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很早时候有一个相当简洁的表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句话展开一点，可以理解为，金融的重要性在于现代经济的货币媒介与信用媒介构成的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就好像一个生命体，心血管系统是核心系统。我们现在经济的发展，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这种金融的作用，首先要从金融的理念，其次体系的构建等，都要适应现实的需要，适应邓小平勾画的三步走，后来居上，现代化赶超战略的需要。

比如财政与金融的配合，可以用守正出奇四个字来形容，所谓正就是承认经济金融、财政与金融的配合有规律性，不能简单地说自己出新创新而可以忽视正道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但简单地按照教科书已有的认识、按照发达市场经济体总结的经验，是否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金融发展问题了呢？似乎还不够，因为中国有非常明显的特点，浙江有浙江的特点，在每一个具体的需要考虑金融支持对象的时候，还必须考虑，由于对象的个性，需要我们采取针对性的对策，而针对性的政策处理的好，一定要能使支持后来居上的赶超。现在实际上，从中国发达的沿海地区，到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在指导方针上，无一不在谈超常规发展，中央要求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要继续延续超常规发展的势头，中部要崛起，西部要开发，每一个地区现在都在争取把自己的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而且现在我们应该看到，最近一两年十几个区域发展战略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就需要我们在守正的基础上设计出自己支持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奇谋，这种能够给它以特定的后来居上的发展过程给予有效支持的政策和金融的结合，我把它理解为，在常规金融发展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市场经济必须要发展的商业性金融发展过程中间，我们可能还必须正面地讨论政策性融资和政策性金融体系构建的重要性，这是我思维的一个发展方向，在政策性融资与政策性金融体系构建的方面作了尝试和努力。在前一个年头，担任金融4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的谢平也对我们的研究给予了支持。我们试图把它搭成一个认识和理解的框架。那么，我就主要跟浙江联系比较密切的浙江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发展方面谈谈初步看法。

第一，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的重要性。这些年中国经济总体来说处于黄金发展期，其中，浙江是最耀眼的亮点之一，浙江民营企业的活跃程度在全国是首屈一指，在世界上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它对我们整个社会的贡献非常巨大。有这么一套指标大概能说明它的重要性，从全国来看，中小企业占比在浙江接近99%，在全国来看，也是这样，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接近99.9%，因为在国资委带领之下的大企业就剩100多家，以后要收缩到几十家，各个地方的为数也不会太多。面对着以千万来计量的市场主体，这里面最主要的都是中小企业，那么，他们要为我们整个经济提供50%-60%的税收，60%-70%的GDP，70%-80%的专利申请，80%-90%的就业。很显然，这样一些数据一摆，我们充分认识中小企业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就业的问题，我感觉到中国社会发展稳定的一个问题，其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样提供就业机会，怎么样保证有一定增长的同时保稳定，保稳定首先就要就业方面的保障，而中小企业在里面的贡献是最大的。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这些中小企业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它不仅惠民生，也紧密联系着转机制，增活力，搞市场经济，而我们现在实际上还需要进一步地使市场发育，市场全套机制的发育。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它们是内生的需要创新机制和市场经济。它在一开始自然而然以市场定位，把自己义无反顾地与市场结合在一起，所以在创新机制方面，实际上我们需要承认很多大企业的深化改革是相对滞后的，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在进一步发育市场过程中间，比起大企业，贡献更加显著，因此我们今后在进一步转机制过程中不可忽视这种重要作用。

第二，我想谈一下在中小企业发展中间存在着融资难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社会各界要求不断提高中小企业融资支持力度，这显然与市场经济的缺陷势必有直接的关系。市场在常规发展中间，形成了商业性金融体系，这个体系自然而然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运行机制，这种锦上添花的运行机制无可厚非，作为商业性定位的银行金融机构，其选择贷款支持对象的时候，当然首先要考虑怎么做起来成本最低，风险最可控。支持大企业大项目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小项目，每一个具体支持项目办理之间的固定成本可能差不多，但是大企业大项目做成一个融资的规模几亿甚至十几亿，小企业呢，几十万、几百万就很可观了。这样十几个几十个小企业做的工作量才能顶一个大企业做的工作量，那么实际成本的付出就要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此外，这些中小企业融资构成的总体的风险明显高于大企业融资构成的风险，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我认为，商业性金融机构按照锦上添花的这种取向，自然而然更多地首先考虑的是支持大企业大项目无可厚非，其运行机制，运行下来也是一种资源配置在基础层面上的优化。社会上可以用来支持发展的融资渠道，首先把特别明显的大企业大项目，增长点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支持，但同时中小企业的支持怎么样也能够得到配套，这个事情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我们观察了一下，中国这些年发展中这个问题十分突出，而国际经验来看，其他的经济体，无一不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人家也在想方设法找到一些对策。

第三，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发展政策性金融来发挥雪中送炭的作用。锦上添花的机制让其进一步充分发展，但同时，我们还要发展一套带有雪中送炭功能特点的融资机制。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需要有政策性融资这样的力量，而我认为应该正面地考虑，在中国的总体发展中，我认为完全应该把它提到战略高度来通盘协调考虑，看是否需要构建一个政策性金融体系。

在中国的实践中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明确提出了一个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道扬镳的思路，各行其道，双轨运行，那么金融的双轨在具体的机构设置上，我们大家都知道组建了国家级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在信用担保方面，虽然没有明确的政策信用担保但实际上包含此意，建立了国家级的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以后地方政府层面各级先后出现了几千家政府背景的信用担保机构，但随后其他商业性的担保机构也像雨后春笋一样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但是分道扬镳之后，怎么形成合力，碰到了挑战与困惑。我们中国的探索各位应该很清楚，在上一次国家金融工作会议后，国家开发银行被要求商业化，另外的两家，农业发展银行，据我们了解，它作用的范围非常有限，面对三农的许多问题实际上已经无能为力；进出口银行它有发挥作用，但它毕竟是一个相对窄的在进出口环节上发挥作用的政策性银行。很多地方层面的有政策性担保明确意图的机构或者存在普遍的两难，一开始决策层的态度很鲜明，财政的支持也能跟上，再往后财政由于种种原因不肯跟进，紧接着这些机构的运行明显碰到了两难，如果按照一开始政策初衷，继续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等等，但是损失发生之后，认为对各方无法交代，对领导无法交代，对社会无法交代，特别是对自己的员工，对自己要做的事业无法交代，那么，如果它要想维护自己的资产，它能够保值增值，它就不得已要放弃政策性的初衷，转而追求短平快，转而追求一般商业化运作，这种两难已经普遍发生，这么多年来，大家各地做了很多积极的努力去化解两难局面，但是并没有很成形的经验。从国家级来看，我们说得实在一点，就是政策性金融体系战略框架仍然是不清晰的。

在地方融资平台这个形式上，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在现实生活的强烈需求之下各地普遍的潜规则，这些融资平台就是发挥地方不同层级上的政策性融资的功能。在浙江，我们举一个小例子，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一开始我们看到中国证券报上，有一整版，长兴县路桥公司发行15亿公司债的发债说明书，它看起来是一个法律框架非常清晰的企业法人，但是实际上，这是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图，来操纵运行的地方融资平台，它所筹集的这些资金对于当地的发展战略是显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地方融资平台运行下来的融资，我们观察，也很少能够照顾中小企业融资需要，它首先满足地方层面上整个发展战略上那个重点的增长点，一般也都是这种准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以及主打的地方大项目。国家开发银行虽然商业化后，我们观察它也碰到了随着金融危机的压力使它不得不拥有内在的动机和愿望，贯彻国家意志，走出去，抓战略重点等等。国家开发银行在这两年不声不响做了很多有非常鲜明的政策性融资色彩的事情，它的这套机制怎么理顺，我们觉得它应该更加注重理性的前瞻的视野下来作探讨，当时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给它留了一条尾巴，叫做重点从事长期投资，长期投资怎么理解，它自己定义为开发，开发性就认为长期投资，它可以综合这里边的矛盾和困惑，但实际上它已经不能把自己简单地等同一个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它的资金来源有没有可能像其他商业银行机构一样让它吸储，现在看不到这些前景，那么只能继续发行金融债，但实际上金融债是一种准国债，带着明显的政策性色彩资金筹集方式，诸如此类的问题也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而在地方层面，我也觉得，从省级到下面的市县级，需要进一步正视现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融资难题而找到守正出奇的全套思路和要领，在这方面，简单说一说，我们可以观察到国际经验，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日不落国”英国，后来崛起的现在仍然是世界强国的美国，它们在政府体系都有专门的中小企业局或者中小企业署，这种政府机构得到了预算里边透明规范安排的资金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美国人从来不宣传这个事情，但你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你问他，会客观如实地介绍它是怎么运作的，这是它的办事风格，所以，美国始终在坚持非常可控、可以预期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后，它还特别使中小企业署发挥作用的弹性增大，就是增加政府方面承担风险的比重，它主要的方式，那时候我们听到上海的美国领事馆领事，他介绍的经验主要有两条，第一，贴息的方式，第二，信用担保方式，他认为这两套方式的机理是相同的，就是财政拿了一块资金以后愿意去承担风险，而降低整个融资环境是不是可以称为金融生态门槛的高度，把这个门槛高度降低以后，更多的中小企业可以得到融资支持，这里面发生的风险，在贴息方面就是项目失败，在信用担保方面就是发生代偿。只要控制在相对低的比重上，财政部把它源源不断地承担起来，把这个风险以一个比较高的比重消化掉，但同时也要求其他的主体如企业、商业银行和其他的可能参与的商业性的信用担保机构等等，大家是一个风险共担的关系。在原来规定的不同档次上，比如最低的小企业，政府方面承担的风险份额可以到85%，到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到来的时候，为了支持中小企业它把政府承担的份额提高到90%，特殊情况下甚至提高到95%。它这种支持的框架相对来说是清晰的，英国也是如此。

那么战后迅速崛起被称为经济奇迹的日本的一个经验就是有一个更放得开的财运投融资体系，实际上就是政策投融资体系。这个体系和其国家组建的一系列政策性银行机构一起配合，提供不同行业，不同方向上的优惠贷款。这些日本所实施的投融资的政策性支持对于其战后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主打的经济增长点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简单地说，我们看到的日本总结的经验，战后首先支持钢铁煤炭这些重化工的增长点的恢复。到了五十年代初，将重点转移到造船业，那时候世界上的造船业市场出现了一个机遇，日本的造船业得到了一个迅速的提升。到了六十年代其支持的重点转为半导体，以及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信息技术。再往后支持自动化机械。这条路是不是走得完全值得肯定呢？还可以再商榷。那时候日本人自豪地声称机器人保有量世界第一，明显超过了美国。但再往后八十年代其重点转移到支持住宅建设等政策性融资中去。日本的发展轨迹对我们有明显的借鉴意义，当然它也有其教训。到了九十年代泡沫破灭以后，其金融系统里面的问题也包括投融资体系有比较明显和严重的问题。但从国际经验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应该把小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像日本的经验，它比较放得开，其利弊也比较明显。从严格来讲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和两房的政策性融资也是有直接关系的。政策性融资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支持某些产业超常规发展，另外一方面可能积累一些矛盾。在这个方面中国人应该通盘考虑，我们是志在后来居上，然后成为赶超的一个经济体，我们应该对它的利和弊作一个客观的把握，应该争取抑弊扬利。

我们可以提出下面几个观点：

第一，应该在战略性高度充分重视金融体系建设，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级的政策性融资的机制建设。这样的一个货币媒介、信用媒介构成了整个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它形成一个商业性金融到中间地带色彩很明显的各种各样政策性融资事项。一直到最后褪掉的融资色彩完全以政府的财政资金去支持的最需要雪中送炭的事项这样一个无缝连接的资金支持体系。其从比如低保开始一直发展到政策支持的各种各样经营性的事项。到最后只要让商业性金融放手去做，这个问题是解决的。所有的经济活动领域，这样的筹资和投入支持，从简单的财政支出到带有融资色彩的政策性融资、商业性融资覆盖了我们整个经济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从一个战略性高度支持后来居上并赶超的一种通盘考虑。

第二，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式管理、信贷式放大的创新机制的探索开拓。这里所谓政策性资金是现在已经在政策性银行和金融机构包括担保机构定位的这些经济实体，应该得到可持续的财政支持。它是跨越的成本分析这个概念下的直接效益引进，而追求长远效益、发展效益、发展后继、雪中送炭这些政策目标和社会目标，但是又要运用这些资金形成一个更好机制的资金投入。政策性资金后面跟着的是在政策性融资概念下的市场化运作。至少在形式上它是和市场对接的、一种有偿的周转运用形式。跟着就是专业化管理，这些机构和运用这些理念的人员既要通晓金融方面的各种管理知识、专业知识，又应该能够较好地把握政策性的要素。从决策要管理系统应当把专业化的管理覆盖到金融和政策性资金所体现的政策这种有机融合。政策性资金市场专业化管理追求的是一种信贷值放大的效应，就是经常所说的“乘数”。这个乘数效应出来以后显然可以应对现在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比如财政资金总是感觉非常紧张，那么就希望财政资金可以发挥乘数效应，能够四两拨千斤。2000年之前这几年，财政方面放出了三亿多的资金作贴息。这些贴息不认企业的经济性质，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该企业所做的项目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的，是不是在财政政策角度上认为应该支持的，认为应该支持的经过一套程序以后就可以以贴息方式支持。贴息拉动的是商业性的贷款，这三亿多的财政资金引致了一百亿以上的社会资金进入了政府想给予支持的项目，那么它的放大倍数在30倍左右。从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到这次危机，贴息的经验在中央层面都有明确的安排。运用中央财政资金以贴息的方式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升级换代。放大倍数在中央这个层面总结起来是十倍以上。显然这是一个少花钱多办事，带上了一个很好机制的运作。我们总结出财政出钱贴息比例的倒数就是资金放大的倍数。假定一个项目有产生投资收益和回报的现金流，但是不能承受商业性银行贷款的利率，比方说10%，它自己计算只能承受5%。那么剩下的这块财政以公共资金用贴息的方式填上去。如此一来原先转不动的资金就转起来了，100%要动用的资金转起来进入需要支持的项目。相当于财政用5%的资金，5%的倒数20引致了100%，即20倍的社会资金进入了想给予支持的领域。这是一个明显的四两拨千斤的机制。金融担保是在总体上各种各样项目合在一起以后，它实际上也是承担这么一块比较低百分比的代偿损失，这个资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以透明的方式对公众说清楚，这就是政府追求社会目标，追求政策性效应在公众资金里可以做出答案，以后要透明在预算里的安排，这样财政可持续机制在它的技术方面就完全可以得到一个跟公共财政对接。但是剩下的问题呢，还有比较复杂的事情，我认为这里面要追求这样一个机制，关键有两条：第一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国际经验里说的风险共担机制，我们观察现在地方层面上很多的信用担保机构，它运作起来碰到的问题是一旦说自己是政府背景的，那么相关的主体都认为，那你是有财政后盾的，有财政后盾你就应该把风险都担起来，我在地方参加论坛的时候，很多同志非常理直气壮地说，财政你该做这个事，你把风险承担以后，我们这事情就做顺了。但对不起，公共财政一个基本概念叫做绩效，这部分资金可以贴息，可以去做代偿损失，但是我要以后对公众说清楚，它的绩效呢，这个绩效如何是要机制的搭配，你如果是百分之百财政承担风险，那就带出了一个新的风险，就是经济上所说的道德风险，其他的风险你都觉得无所谓，财政像一个无底洞，财政运行的机制不好，它一定会离开，可持续性就没有了。很多问题正如我前面说到的，两难就是这样造成的，既然你们认为这个事情就是财政要百分之百承担的风险，那么财政认为这个事情我干脆自己做算了，我拿支出直接去支持，我干吗还要经过这么复杂的程序，但是基于其他种种考虑，从机制上来说，风险共但是保证大家都产生一个管理上精益求精的动力，这样一个刺激的必要的机制。国际经验像美国，它非常强调，危机压力之下，我可以把政府承担的风险在小企业项目上，一直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但绝对不做百分之百的承诺，一定要让企业在这里面承担一部分风险，然后你整个的行为就会特别的注意，这里面有我自己的利益在里面，它就会千方百计的在管理方面做得好一些，这是在中国我觉得需要进一步探讨解决的一个问题。财政、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金融机构、信用担保等，还有其他的主体，怎么样能够可持续的按照风险共担的机制往前走，这样实现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

另外一个要点，很明显就是支持对象怎么选，全国是几百万家，按照最新的数据，可能是超过千万家中小企业，那么这些企业不可能都得到支持，你必须在里面挑选一部分，而且是比例不高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到底怎么挑选，过去很多财政很多是要考核的，这一年里资金是要出去多少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那么财政资金出去怎么出，规范性就很低了。另外具体怎么确定项目，中国又是个人情社会，很多很多的关系就在里面起作用了。谁能争取到低息支持，谁能争取到财政特定的信用担保，没有什么透明度，规范性。总体来说，这是过去的情况。但现在发展你要去支持的，我个人认为，支持对象的遴选机制必须能够经得住社会方方面面的审视，认为你是有道理的，你是能够形成公信力的，这个问题也进一步值得继续讨论。我理解的金融双轨运行的情况下，就必然产生一个社会寻租的可能，要采取种种可能的方式抑制这种社会寻租的扩张，要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寻租在这里面发酵的空间。日本过去特别强调两条，一个叫做项目决策上的专家集体决策制度，在中国不叫专家集体决策，至少专家比较充分的可行性论证，然后在进行决策程序。另外一条叫做内部外部多重审计监督，常规的和随机的，内部财政自己有说法，就是财政预算的编制、执行和监督要相对独立、各行其道、形成制衡。外部有审计、人大、政协、公共的秩序等等，在中国也要发展这套机制。但具体回到怎么样形成遴选机制，我们还要举一个我自己观察到的浙江的例子，我觉得这个方面是可以积极往前探讨的。这是我在基本主张方面的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呢，我就要说到地方层面上的积极探讨，我认为值得鼓励和进一步做出努力。在去年我们就注意到杭州西湖区有这样一个已经在运行的案例，西湖区财政有一个迫切愿望就是，能不能改变财政资金年年都要支持小企业，支持民营企业，但是这个钱是撒胡椒面，撒出去以后无从去问责，它的绩效如何是说不清楚的，实际上绩效在评价起来是很低的，能不能找到一个把财政消耗型的资金投入转为循环型，同时追求绩效水平的提高，后来它们实际搞了一个科技型小企业发展产业基金，西湖区财政说拿出两千万，作为基金里面的股权形式投入，但是同时说清楚，我这个钱进去以后，一开始就明确，我这个钱可以同股不同权，我不要求分红，那么当地一个很有自己自信心的一个专业水平很高的，它的很多高管是海归的，这样一个商业性的信用担保机构，也拿出自己的资金作股本，在里面投入。它又凭借在自己的关系拉到硅谷银行，这算是国际资本背景的，也进来入股。还有其他的民营企业在这个基金里面入股。大家合成这个基金以后，以风险共担的方式来进一步运作对小企业，重点是科技型小企业融资支持，具体运作它推出了很多金融产品。一些代号叫“宝石流霞”、“平湖秋月”等，很多技术上他们比较细致的考虑。这个运行我个人感觉，第一它有一个风险共担的框架，这个风险共担包括财政也是一种风险共担，这种共赢里，财政的盈利是解决了原来的消耗型资金投入转为循环型，这是很清晰的，2000万在这里面年复一年转着，那么其他的主体本来在这方面可能没有财政进入时，是不会加入共同组成这样一个产业基金的。而这个时候，他认为财政资金的进入使基金投资回报的风险降低，前景变得更乐观，他们愿意进来。我不认为这些民营资本在这里面投入是要学雷锋，强调社会责任他就跟进了，不可能可持续，他还是要追求投资回报。他是按照他的商业模式，他认为在这里面出现了商业模式认可的这种投资机会，他跟进了。而且他认为这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平台，他充分发挥他的专业知识，这是一个很好的共赢的风险共担个例。如果出现以后的损失，那么现在产权规范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是很清晰的，这样一个机制我觉得值得肯定。那么他怎么处理这个支持对象遴选机制，他是这样的，各个出资方加上当地的科技局，加上他们认为可以聘请的专家共同形成一个项目遴选委员会，在得到申请的项目里，他们挑选他们认为最后比较靠谱这样一批给予支持，这样一来得到的结果就是原来注定无望得到融资支持的小企业，定位为科技型小企业的这些融资项目，就可以通过这个产业基金的运作，加上贴息、信用担保加上他们的一些机制，通过金融创新可以说是最前沿的金融工程概念之下设计出来的“宝石流霞”、“平湖秋月”产生了融资支持的效应。而且这个效应是拉动了商业性的信贷资金，拉动了社会资金一起形成的融资结果，我是很看重这种机制创新的。我不敢说他就可以一直成功的这样发展下去，但是这种努力非常值得我们看重。在地方层面上，这种探索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这也是不一定就注定成功，但是我觉得很有启发性的，广西桂林附近有个恭城县，它那有些节点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类似产业链的发展，最早是当地政府要支持农户建沼气池，过去农户自己家庭生火、做饭、烧水要砍树、割草、破坏植被，显然是不符合现代生活理念的一个形式，那么政府支持他转变，当地农民就很快地就适应农民家家户户要养猪这么一个条件，养猪有猪粪，按政府派去的专家指导下，进入沼气池，产生沼气入户，得到清洁能源。农民自己生活质量提高，我也看过新农村建设里边的沼气的实际情况。你入户看那个沼气那个灶台、那个仪表，是非常规范的，跟我们城里人用的那个液化气、天然气一模一样，是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仪表表示着沼气的实际情况，那个灶台也是跟那个液化气、天然气一模一样。农民自己生活质量提高，这在新农村建设里首先就是一个亮点。接下来，这个沼气池里边的沼液和沼渣每隔一段时间要出的，它是非常高质量的有机肥，那么这个沼液和沼渣出到哪呢？这个沼液和沼渣就出到农户自己的果园里去，到了果园以后，这个果树结出品质非常好的果子，比如橙子。这个果品品质非常好，到市场上可以卖个好价钱，这又成了农民增收的因素，农民增收以后，他这个商品经济概念出来以后，他就知道能不能接着搞个农家乐，这又跟桂林旅游的概念有关。耳濡目染这个信息以后，可能农户他自己就办起来了，自己院子里腾出一部分空间，备上点干净的床上用品、生活用品，就让城里人度假，周末跑这儿来吃农家饭，呼吸新鲜空气，跑到果园里采摘，这样一些要素连在一起以后，这时候就有企业诞生。

我看到资料以后，当时有一个感觉，可能不是特别大的企业，而是熟悉当地情况的中小企业，企业的主意是说，他有办法，就是一个更好的通产规划，在这样一个自然村或者社区里面，怎么样把沼气池联通起来，前面就是建成一定规模的养猪场，后面把整个沼气系统改造，更有效率，更加符合大家使用的需要。那么，再往后呢，成片的果园里面的采摘和当地发展黄金旅游路线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旅游点，这样一个通盘的设计，看起来就像把原先农产的那些分散的景点连成一个更新换代的全套的更具规模效益特点的产业链。那么政府在这可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如果你认为企业这个规划可行，那么需要给他一定的支持，他同样需要一笔资金，一个融资条件，使他把这个事情由理想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支持对于财政部门，如果他感觉这个确实是实际情况，那么这个决定是好下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每年财政部门都必须考核，你怎么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你怎么支持清洁能源的，你怎么支持农户致富的，你怎么支持当地的第三产业旅游业发展的。所有这些正面效应都是财政部门的政绩啊，你只要跟他说清楚，他为什么不做这个事呢？他会很高兴，那好，我们来讨论怎么样来贴息、怎么样来做信用担保。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合理，这个合理就是我们看起来很草根层面上的，这样的对发展有益的种种要素连在一起，支持了企业的设想，也支持了农户生活质量、收入水平等等这些进一步的提高，而这样的一个例子，在理论概念中，它完全可以看成中国实际生活里边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一个雏形案例。不要把国际上现在非常看重的PPP看得多么高远、遥不可及，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现实因素要求这种各种各样要素合在一起，而在这里面，政策性融资的这个媒介，它对商业性方面显然是要拉动商业性贷款，对政府管理方面它犹如雪中送炭，对低收入阶层予以特别关注，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在中国文化前提下对PPP的探索和它的发展。而在这里面呢，政策性金融以支持重要性民营企业，它完全可以形成一个重要组成要素，而使各种各样的潜力形成合力。这个想法是我自己概括起来，算是在基本主张方面汇报这样四点，概括的最后一点就是政策性金融机制我认为也就是在中国现代化崛起过程当中，PPP机制的一种重要形态，应该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让它登堂入室，放在理论框架里面来给予它必要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