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为兴奋有这个机会能到中山大学来，因为中山大学不仅是中国人类学之重镇，而且中山大学人类学传统和美国人类学传统一脉相承，更是让人浮想联翩。中山大学拥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人类学学者，本来轮不到我来做讲座，但麻国庆老师盛情难却，我只好班门弄斧了。

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做两个说明。一个是，讲座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不知道对方想听什么，能够接受什么。我先无的放矢，如果不着边际，你们可以随时提问题打断我，以便我们能够更好的沟通。另一个是，虽然我有一个详细的演讲提纲，但是我想放开思路讲下去。这样，虽然内容可能会略有重复，或者在细节准确性上会出一些问题，但整体感觉会更好。人类学做东西常常要有感觉，一个理论或一个概念在人类学手里应该是有血有肉的，因为在其理论与概念里应当具有人与文化的主观感受。

今天的内容我是这样想的，从两条线平行地讲，两个脉络各讲三个时刻。一个是西方人类学发展的脉络：它的起点、中间变化及今天的状态。同样我也会以这三个时刻讲一下中国。当然这仅是我所看到的，在座的老师们可能比我了解的更加深入，欢迎批评指正。中国这条线我对应着讲三四十年代的开端，八十年代的重建，以及我们今天人类学所面临的问题。形成一个三三对峙，一二三变化的两个平行线索。这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西方或者中国人类学发展之历程，而且可以看到两者间步调是否一致，以便我们追问问题的本质，从更宽阔的视野中梳理学科发展的脉络。

当然，西方人类学并非铁板一块，美、英、德、法，四个人类学传统在问题选择上，在机构设置上都还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其中只有美国是把考古和文化人类学放在一起，再加上语言和体质（现在叫生物）人类学，形成四个领域。英国的状态很多地方跟我们很像（中山除外），考古专业是在古代史这一块，不在人类学系里。今天所讲不走到西方各个不同人类学传统里去，只涉及人类学思想史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我先讲一下西方人类学第一个时刻，即专业的现代人类学之起点。从19世纪末开始，三个基本内容奠定了人类学成为一个独立社会科学分支的理论前提。第一，它有一个已经给定的好像自然而成的研究对象，所谓野蛮人，所谓未开化民族。比如当年一个人从欧洲跑到美国，第一眼看到就是美国印第安人。从语言、思想、习俗等等一系列表现上，美国印第安人和欧洲人的确非常不同，这个不同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他们感兴趣的题目和研究对象，比如，印第安人的语言在结构和表现能力上与欧洲语言，比如英语，是非常不一样的。这就给了他们一个研究的先决条件：即研究语言与文化差异之联系。不光是美国，太平洋岛屿，还有许多其他地方，特别是那些前殖民地，非洲的或南美的，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西方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我这里太简化了，因为这前面还有西方殖民主义历史，还有传教士到世界各处乱转的历史。总之，我的意思是所谓野蛮人的存在是形成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客观前提。

第二，19世纪末，除了有这样一个历史原因之外，在西方思想史上，出现了认知论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与十八世纪截然不同。再往前看到十五、十六、十七世纪，更是另一个世界。当然，十九世纪的空调没有二十世纪好（空调坏了，屋里热的要命）。我刚才开了一个玩笑，但是没人笑。我的玩笑谁都不笑。有一位法国哲学家伯格森，他写过一本小册子，翻译成中文可以叫《玩笑》。我在那本书里找到我为什么上课的时候开玩笑学生都不笑，因为笑和不笑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在里面。学生之间随便说一句话，因为他们处于同一社会状态，大家马上就会笑出来。如果不在这个社会情境里面，其他的人跟你说半天，开玩笑是没反响的，因为跟我没关系。伯格森说这是因为你不在我的教区。这个东西的篇幅并不大，但是里边对玩笑社会性质的解释确是入木三分的。

现在回过头讲十九世纪末的认识论。欧洲人不但发现了新大陆，还发现了新大陆和旧大陆之间时间上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如果我们往回看十八世纪以前，他们对所谓野蛮人的看法，跟我们的儒家书里面说到野蛮人的状态是很像的，那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看儒家传统文化里面讲野蛮人并不是人，但是没有人逐渐要走到一个文明状态里的思想。对时间的感受，欧洲十九世纪确实是历史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刻。对野蛮人的研究本身不可能是这样一个认识论的前提，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人类学能够在西方成为一个独立科学，一个最基本的认识论前提就是进化论。当然我现在只能是非常简化的讲了一下，即十九世纪和十八世纪有完全不同的思想风格。看十九世纪和十八世纪可以看出非常不同的东西，比如十九世纪我们熟悉的黑格尔，他所有的材料都是根据时间的概念来组织的。而十八世纪的孟德斯鸠，他概念基本上是空间概念，最核心的想法就是气侯对文化的影响。比如他认为太热的天气就不利于思考。从他的体系来讲，新加坡就很难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因为天气太热了，大家都是处于半睡的状态。但是看一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可以看出他的时间概念和历史感，即文明的进程是历史的演进，反动，再前进的过程。做研究或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除了一个眼前的具体项目，背后一定还有一个时代的思想脉络。没有十九世纪的思想脉络，形不成人类学特殊认识论的科学前提，人类学也就没法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所以人类学一定是在十九世纪之后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十九世纪之前不可能成为这样一个学科。

第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积累了相当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概念，它也正是社会科学兴起的时期。所以当时有很多具体社会科学的假设、命题和理论构思都被提出来了，你们可能比较熟悉，美国人类学家摩根十九世纪中提出的一些理论概念，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吧。当时除了有认识论上的变化，还产生了大量可操作的理论与概念，这是其三。比如摩根当年想了半天为什么印第安人如此不同，提出一些重要人类学假设。摩根本人是学法律的，印第安人没有一个成文的法律制度，他们是靠血缘维系来维系其生活状态的。但是从亲属称谓里面，怎么称呼父亲、弟弟、哥哥，在这样的东西里面能不能看到一定的所谓文化规范，相当于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规范，就成了摩根关心的问题。像这样的问题提出后，到全世界做经验研究，到太平洋岛屿等等，就形成了现代人类学的兴起。我们可以用具体的材料来验证这些想法，有些想法当年已经形成了，但是没有实证的材料。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三个条件。如果把这三个条件加在一起，就可以看出现代人类学科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前提。它一定是以进化论为起点的，以社会科学理论为条件的，以野蛮人为对象的学科。摩根讲现代国家要占领土地，占领疆域，但在美国印第安人或者所谓的野蛮人中，基本的社会关系和理念都是通过血缘和非血缘的关系来维系的，不是以地域为前提的。他们的社会生活或者社会组织应该是什么样子，就是摩根为现代人类学提出的理论问题。如果已经有了这些概念，到其他地方做经验研究，找材料，试图在经验层面上证明这些想法，是现代人类学得以形成的第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在20世纪初把人类学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科学分支。这里面东西很多，可以提到很多十九世纪的人，但他们的想法都不是关于特定社区的想法，都是关于一般人类历史和文化的想法。这些想法使在人类学成立职业人类学之后，到世界各地调查来验证的。这是三个核心条件，借此形成了到二十世纪初社会科学领域人类学的专业。后来有了开山鼻祖，他们写出一系列的民族志，使人类学写作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有点像文学作品的风格，介乎于社会科学理论分析和传记小说之间的一种状态。

现在回过头说一下中国，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初状态。我们第一时刻不是面对着非洲人或美国印第安人，而是从最一开始就是面对自己。当时一些老师们，如费老师等人类学家，他们的目光都是看中国社会，写作的对象实际上是西方人。这跟欧洲学者的第一条件是不同的，正好相反。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另外讨论。

因为没有欧洲看所谓野蛮人的心态，我们当时把自己基本上也是放在自己看自己怪圈里，不认为自己是走在历史最前面的。从进化论角度或者从历史观来讲，中国从明清到民国的道路，一系列大背景你们都很熟悉，我们从没有把自己放在进化的顶端。在认知上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支点，这是一个困境，西方进化论的想法从今天角度来看，从我们今天立场来看，是要批判的。但是从形成学科角度来讲，当年如果没有进化论，没有以时间演进为前提的社会科学，就不可能形成现代人类学。所以从道德、政治、情感来讲我们当然要批判进化论，但从学术史考量的角度来讲要肯定它，因为它有相当的历史意义。相反，我们自己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很清晰的脉络，很多出发点都是从研究中国问题而来，从把中国自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比较富强的国家出发，是个情感政治出发点，而不是新认知论的出发点。这是我们当年人类学研究的起点困境。

当时有些翻译，但是我们自己在建学科过程中，对一般社会科学理论与概念的积累，相比之下，非常薄弱。当年的东西很少留下，有战乱，解放之后又有学科调整，学苏联，所以探讨学科形成的条件，几乎没有系统。我没有讲具体细节，但在讲平行的关系里，我们和欧洲大不一样。当然，并不一定说不一样就是不好，并不是说不一样后面就不可以总结出什么东西。但是我们没总结，现在我们正在做总结。

现在我们很多东西还是在向西方学习，有很多的翻译，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能不能体会到，人类学需要一个认知前提，以此而能把人类学和其他学术领域区分开，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时刻是西方六十年代以后，即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而中国对应的是70年代末。还是先讲西方，殖民制度的解体，造成所谓人类学自然研究对象的消失，所以那个学科在实践上已经不可能像从前一样，依靠殖民政府统治到非洲去做研究。英国的人类学家跑去非洲做的时候，都是很自然就可以到英国殖民区域做当地的研究。但这个便利条件到这一时期没有了，美国战后到六十年代所谓印第安人已经基本消失了，已经很少了，所谓印第安人自然生存状态基本上已经消失了。这是一个变化，一共半个世纪，所谓野蛮人自然生存状态几乎就没有了。

随着各个社会科学的发展，人类学家开始对十九世纪形成的欧洲进化认知论提出非常强烈的批评。所以从六十年代开始人类学基本上就处于自我批评的状态。人类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Fabian，他有一本书《Timeandtheother》，这本书到八十年代初就出版了。他对十九世纪欧洲思想把所谓野蛮人看成是一个滞后而不是平行的关系做了大批判。欧洲一定把其它大陆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个在时间上滞后的关系，这是致命的贡献。再举一例，Asad一九七三年出版了一本书。他指出了人类学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当时影响很大，这样就把学术弄得非常有政治味道。这就是七八十年代西方人类学总的走向：由学术导致政治上或认识论上的尖锐自我批评。这个跟原来经典理论有相当大的反差，学术就是政治是其基本假定。现在看后殖民主义研究基本上还是这个路数。原来十九世纪形成进化论的思想，造就了现代人类学。到六十年代末开始没落，二十世纪前半叶，是西方人类学发展最规范，最成熟的一个阶段。Boas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人类学教职是一八九八年，这也是美国第一个人类学教授。这一时间后，到六十年代，是现代人类学的黄金时代。之后，自我批评开始，很多人认为进化论是种族主义者的理论前设。因此从认识论上，现代人类学的理论前提受到非常严峻的挑战，批评人类学从六十年代开始成为一个人类学一个主流。

这时也出现很多新的理论。六十年代是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格局变化的另一起点，我们文化大革命跟这个是完全平行着的。美国六十年代是反越战，民权运动和性解放。因而从这一时期出来的社会科学概念非常不一样，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是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如果把Asad的思想一般化，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学科里面不隐含着一种权力关系。科学地表述野蛮人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非常不一样的下手方法，但这背后是西方的殖民主义和世界霸权。如果用哲学语言来讲述，可以想一想解构主义。其基本方法就是把西方理论概念体系分解，找出里面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说，不仅每一种知识里面都包含了一种权力关系，而且在每一个正面的陈述里都暗含着对这一陈述的某种否定。这样做学问跟我们推崇的西太平洋岛屿的航海者，开篇就用了大概十几次科学一词，是大相径庭的。每个时代都有一代新人，他们都会把自己的精神带到作品里，一代人一代人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几乎是陌生人。文化大革命一代人，我们现在看觉得他们怎么这么可笑，但当年的他们追求和渴望的也是真理。像我们一样，他们也相信他们找到了真理。看毛选，我们很容易就在这些文字里找到他们，同样执着，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这是西方人类学第二时刻，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现代人类学半个世纪的黄金时代迎来的是彻底的自我批评。很多自己建立起来的前提和想法都被彻底批判了。先是没有了研究对象，再是对进化论思想的彻底清算，最后形成了像萨伊德这些学者，他们对西方社会科学抱怀疑态度。这样，现代人类学跨掉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状态，作为我们的中间时刻。第一个观察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研究对象消失的问题。我们所面临最大问题是制度建设的问题，是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问题。当时就争议人类学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领域，和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关系应该是什么。这与六七十年代西方人类学面临的难题还真是不太一样。说道这，还要感谢在座的几位老师，中山大学能够保持一个独立的系，能够保持一个独立的阵地，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现在回过头到七八十年代看中国人类学建设的状态，我们所面临的难题，和西方当时是大不一样的。他们是研究对象逐渐消失的过程，而我们是怎么样在国家现行社会科学框架下，为人类学找到一个发展理由。解放后，我们从苏联学到一些东西，和欧美分野了。现在又回来，向欧美学习。现在很多西方的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乐意做中国人类学史，有不少版本，从中可以看到我们走过的路。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今天是怎样走这到一步的。

对应着西方对进化论思想的激烈批评，我们实际上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批评进化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它。特别在政治经济上，所谓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就包含着适者生存的思想。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看到我们落后，在经济上落后，相信民族与文化也有先进落后之实。这既是事实又是我们眼光变化。但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毛泽东那个时代，大家并不去讨论这些，因为这些不是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你们可以好好想一想，世界上有很多东西，眼前也有很多东西，但是你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哪儿，这不是绝对客观条件能够决定的。在这个教室里我看到的就是空调太少，但是当我看到具体东西的时候，它会使我想起一些其他的东西，或者我故意要把我的注意力放在空调的上边，而不是注意到坐在前排的老师和同学。文化大革命时物质更贫乏，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但大家根本不想这些事情，因为他们只关心政治。这个视野是怎么样形成的，为什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状态，为什么一代人只能够看到世界的一个侧面，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命运吗？现在的状态，以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心态都是很典型的，我们觉得必须要发展经济，除此之外，别无出路，把世界已经看死了。在经济学思想里面，这个"发展"的概念可以和进化论某些东西去对比一下，我们好像还是觉得自己是处于一种未开化或者未发展的阶段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态可能并不是对人类学学科建设很有利的。这跟当时西方所形成的自我批评状态也是相当不同的。

改革之后，中国人类学者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包括新一轮对西方文献的翻译。很大量的翻译西方文献，这倒是可以跟我们讲的西方状态做一个对比。当时西方的人类学也想要从人类学原来体系里面走出去。六十年代以后，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欧洲大陆或其它地方，很少有人会说我还是想完全按照原来人类学传统去做；七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会用敬畏的口气再提到一些半个世纪前人类学的经典作品；到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作品中不提到新理论家福科。这说明了人类学想要走出老圈子，到外面来重新思考。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是可能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国当时好多人都是学英语的，他们搞翻译，几个人合着翻译一本书。这是我们当时的状态，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状态和我们讲的西方第二时刻的第三条有没有区别。

第三个时刻就是现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的自我批评，西方人类学做了一些新尝试，想把人类学带到另外一个方法论或另外一个做法上面去。有很多例子，我讲一个，比如七十年代上来以芝加哥密歇根为主的人类学家，提出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上人类学把别人看成野蛮人，而野蛮人是没有历史的，他们总是这样生活，几乎永远都在复制同样的生活方式。他人有没有历史，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反思，但具有革命性。尤其是所谓野蛮人跟欧洲人交往的历史，现在还有很多人做研究，是自我批评之后人类学的一个变化。中山大学历史学的老师也在跟一些西方学者合作做历史人类学研究，但是他们的做法和我们今天在这里提到的还不太一样。

从七十年代上来，经过自我批评以后，人类学在认识论上有了变化。Epistemology这个词有点儿法文味道，和英文的含义略有不同，我简单举几个例子。一个就是现在国内念的很多的福科，后来大家把很多贡献都放在他身上，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权力和知识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即所谓客观的科学的人类学也不过是一种西方和世界其它地方人之间权力关系的一种表现。如此说，推而广之，没有一种知识不是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的权力关系。这是一种新的认知论，和当年去太平洋岛屿去寻找科学真谛截然不同。再如我们系那栋楼以克虏伯命名，他一百年前到加州建立了人类学系，他研究的对象是美国印第安人。他就把自己看成一个科学家，他和一个印第安部落的人有很深的交往，这个人给他提供了很多关于自己家和部落里面的情况，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说，他就希望把这个人的脑子能够切片保留下来，然后将来做分析。就像现在生命科学要到各个地方采样，探明基因构造。克虏伯当年希望解剖人脑，以探明人种区别。新一代人类学家都认为应该无条件把当年的脑子切片还给这个部落的人，但克虏伯（早已去世）及其代言人则说不能还，因为这是科学研究的材料。他们现在还在争论这个问题，如果从自然科学家的角度来看，你当然可以把大家的基因或者是脑子的，比如爱因斯坦的，切片保存下来，研究它是不是特殊的，这是很自然的科学研究。但要是按照八十年代形成的学术伦理、从新道德立场角度来说的话，科学本身就成了问题。如果科学也是一种权力关系，那末人类学家应该意识到他们无权保留他人的大脑切片。这种做法即使当事人当时同意了，他也是在特定权力构架下答应的，未必是科学的客观的。这是一个当下人类学争论不休的话题。

新道德里面有很多都跟医学人类学有关系，医学人类学是今天西方人类学的一个生长点，也是其社会生活的反应。到美国可能看的更明显，他们很多东西都是被医药公司控制的，而且很多社会生活的必要内容都受医学科学进展所支配，包括人类强壮身体及美容等等各方面。所以新的认知论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即社会变化和发展不仅受理论制约，而且是一个身体受控的过程。医学人类学之目标就是想将这个道理揭示出来，即当下社会控制是在医学科学的幌子下完成的。也许和我们国内研究医患关系之出发点略有不同。将来生命科学说不定会跟我们吵，因为他们想着在人脑子里面放一个芯片，我们认为这不是科学进步而是社会控制。

人类学因此而面临一个新的命题，在认知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我们能不能够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比如说资本主义或者是当今世界的生活，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因为人类学形成的理论积累，都是针对所谓落后民族，都是针对所谓野蛮人而发展起来的，但这一套方法能不能拿过来研究美国社会，比如说其科学体系。比如说能不能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所谓现代社会，所谓资本主义，所谓科学制度。我们系里有老师训练学生去做生命科学之人类学研究。生命科学在今天这种发展状态上能不能做一个人类学的研究，怎么做，是用传统的手法来做，还是用一个新的方法来做，这些都是问题。

我还是举个例子吧。我们系里面有一个老师，她是做医学人类学的。在全球化的前提下，她把医学人类学做成了一个新道德批评。她是一个道德感非常强的人，是一个是非感非常强的人，她研究在全球框架下，谁在卖器官，谁在买器官，谁在做移植。在印度、菲律宾有很多人卖一个肾，一大家人的生活就没有问题了。她追踪这个肾，先看谁卖这个肾，谁做中间人，谁买，最后是拿到美国还是日本还是欧洲，然后谁在做这个手术，一个接一个做采访，经常和人打架，起冲突，她有点像水浒传里面走出来的人，像鲁智深。你跟她在一块谈一个问题非常难，因为她永远都是激动不已，尖锐批评的。你们可以看一下她写的东西，她的田野是多地点的，要走很多地方，在方法论上有一定贡献。我觉得这是一个用传统方法研究新问题的经典案例，指出了跨文化道德的复杂性，但并没有解决人类学当下的困境。我们的困境是，人类学曾经是现代理性统治世界的重要理论基石，它还能成为今天我们对自身生存状态反思的知识生长点吗？

下面，我对应中国第三个时刻讲一下，也讲三点，但只是非常简单的提一下，留一些时间可以讨论。第一，就我看到的，中国在八九十年代做的，基本上是在学习西方经典人类学。因为我们中间社会科学处于被废弃的状态，重新开始，很多人去做重访研究。这个工作相当有意义，原来人类学家做的东西，因为战争和革命丢失了，重新捡起来。重访江村，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总结这一系列作品的时候，有特别精彩的内容，但其中的理论问题是什么，我并不十分清楚。至少从西方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在认识论上似乎并没有什么贡献。九十年代我们热衷的讨论，学者们不厌其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真正的理论意义。比如说所谓西方理论本土化问题，好像除了学术民族主义的情绪宣泄之外没有太多的学术价值。

第二，八十年代以降，我们讲所谓汉民族研究，但所谓汉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应该是西方看中国的概念。社会学做的不是汉民族研究吗？这里面是不是能够找出成为学科支点的东西，应该是个问题。我在博士生答辩过程中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人类学到底需要不需要找到自己的理论支点，它和社会学研究有什么区别没有，在方法论上，在认识论上，需要不需要再建一个学科，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一点我也不敢太深入。从研究内容来讲现在有很多变化，有很多新的作品出来，我们的研究愈来愈有政策研究的味道。至少我接触到的国内人类学学者，很多人关注现实，追求应用。人类学本身有多大的应用价值我不知道，当年弗雷泽在利物浦就职演讲时就说过，你们不要指望人类学能够帮助你们治病或盖大楼，或者赚大钱，它可能是最没用的知识。但是他认为知识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真正目的。现在因为国内有很多社会经济问题，学术指向应用，理所当然。但政策问题绝非学术问题。将来从人类学研究角度回过头来看今天，从下一代人眼光里，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做的东西，他们也许会怀疑我们对于知识建设的贡献。

第三，中国做了很多影视和艺术人类学研究，现在也有很多学生到其他地方做海外民族田野调查，整个的趋势从外部来看和西方很像，但是内在脉络则大不相同。我们可以也研究卖肾买肾，但我们是照葫芦画瓢，和他们走到这一步的内在逻辑不同。我不是说我们必须和西方一样，相反，我们完全可以不同，比如做应用，做农民工，但如果如此，我们就没必要过分强调人类学与农村社会学的区别。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类学希望成为科学，希望能比较规范，希望受到政府重视，希望具有比较强的应用性，这和社会学理念有区别吗？这跟西方人类学现在的精神状态（他们的第三时刻）很不吻合，当然不是说谁好谁坏，而是各有各的道理。

这就是我讲的三个时刻，从十九世纪末到六十年代，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然后再到现在，三个时刻对照讲了西方和中国的人类学状态。

我下面讲一点结论。比较这两个平行发展脉络的时候，最关键的一点是中国人类学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论基础，就事论事比较多。西方的进化论是漏洞百出的，但作为学科的支点在理论上是清晰的，是有内在逻辑的。到底这些野蛮人他们是不是人，还是他们更接近动物的状态，其思想内容是反动的，但是作为一种知识／逻辑结构，支撑一个具体学科在理论上的需要，它是当之无愧的。进化论奠定了人类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基础。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其他学科不能进入它这个范围。相反，我们学科起点就不很清晰，后边西方人类学的内在逻辑变化，批评与创新，我们都是阴差阳错本末倒置的。到后来我们很多东西都是看他们怎么做，比如欧洲人怎么做，美国人怎么做，我们照葫芦画瓢也开始做。我们有实际层面的考量，做什么可以拿到经费，但在学术内涵上，人类学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论支点。

一个领域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不在于我们能不能把它争取到。能不能争取到非常显著的位置，为大家所重视，并不能解决学科的内在逻辑问题。人类学在西方开始的时候也是模模糊糊的，慢慢逐渐形成了一个在社会科学中很重要的位置，这个过程就是其学科逻辑逐渐地被社会认可的过程。顺便说一下西方大学的文理学院，它分成两大块，一块就是社会、历史、文化，对应着三个系，社会学系、历史系、人类学系。这是其最基本的教育，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文化。没有文化，或者光有社会、历史不行，文化不可能只研究麦当劳。另一块是经济、心理、政治，但是我个人觉得最根本的，对学生最基本的知识介绍应该是社会、历史和文化。而这三足鼎立的状态，每个鼎里都有一个认识论上的理论支点，所以大家可以分门别类。当然现在各个学科已经有点交叉感染，人类学在研究资本主义或生命科学的时候，渐渐失去自己的特色。但像我刚才讲到的医学人类学的做法，还保持了相当的人类学经典传统。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即我们学科的认识论或理论支点在哪儿？

如果现在中国人类学想往前走的话，是不是有一些方向可以试一试。我非常简单的提三点，如果有兴趣可以尝试一下。第一，我们能不能研究一下社会科学量化的过程。社会学已经离不开统计方法了，它通过统计方法把一个具体的社会事实转化成一个社会学分析。尽管我们很讨厌它，但是它是相当明晰完整的，但社会学自身对此是不可能有深刻反思的，因为社会学问题在认知上就是一个统计问题。这反倒是人类学能而且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知识一定是算出来的？为什么经济学成了真正的显学？为什么社会学只能做经济学的弟弟？中国人类学要从现在这个状态里走出去的话，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念书，要把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传统都念通，从那里面找出问题。当然这也不光是说人类学，但是人类学要比社会学，比其它社会学科面临更严峻的问题。因为我们时间更少，我们资源更少，怎样才能把两个脉络梳理清楚，以便能够作出不同的解读，这才有可能把学科的理论支点建立起来。

第二，我们应该努力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支点，它们的认识论前提看得稍微清楚一些。比如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人类学课题。经济人类学当年的任务是研究所谓野蛮人或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要发挥经济人类学传统的话，我们应该去看一看为什么经济学理念现在变成了一般社会理念，这有研究价值。中国从七八十年代上来，怎么从文化大革命政治思想支配社会生活，一下子就走到了现在。现在很多问题包括一些政治问题都可以在政府思路里转化成一个经济问题，我觉得这不是简简单单去看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状态，也不是研究农民工所能解决的。我们必须研究经济理念变成社会理念的一般过程。我不知道做这些东西有没有资源，但是我觉得这些是社会学、经济学本身需要研究但它们又研究不了的。一代人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有一代人的眼光，但是从自己的生存状态走出去再看，我们才能看清楚。现在要走出我们自己的世界去进行思考和分析，经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不光是要念书，还要念很多经济学的作品，才能弄清楚我们当下的生存状态。

第三，作为历史人类学的题目，我们应该有勇气研究一下文化大革命。历史学家对历史细节真实性的追求或政治学家对政策或领袖行为的理性分析或社会学家对群众运动的一般理解，都不能替代人类学的文化历史研究。文革就是我们的西太平洋岛屿，就是我们的印地安人，就是遥远的野蛮人。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这种状态就是当年的一面镜子。当年毛泽东那个时代我们认为我们找到了真理，现在我们又认为找到了真理，而前一个真理在今天看来是一个谬误，两代人隔隔不入。这两个真理之间本质差别是很大的。人类学一定要能够使我们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否则人类学不可能有一席之地。我不知道怎么能够走出围城，但是我想这是人类学的一个任务，让大家看到今天我们的困境，写出一个不同过去，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立足之地。

作者简介：刘新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The Mirage of China，《自我的他性》等。

注：本文为根据刘新教授2011年6月在中山大学千禾学术论坛上发表的演讲整理而成，文章已经收录入《千禾学人讲演录（第一辑）》中。部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