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尽管我一再地表示想要摆脱身外与身内的沉重，但依然如山般的压来——这又是一部让我无法平静地对待的书稿。
书写的并不漂亮，但却十分的真实——正是这真实令人战栗。
单是这篇《矮子家族史》里的这一声长嚎：“矮子，苦哇”，就足以催人泪下。有谁会想到，身材的矮小与其貌不扬，竟给人带来了如许的屈辱；仅仅是要与别人平起平坐，活得有头有脸，竟要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代价!又有谁会关注，这“矮小”的身躯承受着多少精神的与肉体的苦难，蕴藏着怎样一个巨大而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那异乎寻常的自卑与自傲，与身体的矮小形成巨大反差的内在的志气、英雄气、风云气、大丈夫气，那越是受压受挫而越加强烈的内心的不平，焦灼，愤激，狂躁……，水里浸泡过干百次、烈火里熔炼过千百次、污血里爬滚过千百次仍然不屈不挠的钢筋铁骨般的顽强的生命力，那拼将青春抛掷，不惜血肉溅飞，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舍命挣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代人倒下，下一代接着冲上去前仆后继的奋斗……，这都构成了一部历史：作者个人的血泪史，蔡氏家族的血泪史。而且我要说，这一切，包括“矮子“的意象，都具有一种象征性：难道你不会由此而联想起我们的国家、民族?作者说，他发现本世纪曾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孙中山、鲁迅，以及邓小平，都是矮子；这事实或许有某种偶然性，但把它视为一种象征，也是可以的。自从上一个世纪中叶，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以后，在与世界各国的比较中，中国人突然发现了自身的“矮小”(落后)，由此而开始了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史，挣扎史，奋斗史。于是，本书作者和他的矮子家族所显示的前述精神特征，固然带有明显的个人性与家族性，但却具有更督远的典型性，这是一个本世纪的典型精神现象，它是能够让人们联想起我们这个民族百年奋斗中丰富而复杂的心理内容的。
但我最想强调的却是本书的另一种典型性：“矮子”是可以视为“受屈辱、被损害者”的代名词的。作者把他的这部血泪之作称为“一个底层知识者的人生体验”，是大有深意的。作者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的祖辈、父辈都是农民即使他已经脱离了土地，成为一个知识者，但依然没有忘却、也不可能摆脱自己与生俱来的“底层”性。于是，他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正是农氏及底层人民养育了中国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他们为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付出最多，牺牲最大，但却因为贫穷，因为没有文化，而长期被人“矮视”，受尽屈辱，而且前述民族的屈辱主要是由中国的底层人民承担的，可以说，他们是将民族的、阶级的屈辱集于一身的。这正是构成了本书作者这样的“底层知识者”最根本的生存体验，他(他们)对“矮子”的处境的特殊敏感，格外深切的痛苦，其实是包孕着这更为深广的历史内涵的。
因此，尽管如鲁迅所说，这还不是沉默的国民自己发出的声音，但这些底层知识者的挣扎与呻吟，是应该倾听与关注的。而这恰恰是当今中国被压抑了的声音。我在刚写完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在这世纪之末，听见的是一片狂欢之声，早已将弱者的哀哭掩埋。知识精英依然高谈阔论，但中国的“矮子”们，这些备受歧视，备受凌辱的人们的真实的痛苦，却不在论题、视野之内，君子远离庖厨，大家相安无事，大概就要在太平声中迎来新的世纪吧。
那么，这执拗如怨鬼的一声声“矮子，苦哇”，实在是有点扫兴。不知道愿意倾听的人，还有没有?
(二)
本书最动情的篇章都是献给奶奶，母亲，父亲，哥哥与妹妹，献给自己的家族的。这是作者和中国的底层知识者的“生命之根”。
于是，我们听见了：“一字一顿，几乎是从喉咙管里扯出来的，奶奶咳着，喘着，用整个生命唱出的”歌谣——
天——公——公——喂
地娘——娘——喂
保护——我家小——毛
升——学——堂——喔
作者告诉我们：“当天夜里，奶奶便离我而去了。……这是奶奶留给我的最后一支摇篮曲，我流着泪，默默地唱着哭着重复着，于是它变成了一首古老缠绵悲凉凄惨和深刻沉重的安魂之曲，在我的耳边永远回荡……”(《摇篮曲》)。
大概每一个来自底层的知识者都有过类似的体验：他们的耳边永远响彻着这古老的生命的呼唤。
这古老的声音是来自中国农民的心灵深处的：他们几乎一字不识，深信自己的一切不幸都与此有关；于是，知识、文化、学堂，在他们的心目中，具有一种神圣性，他们是如此虔诚地祈祷着上苍，让他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念书识字，有着另一种命运，这是整个家族希望之所在。让孩子上学，有个“出息”，光宗耀祖，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农村吃苦耐劳的父母的生命存在的全部价值。对于作者这样的“矮子家族”，读书就更具特殊的意义。这是奶奶临终前的嘱咐：“孙子都矮，不考学堂就些投人家降”；这是父亲的信念：“人矮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矮又没有本事”；于是形成了儿子的理论：“矮子的强大靠的是精神，矮子必须从智慧方面发展”。这可以说是物质贫困、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以至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从自身的经验中提升出来的生存哲学，这是绝境中的希望之光：读书，追求精神的丰富，成了“矮子家族”的唯一生机。因此，当读者看到作者的父亲怎样逼孩子念书，扯耳，碰壁，踢腿，罚跪……，是不能不受到震动的：在这几乎是不近人情的残酷背后，隐藏着的是怎样巨大的期待与爱!中国的农民的孩子是懂得这一点的，他们不会埋怨自己的父辈，只会把这一切深理起来，成为刻骨铭心的原始记亿，化作最基本的生命欲求：无论如何艰难，也要读好书，报答父母，为“矮子家族”争口气!作者说，奶奶歌谣里的期待是他生命的“安魂曲”，这是实在的：不读得个“出息”，这些农民矮子的子孙的灵魂是永远也不得安宁的！
这样，中国农民、大地母亲哺育了自己的儿女，义把他(她)们送出了土地，并且期待再也不要回来。
(三)
本书的作者和他的同辈，于是在父辈的嘱望中，走上了永远的不归路。
这历史的选择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中国。
那是一个激情澎湃，充满理想的年头，是一个做梦的时代。在作者的笔下，成了永远怀想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散了多少步啊，那个时候说了多少话啊，那个时候写了多少信啊，那个时候吹了多少牛啊……”’“那些放言肆胆谬谈阔论的日子，真不知天高地厚”啊!(《今夕何夕——致洪波书》)于是作者做起了“文学梦”，一个玫瑰色的梦。作者在九十年代回亿说：“本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中做得最多的恐怕就是文学梦”’“那时候的风气是不爱作官爱文学，不像现在文学很臭，每一个人摸到自己的肚脐眼都是钱”(《大哥的文学梦》)。他说的完全是事实，尽管在今天的青年看来，这更像是一个“现代神话”。正是文学把这个“矮子家族”里的后代内在的英雄气、丈夫气全部诱发出来，使他坚信：通过文学的天梯定能使自己由躯体的“矮子”变成精神的“巨人”。整个家族也这样期待着他：“我家的玉镶佬将来在文学上大有前途”！在那个“文学是崇高的事业，每一个有可能成为作家的文学青年都被捧为天上的星座”的时代，这无异于宣布，他将从根本上振兴蔡氏矮子家族!——这志气，这责任，这预言，这自信，以后就成为一个挣不脱的梦魇，永远追慑着他，压迫着他的灵魂。
本书的作者就这样在八十年代的梦幻中，从一个农民的儿子蜕变成一个充满浪漫气质的知识者。
他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小城里支身下来。一一终于脱离了土地，却又开始了新的生命的苦难历程。
无论如何，总算成了“公家人”，这应该是有了“出息”，家族的梦想至少是部分地实现了。
但他不能，他仍不得安宁。
他陷入了中国小城镇的灰色生活的尘埃之中。这就是本书“生存之累”中所描述的那些“有聊”的与“无聊”的日子，“教书，回家，吃饭，屙屎，困……”(《无忌的诗》)，“生活的轮子艰难地朝前滚动着，碾碎了我的青春。头发，白了；胡子，硬了；眼角，有了皱纹。生活的轮子继续无情地朝前蠕动着。无声无息。无香无臭。没有留下任何一丝痕迹。”(《过年》)……
这无血的杀戮，在契河夫的小说，叶圣陶、芦焚……的小说中都曾出现过，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苦恼，因而通常也是依靠时间的流逝造成的麻木来自行消解的，至少对大多数的小城镇的居民，包括其中的知识者，都是如此的。
但本书的作者，这位念念不忘振兴矮子家族的大业的农民英雄的后代，这位八十年代的乌托邦的梦幻者，却长久地沉浸于真正的恐惧之中。他害怕自己陷于“危城”里不能自救，反复告诫自己：一定要冲出去!(《冲出危城——致唐师》)
于是，开始了他的“突围”的悲壮历程。
而且他还必须面对新的时代的挑战。这大概是出乎这些八十年代的中国的大学生们的意外的：当他们怀着种种英雄梦走出校门，还没有来得及大展宏图，就被铺天盖地的商业大潮淹没了。“时代”翻了一个脸：理想主义、启蒙主义被送上了审判台，金钱与权力突然受宠，钱权交易成为时髦；追求精神被视为神经有病，快乐、纵欲成为唯一原则；“文学”从神圣的殿堂上跌落下来，成为嘲笑的对象……。
于是这些无论如何要弄出个“出息”的中国的农民的子孙，又面临着选择的分野。——或许我们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本书写到的发生在九十年代的蔡氏兄弟的论争。
大哥本是这个家族痴爱文学的传统的始作俑者，但也正是他首先提出疑问：“精神，纯洁到纤弱的精神，又怎能逃脱力大无穷，美丽无比的物质巨人的强奸呢”?(《长兄致二兄书》)他发现“文学梦”将把他自己，连同深受他影响的弟弟、妹妹，以及整个家族引进一个“死胡同”。于是，开始用嘲讽的语气来重述自己当年被退稿的故事，而在此之前，他的每一次叙述都是以感伤的唏嘘作为结束的。他以对待文学那样的疯狂的热情投身于政界，并且很快就获得了成功，以县办公室主任的身份成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一举而实现了光宗耀祖的世代农民的梦。而做弟弟的却仍痴迷、忠实于文学，在他看来，哥哥是在“以《红与黑》中削尖脑袋柱上钻的的于连为榜样，摇唇鼓舌来为当官的歌功颂德，圣洁的高贵的文学女神的贞操被一次次地出卖给了浑身酒臭的县处级官僚，独立的文学的人格变成了御用的工具”。兄弟因此不再通话，直到那一个春节，哥哥大醉之后，重又叙述那个古老的退稿的故事，却拿出一箱纸色发黄但却保存完好的文学手稿，边说边哭，动情处竟至顿足捶胸，弟弟这才明白“文学梦”依然深藏在哥哥心灵深处(《大哥的文学梦》)。更料不到的是，不久，哥哥因劳累过度，脑溢血突发而猝亡。
这故事发生在九十年代是有一种典型意义的，或许那令人感伤的结局才多少有些偶然性。本书的作者在哥哥的身上看到于连的影子，这更是一个相当深刻的观察。底层生活的经历与体验，那因被压抑而变得加倍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也是能够孕育不择手段的野心家与赌徒的。在这个意义上，哥哥是一个不彻底的于连，他还没有把自己完全出卖给金钱与权势的魔鬼，他的天良未泯，因此才有那失声痛哭，他仍然是一个牺牲品，最后的结局或许有一种必然性也说不定。而在九十年代的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成功的于连是大有人在的。他们在爬上了政治或商业的高位以后，以百倍的疯狂攫取原先不可能染指、因而显得格外耀眼的“黄色”(金钱)与“红色”(权力)，或许自以为是在复仇，其实疯狂吮吸的正是养育自己的父老乡亲的骨肉。这是一个迈为深刻的悲剧，但不在本书的叙述范围之内，这里也只是顺便提及。
回到本书作者的选择上来：如果说八十年代对文学的迷恋完全是一个美丽的梦，九十年代在文学已经失去光采以后，仍然痴心不改，就多少具有某种挣扎的意味。作者说他是在“坚守着这最后一道防线”(《哥哥的文学梦》)。他要坚守的不仅是他的“矮子家族”的振兴梦，更是那早己渗入血液的家族哲学：要以自身精神的强大对抗外在的磨难。这里是内含着一种中国农民的执拗、自尊与诚实的：一切仰赖自己而不作任何非分之举。作者内在的农民气质正是在这里显示出来：他不怕吃苦，准备独自承受一切物质与精神的苦难，只要能突围出来!他同时坚守的是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与精神至上：多少个孤独的夜晚，他伏案疾书，也是在喃喃自语：“精神与物质的重建是同步的。更何况在世界民族之林里，所有的民族的最后都是以精神作为其归宿点”(《坚守精神——致思潮书》)，“人们啊，永远不要忘了，人类在摆脱了物质上的流离失所之后，便必然要走向精神的家园，那是上帝指引给我们的最后的处所”(《沐泉》)，“我热爱生命，我热爱文学，文学便是我的第二生命，不，文学便是我的第一生命，为此我押下了生命和青春的赌注”(《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永远不让我的头脑给人跑马，直到它被砍掉，或者被埋进泥土”，“世界上最大的刑罚是剥夺人的思想，剥夺人的精神生活，让一个嗜好读书的人没有书读，一个酷爱写作的人根本无作可写”(《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是真正的“身无分文，心怀天下”，是关于民族的、人类的归宿的大思考、大忧虑。这是绝望的抵抗：抵抗物欲横流对精神的侵蚀，抵抗权势对精神自由、独立的剥夺，抵抗世俗对精神对文学的轻蔑与亵渎，同时也抵抗着自身的软弱与可能的动摇，他一再地激励、警戒着自己：“可千万不能舍弃和退却呵，在这最后的关头”(《拒绝平庸——日记五则》)。在一篇文章里，他说自己的住房“颇像一个封建的遗老”(《坚守精神——致思潮书》)，他正是八十年代时代精神的最后一个守望者，尽管守得如此艰辛，如此力不从心。
即使是回到现实的层面，他也是别无选择。中国的底层知识者要想依靠自己的本事突围而出，唯有科举考试一路。这是传统，也是现实——至少在本书作者的眼里是如此。他只有仰赖拼命地写作，以图发表而一夜之间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拼命地读书，以图考上研究生，跻身于学术界，满足对精神的迷恋也改变自己的处境。
于是，就有了本书所深情描述的“不醒文学梦”。
(四)
这条路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也是有典型性的。当我们考察当今中国文学界与学术界的构成时，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人都是农家弟子，或者是有底层生活经历与体验的，在某种程度上，他(她)们都是“矮子家族”的后裔，并且都是通过文学或读书的通道突围而出的。这样的背景与他(她)们今天的文学与学术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因人而异的，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情：但这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与研究课题：作为生命基础的原始的底层体验与利益关系，怎样深刻而又曲折地影响着这些文人学者今天的思考与言说，他(她)们因此拥有了什么资源，又可能承受着怎样的负担……等等。
但这都不在本书的描述与议论范围之内。——和这些生存竞争中的不同程度的成功者与幸存者不同，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失败者与被淘汰者。
命运在他面前充分展现了全部残酷与狰狞：上百万的生命结晶无一得到发表面世的机会。无数次的投考全以失败告终。连“乘桴浮于海”逃到异土也被押送回国(《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所有的文学门都对他关上了。所有的学校门都对他关上了。所有的可能突围的出路都被堵住了。
他还有一条路：回到生他、养他的农村故土去。他太想回去了。多少次，他对自己说：“你缩在这黑屋的一角，离了阳光，没有明月，空气都好像一个死，……视野早就窄了阿!……你生命的源，是在山里水里，花里草里，风里雨里雷里电里。……你忘了?你最初的根，是扎在黑色的泥土里，……在对面山上的竹子里!……我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心灵里有农夫的创伤，毛孔中有泥土的气息……我应当回到山里去。……呼啦啦地，山风在外面唤我呢。我的头发蓬乱，大胡子长长，我但且归去，山不弃我。”(《归去，归去——写给自己》)这真是“梦里多少还乡路”啊!在本书中，写得最有灵气的文章都收在“伤心自然”这一辑里：《山之梦》、《山径》、《山中日记》、《山里的故事》、《夜读山》、《读夕阳》、《读雪》……，那是写不尽的真山真水，永不枯竭的文学想像的源泉啊!……
但他回不去，不能回去。
作者说：“不是我走在道路上，而是道路走在我的身上。由石块，水泥，风雨，年华，岁月，历史所组成的几百年几千年的经历和边路全部走在儿子的身上，儿子的骨头被压得铮铮作响”(《爱的负荷——致弟书》)。矮子家族送你出来的，是一条“不归路”啊!天意不可违，奶奶的临终嘱咐山一般不能动摇啊：“孙子都矮，不考学堂就要投入家降……我晓得孙子将来都有出息，可惜我看不到喔……就到我坟前放一千炮……”(《矮子家族史》)。设得出息的子孙怎归家啊，那是向命投降啊!……
不，我不投降，拼死也要拒绝投降!作者在《游子不归书》中对父母说：“儿之读书矢志，垂十有八年，未尝一刻懈怠，亦未尝一刻窥园也。其志在必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遥想过年之家中，严父慈母拭目以待之，请看三男之将来”，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前无出路，后无退路：玉镶佬啊，你把自己逼到绝境上了。
面对这不认输、不回头的失败者，人们还能说什么呢?
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这样的数量多得多的失败者。但有几个成功者会想到他们呢?
而且正是这些失败者为成功者垫了底，或者如鲁迅所说，没有泥土，是不会有天才的花的(《未有天才之前》)。但历史从来是成功者的历史，在历史的叙述里是不会有失败者的位置的。
但我仍要说：请记住这些不屈的失败者吧，请倾听他们的充满血和泪的心声吧。而且我坚信，他(他们)的事业纵然失败，但在拼死搏斗中所显示的某些精神，却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后来者的精神资源的。
但在这位身心交瘁的作者面前，我又能说什么呢?
一切安慰与鼓励的话，都是无力的。我只想和他讨论更为严峻，甚至是残酷的话题：在充分肯定了该肯定的精神的同时，是不是可以再对自身作出某些反省呢?或者说，能不能对某些作为前提的东西——底层的期望，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提出某种质疑呢?我提到了大哥的信中的一段分析：“在你的身上，充满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相对丰富的文学书本知识与极端贫乏的生活知识；极端的精神和物质欲望与相形见拙的实际运作能力；千变万化的社会现实和一成不变的人生追求，等等，这些矛盾的客观存在，从根本上制约了你在事业、婚姻等方面的发展，叫你很难如愿以偿”(《尔非真英雄——大哥回信》)。这里，有没有某种合理的因素呢?
……
不久，我收到了作者的来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矮子家族在文学上的悲剧意义是发人深省和惊心动魄的。它至少给人以两点启示：一是一个人如果奉行‘文学至上主义’，或者说是‘文学唯一主义’、‘文学清高主义’，那么他在底层社会与环境的冲突并被环境所淹没，就几乎是必然的；二是一个人如果奉行‘个人奋斗’，或者说是在行为上奉行经过美化了的‘个人孤独主义’，而不知和整个社会大势结合起来，必然为时代所抛弃，形成身体孤岛与精神孤岛”。来信还讨论了“个人野心与个人才质的矛盾，人的无限的精神苦斗与社会家庭环境的有限性的矛盾”等等。
这自我反省的勇气同样给我以震撼。尽管我直观地感觉问题可能没有这么简明。但一时我又确实作不出作考期待我的“毫不留情的解剖与彻底的批判”，坦白地说，我没有也无法想清楚这一切。但我仍从这讨论里感到了作者的清醒与成熟，并且产生一种信心：他会继续寻找(或许能够找到?)自己的路。作者说：“我只能做鲁迅笔下状貌困顿的过客，一个劲地朝前走，好像前面有一个声音在叫我”(《坚守精神——致思潮书》)——这也是我和他共同的宿命。
让我们“相濡以沫”吧。
1999年11月22——25日写于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