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中国，武昌城中一起偶然的擦枪走火，竟然引爆了一场结束2000多年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此前，晚清新政已经开展了十年，各种现代化举措迅速推进，筹备立宪也在推进之中。革命党人的起义屡战屡败，特别是辛亥年春天的黄花岗一役，丧失了众多青年精英，同盟会陷入空前低潮。然而，谁都没有料到，革命竟然在这一年发生了。
辛亥革命与晚清新政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回首历史不难发现，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不是革命的替代物，就是革命的催化剂。这一珍贵历史教训，值得百年后中国重新反思。
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
20世纪初的中国，清廷陷入了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按照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观点，权力与权威属于不同的范畴。权力是统治者支配和控制被统治者的能力，它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柔性的。而权威则是一种被统治者所认同的、自愿服从的统治，权威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权力、制度、宗教或道德的价值符号，也可以是一种人格化的象征。在传统中华帝国体制中，作为天命在人间的代表，君主集权力与权威于一身，既是王朝的权力核心，又是帝国与天下秩序的正当性象征。
然而，到了晚清，发生了李鸿章所感叹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权力层面，法国和美国革命带来的民权至上观念，直接颠覆了君主的专制权力，让许多激进的士大夫和青年人相信，现代国家的主权不在于君，而在于民。在权威层面，从西方和日本传来的立宪理念，让不少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原来君主的权威并非最高，在君主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则，这就是宪法，任何权力都要在宪政制度框架中受到限制。这就意味着国家最高权威的转移，从人治型的君主转向了法理型的宪政。
由于权力、权威一体化的君主专制发生了危机，权力与权威也由此发生分离。当时中国的各种力量几乎都希望有一场大变革。革命派与立宪派所抓住的，分别是权力与权威的两端。
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其实质不仅仅在于争论应当在体制外革命，还是在体制内改良？更是争辩两套不同的新秩序方案。简单地说，革命派关心权力的革命，立宪派在意权威的变迁。革命派相信，只要国体变了，人民推翻君主掌握了国家权力，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便能带来民主共和的新秩序。立宪派则更重视国家如何统治，是否按照宪政的原则统治，至于共和政体，还是君主立宪政体，则是次要的问题。只要确立了宪政原则，即使保留了君主制，国家的权威也会从君主转移到宪法。
换言之，这场论战是一场民主与宪政之争。民主与宪政之间一向存在张力，因为前者关乎权力，后者关乎权威。民主涉及某一具体的统治权力（某个朝廷或政府）的正当性问题，即统治者是否得到人民的授权，其施政是否符合被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而宪政涉及某一政治共同体的根本的、长时段的正当性问题，即什么样的共同体组成原则和制度方式是可以被自愿接受的，是合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意志的。后一种正当性在于公共权力的权威，亦即是否符合共同体成员公认的“法”。这里所说的“法”，在传统社会往往表现为“神法”或“天理”。到了近代，则转换为某一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大法——宪法。
革命派迷恋共和，崇拜民主，他们坚信只要建立了共和政体，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宪政大可缓行一步。例如，陈天华强调“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陈天华所说的“开明专制”，与孙中山后来设计的由革命党独揽大权的“军政”“训政”同义。只要政权握在代表人民的革命党人手中，便近可解决“救亡”问题，远可走向民主的理想乌托邦社会。
在晚清思想界，革命已经成为风靡一时的时代狂飙。无名小辈邹容的《革命军》甫一问世，便洛阳纸贵。作为立宪派思想领袖的梁启超，也不敢完全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而是将立宪称之为一场“政治革命”，以此与革命派的“种族革命”相对抗。梁启超指出，专制与非专制的区别，不在于有无君主，是否民主共和，而在于有无宪法，是否实行宪政。在革命派看来，只要通过革命实现民主共和，专制就一去不复返。但梁启超从法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中发现，民主也同样会造就民粹专制。比民主更重要的是宪政，避免专制的关键在于按照宪政制衡权力，为政治秩序建立一个新的权威——宪政权威。
与革命派相比，立宪派对于共和政体充满了忧虑，不是他们反对共和，而是担心缺乏宪政的共和政体会以人民的名义执行新的专制。梁启超指出，古代罗马和近代法国的历史表明，革命之后，社会纷乱，除非出现强大的主权，否则不能恢复秩序。乱世之中，国民厌弃自由，进而渴望“假军队之力，揽一国之实权”的篡权者上台，于是，民主专制政体应运而生。在民主专制之下，宪法徒具一纸空文，议会只是尸位素餐。然而，专制政体久而久之亦失人心。除了再革命之外，别无他途。于是，国运处于不断的治乱循环之中，万劫不复。
梁启超的这番危言，最早发表于1903年。两年后与革命派论战时，又强调了一遍。然而，他的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对手们，从汪精卫到胡汉民，对革命充满了膜拜之情，对共和前景也充满了乌托邦想象，如何听得进去？果然，民国建立之后的诸多变局，让梁启超的警告不幸而言中。
不过，梁启超进入民国之后也成为共和政体的拥护者，因为他深知，从共和制回到君主制的代价过于高昂，国人无法承受。
新政引发的“参与爆炸”
1901年以后，清廷希望以立宪保证君主制度的延续，开始推行新政，社会各方面都因此发生巨变。新政是一种改革，但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如果成功，将替代革命，假如半途而废，则将诱发革命。
作为现代化的改革，新政是前所未有的资源再分配过程。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都面临着重新布局和再分配。早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地方势力就已经日益坐大，而在新政中，各种力量更是迅速崛起。到了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从袁世凯的北洋实力派到各省主张君主立宪的地方绅士，以及民间的激进势力，形成了一个“参与爆炸”的局面。“参与爆炸”最容易引发革命，这时本应迅速建立一个能够容纳政治洪水的池子，疏导各种力量到里面去和平竞争，宪政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池子，一个消弭革命的安全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也曾经一度“参与爆炸”，民权运动、武士叛乱、地方民变风起云涌。日本统治阶层通过颁布宪法，召集国会，将各种政治势力导入国会，及时稳定了局面。虽然明治时期的宪法非常保守，却有效地避免了革命。
相比之下，晚清新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而只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非政治的“合理化”改革。新政让整个社会结构适合现代化的发展，使国家管理服从工具理性的效率法则。但是，新政将北洋实力派、地方绅士和民间激进势力从旧体制的瓶子中释放出来，却无力造就一个新体制，将其收入宪政的池子。于是，新政不仅没有代替革命，反而成为革命的催化剂。
周锡瑞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捞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会来承担。广大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情绪，让民间的革命力量悄悄酝酿发展。
同时，地方士绅的政治参与也由于1909年通过选举产生的各省咨议局而得以组织化，在体制边缘形成了一股正式的、合法的政治力量。他们不满清廷九年后立宪的远期承诺，发起三次请愿运动，要求立即召开国会。而体制内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实力派既是新政的推动者，也是在新政中获得了最大好处的利益集团，他们在新政中日益坐大，掌控了国家军事、经济命脉，尾大不掉。
在“参与爆炸”的历史关头，清廷敢于搞新政，却没有勇气开放政权，面对日益高涨的参政压力，最后倒行逆施，推出皇族内阁以垄断权力。这激怒了所有被新政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不仅民间的激进势力，即便是温和的地方士绅和体制内的北洋势力，也因此胸怀异心，谋求突变。正如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革命必定意味着许多集团都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革命是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的产物。”当被动员起来的诸多社会势力渴望参与政治，而现存制度又没有能力为其进入权力中心提供渠道的时候，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重建宪政权威比权力易主更重要
当清廷陷入权力与权威双重危机的时候，本来是有机会保住自己的权威乃至部分权力的，亦即在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权威的同时，将君主制作为国家人格化象征的权威。然而，清廷拒绝了这一选择，转而以皇族内阁垄断权力。直到武昌起义发生，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它才如梦初醒，答应立即实行召开国会，实行虚君共和，但已为时晚矣。
在三股主要的社会力量中，民间激进势力与北洋实力派的态度非常明朗，都有对清廷“取而代之”的雄心。值得注意的是以张謇为代表的地方士绅阶层，他们自从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以来，一直在寻找安定中国的核心。这个核心最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具备法统上的权威，而是拥有安定全国的实力。革命兴起之后，清廷被迫公布“十九条信约”，宣布立即实行责任内阁、颁布宪法。这似乎不失为一条由虚君共和走向民主宪政的明智选择。身在海外的梁启超在比较世界上各种政体的利弊之后指出，虚君共和“未敢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矣”。因为虚君共和虽然保留了清帝为君主，但只是作为国家的象征性权威，而且其权威不再来自天命，而来自宪法。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了议会以及由议会选举产生的内阁。这种英国式的虚君共和虽无共和之名，却有共和之实，而且可以引导各种政治势力在宪政架构内和平竞争。
然而，张謇等地方士绅所重视的，不是制度性权威的和平演进，而是如何建立一个安定全国的权力中枢。这固然也是出于“救亡”的考虑，担心缺少这一权力中枢会导致列强趁虚而入，瓜分豆剖。过去他们将目光投在清廷身上，如今转向了北洋实力派领袖袁世凯，在共和的名义下导演了一出“非袁不可”的斡旋戏。
在复杂的谈判角力之中，民间激进势力、地方士绅和北洋实力派对权力分配的考量，远远超过对于重建宪政权威的关心。在他们看来，权力永远比权威更重要。于是，一次重建权威的历史性机会丧失了。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所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继之而起，革命接踵而至。权力归属问题始终压倒权威重建问题。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依然承受着历史留下的复杂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