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有部分中国学者倾向于相信，在生态文明方面，中国有着更为独特的思想资源，并往往会提到“天人合一”的伟大观念。我想提一个问题：当中国学者把天人合一观念当成中国独特思想介绍给西方时，为什么西方学者的反应平常，为什么没有引起他们的明显好奇？这个事情本身就值得好奇。实际上，西方人对此不那么好奇，是因为西方自身也有类似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西方有类似观念，其他文明也有类似观念。应该说，天人合一是世界普遍存在的观念，可理解为人类的一个普遍观念。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构建具有普适性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非常重要。基督教中，似乎除了一个新教流派不信天人相通，大多数的教派都相信上帝与人相通。中世纪欧洲人苦苦“格物”，就是试图通过研究万物之理去理解上帝的意图而与上帝相通，尽管初衷不是为了科学，结果却产生了科学。中国和西方对天、对人的理解不一样是中西天人合一原则的差异所在。
对天的不同理解，这一点众所周知。我想说说中西思想对人的不同理解。只要是人，都直接意识到人与万物不同，人是“有灵”的，所以高于万物。无论西方还是中国，自古都是人本位。所以，以人为本也不是中国特色，而是普遍的定位。西方的原则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中国也以人为万物的尺度，关键的差异在于，在以人为尺度的时候，西方和中国分别选中的标准或“度量衡”不一样，即“尺子”不一样。西方理解的人之尺度是理性，于是理性就成为一切真理和价值的标准，而理性的概念基本上又以数学和逻辑为准，于是人的尺度被理解为在思想上追求必然性、绝对性、唯一性、永恒不变，在行为上追求利益、功能和效率的最大化。概括地说，就是追求完美（perfect），所以西方倾向于完美主义。理解西方必须理解完美的概念，这是纲举目张的西方观念。追求完美的理性难免产生一些要求太高的激进主义，西方的大多数“主义”，无论是理念论、先验论、乌托邦还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平等主义，相对于生活的给定事实和约束条件来说都非常激进。中国思想不激进。现代中国出现的一些激进思想，那是向西方学来的。
除了天人合一，中国的许多学者还会提到自《易经》以来的“生生”观念。生生的观念比天人合一更具中国特色，也更重要。不过“生生”概念比较含糊，需要演化为理论才有意义。管子比较实在，他把生生落实为万物的“再生性”。如果一个事物不能再生，那就无法生生了。管子或许是世界上最早关注到生命需要可持续生生的环境和条件的思想家，他制定了野生动物和山林的禁猎禁伐的“时禁”制度，以保证野生万物的循环生长。
与生生的观念有关，中国理解的人的尺度是身体。也就是说，西方选择以理性为尺度，中国倾向于以身体为尺度，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选择身体为尺度就是以自然性为尺度。身体要维护生命自身，就要求尽量减少能耗，即要求“投资最小化”，而不是追求效率最大化。准确地说，是足够的效率与最小化投资的最优比例，类似一种优选法。所以，中国人选择的工具、房屋、劳动以及各种生产方式，基本上都遵循最小能耗、最小投资、最省力的节约原则。当然，还有灵活原则。既然以身体为尺度来理解人与物的关系，就会倾向于发展身体能够直接完成的手艺和技术，所以中国向来推崇“具身性的”巧手和手艺，强调因地制宜、因事变通、一物多用、巧手巧智、活学活用。中国最喜欢一个工具可以有多种功能，例如“万能的”筷子和菜刀。这与西方为每一个功能发明一个专门的机器在思路上非常不同。灵活原则是为了节约。古代中国非常节约，不过现在已经不节约了，甚至很浪费。中国追求最节约、最小能耗、最小投资的思路，在自然经济阶段是很优越的，例如古代中国的精耕细作，但进入工业时代，这个原则就不够用了。节约能够产生的效率远远比不上大能耗产生的效率。以大能耗获取大效率的现代公式导致了生态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但这个难题并不是节约原则能够解决的。对于生态与发展的问题，节约或有小补，但人类现代生活需要的能量不可能节约出来。因此，以较小成本去获取“无比大”能量的技术革命，就成为了最优选择，比如人工智能和可控核聚变。
以身体为标准，好处是不破坏自然，但身体不是一个理性的标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发展出为万物建立通用原理的科学。古代中国以身体为标准的另一个有趣的应用是，以身体的结构和功能，尤其是以身体的生命性和系统性去理解万物。就是说，以身体或生命作为一个系统去映射包含万物的整个自然系统，其著名产品包括阴阳五行的形而上学、中医和节气。古人相信整个宇宙或整个自然与人的身体或生命在原理上是一样的，所以是互相映射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假设或信念，至少在哲学上很重要，是一种整体论和系统论的思维。但需要警惕的是，一些人会说，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我们老祖宗都说过了。其实，古代的整体论所想象的系统映射只是文学类比，不是数学意义上的映射。就算可以说是一个“文学的映射”，这种文学方法决计不可能发现科学原理，因为它既没有还原论的古典科学方法，也没有解释复杂涌现的当代科学方法，没有稳定可信的技术指标，只是一种“叙事”。尽管整体论思维是当代需要发展的科学方向，但如果满足于那些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的“终极真理”，就不会真的有用。没有技术含量的话语都没有用。
与身体尺度相关，中国传统思维倾向于以意象代替概念。西方思维的基本单位是抽象概念，中国思维的基本单位是意象，但不是普通意象，而是起到相当于概念作用的“范畴性意象”，所以也能建立非常复杂的思维。意象思维有其含糊不清的缺点，不过我想提到意象思维的优点，即自由链接的开放性、无限性、不确定性和持续修正性。这种意象自由链接的思维是经验主义的，逻辑性差，但与ChatGPT或Sora的思维有点相似，可以开放生成很深远的艺术关联，也可以在实用目的的导向下约束为贝叶斯经验概率。不过，自由链接的逻辑性确实很差，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有伟大的思想直观，却没有建构过理论。
概念思维和意象思维各有千秋，要是能够将二者综合起来就最好了。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跨主体性，这是预期能够兼备各种文明的优点的方法论。人工智能的时代就要到来，人类可能需要一种“新启蒙”，在多主体和跨主体的条件下，以人为本的传统人文原则“人是万物的尺度”恐怕要修正，应该倒过来，“万物是人的尺度”的无限原则才是合适的。我们能够从万物那里看到比人的主体性更多的可能视域。
生态学的概念似乎也应该被更广义地去理解和发展。与人的生存有关的“生态”问题并不局限于环境的生态学，似乎更应该与生物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联合起来，全方位地研究生命与生存的总体条件，或者说人的全生态。每个方面的生态对于人类的生存和文明发展都很重要，都不可省略。任何一种生态坏掉了，人类的整个生态也会被破坏。社会生态、技术生态、知识生态，都需要一个正常值。很快到来的人工智能，还将迫使人类面对跨主体生态的新问题。
我的意思是，对于理解人类生活，广义生态概念可能更为合理，恐怕不宜局限于考虑经济学定义的变量，而必须考虑到那些不能量化的变量。比如说，不确定的未来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变量，甚至比现实更重要。未来就是前途，虽然不可测也不可量化，但至少可以知道，最大化的未来肯定比最小化的未来更可取。正如傻子都知道，远大前程好过窘迫前程。关键是如何创造“最大化的未来”。在这个问题上，从《易经》到所有经，无论道家还是儒家，都有一个方法论的共识，那就是，现实的建构不能求完美，必须给未来留出足够演化的“余地”。也许可以概括为“可变性的余地好过不可变的完美结构”。这粗略相当于俗话说的“事情不可做绝”。与西方的完美主义相比，似乎可称为“不完美主义”。传统思想认为，没有变化余地的完美，离死亡就不远了。所以，不完美才有前途。
开放性的余地确实无法量化，但具有逻辑的明确性，是一个逻辑可信的变量。可以定义为：如果一个现实具有存在的优势，那这个现实必定蕴含可能的最大化未来（the implication of the possible maximization of futures）。也可以表达为复杂科学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现实能够蕴含最大化的未来，以至于必然包含具有生存优势的可能“涌现”（emergence），那就是一个有着优越前途的现实。如果把未来的最大化当成一个逻辑变量，那最大化的未来就是必须考虑的最大可能收益（pay-off）。受到“帕斯卡尔赌注”的鼓励，我相信未来最大化的“余地”就是最合理的赌注，也是最好的生态。
原文发表于《生态文明研究》202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