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不久前，为使语文高考内容和形式的改革能够面向社会，国家考试中心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语文高考试题和思路。为此，《中国青年报》记者把1998年高考语文试卷分别寄给了国内几位知名的教授，请他们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在研究了这份试卷后，写下了以下这些感想（由于篇幅限制，本报做了删节）。

我读了，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极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这两大部分、6大项、35道小题、10大页，据说有1．2万字的标准化考题，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要把我的思维强行纳入某一种固定的、不可置疑的、刚性的模式中，进而控制我的心灵：我感到生命的窒息，陷入了莫名的恐惧与痛苦之中。

客观地说，考试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的引导性的，并且也总是要遵循一定的规范的。因此，所要讨论与质疑的不是考试本身，而是考试所要引导的方向。具体地说，就是要追问考题的背后，所暗含的预设的课程标准、培养目标，而这又必然追问到根本的教育观念上去。人们对目前语文高考的种种不满，包括本文开头所描述的考题给我带来的恐惧和痛苦，说到底，就是因为在这些“教育的原点”上出了问题。我们的反省，不能只停留于不满情绪的宣泄，而应该深入到对这些根本问题的冷静的思考与讨论上。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重大性，这样的讨论必须是民主的，应该让不同的意见充分发表，并展开充分而平等的讨论。

我注意的是考题的两个特点。先看第一部分题目，要求考生判断拼音、写字、词语（包括成语）运用的正确与否，判断句意明确与否，判断文章的排列、表达恰当与否，判断对文章的理解正确、准确与否……这里，可注意之点有二：一是偏向于对考生（教育对象）的判断力、理解力的要求，而要求考生理解判断的主要是报刊上的文章与科技文章；二是对考生思维能力的要求，主要是思维的正确、明确、准确、恰当与精密，而对正确性、准确性……的理解又是十分机械而刻板的，实际上是按照“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去要求考生。孤立地看，要求本身似乎并无问题，但如果联系着被排斥、遗忘在外的教育要求，例如想象力、情感力、感悟力、形象思维的能力，以及思维的创造性、批判性（逆向思维）等等，就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此片面的考试标准，究竟预设着怎样一个语文教育与人才培养的目标？

这就要说到考题中的作文部分。本来这部分是可以让考生发挥他（她）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但我们所看到的题目却是：“现今中学生的心理承受力差异较大，有的像鸡蛋壳那样脆弱，有的却很坚韧。那么你是怎样的呢？写一篇你自己的心理承受力的文章。”很容易就注意到，题目的前提———对现今中学生心理素质的评价是成年人作出的，或者说是社会流行的一种看法，而且也是社会所关注的，却并非考生（教育对象）的自我评价，也未必是他们所关注、感兴趣、真正有话要说和可说的。而且题目本身：《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就已经规定了写作的内容、价值取向。这实际上就是要把考生的思维与写作，纳入到一个早已预设好的，符合社会公共意志与规范的，几乎没有个人意志、想象、创造空间的模式之中，而且是强制性的。

考生是年轻人，他们有自己的应付办法，就是瞎编———于是这届考试中就出现了大量在“父母双亡”的“考验”下“战胜脆弱”的“假话”。我从这些孩子们的扭曲的“反抗”中看到了心灵的可怕的扭曲———想想看，随意拿父母的死亡“做”文章，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我终于明白，这样的“标准化”试题，实际上已经规定了一种所要培养的“人才标准”。这将是怎样的一种“人才”呢？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能力，能够正确（无误）、准确（无偏差）地理解“他者”（这“他者”在学校里是老师、校长，在考试中是考官，以后在社会上就是上级、长官）的意图、要求，然后把它化作自己的意图与要求。如果做不到，也能自觉地压抑自己不同于“他者”要求的一切想法，然后正确、准确、周密地，甚至是不无机械死板地贯彻执行，所谓一切“照章（规定、社会规范）办事”，做到恰当而有效率，并且能够以明确、准确、逻辑性极强而又简洁的语言文字做出总结，并及时向“他者”汇报。这样的人才，正是循规蹈矩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与职员。他们能够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其优越性是明显的，但其人格缺陷也同样明显：一无思想，二无个人的创造性。

我们今天高考的弊端与暴露的教育危机，并不在于对知识、能力的训练本身，而是我们走向了“科学主义”的极端，一方面知识、能力的训练陷入了繁琐哲学，一方面又忽略、排除了作为教育的根本———对人的心灵、智慧的开发，对人的性情的陶冶，人格与个性的教育，独立、自由精神的养成。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出呼吁：请解放我们的孩子，连同他们的老师与家长，甚至包括考官们。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让我们的教育从科学主义与繁琐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失去了灵魂的教育功能观念与相应体制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