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边界的思想者
在一贯缺乏反思能力的经济学界，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最著名的作品是1970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退出、声音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本质上要求保持反思性的思想史学界，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977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激情与兴趣》（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在具有强烈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社会哲学界，他发表的每一篇作品都被反复地研读，他是公认的“deep thinker”（深刻的思想者）或“a great intellectual of the 20th century”（二十世纪的一位伟大知识分子）。他最喜爱的思考，是“跨学科思考”。他说过，“被限制在任何特定领域里，我都会很不幸福。”他晚年发表的自传性文集，标题就是“穿越边界”（《Crossing Boundaries》，MIT Press，1998）。他喜欢研究语言的符号涵义，例如，他读美国“独立宣言”里写的基本权利：“生命、自由、幸福的追求”（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读出来另一番思想：“生命、自由、追求的幸福”（life, liberty, and happiness of pursuit），后者，对于发展中的国家和个人而言，意味着更重要的事情往往不是被认为“幸福”的一些目标而是“追求”过程本身产生的幸福。赫希曼的这一思想显然对他的前外甥女婿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产生了影响，并由此影响了森1970年代的学术友人铃村兴太郎（Kotaro Suzumura）。今天，这是社会选择理论家的常识：假设有两种分配过程，（1）由父爱主义的家长为子女们切分蛋糕，和（2）由子女们自己切分蛋糕，又假设分配的结果一模一样，那么，子女们仍从（2）获得比从（1）更大的幸福。为什么？因为，给一个人独立选择的机会，哪怕是犯错误的机会，比选择什么更重要。这是赫希曼1989年AER论文的标题，“having opinion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well-being?”人们可以仅仅因为拥有自己的观点而感觉更好。
迟至41岁，1956年，赫希曼才成为一名学者，在耶鲁大学。此前，他是反法西斯战士，在纳粹统治的法国境内，他帮助一名美国人组织秘密偷渡，使两千多名犹太人成功离开法国，这一行动于1991年被美国政府承认为是“英雄的行动”。更早，1935-1936年，那时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作为志愿者，他进入西班牙参加了共和派分子对佛朗哥将军独裁政变的绝望抵抗，在西班牙的这段经历使他后来能够帮助法国的那些犹太人穿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再辗转偷渡至葡萄牙。再后来，1938年，他在意大利完成了自己的学业，成为经济学博士。五年之后，1943年，他在《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发表了一篇论文，即后来被广泛称为“基尼系数”的“赫希曼指标”（“on measures of dispersion for a finite distribution”）。1964年，赫希曼在AER发表了一页纸的澄清文字，标题是“the paternity of an index”（一项指标的父权认证）。据此，我们得知，基尼系数并非基尼发明的，也不是赫芬道尔重新发明的，而是赫希曼发明的。
他1915年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18岁的时候，赴巴黎，在索邦大学读书。那是1933年，纳粹主义思潮开始席卷欧洲。他晚年诉说自己的生平，最深的感受是：社会科学，切忌以一般原理代替实地考察，切忌如自然科学那样自负地信任数学定理。他回忆，社会科学在几十年里无法解释纳粹现象，因为，理论模型只能容纳既有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新发生的各种可能性”。青年赫希曼有一种卓越的实践感，这使他比其他人更早预见到纳粹的崛起及其灾难性后果，根据传记资料，这是促成他及时赴巴黎求学的重要因素。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赫希曼从来就这样认为。他说他对统计显著性不感兴趣，因为，真正重要的，都是“例外”，希特勒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他又说他相信一切好事情的发生，总伴随着特别不寻常的情境，绝非统计显著事件。赫希曼的这些见解，收录于1993年他在意大利接受的一次记者访谈，英译本就是1998年出版的“穿越边界”。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者，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将于2013年出版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我倾向于译为“面向现实世界的哲学家：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赫希曼1974年加入这所高等研究院，在那里，他与著名的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共同主持“社会学研究”并由此创立了高研院最具特色的跨学科氛围。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代领袖博伊特克（Peter Boettke）写了一篇纪念短文，虽然，赫希曼的思想与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倾向差异颇大。在这篇短文里，博伊特克赞叹不已的，是赫希曼文字的简洁与深刻，他认为这是一种罕见的禀赋——“the combination of easy reading and deep thinking is a rare gift”。阅读这样的文字，你很容易受到激发去思考那些最重要的问题。
诺贝尔奖错过了赫希曼，这是诺贝尔委员会的遗憾。在赫希曼获得的许多其它奖项里，有这样一项，被亲切地称为“Albie”，授奖的唯一理由必须是：不论是专著还是杂志随笔，这些文字的特征在于，读者只要读了，就不可能再用以前的眼光看世界。
本文原载于《新世纪周刊》（2012年12月23日），来源于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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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亚美尼亚的亚当·斯密
逝者艾智仁
哈耶克说,有两位经济学家因贡献重大应得但却因“没有做很多工作”而难得诺贝尔奖,一位是科斯,另一位是艾智仁(Armen Alchian，又翻译为“阿尔钦”) 。那是 1975 年,他本人在 1974 年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他也属于不重视“发表工作”的经济学家。1991 年科斯得到了诺贝尔奖,人们曾认为,并为此而呼吁,或许,艾智仁有希望也获奖。可是,2013 年 2 月 19 日,艾智仁去世了,享寿 98。哈耶克的推测很正确,艾智仁在发表文章方面“工作太少”,与科斯相似——但科斯在芝加哥大学工作,那里,至少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聚集了足够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可以对诺贝尔委员会施加影响(他们也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我的见解是,艾智仁的贡献散在于经济学的许多领域,因为发表很少,故在每一领域可呈报的文章就特别少。所以,即便他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也未必能得诺贝尔奖。假如我是诺贝尔委员会的那位经济学委员,我怎样起草我的授奖理由?总不能因为他在全部主要领域里的贡献而授奖吧。
艾智仁是公认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中人,被同事们称为“来自亚美尼亚的亚当. 斯密”。他一手创立了著名的“UCLA 传统”,以他的个人魅力 ——他有一双引人注意的手,格外修长的手指(尤其是中指)和长方形手掌,相学谓之“水型”手 ——强烈的直觉、敏感的心灵、易受伤害,也称为“预言家之手”。1978 年,艾智仁 64 岁,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士,以“口述史”方式,他采访了哈耶克。三十多年后,为写这篇文章,我研究了这段宝贵的视频,我注意到艾智仁确实表现出与他的手相完全一致的性格。口述史方式,几乎总是闲谈往事,尤其是文字史不写或不能写的往事。但在回顾那些往事时,艾智仁的提问,有强烈的敏感性,或许只有我这样敏感且熟悉经济学思想史的人才可明白其中涵义。
我有充分的思想史理由用几百字来概述我对下列事实的考证与理解:艾智仁名字里的“Armen”,来自他的民族“Armenian”(亚美尼亚)。这是黑海与里海之间的一个古老民族,所谓“白种人”(人种学名称“高加索人”)或政治正确性十分可疑的“雅利安人”,4 千年前至3 千年前,从这一地区(高地亚美尼亚)冲入波斯和印度,以及世界其它地区,形成“印度-欧罗巴”语族。青铜时代的亚美尼亚版图,曾涵盖赫梯帝国鼎盛期的领域。公元前 1 世纪,亚美尼亚王国扩展至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中东地区。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前,亚美尼亚人信奉古希腊诸神以及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多神教义。公元 5 世纪,亚美尼亚被拜占庭帝国吞并。在土耳其奥托曼帝国后期,1880 年代和 1910 年代,土耳其军队对亚美尼亚基督徒进行“大清洗”。1915 年至 1916 年的大清洗,被认为是20 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绝”行动。帝国军队“系统屠杀”了100 万至150 万亚美尼亚人以及古代亚述人和古代希腊人的后裔,算是对雅利安人和基督教徒的一次复仇。20 世纪第二次种族灭绝是纳粹对犹太人的系统屠杀，第三次是波兰精英群体的系统被害。幸存的亚美尼亚人,多数流散于世界各地并组建他们自己的“公社”。最早定居在加州 Fresno 的,是一对亚美尼亚兄弟,他们写给老家的信引来了更多的亚美尼亚人 ——包括艾智仁的外祖父和父亲,在加州,继续他们擅长的活动:务农,买地,礼拜上帝。1914 年,艾智仁在这里出生并成长至 20 岁。在接受“自由基金会”长达 40 分钟的一次采访时,他特别严肃地讲述了这一段对他毕生思想产生影响的“亚美尼亚往事”。事实上,他年轻时,也承受了当地企业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歧视。也因为他的这些“亚美尼亚往事”,艾智仁后来发表了一篇关于种族歧视的研究论文。与他的其它论文一样,这篇,被认为是原创性的贡献。艾智仁的原创性贡献, 常被历史淹没。例如,二战期间,与阿罗一样,艾智仁以数据分析员身份服役于美国空军并于战后成为兰德公司研究员。他那篇关于收益递增的论文是他 1949 年为兰德公司撰写的研究报告,比阿罗 1962 年发表的收益递增文章早了十多年,但因涉及军事秘密,直到 1963 年才发表于《Econometrica》(计量经济杂志)。至今,收益递增经济学的奠基人仍是阿罗,不是艾智仁。
1944 年,艾智仁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随即接受了 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聘请并终生任教于那所大学。去世时,他与妻子 Pauline (一位小学老师)结婚已七十三年。他们有两名子女、六名孙辈和三名曾孙辈—— 家族关系紧密,这是浪迹天涯的亚美尼亚人的社群特征。他喜欢打高尔夫球,也喜欢品鉴葡萄酒。熟悉他的人说他聪明(clever)并且智慧(wise)。世界上既聪明又智慧的人,极少。
他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被认为重要,从他没有出名时的第一篇开始——那是 1950 年,标题是“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立即成为芝加哥学派的必引作品。至今,我在行为经济学(本科生)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以及经济学思想史的课堂上仍每年引用这篇文章。我的引用,理由不同,我对学生们说,艾智仁的英文表达,经济学界无出其右。所以,预备出国深造的学生,应以艾智仁文章为典范,既学习如何以真正重要的经济学视角看世界,又熏陶于真正优秀的、林毓生称为“贵族的”或“高贵的”那种英文表达方式。我最喜爱的一篇，是他1965年发表的“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关于产权的一些经济学)，语如疾风，思如闪电。例如，第一节的最后一行：Discrimination，competition，and scarcity are three inseparable concepts (歧视，竞争与稀缺是三个不可分离的概念)，紧接着，在第二节的第一行，他写道:“上述的概念清单还可延续,歧视、竞争、稀 缺、约束、产权。”难怪张五常要连续六个学期旁听艾智仁课程,就为要学到这样的“直觉主义”思维方式和激发听众与读者或许已潜在具备了的直觉思维能力的英文表达方式。
艾智仁以直觉和严谨著称于经济学界,他不用数学但他的语言有数学般的说服力。每一次讲课,他走进教室,向听众当中的任何一位提出或许是当时偶然进入他脑海的问题,然后,他会沿着被提问者有充分准备的或勉为其难的“解答”的方向提出更深入的问题,这样,讨论就在他和听众之间往复展开,听众逐渐进入到他们以往从未有过的那些只可称为“艾智仁直觉”的视角。艾智仁荣休之后,在校园里仍有自己的办公室(直到 2007 年),他在那里继续为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提供指导。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经济系(张五常曾在那里任教)多年来将艾智仁的《大学经济学》独特地列为本科生低年级、高年级、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共用教材。所不同的,只是课文讨论的深度。例如,艾智仁在《大学经济学》里讨论的一类符合常识的经济现象:shipping good apples out of Washington(“将好苹果运出华盛顿”),后来被称为“需求第三定律”。如果好苹果和坏苹果运输成本相同,那么,基于常识,我们不难推测,运往外地的苹果比在本地销售的苹果质量更高。可是直到现在,为提供这一定理的严格证明而涉及的广泛问题,仍困扰着理论经济学家。去年我指导的一名研究生,论文主题就是“需求第三定律”。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艾智仁的产权学派贡献尤殊。他在晚年始终未能改写出版的University Economics开篇指出,价格理论,适用于一切社会的一切制度,故本书可定名为“Universal Economics”(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凡事物或事务,有稀缺就有价。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价是“市价”,没有形成市价的价是“私价”。只要有交换,就有价的原理——在市场情形称为“价格分析”,在非市场情形称为“产权分析”。因为,交换就是产权的交换。任何社会都因资源稀缺而有兴趣或利益的冲突,于是有产权安排,于是可由艾智仁的价格理论预言何种产权将导致何种政治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在至少三篇论文里,艾智仁都提醒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待经济学——与其说它是关于理性选择的科学,不如说它是协调社会冲突的科学。有稀缺就有竞争和歧视,于是有价格和产权,于是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演化。
在人类可用的一切控制手段当中,依照文明程度排序,身体、思维和价格,是最stupidity的控制。我是在严格的理性选择意义上这样说的,因为,例如,价格控制的结果通常,或者,必定与控制者最初试图达到的目标相反,故而,这样的控制只能用来展示控制者“stupidity”的程度,在“比较制度分析”课程里,也可称为任一社会任一时期愚蠢程度的观测指标。但是,难道控制者不愿意变得更聪明一些吗?当然,所以他们很痛苦,以致自杀。
布坎南在采访哈耶克的时候表示很悲观,他和他的老师奈特一样悲观,因为,似乎公众永远难以接受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所以,公共理性似乎永远难以摆脱“政客的煽情-多数人的选票-为短期而牺牲长期-有原则的政治家被无原则的政客淘汰”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哈耶克的回答,这是我最希望与读者分享的,哈耶克说他本人是长期的乐观派但短期的悲观派,因为,长期而言,人类有能力接受杰出观念的影响,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政治的和经济的。但“长期”,需要两代人的时间,也就是五十年。短期,那些追逐短期利益的政客,很可能将坚持长期原则的政治家驱逐出局。哈耶克说他不晓得怎样回答布坎南的提问。观念的力量,这是他持长期乐观态度的主要理由。人类演化至今,看上去确实是,观念最终战胜了行为,不是吗?
来源于“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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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政治家，不要政客
这位自称“田纳西农民”的老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语速平缓，眼神沉静，喜欢使用令人紧张的多义词或隐喻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这样表述的思想于是有了强烈的“内在冲突”。我传真给他的问题一共有七个。其中至少三个问题，从不同角度询问他是否不相信自己的理论适用于美国以外的社会（参见“汪丁丁专访布坎南”所列问题）。其实，我从他的著作中常可感受到这一经验主义信条——亚当.斯密恪守了这一信条，时刻警惕着不将具体情境内的观察和命题推广为一般命题或“定理”（任何懂得经验主义方法论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使用“定理”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布坎南常用来描述他自己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是这样一个短语：“not absolutely absolute, nor absolutely relative, but relatively absolute”（我的态度既不是绝对地绝对的，也不是绝对地相对的，而是相对地绝对的）。坐在他对面，我认真倾听，那是1998年，他刚出版的著作是《恪守原则而非追寻利益的政治：走向没有歧视的民主》（James Buchanan and Roger Congleton，Politics by Principle, Not Interest: Toward Nondiscriminatory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我在传真问卷里用三本著作概括他的思想，1962年发表的《求解“一致同意”：宪制民主的逻辑基础》（James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Calculus 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代表他在1950年代的思想，1975年发表的《自由之限度》（James Buchanan，The Limits of Liberty：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代表他在1960年代的思想，然后是1986年发表的《自由，市场与国家：1980年代的政治经济》（James Buchanan，Liberty, Market and State: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1980s）表明他对1980年代政治经济的思考（参见我的“问题二”）。布坎南的传真回信（他只回答了三个问题，其余的，只能面谈）同意我的概括，他特别补充说上述1998年出版的那本著作可以代表他目前的思想，即1990年代的思想。
越到晚年，他越意识到现实政治失败之根源是没有原则——政治人物和他们制订的公共政策越来越追寻短期利益，这是布坎南为1998年这本著作提出的最紧迫任务。与他的其它著作一样，他的理论从未离开美国现实。原则，或“generality”（一般性），成为他晚年不断呼吁的核心观念，并且在这一意义上，他走向或走入了奥地利学派。“金融危机”之后，他呼吁将“货币”问题提升到立宪层次来讨论。凯恩斯经济学占据主导，通货膨胀政策成为侵吞人民财产的主要途径。财产权是社会正义的核心，也是美国宪法的核心。在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视角下，最高的一般性（原则），属于立宪范畴。
上帝死了。在各国，无一例外地，政客们（以政治为追寻短期利益之手段）逐渐驱逐了政治家（以政治为实现更高理想之舞台）。货币政策，与外交、教育、人口和社会福利及其公共政策一样，不再有原则。于是，哈耶克鼓吹的“货币非国家化”政策正在成为市场经济的宪法议题（参见Edward Peter Stringham and Todd J. Zywicki，2011，“Hayekian anarchism”（哈耶克式无政府主义），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与其听任这些政客这样滥发纸币，为何不将铸币权交给自由竞争的民间钱庄呢？纸币的价值敏感依赖于发行者是否珍惜自己的名声。政客和钱庄，谁更珍惜名声？这是一个问题，我是说，现在已成为一个问题。
布坎南先是在1975年发表的《自由之限度》最后一章的脚注里批评哈耶克“盲目相信传统”，后来又在讨论哈耶克1988年《致命的自负》初稿的小型研讨会上发表了类似的批评（当然是友善的）。布坎南的立场，他对我说：“与罗尔斯的更接近”。这是因为我在传真问卷里指出他的政治哲学不仅接近罗尔斯的而且也接近哈贝马斯的（参见我的“问题七”），事实上，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主旨就是论证哈贝马斯1980年代发表的“社会交往”理论与奈特（Frank Knight，布坎南的老师和布坎南心中的两位“英雄”之一）在1940年代发表的“自由对话”理论，有无法忽视的相似性（Dalibor Rohá?，2012，“Knight，Habermas，and Rawls on freedom, personhood and constitutional choice”，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vol. 19，issue 1，pp. 23 - 43）。
现实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普遍失败，经济学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布坎南写道（1986《自由、市场与国家》）：“经济学，如它在80年代的那个样子，是一门忘记了最终目的或意义的‘科学’……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8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在他们自己领域的基本原理方面其实是文盲，……他们似乎是一群被阉割了意识形态的人……。我们的研究生院正在成批生产着这样的训练有素的和高度机智的技术专家，这些专家被训练为幸运地可以无视他们学术事业的最高宗旨的匠人。他们绝不感到有道德上的义务去说服和传授给他们的学生那些有关一群自由个体究竟如何能组织为可以相当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并且不发生导致社会解体的重大冲突的社会过程的理念。”我特别喜欢布坎南这段文字，所以在我的传真问卷里全文加以引述（我的“问题六”的一部分）。这段文字最后一句的关键词“社会过程”，也就是奈特1942年发表于《伦理》期刊阐述了“free discussion”（自由对话）的那篇文章的关键词（Frank 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dure”，Ethics，vol. 52，no. 3，pp. 253 - 274）。
似乎意识到布坎南即将离去，JEBO（《经济行为与组织》）2011年7月出版了“布坎南”专号。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这期专号发表了一篇情谊深厚的文章，“on James Buchanan”（论布坎南）。与众不同，森的文章，核心只是一句话：布坎南的贡献很多，择其最重要者，森认为是：“The cultivation of the taste for public reasoning in an open-minded way, which James Buchanan has done so much to advance, is one of the features of his greatness for which economists and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deed the world at large—have much reason to be grateful”（开放心态的公共理性之品味陶冶，布坎南贡献最为卓著，是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事实上全世界——都有充分理由为布坎南这一伟大特质而感激他）。森在这篇文章里宣称，在追寻这一思路时，布坎南是他心目中的首要英雄（“a major hero of mine”）。森的评价，在我看来极中肯。在公共领域，大众需要发言，可是大众容易有两极化的倾向。布坎南长期努力于陶冶一种更复杂的从而可以超越冲突的话语品味，在公共领域尤其难得。所以，布坎南认为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能是“教育民众”。因为，这也是奈特的见解：公众普遍地很难接受哪怕是最肤浅的经济学原理及其运用所得的结论。
综观布坎南毕生的思考与表述，我感触最深的，如上述，是他晚年视为最紧迫任务的“基于原则的政治”。虽然，“末法时代”，有原则的政治很难不被无原则的政治淘汰。
布坎南晚年的思想，对我们都具有重要政治、经济意义。他在写给我的回信里感慨：“政治在一切地方都已超越了它的限度，人们已经意识到它的失败之处，公共选择理论只不过为他们的意识提供了一种解释——理解他们所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首先要澄清的是“政治失败”的涵义。布坎南，更接近罗尔斯的“契约主义”立场。最出色地为这一立场辩护的，是哈佛的天才教授斯坎伦（参见Thomas M. Scanlon，1982，“contractarianism and utilitarianism”（契约主义与功利主义），in Amartya Sen and Bernard Williams，eds.，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功利主义及其超越》）。任何政治行动，不论在主持者看来取得了多么重大的成功，只要违背契约，就是失败的。宪法是一套政治契约，不论是罗尔斯还是他的批评者都会同意，宪法的基本职能（在罗尔斯解释的“基本社会结构”和“主要制度”的意义上）是维护社会正义。以契约主义阐释宪法的这一职能，用斯坎伦的朴素语言就是关于“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我们相互应尽的责任或义务）的基本原理——斯坎伦1998年以这一短语为标题发表了他的名著《我们相互应尽的责任》（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政治的成功或失败，于是取决于它是否实现了最初的承诺。政党落实它对人民的承诺（政治契约），是基于人民支持而取得权力的政党对人民应尽的责任。在多党竞争的或在党内多派别竞争的体制内，执政者本应超越党派利益（他的私人“口味”），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Jeremy Bentham），所谓“立党为公”（他的公共“价值”）。这是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第2章第3节“社会状态的排序”关于选民行为的基本假设（Kenneth Arrow，1951，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1963年第二版），我称之为“公民意识”假设——每一位公民在公共领域里的“价值”不应被他在私人领域里的“口味”主导。否则，就没有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Hannah Arendt，1958，The Human Condition，第1章和第2章）。阿罗说（上引著作第1章第1节），他的老师奈特多次指出，在与自由市场体制相类的民主政治体制里，选民也如同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一样只根据他们的“局部知识”投票，于是“公共选择”总是倾向于强化“特殊利益”从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富人容易获得更大的代议权）。不论如何，阿罗声明自己的论文“只研究民主的形式而不涉及它的内容”。奈特是布坎南的老师，也是阿罗的老师。与阿罗相比，布坎南与这位老师更相似，他始终在探究民主的实质（内容）。
原则，是政治家的生命。与政客不同，政治家有信仰。原则是信仰的政治表达，它不能交易，所以它不是利益。政治普遍失败，因为政治家在各处都已消失。奈特的预言，与他的其它预言一样应验了。以“幂律”方式在过去十年迅速增加的不平等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可说是奈特预言的晚近验证。更早的验证发生在中国。张君劢（素享“宪法之父”美誉）在1946年发表“宪法十讲”总结辛亥以来政治不能成功之教训时发表的见解，与上述相类。
2013年1月9日，布坎南离世，享寿93。他的祖父曾任田纳西州长，这位州长的孙子却因家境清贫而养成了务农早起的习惯。政治，从不承诺为掌握权力的个人带来财富。乔治.梅森大学的“布坎南小屋”（Buchanan House）是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小木屋被树林和一大片草地包围着，十足是一座农舍，尤其是那条林间小路，刚够一辆汽车驶过，曲曲弯弯来到门前一株老松前。老松对面的门廊里摆着一对旧摇椅，窗上吊着一盆家养的野花。这格调与乔治.梅森大学气派的建筑群格格不入，却充分表现了布坎南的“低调人生”。
本文原载于《新世纪周刊》（2013年1月20日），来源于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