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岁杪，刚刚过去的辛亥百年纪念潮无疑是牵动神州的年度文化之盛事，也是近三十年来逢十必庆的辛亥革命历史纪念与学术研讨之巅峰。余温犹热，耐人寻味。
平心而论，逢五、逢十的历史纪念并非文明古国的特殊嗜好，实乃人类的普世天性。就在12年前的这个星球上，即将跨入21世纪的千禧狂欢震耳欲聋，洋人比华人更卖劲，据说还有兴奋得裸奔游行的，读者诸君就不难记忆犹新。大自然也罢，上帝的手也罢，其实并没有为时间的坐标预设过什么特别的意义，人类就是偏好“百年不遇”与“千载难逢”，代代相传，真没办法。在我们国家，由于需要纪念的人和事还很多，历史好像就是为了纪念而准备的，每年都很忙乎，对“百年”、“千年”的青睐就不足为怪了。
自从清末辛亥年即1911年的武昌起义揭开推翻清朝与中国传统帝制的序幕，迄今已达整整一百周年，海峡两岸都为制作辛亥百年的生日蛋糕忙得不亦乐乎，有关纪念工程就在前一年开始启动，惟名目稍有不同。台湾那边称为“庆祝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 大陆这边叫做“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来自两岸的许多论者认为，由于两岸的政治理念与历史连续性不同，纪念的侧重点与表达方式才显得如此差异，不大协调。在我看来，差异归差异，历史归历史，推翻清朝统治与创建中华民国其实属于辛亥革命的一体两面，一百年前的那场浴血奋战就是破立兼备的革命，无论以哪一面为主题，都并不影响海峡两岸人民对辛亥革命先驱的共同敬仰与追念，谁也无法更改历史。
纪念什么？怎么纪念？
近世百年以还，物换星移，江山不可复识。还在2010年9月，我有幸受邀，在全国政协与武汉市政府举行的辛亥百年论坛做主题发言时，就坦诚地提出过我的一点疑问：对于辛亥百年，我们究竟想要纪念什么？又将怎么纪念？一年过去了，这个疑问在我的脑海并未消失，如今还得补加一个：通过举国上下的百年纪念，我们究竟获得了什么，或者解决了什么？
还在2011年5月初，某家出版社的负责人悄悄通报：“刚刚参加一个出版工作会议，上级要求尽量优先出版辛亥革命方面的图书，各书店要尽量订购这方面的书，还要摆在最醒目、最便捷的位置，做好宣传，以便读者选购。世佑兄的书要赶快交稿，不要太认真，不然会错过这个商机。”还有一家出版社也在为另一书稿约我和催我：“一定要赶在七一之前把书出版，到了七一，书店就只进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书啊！”我对商机素来反映迟钝，著述不比经商，不能赶场，何况我的娘亲于年初弃养永诀，这半年还没缓过神来，还有授课任务在身，不能敷衍，加上海内外辛亥百年国际学术交流的任务甚重，每次都得花一定的精力，准备学术论文与报告的思路，我还不想重复自己，不好意思用一篇论文开几个研讨会，就没有时间完成书稿的预约任务，后来就果真错过“商机”，只能愧对出版社与读者。好几位师友的辛亥著述都销路很好，有的在数日内就卖光了，还多次加印，供不应求，他们就没少赚稿酬，我一点都不嫉妒他们，而是祝贺他们。
这一年来，除了数百种雅俗共赏的辛亥书籍一齐推出，图文并茂，还有大报小报与大刊小刊以及电视、广播都设有专题栏目，集中讨论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成败得失、历史贡献、人物风采、遗闻轶事、纪念意义，其规模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的历史专题讨论，一度出现写书、购书、读书、评书之热，盛况空前，这不仅累坏了一些辛亥革命史专家，也让许多并不擅长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史研究者与非历史研究者（包括某些网络作者）分担著述任务。有的作者还来不及仔细某些基本的辛亥资料，甚至还不曾系统地阅读历史学界已经层垒有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成果，就匆匆提笔，振振有辞，泥沙俱下也就在所难免。如果把学界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翻出来，特别是有关资料的真伪与史实问题，那是无需从头开始见仁见智和讨价还价的。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们，时不我待，商机难逢啊！
记得还在20年前，即1991年，中国史学会在武昌首义之区为辛亥革命80周年举行盛况空前的国际研讨会时，由章开沅先生主编的多达120万字的《辛亥革命辞典》就已人手一册，分赠中外学者，该书所收辞目多达3200多条，还有近20本著述一同赠送。读者不难想象，辛亥革命史作为事件史，早在20年前就已成为研究起点很高的国际学术平台，如果不从资料与史论下功夫，就别指望学术创新，能炒好剩饭，少出常识硬伤就算不错了。
不过，围绕辛亥历史与百年纪念，快速便捷的网络对话前所未有，据说“微博”的功夫更厉害，让它传递起来，那才叫高速和便捷，铺天盖地。其中既有本学科与多学科之间的坦诚交流，也有学者与大众、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真诚互动，还有读者之间的认真探讨与大众的广泛参与，神奇的互联网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也给人们的交流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呈现出良好的读书与思考风气，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感谢信息革命之赐，这在互联网问世与落户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大讲“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时候，史学界与历史学者也红过一阵，但与今天相比，就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国人辛亥知识知多少
百年一遇的辛亥纪念是如此之热，国人对辛亥革命与其他历史知识的了解却又如何？被迫把历史课程当政治课和副科，只为考试而读书的广大中学生、大学生，乃至文史专业的研究生，他们的知识储备怎样？他们为辛亥革命热过没有？看过什么书？每当想到这一层，我的心底就像在鼓冷气，无论如何也热不起来。
2011年4月，我给本校近代史专业的硕士生新生入学复试环节命题，想知道哪些考生除了教材，还真读过几本近代史书，就出了这样一道题：请根据下列字号，标出相关近代人物的姓名——
涤生、季高、逸仙、任公、克强、渔父、松坡、展堂、孑民、慰亭、汉卿……
这些都属于近代史上赫赫有名者的字号，充斥着近代历史资料，我敢向毛主席保证，没有一个是生僻的，不是偏题、怪题，这毕竟还是专业人才的选拔呀。结果出乎意料，竟然没有一个考生能够答对一半以上，绝大多数只能答对其中三分之一左右，还不乏乱猜的，我就无法在他们之间拉开距离。这些考生还是经过了初试筛选的考生，绝大部分来自重点院校，他们的初试成绩已远超教育部定的那个分数线。如果来测试那些初试分数线以下的考生，恐怕情况会更糟，说不定更会把阅卷教师当作猜题和颁奖服务一条龙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王小丫，多撞上一个就算一个。同年5月底，我应邀给南方某名校的研究生做专业性讲座时，提到这个题目，在场听众也是“哇”声一遍，还觉得这样的题目很难。
到了考研的面试环节，面试组有位同事向英语考分不低的考生提问：“辛亥革命”一词怎么翻译？有的考生大概平时已被人教过某些含混过关的技巧，就说“有很多种译法”，回答就到此为止。当我补充提问：“请说说你见过几种方法？请举一例就行”，她才语塞，只好老实承认“不知道”。其实，对于学过《大学英语》课程还过了四级、六级的本科生来说，只要在平时稍微留意中西年代表达的某种特性，懂一点翻译技巧，即使没见过原文，这样的提问也是很容易回答的。
就在那几天，我参加一个法律史专业导师组的博士生面试，有位考生提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就顺便问一句，“请说说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三民’指哪‘三民’？”她说：“应该是‘民治、民有、民享’”，我悄悄地帮她纠正 “三民”的顺序，再把问题细化：“‘民有、民治、民享’出自哪里？它们分别对应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哪‘三民’？”结果还是启发不了，她只好摇头说“不知道”。
无独有偶，两年前，也是法律史博士生的面试，我请每位考生具体说说《临时约法》中对民权问题有哪些具体规定，居然没有一人能够回答出来，要么说“对不起，我没注意过这个问题”，要么只背一下中学课本写过的东西，然后把话扯开，越说越糟。
我校的硕、博考生是如此，其他重点院校的考生却也大致如此。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位研究员还谈起我和北大一位师友都曾遇到过的情况，在该所今年的博士生招生面试中，师长们出了一个主观性较强的题，请每人谈谈自己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或者历史价值的认识，导师们就想从中拉开距离。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每一个考生不仅都能对答如流，而且都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来谈，结论完全一致，连句法与词汇、语气都一样，都是中学课本写过他们也背过的那些“定论”，想忘也忘不了。
根据各校研究生院的指令，导师组一般都无权拒绝招生，不便浪费招生名额，终止招生程序，不能宁缺毋滥，只能多多益善，那就只能在现有考生中录取生徒，走完录取程序，各得其所。为了给他们录取的资格，导师还得不断降低评分标准，给他们高分。至于经过三年的硕士生阶段与三至四年的博士生阶段的补课与研习，他们能写出什么样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挖空心思地拼凑学位论文，像走钢丝一样，提心吊胆地走完答辩程序，参与“创新大国”的大合唱，那就只有天知道了，真是“一切皆有可能”。且不管看官的想象力能否跟上，我们国家每年制造博士学位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已经完成“赶超英美”的夙愿，就缺放鞭炮庆扩招了。
我不是有意要抖这些“家丑”，也不是要扫大伙百年辛亥热的兴，尽泼冷水，只想和盘抖出我的职业困惑，请教读者：我们的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究竟怎么了？是谁把考生们变得这样肤浅，谁来管一管？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竟然还有继续滑坡的余地，它已超出你我的想象力，能不让你敬佩？大学不应该充当中学应试教育的继续教育学院和疗养院吧？如果大学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评估活动不来管一管培养质量，我不知道评估专家们究竟在评什么？怎么还评出那么多“优秀”和“合格”的，这些评估专家们合格吗？如果层层评估丝毫不能制约学生读书和教师教书，评估体系本身就不应该追究和取缔吗？
相比之下，国外的情况却有些迥异，即便是海外留学生，不少留学者对影响及于世界的辛亥革命就很关注，还看过很多书，问题质量较高。今年10月下旬，我出席哈佛大学的辛亥革命百年论坛，我没想到，一个500人规模的报告厅都坐满了人，其中还有不请自来的政府官员，包括联合国的官员。据我的博士生私下透露，他们是买了每人10美金的门票来的，否则，人就更多。有的留学生还是从西海岸的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赶来。会议期间，我还接受过一位从加拿大赶来的高中生的访谈。
日本东北地区的9级地震早已牵动全岛乃至全球，该国的很多建设项目与学术交流项目被迫取消，却也没有阻挡日本学界与民众纪念中国辛亥百年与研讨辛亥史事的热忱，日本学界还专门成立由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山田辰雄为委员长、狭间直树与久保田文次、安井三吉为副委员长的日本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学术会议组织委员会。他们组织国际论坛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恐怕仅次于中国；其学术水准之高，就不亚于中国。
2011年11月上旬，在当年中国留日学生与同盟会的第二活动中心横滨，神奈川大学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前提下，几乎动员全校之力，承办纪念辛亥百年的国际盛会。开幕式那天，500人座位的礼堂座无虚席，为数更多的是校外学者与市民。在我与神奈川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铃木教授共同主持的第一分场报告会，现场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室，同样坐满了人，很少有人退场。个中场面，充分体现了日本学界与日本民众对中国辛亥革命的重视，不仅使吾等外国学者有些感动，而且让主办方中岛校长等也感到意外，很有成就感。有的市民几乎每场必到。我认识横滨某小学的一位华裔退休小学教师，在神奈川大学与东京大学的两个国际论坛，她都始终参加，还认真做笔记，会后还与我们商讨有关辛亥志士的活动资料。
“辛亥革命精神”是什么？
100年来，神州儿女有幸成了民主共和制的装扮者和消费者，就凭这一点，也该对辛亥先驱们心存感恩。各级教科书与照本宣科的舆论机器都喜欢断言，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其实未必，只要看看如今大学生的班级与学生会的选举，或者留神一下周围城里人的区级人大代表选举，或者乡下的某个村级选举，就不难发现，选举不是雷大无雨走走过场，就是权、利互动的嘉年华，乡村的选举还是投票之前的请客或者之后的答谢最实际，也最管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民主”版本，东、西各方皆然。晚清革命虎将兼朴学大师太炎先生曾把“民主”一词当作偏正结构的老词，却不是主谓结构的新词，真不知是该欣赏太炎先生的实话实说好，还是该抱怨他的陈词滥调好。
在辛亥百年纪念的宣传资料、领导报告与标语口号里，使用频率最高的，恐怕就是“弘扬辛亥革命精神”了。至于什么是“辛亥革命精神”？究竟要弘扬什么“精神”？其实语焉不详，没有谁说清楚过。如果把辛亥革命精神概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也没有把话说到点子上。在近代中国，为了“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肯定不止孙黄那一拨反清志士，推动官费留美教育的容闳、书生经商的张謇、“誓起民权移旧俗”的梁启超等人都是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者，只是各自的理念与奋斗方式不同而已。在我看来，“辛亥革命精神”除了屡败屡战的进取精神与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还有不畏强权的自主精神，包括对外谋求民族独立，对内追求民主、自由，如果抛开这三点，就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只能兜圈子。
正是因为对“辛亥革命精神”的认识不够精到，就难免在百年纪念中出现动口不动心的现象，走过场，外表很热，心里很冷，甚至闹出自己察觉不到旁人却一看便知的笑话。例如，在许多省市纪念辛亥百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有的党政领导只习惯于拿秘书的稿子照本宣科，长篇大论做政治报告，在中外专家面前毫无顾忌，大谈辛亥革命，然后坐在第一排正中照相，照完就走，顶多用餐完了就走，连跟班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也走得很干净，就缺乏对中外学者的尊重之意与对学术的敬畏之心，一副权力的傲慢，恐怕有悖辛亥革命的民权主义之果。在中国史学会与某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国内规格最高的辛亥革命百年国际论坛开幕那天，东道主提前把名家云集的中外学者组织到照相现场，等候全国政协副主席、省长等官员长达20多分钟，许多白发苍苍的中外学者都在站着等，如此泄露官本位与等级制的“国家机密”，却无人问责。更有甚者，当晚的欢迎宴会上，高官所在的主桌不是避开中外学者喝茅台，而是公开表现与众不同，连菜肴都搞特殊，旁若无人，乃至引起某些中外学者的公愤。这与其说是纪念辛亥革命，还不如说是讽刺辛亥革命，羞辱民主先驱。目睹此情此景，我的心里有些难受，至今未减。
在辛亥革命史国际论坛，已有十年一见的师友约定，如果再过十年，很多前辈史家恐怕就已告别人世，部分同辈学者也将陆续归天。无论官场恶习如何挤压和羞辱学术研讨会，我作为晚辈学人，都只能忍住，珍惜这样的聚会，不能使性子“搅局”，不然，我会拒绝这样的照相与这样的用餐，转身走人，吾等还有责任适当维护人民共和国国民的人格尊严与学术尊严吧？有鉴于此，我在此会闭幕式上奉命发言时，就不得不在结尾时补充几句：“我们的前辈一再教导我们，历史学很重要，既可增民智，也可以资政、资治，可以推进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辛亥革命已经100年了……，党权特别大，民权很小，甚至几乎没有，只有任命制和等级制，没有选举制，我们的前辈已经功成名就，你们可以生气，这才有利于身心健康，你们能否带领我们发声？民权尚未成功，我们一起努力。”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大概因为3天的研讨场景还历历在目，窗外的民情与国情都能随时入耳，我的发言就获得许多中外史家的首肯，都说“说得好”。其实，并不是我真的说得好，而是某些人的官员干得太坏，他们无行，才把我的发言衬托出来，增添语言的张力。回首辛亥以来的民权历程与学人身影，姑且不说血性如章太炎、刘文典、鲁迅、闻一多将会怎样使官员难堪，即便是温和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丁文江，至少也会扬长而去，赶紧回家写文章披露官僚丑态，追问实质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是民国时候的党国官员，即便是像韩复渠那样的鲁莽武夫，在那么多德高望重的中外学者面前，恐怕也不敢如此放肆吧？
英国政治家丘吉尔说，他为自己的国家与人民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丘吉尔是如此，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刘复基等中国的辛亥革命先驱也未尝不是如此。辛亥百年的纪念已经画上句号，国人做足了一回辛亥革命的消费者，肯定有助于拉动内需，提升GDP，贡献多多。至于明年又将如何，那是用不着操心的，三五千年的悠悠岁月，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历史大国，总能源源不断地找出别的人和事来纪念，不用犯愁。如果就拿此类做派来纪念辛亥110周年、120周年，即使再过一百年、两百年，或者像电视电影中的康熙皇帝唱的那样“再活五百年”，那么，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不必做杞人吧？
2011年12月29日草于北京宁馨苑寓所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历史研究所所长。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2011年1月4日，经作者同意，兹按原稿刊出。
