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做苏中党史研究的，我父亲后来在60年代的时候，就是“九评”（1963-1964年，中共九评苏共）的时候，犯了所谓的修正主义错误。那个时候我属于一个特殊的名词，叫“黑五类子女”，这也是文革时特有的名词。黑五类子女是不能升学的，我就跟父亲说，我特别有高玉宝似的劲头，我要读书。我父亲说，你跟高玉宝不一样，你要读书，但家里被抄家，所有的书都已经没了，但是还有两套全集，一是《马恩全集》，一是《列宁全集》。
我刚开始是读的《马恩全集》，因为《马恩全集》的年代更久一点。我对整个知识背景、人名、地名，一头雾水，书里讲的那些希腊神话，很难读进去，所以我后来就改读《列宁全集》。正好那时候中苏关系比较紧张，年龄小的人可能已经不记得了，年龄大的还知道1969年林彪的“第一号令”，宣传要为中共“九大”打仗。那时候，孙玉国在珍宝岛跟苏联打了一仗，国家就发现如果真要跟苏联打仗，俄语人才是奇缺的，所以从1970年就开始招工农兵学员。最早的时候还不叫工农兵学员，从1971年才开始叫工农兵学员。到我学好俄语的时候，其实中苏形势已经缓和了。我们那时候学俄语，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我们都要到部队去学战地喊话。学战地喊话时我总想着要去俘虏苏联人，从来没想到我要被俘虏了，该说什么。
有了这两个背景，一个读《列宁全集》的背景，一个学习俄语的背景，所以1978年高考的时候，我还是回到我的母校兰州大学，考了苏联东欧史的研究生，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们当时说自己是“黄埔一期”，因为1978级那时候研究生比较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好多年没有读书，这十年文革没有读书，到了兰州大学，真是一头埋在书海里。
1989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我从那时开始逐渐地从历史走进现实。正好1990年我去了波兰。在波兰期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时刻，整个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开始在搞转轨。我很犹豫，其实我定了很多的题目，跟导师都已经定好了要做，学波兰语的负担也很重。但是我就觉得，外面的世界也是非常需要我去把握的。考虑再三，我跟秦晖写信，我说外面的世界我是需要了解的。因为新华社只是有选择地选取一些信息介绍到国内，所以国内非常渴望知道整个变化当中的苏联、东欧究竟是什么样的。秦晖就大量地聚集了大家的信寄给我，提大量的问题。那些问题是我坐在课堂上无法回答的，所以我就决定干脆走出去。
我就跟导师商量，我说论文我用俄语写，你给我翻译成波兰文。他们那个时候也处在一种变动当中，就是东欧知识分子的变动，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导师想了想，与其以我的波兰文水平写论文再让他改，还不如干脆我就直接写俄文的，他给我翻成波兰文。因为这是我们最后必须要交的一个任务，要写一篇波兰文的论文。
这样我就腾出来大量的时间到处走。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我就大量写信，大概三四百封信，把我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我以一个芸芸众生的很低姿态的眼光，来看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我后来写书时，把一些信的内容收进去了。
当时，我必须要有一个进入到东欧社会的一个视角，可是我当然不可能满大街地撒问卷。那时候想了半天，只能“开土产店”。什么叫土产店呢？就是中医、太极这些。我又不会中医，就想着以中餐和太极，来进入东欧社会。
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住在瓦津基公园（我们把它叫作肖邦公园），就在波兰总统府旁边，我打了两趟太极——其实我什么都不会，就是临时现学的，把招式组合起来，白鹤亮翅、云手等等，把这些招式组合起来。这之后，有人就请我到波兰文化馆去教太极，同时也教中餐。他们的中餐有点像现在电视节目做饭那种，但是那个时候是草创的，很简单，自己拿来煤气灶、煤气罐，就做中餐了。我一边做一边说，波兰语、俄语混在一块说。再加上我的一些组合，所有东西都是现学，那时候根本没有网络这种东西。随便问人家这个菜怎么样，就组合了一些，但还蛮得好评的。我做了一桌菜之后，文化馆的负责人说，这是200年来，他们遇到的最好的一次大餐（拿破仑曾经从他们那里过过，一起经过的当然还有法国大餐）。我当时大概做了十几个菜吧，也就这么高的水平。
这些成为我和波兰人接触的一个相接点。一直到前几年，我当初教的那些打太极的小男孩们，还在给我用波兰语、汉语和俄语加在一块写信。他们那时候对中国充满了各种想象。那时候我是三十几岁的中年人，我教他们打太极时故意卖了一关子，把一小男孩给摔倒了，其实我是故意的（我多少有一点基础）。他们就觉得，连我这样一个中年的瘦瘦小小的中国人，都这么厉害，然后就对我佩服得不得了。那时候正好是李小龙比较火的时候，他们当然对中国文化也充满了向往。
这就是各取所需，波兰人希望了解中国，我希望了解转轨当中的东欧。我把很多跟他们接触中了解的想法，写在信里，寄回来。秦晖那时候在陕西师大，“八九”之后必须要进行政治学习，很多人是不去参加的，但是他们想到秦晖会带来新的消息，所以每到周三上课的时候，就去围着秦晖，交换信息，又把一些新的问题带给他。秦晖再通过信告诉我，让我接收一些新的问题。于是很多人就说，秦晖是“波通社陕西师大分社”。其实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大家对东欧国家、转型国家，对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非常渴望了解，以及希望知道这些地区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所思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