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西北局决定把一批“长期从事理论研究，脱离实践工作”的干部带薪下放到西部五省的基层生产队去，父亲亦在此名单上，妈妈决定携全家人与父亲同往，就这样我们家搬到了干旱少雨的甘肃省定西地区陇西县。在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问世以来，这个“苦甲天下”的地方被很多人熟知。其实当时我所在陇师附小班上就有定西福利院分来的孤儿，只不过我在班上的时间短，升入初中后就与她们失去了联系。到了陇西生活习俗“入乡随俗”，我需要很快地学会如何生活。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后三项可以略去，陇西人不吃酱油，也没有酱油卖，醋是凭购物本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二两，多了也不用想，“茶”在大人看来是奢侈品，能弄到一二两“陕青”末子喝喝就已经很享受了，而我们小孩对此不热心，但是前四项理应该加上“水”，定西地区严重缺水，坊间里都有“一碗油换不出一碗水”的说法，可见“水”宝贵到什么程度，所以对我来说，是开门五件事，我已经写过关于“水”的故事，这里就不赘述。这几年也是我对生活最贴近、最理解、感触最深的时候，我的的确确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活的艰辛，对“过日子”这几个字有了切实的感受，懂得了社会底层期盼的幸福意味着什么，也开始思索为什么社会主义时期整天劳作的人们连基本的温饱都满足不了。
弄“烧的”
开门五件事里的“油和盐”，也没有太多“发挥”的地方，只能省着用，油是凭粮本供应，每月每人二两，实在不够的话，可以偷偷私底下买些“黑市”油，如果叫城管（那时不叫“城管”，叫“纠察”）看见了不但东西会被没收，买卖双方都要被叫去办“学习班”。盐的供应要好一些，只记得有一阵子没有精盐卖，我们买来粗糙的大盐粒子自己捣碎了用。
开门头一桩是“柴”，在现在的孩子们身上几乎毫无意识，打开煤气就能做饭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而那个年代我们所在的小县城，作为城镇居民每月有定量供应的煤炭，所谓煤炭，全凭当时的运气，有时是煤末，有时是煤砖，赶上好的话还能碰到煤块。那时大人们不是在“学习班”里，就是在“劳改工地上”或者在“五七干校”里，反正从此后我们就全凭自己能力“自然天成”了，长成啥样算啥样。从父亲成为“黑帮”开始，我们兄妹三人似乎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拉煤对于有男孩子的人家来说并不是难事，反正家里从来也没有把我当女孩子养着，我留着极短的运动头，跟着哥哥弟弟混在一帮男孩堆里分不出彼此，应付这类体力活也不在话下。而且对我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还是一桩快乐大于劳累的游戏，是一次欢快的郊游。每次买煤去的时候，我和哥哥轮流拉车其余两人快跑，如果再有其他去买煤的伙伴，就更有意思了，十足的车马大战，几架狂奔的板车，载着几位半大小子，装煤的麻袋是盾牌，板车上的挡板是武器，绳子绑上土块是流星锤，一路上打打闹闹甚至还来不及尽兴就到了煤场。过磅装车后回去的路上就没有来时那么轻松，哥哥驾辕是主拉，我或者在旁边套一根绳子当“副驾驶”，或者和弟弟在后边推，遇到上坡路就几个人先推一辆车，再推另一辆。等回到家里，个个都成了唱包公的大花脸。
如果拉回来的是煤块，下来的事比较简单，就是砸煤块，把大块的煤用榔头砸成合适的块状堆码整齐就算完事。如果是煤末就还要脱煤坯，按照水、煤、土一定的比例用铁锨反复搅拌均匀了，抹平晾晒，两三天后煤坯发硬以后，再立起来竖着晾几天，再掰成小煤块就可以使用了。如果仅有煤，只是“柴”的意义上的一半，也就是说只有了做饭的，但是还无法保证取暖。我们那时睡的都是老乡家里的土炕，基本上一年四季都要烧炕，否则它就会很潮。我们刚到陇西时，也买一些柴火来烧，但很快就发现这样做既不经济又不实用，柴火燎得很快，但是灰烬少保暖性差。走访了解本地人才发现，人家一般都用马粪、草根、麦根、枯树叶掺杂着煤末一起烧，这样既能保证热量不会很快冷却又不至于太浪费。
可这些东西街上没有卖的，都是各家的孩子“拾柴”拾回来的。就是有卖的我们也买不起了，那时父亲在随“四类分子”在水利工地上劳动改造，工资被“冻结”了，母亲在“五七干校”劳动，她的那点工资要五处花费（寄给姥姥一份、寄给奶奶一份、爸爸妈妈各拿一点，剩下到我们手里已所剩无几了。而“拾柴火”这类轻巧活在当地铁定了是女孩子干的事，男孩子不屑于参加。于是我也就跟着巷子里、院子里一群年纪相仿的女孩子们，背起背篓加入“拾柴火”的队伍。我们拔麦根、铲草皮、割野草、剥麻秆、扫树叶、拾马粪，……只要是能烧的，全都不放过。整个夏天如果勤奋的话，是可以保证一个大土炕的用项。有一次我们在城墙根下的麻地旁边搂草，就听到麻地深处隐隐约约传来微弱的婴儿啼哭声，有的说这是狼在学小孩哭，有的说是野猫叫，一个大点的孩子说，可能是谁家大姑娘生的“私孩子”，我们相互望了望，没有人敢去一探究竟。第二天一早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大家，我们几个相互壮胆，一个拽着一个衣襟地穿过茂密阴森的麻地，走到前一天发出声音的地方，在那里看见一个散落的襁褓，上面还带有动物爪子的血印，显然原来襁褓里的婴儿已不知给什么动物叼走了。不知为什么，一整天我心里都沉沉的、感觉很堵。
最让人高兴的是“剥麻秆”。陇西种植亚麻，亚麻长成割下来以后，先要在池塘里沤几天，等纤维与茎秆剥离以后就可以“剥麻”了，因为供销社的收购时间是定时定点的，季节性很强，短时间内必须要赶剥出来，于是到那几天，家家户户都点着汽灯、支起场子等着人上门来帮工，一般的规则是：剥麻的人付出劳动，麻秆作为酬劳可以拿走。麻秆是上好的引火材料，又直又白又好烧，烧炕引火都缺不了。而且因为“工作性质”这时女孩子的走街串巷是大受鼓励的，也成为“主家”考察众多女子的一个绝好机会。不过这也是我后来长大点才知道的，当时年仅十二三岁又是“外地人”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剥麻”劳动背后的“社交”内容，只是觉得不知为什么这帮平时土头土脸的女孩都光鲜起来，而且叽叽喳喳地的很兴奋。我跟着一堆女孩子，不管认识不认识看见亮着灯的人家就进，进去后每个人拉开一点距离（因为麻秆很高，人挨得近了容易相互干扰）站那就手工剥麻，我因为年龄小又不太会讲本地话，一看就是“新手”，麻的纤维剥出来不如别人长，这样会影响到卖麻的品级，时常会遭到“主家”的挤兑和奚落。这时候带我去的姑娘们就会一起帮我说话，“你家要是不要她的，我们就一起去别家了”，或者“威胁”说，“明年我们就不来了！”尤其是“主家”对某位姑娘有点“意思”的情况下，她说话就更管用了。也许因为“剥麻”本身的意义倒在其次，我这个“新手”就被看在众人的面子上勉强接纳了。在干活过程中有时同去的女友也会帮我一把，使我不至于剥得太少，但大多数情况下，到剥麻结束时，一般都是别人扛着一大捆麻秆、我扛着一小捆麻秆回家了。
学做饭
开门第二件事：“米”，在这种不产米的苦寒地区平常是吃不到的，适逢过年的时候有时粮站会供应二斤又陈又碎的籼米，我们一般都留下来作“病号饭”时熬粥用的。那时候我们作为“城镇居民”每个月有定量，学生是28.5斤，职工是30斤，掺合点南瓜、土豆之类的东西勉强够吃，实在不够的话，可以每月月底提前向粮站“借粮”，也就是提前把自己的定量买出来。这样每一个月提前几天，累计下来总会有一段“亏空”，我们也只能偷偷地像做贼似的和一些“投机倒把分子”作“黑市交易”。
我天然就是家里的“杨排风”、火头军，自然首先要会做饭。当地最常见也最经济实惠的“吃食”是面条，那就得先学会擀面条，所以家家户户哪怕再穷，都有一个近两米长的大案板和一根长长的擀面棍，据说面条擀得好坏直接决定一个女人“能干”程度。新媳妇过门以后，一家老小都要等着吃“试手面”，擀成的面皮要大、圆、薄、匀，不能破边，切好的面条要长、细、顺、宽窄一致，下到锅里如银线落下，开锅之后一筷子挑起来折叠着捞在碗里正好一碗，吃在嘴里要筋道、滑溜、不粘牙、立汤立水、没有断头，如果这一碗面吃过之后得到赞许，新媳妇在这家里的地位就算是立住了，否则将会很没有面子。对我而言，当时的考验还达不到“试手面”的程度，而是把面粉弄成条就不错了。在相邻的姑娘们的指导下，我蹬着小板凳已经可以操作了，逐渐掌握了水的温度、和面的软硬度、醒面的时间、擀面的力度，在不断地实践摸索中，水平一天天提高，等到插队的时候，我已经能腾腾地“掷面有声”的擀出直径比两臂伸直了还要长，够五六个大小伙子吃的一张面来了。当然在学习擀面的过程中也少不了“交学费”，有时面和软了吃糊涂面、面和硬了吃断头面、面煮过头了吃烂面糊的时候，哥哥弟弟知道不能把我和母亲一样要求，只能给什么吃什么，顶多小声地咕叨几句。
但比面条难做的是下剩的材料，因为每个月的口粮是50%的陈玉米面、50%的发霉的芽麦面，擀面条用去了大半的白面，剩下的只能做玉米面的发糕，要烫面发酵，再上锅蒸。后来发现邻居家小孩做的玉米面的贴饼子远比我做的发糕好吃，就依样画葫芦照着做。贴饼子要烧柴火灶，我一个人一会儿蹬着小板凳把头伸在大锅里撅着屁股忙着贴饼子，一会儿赶快从板凳上下来在灶下往里添柴，常常是顾了东顾不了西，最后不是饼子出溜到锅底，就是里生外焦，即便如此，家里俩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忙得我常常供应不及，一大笸箩糊饼子一两天就见底了。后来慢慢地我也开始像当地的孩子们一样能干了，会拾柴、会腌咸菜、会做浆水（当地的一种连汤带水的酸菜）、会做搅团、补衣服、补鞋也难不倒我，还能挑两大桶水，正应了当时家喻户晓“红灯记”里的那句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事后想来这一阶段的锻炼对我今后的插队生活作了一个必不可少的铺垫，街上的孩子再也不跟在后面叫我“洋婆娘”和“二胰子”（意思指不男不女的人，因为我当时头发剪得很短）了，我已经与当地的孩子融为一体，讲一口溜溜的当地方言，凡是我这个年龄的女孩子该做的我会做，男孩子该做的我也会做了，甚至比当地的孩子还能吃苦。
青黄不接“借粮”难
1971年我插队到陇西靠近岷县的南部二阴山区的菜子公社。插队的第一年我们吃的是供应粮，和原来没有插队时一样按月从镇上的粮站买面回来，因为强体力劳动每个月都差几天的粮食，但是东挪西借或者跑回家吃几天家里人的定量，也就紧紧巴巴地凑合了。我们是女生轮流做饭，这个广义的做饭包括挑水、捣盐、砍柴拾柴、腌咸菜之类的一系列家务，出工的人把这一天的工分均给在家做饭的人。有一次轮到我做饭，我手脚麻利的做完了一应活计，擀好了面凉在案板上，等着下工的人回来再切面下面，我拿着一本书坐在门槛上一边看一边望着山下，等到看见有人扛着锄头往山上走的时候，赶紧回身到厨房里，一看就傻了眼了，没想到房东家的猪拱开厨房的门，鸡上了案板，好好一大张面给几只鸡糟蹋得不像样子，吓得我一身冷汗，赶紧把鸡吃剩下的面先藏起来，重新和面擀面，上工的人进门看见我才做饭，都发牢骚问，早干什么了，为什么现在才做饭？我忙不跌地又是道歉又是安慰大家，还把我留着来“例假”时冲的红糖给大家拿出来泡水喝，并声称今天的工分还给大家，我不要了，就这样勉强糊弄过去了，但我心里知道，这个月粮食的缺口会更大。
我们的粮食供应到6月底，这时川里的小麦可以收割了，节俭一点的人家能勉强接上茬。可我们山里小麦才刚泛黄，离开镰还差着天数，等我们扫完面柜吃完最后一餐稀糊糊就断顿了，大家倒也不慌张，心想生产队再不济，倒腾倒腾口袋也够我们几人渡过难关了。吃完这最后的晚餐，我们拿着口袋去向生产队借粮，生产队长知道来意后满面愁容地告诉我们，队里实在是一粒粮食也拿不出来了，五保户田大爷已断顿两天，都是由队里出面向其他人借的，我们这个19户人家的小山村，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家勉强能接上新粮，其他人都或多或少的缺粮，队里还曾经有人提议向我们知青借粮呢。看来，生产队是没指望了，地里的粮食没有个把星期又进不了嘴里，偶尔地揪几穗没熟透的麦穗也不能顶饭吃，我们既不能喝风屙屁，又不能把脖子扎起来，只能寄希望于大队了。生产队长给大队开了张条子，递给我们时还不忘补一句，“估计大队所属的几个生产队也好不到哪里去，你们知青有面子，实在不行就向公社借吧。”看到整生产队连一顿都匀不出来，我们这才傻眼慌神相互埋怨，平时为何不节约，我心虚地不敢吱声，为什么不早向上反映。有人出主意说，干脆到有同学的知青点上混几天，有人则主张回家等到麦收分粮食再返回，但觉得都不是上策，吵吵了半夜没有定论，最后决定还是先借粮要紧。
第二天，没吃早饭我们就拉着板车拿着口袋赶到大队，大队长与书记都不在，一直等到太阳老高才见到大队书记，果然不出生产队长所料，还真让队长给说着了，大队也没粮，大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生产队长的条子上加盖了一公章，让我们去公社借粮。这时大家已饥肠辘辘毫无精气神，还是书记催我们，“娃娃们快走，到镇上还有十五里山路，弄不好公家的人中午休息，你们就啥事也办不了了。”我们只好顶着大太阳匆匆赶路。还好，赶在中午下班以前来到公社，而公社也恰好分到了一批从国际市场上买的饲料粮，主管救济的公社水书记二话没说就批了我们120斤原粮玉米，指定到粮站提粮。到粮站正赶上人家吃午饭，我们几人又累又饿像晒蔫了的茄子有气无力地坐在粮站的屋檐下等着“公家人午休”。粮站食堂中午饭是臊子面，出进的职工端着碗阵阵饭香飘过来，馋得我们只有咽口水的份儿。一位上年纪的老职工端着碗蹲在我们身边，一边筷子挑得高高的哧溜哧溜地吸着机器压的细面条，一边不经意地冲着我问“娃娃们吃了吗？”看着他碗里绿的葱花、红白相间的肉丁、红彤彤的油泼辣子、油汪汪的臊子汁，我双手紧攥拳头忍住呱呱叫的肚子小声地说“吃了”。这时我突然感觉到“公家人”和我们“庄户人”之间的天壤之别。人家是风吹不着、日头晒不着，顿顿有面、月月天熟、月月分红（指生产队的年底发钱），我们风吹日晒、一年熟一次，按每个工值1角3分钱计，年终能分到十来块钱就不错了。
是我们“趴废”吗？
终于等到下午两点粮站的“公家人”上班，给我们称了120斤从加拿大进口的9分钱一斤的饲料玉米。我们讨了半碗水，一人抓了几粒外国喂马的干玉米扔进嘴里，慢慢用牙磨碎了咽下去。回程的路上，大家都没有力气说话了，几人默默地走了15里山路轮流把那一大口袋玉米拉回去。回到队上时，太阳已快落山，我们已一整天没吃没喝，心空得前胸贴后心，腿软得戳不起摊来，恨不能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再也不动了。但我们明白，如果不抓紧时间赶在点灯前把这原料玉米弄回我们住的山上磨成面，晚上仍然没吃的。
于是我们几人分头行动，男生去磨坊，女生运粮。要是平时这120斤粮食分倒在两个背篓里背上山是极容易的事，可这会儿腿肚子像棉花一样，连人都挪不动、空背篓都拿不动，更别提背粮了。我们女生只好去队里牲口棚里借驴，因其他牲畜出工还没有回来，只剩下一匹新买来的白马因为口生没人敢用，无奈之下只好请饲养员牵出帮我们运粮。粮食口袋杵在地上差不多有一人高，我们既不敢牵新来不断尥蹶子的马，又抬不动粮食，14-15岁的小饲养员折腾的满头是汗也没把粮食放在马背上，气得他冲着我们撒气，“你们知青真是一滩‘趴废’（当地损人的土话），吃的给到嘴边都咽不下去，真是癞蛤蟆扶不上树，还怎么活人。也就是你们知青是人，公社书记才给你们批粮食，我们饿死了都没人管。”我们又好气又无奈地还击他，“不是趴废的帮我们把粮运回去”。后来还是叫来了队里的放羊娃帮忙，我们才七手八脚地把粮运回去。倒出来饲料玉米一看，里面净是沙粒小石头，还不能直接去磨，还需要晾晒簸干净，看样子当天无论如何指望不上吃了。就这样从昨天晚上一碗糊糊一直顶了24小时，仍然没有吃到东西，我想到可以把玉米粒炒炒吃，或者去到队上其他人家拿玉米换一顿的吃喝，但看见别人没吱声，心里发软得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好喝凉水嚼马料玉米粒当作晚餐，心想我们连外国的牲口都不如。
有个女生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哭了起来，不由得我鼻子也酸酸的，但是我没有哭，只是在想小饲养员的第一句话，“给到嘴边都咽不下去，还怎么活人。”我原来以为自己已经历练得相当坚强了，现在看来不管是心理还是体力都没有融入当地社会，又在想他的第二句话，“我们饿死了都没有人管”，我在心里犯嘀咕：为什么大家累死累活就养活不了自己呢，整个大队没有几户是一年管足一年的，并不完全是地里收成太少，那么就是“公家”收得太多？公家收公粮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好，可是在老乡嘴里“忆苦思甜”，说的都是张仲良（大跃进时代的甘肃省委书记，当时甘肃“放卫星”刮“五风”上“引洮工程”导致饿殍盈野，妇女“走陕西”与人同居活命，老百姓对张十分痛恨）的“引洮工程”害死了多少人，我们村里姑娘媳妇有多少人走了“陕西”。这是我们要的社会主义吗？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不久前传达的“林彪反党集团材料”里那份《571工程纪要》中的一些话：“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我陷入了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