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统治中国自摄政王多尔衮始，自摄政王载沣终。载沣的爷爷是道光帝，父亲是第一代醇亲王奕譞，哥哥是光绪帝，儿子是宣统帝，他生于帝王之家，一生的命运便注定了身不由己。他儿子溥杰曾听说这样的传言，醇亲王府之所以出了个皇帝（指光绪），是因为醇王府在妙高峰的坟地有两棵大白果树。白果树下埋了醇亲王，——“白”加上“王”，不就是一个“皇”字么。这些话传到慈禧太后的耳朵里，她就下令把两棵白果树锯掉了。结果民间的传闻更离谱了，说在锯树时，从树身中出来了很多的蛇，义和团就是那些蛇精所化的。这些传闻未必可靠，慈禧太后临终之前又选择了醇王府的幼儿溥仪来接替皇位。这是年轻的载沣未曾想到过的。

在美国人眼中“浑身透露着高贵”的载沣在载润看来，“生性懦弱，在政治上并无识见”，“怯懦怕事”，“优柔寡断，毫无政治手段”。他的亲弟弟载涛也说：

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在他儿子溥杰看来，“我父亲的歉抑退让的作风，好逸畏事的性格，大致和我的祖父相似。”

1883年出生的载沣八岁就承袭了王爵，19岁就被任命为阅兵大臣，以专使身份到德国道歉，一旦要他来主持国政，应付危机四伏的大变局，他的性格、训练、阅历和才能都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他信得过的就是两个弟弟载涛、载洵，所以让他们一个任军咨府大臣，主持陆军，一个任海军大臣，统领海军。当武昌起义发生，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提出起用袁世凯，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附和，且说东交民巷盛传非袁莫属，载泽等最初反对，大势如此也不再坚持，他只有答应。载涛回忆，“载沣本不愿意将这个大对头请出，以威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他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亦没有对抗他们的勇气，只有听任摆布，忍泪屈从。”没有主见，容易为别人的意见所左右，就是载沣的性格。他对权力没有特别的追求，这权力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他并没有太在意。所以，当他被迫从摄政王的位置上下来，也没有特别失落。溥杰回忆，母亲对他说过，他父亲载沣从宫里回到家来，神情不变地对她说：“从此好了，我也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气得她大哭了一场，告诫儿子长大了不能像阿玛那样没有志气。

溥仪幼时见到父亲，见他脑后的花翎子总是跳动，后来才明白，“他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并且“一说话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天津《大公报》有文章称他的性格“木楼座钟”。有遗老告诉溥仪说，他“与王公大臣常相对无言，即请机宜亦嗫嚅不能立断”。

载沣爱藏书，自号“书癖”，家中悬挂着他手书的对联：“有书自富贵，无事小神仙”。

他最喜欢白居易的这首诗，曾写在团扇上：

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

载沣不是一个守旧的人，他曾出使欧洲，亲眼看到了西方文明带来的繁荣和秩序，他是最早穿西装的亲贵之一，对电话、汽车这些新鲜玩意儿都不拒绝。他也爱看戏，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人的戏都是他喜欢的。黄兴北上时，已在权力舞台上谢幕的王公亲贵在那桐家的花园招待孙、黄，曾拿出留声机助兴，唱片中就是谭鑫培的曲子。溥仪看过他父亲用满文写的日记：

没有找到什么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外事项的，每逢立夏，他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留分发”，此外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每逢朔望以及其他日子，都有关于天象的详细观察的记载和报上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科学的热烈爱好。

载沣的天文学爱好让我想起日本天皇裕仁的生物学爱好。他们都不幸而生在皇族，不能按自己的才智和爱好来选择人生道路，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载沣日记里不时出现哈雷彗星、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的记载，都是他自己的观测。他家里有地球仪、天文望远镜。他的日记尚未公开，不知道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那些天象在日记中留下了怎样的记录。很多年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是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