月 里(不论这“动荡”的历史原因是好是坏)，受损失最大的总是儿童， 因为他们心理成长所需要的首先是经济和人际关系稳定的家庭和社会 环境，家庭的稳定，在那个时代是说得过去的。社会环境的稳定就很 成问题了，“战争”，“土改”，“合作化”，“大跃进”，“自然 灾害”，“文化革命”。如果我们相信“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的说 法，那么这些社会动荡对儿童心灵造成的影响现在才逐渐展现出来。 心理状况是否“正常”，从弗洛依德以来就被认为是相对于社会而言 的。如果这个社会“发疯”，那么儿童跟着“发疯”就是正常状态。
不过，儿童形成了的心理，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可能改变，甚至终生不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代沟”。依此推断，让社会再发疯的机会是不小的，因为“代群效应”，一群“疯”儿童长大成人，不知道教育出来的孩子是“疯”，还是正常。也许“疯”的形式不一样，不会再是“文化革命七、八年来一次”。战争后的和平，总是带来生育高峰，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兄弟姐妹多，不过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进入生育年龄的时代，正好赶上“一胎化政策”，我们的孩子有兄弟姐妹的少。而由此引出的社会问题的文献可谓“浩如烟海”，仅举述两类：(1)子女教育问题。多子女家庭的儿童教育比较“正常”，因为有所谓“Learning by teaching(由教育别人获得自己的知识)效应”。一群儿童互相教育(通过交流以及竞争)，其“正常化”的作用远远超过一群大人教育一个儿童(我甚至不能判断后者是正常还是疯狂)。(2)抚养老人问题。如果社会保障系统不发达，那么老人的抚养主要靠子女。即便社会保障系统发达了，老人生病住院，身边照料的人大多也还是子女。我们的父母生病住院，一群子女轮流侍奉左右，每人请一天假，四个孩子的父母可以住四天医院而不用发愁身边无人照料。不过到了我们老年的时候，一个孩子每天请假，仍然难以照料至少两个老人。若是孩子有了配偶，或是父母的父母仍在，那就不用指望子女侍奉左右了。
我们这一代人，收入“高增长”的时期是在四十岁以后。从前都是靠“死工资”，“平均奖”，储蓄极少，即便有了一些相对于那个时代算是“储蓄”的存款，(几十元？几百元？)也早已经被现代的通货膨胀蚀尽了。试想一个简单的情况，在没有建立“pay—as-you-go”体系的时候(一种社会保障支付办法，由年轻一代人支付老年一代人的费用)，一个人在四十岁以后才开始储蓄，到六十岁退休，靠了这二十年的储蓄来支持很可能到八十岁以前的生活费用。我能够想象的这个人(假定他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有两种：(1)谨慎计算的。那就必须把六十岁以前的收入分做三份：一份日常生活用；一份将来养老用；一份消耗在从现在到将来的通货膨胀里。这样，他可以维持相当于目前收入三分之一的生活水准。(2)跟随时尚的。也就是说，别人(别的代群里的人)有的东西他要有，别人将来会有的东西，他也希望有。可是，别人要么年轻二十年，可以指望的“高收入”时期多了二十年；要么年长二十年，可以终生享受“铁饭碗”提供的福利(所谓“老人老政策”)。按照时尚生活，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普通人会突然感受到“老之将至”的凄惨和压力。目前正在筹划和已经创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我看来解决不了这个“代群效应”引出的根本问题。所以，近若干年以来我和老朋友聊天儿，总要顺便问一句：“你给你自己找到一座坟墓了吗？”那个意思就是这里说的，为我们自己安排“老年”。
与之相关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责任担负。社会动荡，造成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底子原本就薄弱，再加上四十岁以前，这一点点人力资本基本上没有在个人创收方面派上用场，等到该派用场的时代，技术性知识资本已经折旧殆尽。这个特点造成下面要说的另外一个后果，同时导致我们循正常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途径创造个人收益的能力低下。在这个收入基础上，我们这一代人“上山下乡”、“晚婚晚育”，事业和家庭都开始得太晚。正当我们身体条件开始恶化的时候我们开始生养孩子并且开始支付昂贵的教育子女的时间。于是我们多数人都会面临这样的两难：要么松懈了教育子女以及照料老人的责任，全力以赴个人事业要么义务至上，尽心照顾孩子和老人，事业平平。一个普通人，难以求两全。每一代人都有主要属于自己那一代的问题，例如生育高峰出生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面临与年龄相关的“拥挤”现象。在小学一个年级要分成五六个班；考大学一个名额数十人竞争；找工作竞争，分房子竞争，提职称竞争；面临老年又会有医疗条件的竞争，火化场里的竞争或者墓地的竞争。激烈的竞争，我不喜欢，竞争愈烈，算计愈精。于是与利益计算有关的一切社会制度就充分发展，所谓“工具理性”，市场经济会跟着发达起来。不过人的异化也随之严重，异化了的价值观念也会通过教育和模仿传染给下一代。父母的“自利性”充分发扬出来，难免不使儿童走极端，变成“自我中心”主义者。既然是“自我”中心，那么将来照顾老人的义务是否还会承担就成了问题。
在我们这一代人未来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我觉得最严重的不是就业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或者住房体制改革这类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子女的教育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才是我们的“未来”。如果假定严格的“一胎化”政策，那么我们平均每人只有“半个”子女，所以我们在子女的“拥有数量”方面也面临着竞争。我常常看到父母为独生孩子的一些小问题发生争执。如果父母是和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的话，问题就更复杂了。这时候会有我说过的“一群成年人”来争相教育一个孩子。我们如果承认“婆婆太多”的企业不可能经营得好，那么我们不得不想想，“家长老师太多”的孩子是否能教育得好？
在“家长老师太多”的问题之前，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说，作为孩子的家长，我们是否清楚地知道自己孩子的“未来”？这包括两方面“知道”。第一，知道孩子所要生活于其中的未来社会的大致走向(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价值的)；第二，知道孩子未来具备什么样的性格和生存能力。把这两方面的知识结合起来，我们大致可以凭着“经验”判断孩子是否能够适应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适应他们的社会。我认识一些家长，他们想把孩子“塑造”成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人物，可是我们心中的“理想”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我们不可能知道上面两方面的情况，那么我们注定了不应当去“设计”我们的孩子的性格和前途。
就算不去设计孩子的未来，我们也不得不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作为孩子的家长，我们是否知道应当教给孩子什么东西，和不应当教给孩子什么东西？老一辈的人几乎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有“传统”。一个传统社会总是把传统的道德，信仰，及其它行为规范通过父母“灌输”给孩子，而不让父母或孩子问“为什么”。可是我们很不幸，我们生在被叫做“现代”的社会，我们自己尚且处于“现代性问题”的纠缠中不得解脱，更不用说把我们已经不太相信的“传统”灌输给孩子了。我们没有“根”，传统不属于我们。可是我们难道仅仅教给孩子那些在学校里讲授的知识吗？或者，如同我见过的不少家长正在做的，教给孩子们“生存竞争”的能力？或者，如同我见过的另一些家长正在做的，培养孩子们“享受人生”的口味，希望他们完全“摆脱”痛苦的斤斤计较的异化？或者，如同我觉得我自己正在做的，让孩子面对“生存竞争”的现实，同时让孩子反抗竞争带来的异化，从而倾向于在精神分裂的危险边缘上生存？回到前面的话题，如果两个家长争相教育一个孩子，那么最常遇到的问题是：谁的教育应当被当做权威？在一个孩子与两个甚至更多的“家长老师”之间，不能不存在着一种我称为“家庭政治”的关系。而且可以推断，一个孩子的政治操纵力往往可以超过(如果老师之间不能充分协调的话)任何一个“老师”的权力。更加难堪的情况在于，当这些“老师”们在为自己道德立场的“权威性”互相争执时，尤其是当这种争执演变为破坏了“师道尊严”的时候，孩子已经开始模仿并接受这场权威争执博弈揭示出来的“道德”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的孩子倾向于“早熟”。早熟的标志是性格内向，轻易不发表意见，懂得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以及欲擒故纵、纵横捭阖这一套手腕，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在孩子面前“带上面具”，维护自己和其他老师的道德尊严呢？这又是一个没有结论的问题。“面具”是必要的，但家庭里的“面具”难免令人沮丧，觉得生活太沉重，那么应当让孩子参加到我们成年人的人生游戏中来吗？似乎对孩子又太残酷，让他们过早失去童年的欢乐。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孩子的教育问题是最难解决的也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是动荡的产物，也是动荡的原因，或者“我们就是动荡”，孩子属于未来。我们看不见“未来”。看不见未来的人可以有孩子的未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