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徐璐时，像她创办的民间基金会的名字“台湾好”那样，我想到的是“徐璐好”。

你已经想象不出来，她是一位20几年前奔跑于一线的新闻记者。1987年解严后，她以台湾《自立晚报》记者身份首访大陆，这趟被誉为“等了38年”的“破冰之旅”令她一夜成名。成名的徐璐随后却选择了赴美深造，此后，她的职业履历上依然有着令人骄傲的纪录，台长、总经理等职位显示她是人们心目中的职业典范。2009年，徐璐离开新闻界，选择了创办民间基金会的全新人生旅程。

岁月很宽厚，今天的徐璐娴静优雅而洒脱，让人艳羡，我脱口而出自嘲，20年后，我肯定变成不能见人的老太太了，徐璐说：我看见过去的我，那个时候像你们这样，为新闻理想而充满了斗志。

一周之后，我在新浪微博看见这样一条消息：“京华时报摄影记者曹宗文看着王惠抱着丈夫遗像坐车离开回老家，顿时情绪失控，嚎啕大哭，被人架出温州的殡仪馆，他坐在马路牙子上痛哭了半个小时，泣不成声。”

过去这一周，我也时常在台北的旅馆里，对着计算机屏幕发呆，继而失声痛哭。我完全明白令那位男性记者近乎崩溃的，是怎样一种悲愤无力焦灼的情感。

就在7月30日的凌晨，通过微博，我仿佛置身久违的办公室，桌上躺着各式白色的小样、黄色的大样，我和同事们、实习生们等待着它们的命运----或顺利出街或进入废纸篓。这一天，是温州动车事故罹难者的“头七”，按照华人世界的习俗，这是一个招魂致哀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动用了最好的力量，准备了充足的版面，来纪念事故的逝者，继续拷问着真相。

大棒高高举起，宣传指令没有放过这个特殊的日子。编辑记者们放下手头的工作，像鱼儿冒泡一样爬上微博，或无奈地抱怨或愤怒地抗议。一位身处广州的编辑说，“今夜，百家报纸在撤版，千位记者被毙稿；中国，万个游魂无处安放，亿个真相正在破碎。这个国家，无数只恶棍的手，在羞辱着你。”

也有呼吁勇敢突围的，媒体人阿丁在早前就已经呐喊，“媒体老总们，请在此刻积蓄勇气、唤醒良知、拒绝附逆、干掉猥琐、放行真相；禁令是用来突破的不是用来奴才听令的，绳索是用来挣脱的不是拿来自缚手脚的，这一回，能不能站着把新闻做了？”

无需等到天亮，答案已经陆续揭晓，有无奈服从指令，撤下报导的，也有绕过禁令，坚持到付印一刻的。被撤的版面在互联网上已经流传开，网民争相存盘，见报的版面也被提前透露并骄傲地宣告：禁令不是万能的。

娱乐明星姚晨伊能静们，透过微博见证了这一夜媒体人的蹒跚前行，以温婉体恤的语气表达着她们的敬意。也有苛刻的批评者随后指出：“中国媒体人缺乏集体勇气”，“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集体说不，中国的政治春天才能见到一丝曙光。”

中国大陆的媒体人究竟算是勇敢的还是犬儒的？在不同的坐标系上有着不同的解析。有人说大陆媒体人只有到了人命关天的时刻才能表现出一点点骨气，诸如2008年的四川地震、2010年的上海大火，有人说长歌当哭，没办法，要为数千员工的饭碗考虑。

我时常不敢妄言评价我的同行们，每一个个体的时间表和能量不同，所为也必然有所不同。超出或远远低于自己能量的，前者过于勇敢，后者过于犬儒。勇敢与怯懦，不是跟别人比出来的，而是跟自己的时间轴相比。从这个维度来说，2011年这一场新闻业的集体抗争，必然载入新闻史。

但我也还是情不自禁被空间意识拽着走，往往忍不住要从同是华人的台湾同行身上观照：我们究竟缺了什么。台湾新闻界的同行走过不寻常的追求新闻自由之路，留下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和抗争论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如今有了各式各样的自治组织，无论是着重于维护记者劳工权益的记者协会，还是着力于提升新闻质量的卓越新闻奖，抑或致力于媒介批评、打造媒介素养的媒体改造学社，多元共同体协力并存的原则在这里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社会转型之后，新闻人何为？徐璐是一种答案，能做的当然不仅仅只有新闻业本身。台湾好基金会致力的，是在地文化的扶助和建构，老阿玛的手工制包包、老木匠的旧时器物，通过故事和文化的塑造，被他们经营成一种“台湾好”的象征。

而对大陆来说，还仅仅处在一个底线共识的谋求阶段，《经济观察报》那篇得以发表而且至今还在其报社网站安全存在的文章——《做有良知的媒体》，几可视为一篇媒体人底线共识的宣言：“做媒体，首先要有良知；没有良知，纵然有生花妙笔，写出的只能是一篇篇令万人唾弃的丑文”，我时常厚着脸皮鼓噪的媒体人之“价值共同体”无外乎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