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魔法”
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新政权也曾吸引着抱有希望的知识分子，但同时它前所未有的一元化也使知识分子丧失了选择的自由，每个个体只能在划定狭小的范围内寻找认同。
初期人们对此表示理解，国家与个人的排序是只有在先满足前者的情况下才能惠及到后者。向往强大和统一是俄罗斯人历代的追求目标，弥赛亚思想深入人心，舍小我为大家的宣传也得到了响应，毕竟在和平环境下才谈得上落实理想。就连孟什维克都认为，只有“放下前嫌共同对敌”，才能保住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
苏俄内战结束以后，处在围困中的“一国社会主义”通过专政方式直接过渡引发了社会和政治危机，两难选择摆在了执政者面前：要么坚持原来的理想，要么使用强权保住权力。可按照经典文本操作他们就会失去政权，但当他们抛弃初衷许诺使用铁拳的时候，就发生了逆转。
人们发现，这是一个把整体利益与个体的自由区分开来的时代。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的：“凡是武装的先知都获得了胜利，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总是遭到毁灭。”强制与暴力的频繁使用成为一种惯性，从手段演变成为目的了。
当反对派时通过政治自由竞争的方式不提了，试图创建“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自信荡然无存了，理想主义的目标被实用主义的现实所取代，曾经许诺的社会目标变得越来越遥远，从奋斗理想变成了国家的心腹大患。在保住权力上升为第一要素的政治需求下，“唯意志论”的理论无所不在，纪律制约、强制手段和社会恐惧成为保持统一性的常态操作。
托洛茨基致卢那察尔斯基的私人信件说，“高层都心知肚明与革命动员时的许诺背道而驰”。 D要强调它的历史继承权，要在这块牌子下做他们想做的事，于是只能把“带血的肌肉和热腾腾的心肝抛进垃圾堆里。
1932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定，解散和改组了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建立统一的作家协会，把文学变成“D的机器上的小轮子和螺丝钉”。从而形成知识分子成堆地方一元化的组织领导系统，它以政治化、D性原则这两把尺子干预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STL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普通老百姓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全貌，对一般人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从当建筑者的材料。于是就要“禁锢头脑”，在这种社会里，权力就等于思想的产生者，其他人只能是诠释者和拥护者，而没有产生思想的权利。“占据真理的自傲”会把“对自由敌人的仇视变成对他人自由的侵犯”。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来看待了。
人们发现，政权像罗马皇帝尼禄一样开始吞噬自己的亲人了。知识分子首当其中成为了第一轮的整肃对象，“有教养的社会”遭到中伤和诽谤与劳动阶层敌对，因为他们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为D性所不容，创造精神价值的人变成了“寄生虫”和“有罪阶级”。
文化人声誉的好坏全凭内务部派下来的“三人小组”的鉴定书来确定。经过数次对知识界的筛查整肃以后，知识界的棱角已经被磨损，人们都“学乖了”、恭顺和世故了，选择了装聋作哑是给自己蒙上一层“保护”，知识界成为一个“吓怕了的阶层”，它被下降到或被排挤到社会的底层。
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地、小心地活着，仅仅是活着，“生存压倒了一切”，“面包时代”主导了人们的生活。苏联时期的大部分当代作品如同唱片一样重复着《真理报》上的口号，能够发表和出版的多是矫揉造作、千篇一律的奉命文字。
在社会没有任何空隙的情况下，沙俄时代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反对派”、“心灵反对派”的传统已经无法延续。“尊严、良知、人格、信守原则、诚实、公正、正派、高尚等概念已经消逝”。
“黄金时代”贵族作家的衣食无忧的处境与作协领导下领工资的环境已大不相同了，俄与苏在思想上的联系中断了，过去那些执拗的、坚持信念的叛逆思想家和冥顽不灵的长发知识分子地遁般地消逝了。
曾经有个涉世未深的学生问从英国前来访问的伊塞亚·伯林，沙皇那么十恶不赦，为什么那个时候反对派分子可以组织成政党来推翻沙皇，而现在却做不倒呢？这是否说明现在的这个政权比沙皇政权更加专制？伯林环顾四周，吓得落荒而逃，唯恐给他人惹来麻烦。这种状况被后来的苏联作家概括为“日丹诺夫时期”一元化下的“集体魔法”，简称为严寒的“冰冻”时期。
解冻与再次封冻
1954年爱伦堡发表中篇小说《解冻》开启了苏联“解冻”文学的解冻时代。爱伦堡以“黄金时代”的作品作为例证说，十月革命前两托（陀）、契诃夫和高尔基等人想些什么就写什么，喜欢什么就写什么，而不受行政官员和某一级组织的管辖和监督，才能够成就他们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而在一元化的领导下什么思想无禁区、研究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什么时候真正做到过？真实的情况是“和领导保持一致”，“D中央是最高的裁判员”（葛罗米柯语），“意识形态纪律”是文学家必须遵守的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
紧接着作家杜金采夫发表小说《不是单靠面包》，在该书中重申了1863年“巡回画派”诞生时的宣誓话语，“面包固然重要，但它不是自由的交换物”。他引用赫尔岑的话说，“争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天的自由，要让活着的、各自有其目的个人获得自由，使他们自由追求他们认为神圣，他们为之行动、奋战，愿意舍身以赴的目的”。不能为虚构的未来的幸福，牺牲整个一代人的生命。杜金采夫这番言论的结果，导致杂志和出版社很长时间都不敢采用他的作品。
诗人叶夫图申科反对把“诗人”和“战斗员”、“宣传员”划等号，他说，现在对普希金的阅读也失去了个人解读的权利。在过去俄罗斯文坛上，诗人就像帕尔那索斯山上的神享有崇高地位，诗歌王国要胜过沙皇的权力，人们要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痛苦、沉思和理想，如果把诗人的作用划定在意识形态吹鼓手的范围内，必然会导致“文化的凋敝和矮化”——“所有的枝干都是枯干的、光秃的和僵死的”。文学虽然拉不动社会这辆大车，但触及真实抵御暴政性质不能退化的太厉害。
他们试图冲破社会文化领域出现的“荒漠化”和纠正谎言时代的言论很快就戛然而止，上述作家都遭到了苏联作协组织的集体批判，爱伦堡等人在这种意识形态强势面前，只好以保持沉默的态度维护自己的尊严，这种姿态后来被人概括称为“沉默的理论”。
《真理报》发表社论，明确指出不能对社会主义的“真理”和“正义性”发生怀疑，“英明伟大”的党是绝对不能批评的，如果产生这种想法在客观上就陷入了反共的立场。其次强调党性原则是高于所谓资产阶级的“公正性”和“客观性”的，只有政治上立场坚定，以党的是非标准作为最高准则，排斥任何“客观性”、“历史真实论”等经院派的论调。
针对有些作家提出的，文学家“没有祖国，没有君主，只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传承”的说法，《真理报》批驳道，假如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些没有祖国、没有亲族、没有朋友的人，不就落到了人类中最不幸、最龌龊的一类了吗？和禽兽有什么区别？D报提出，国家养着你们这些作家，需要的就是“驯服工具”和意识形态的鼓噪者，需要的就是称颂的“歌德派”。
苏联作协下属的所有的文学社团只能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文学的认知功能和思想探索功能都可以隐去，它的主要功能只剩下一种功能——宣传功能。在D的领导下，文学艺术的功能就是塑造和培养适应这一斗争要求人物和叙事的，一定要改变19世纪黄金时代“文学就是人学”的概念，而变成了文学就是“D性学”的政治的提法。
STL曾说，这个体制所需要的人要么是听命的臣仆，要么就是敌人，面包提供给臣仆，镇压机器是给敌人准备的。为此，苏联作协专门进行过一次关于“面包与自由”的讨论，最后参与讨论的人表示，在一方面“单位化、原子化”的社会和另一方面强大专政机器的国家下面，好像只能选择“面包”了，保持一致和服从这时成为了苏联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
在这种“集体魔法”中每个人都以逃避为上策。害怕掉了饭碗、害怕肃反委员会、害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害怕克格勃，害怕被找去谈话，害怕承担责任、害怕受他人牵连。在人性的尊严被剥夺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包装起真实的一面，大家都在竭力表白：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顺民，我选择了顺从、选择了“淹没在大合唱的声部里”。
人们知道，在面包供应者只有一家时，就没有了别的选择。如果要说有选择的话，那就是铁丝网和北极熊出没的地方——古拉格。在这种“别无选择的选择”的情况下，再也没有出现像“黄金时代”的俄罗斯作家的那样创作氛围，人们形象地比喻，教堂里传统的多声部和声变得只允许一种旋律一种声音了。
苏联有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
第一位是1933年获奖者普宁，对他的评价是，因其作品的“灵魂”扎根在帝俄时代，是对“俄国文学一个迟到的承认”。而在苏联被他定义为一个“堕落到君主主义立场上的反动家伙”，由于他“自绝于自己的祖国”，被取消了国籍。
第二位是1958年获奖的帕斯捷尔纳克，他迫于国内的压力宣布拒绝接受诺奖，一年半后郁郁而死。
第三位是1970年获奖的索尔仁尼琴立即被苏联作协革除教门，1974年被剥夺国籍并驱逐出境。
第五位是1987年获奖的布罗茨基，他在1964年就被流放，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
只有官方推出的1965年第四位获奖者肖洛霍夫受到热捧。
“面包时代”主宰苏联知识界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一些“不再用谎言为压迫服务”的不识时务者在赫尔辛基协议后才陆续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